技术中的艺术，或者相反

《中国丝绸通史》一巨册，双重的厚重——形式的，内容的，使它足以当得通常是溢美之辞的赞誉，比如：一部里程碑式的著述。

中国丝绸的历史很长，中国丝绸研究的历史却很短。海外情况暂且不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朱启钤《丝绣笔记》大约可以算作最早，它初版于一九三○年，两年后增补重印。严格说来这部书该属于史料汇编一类，卷上“纪闻”，卷下“辨物”，篇幅也不很大。但作者对若干问题特存关注的眼光和材料搜集的丰富，便已显示出它的价值。至于中国古代丝绸研究的深入开展，或者说它作为一个学科而建立起来，则是靠了考古学的推助。如果没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对明清以前的丝绸史恐怕很难有清楚的认识。有识之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向着这方面努力。我读过的有关著述中，印象很深的一篇是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文章写于六十年代，后来收入一九九五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以历史学的本行而来谈这样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有点儿像是“反串”，却反串得十分精采。对文献烂熟于心的理解和了解，对研究对象多层次的审视和把握，使涉及专业问题的叙述能够从容流畅，《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了。详尽的尾注差不多与正文篇幅相当，很有检阅以及进一步追索的方便。文末并有三项附录：一、《列女传·鲁季敬姜传》释文；二、王逸《机妇赋》释文；三、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纺织品的主要地点和发掘或研究报告。一、二两项至今仍在被人引用。另一组读后始终觉得好的文章，出自考古学者，即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等四篇。它最早刊发在七十年代的《考古》和《考古学报》，后来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版的《夏鼐文集》。讨论的问题涉及织物的组织结构，织机的复原，等等，不少问题都很专深，但它最大的好处是举重若轻，涉及专业用语的地方，每能在叙事中若不经意地用一两句话阐释明白。虽然只是讨论某一历史阶段的情况，却总令人感到有通览全局的气势。关于经锦与纬锦的比较，我读后最觉得有启发，也因此才知道中国古代丝绸发展史中，经锦向纬锦的转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虽然讲的是丝绸工艺，但它所牵涉的却远远越出工艺范围。

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史著，我读过吴淑生与田自秉合著的《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七年），赵承泽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科学出版社二○○二年）。《中国丝绸史》分作《通论》和《专论》两册先后出版。《纺织卷》则是对陈著的继承，而篇幅扩大了。《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把史分作原始手工业纺织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三大块，按照这样的分类分别叙述各自发展的历史。如此分类有眉目清楚之益，平朴晓畅也是它的文字风格。初读的时候是在十几年前，当时的阅读很有一种紧张的喜欢，生怕它轻轻松松讲完了而我在轻松的阅读中来不及记住，却果然如此，因而它成为我至今仍在经常查阅的一本书。书中版权页上的内容简介说，这是“我国全面论述纺织技术史的第一部著作，可供纺织界的科技人员、教师和学生阅读，也可供广大干部和史学工作者参考”。一般来说这一类简介总不免是套话，但它在这里却是很实在的宣传。《中国丝绸史·专论》之册收入高汉玉、张培高师生合著的一篇《中国古代丝绸织花机械发展研究》，其中“花罗机”一节谈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耕织图》中的织机是花罗机，尤其教人感兴趣。又郑巨欣与朱淳合著的《染缬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从不同角度把此项工艺讲述得十分详细，并有许多随文穿插的各种制作方法的示意图，读后很令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欣悦。还有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年出版。此书不以研究的深入透彻见长，但简明扼要却是它的好处。讲述两宋丝绸，它提到“宋代公私衣服改用罗”。这里并无发明，而不过是提示一个并不生僻的史实，这一史实本来在《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得清楚，但宋代罗的发达与舆服制度相关，却似乎被人忽略了。宋墓出土的罗相对于其他织物占了很高的比例，当然这里有着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不过偶然中也许还有必然。而若把这一点同《耕织图》中的花罗机放在一起，我想我们或者会多一重思考的空间。

另一类著述，大致可以算作图录之属。它多半是豪华型的，大开本，全彩印，纸张精良，装帧考究，当然这是由它的内容所决定，不如此，便无法很好表现物的美，特别是物之细部的美，那么也只好承受相应高昂的书价。读过缪良云的《中国丝绸纹样》（纺织工业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高汉玉《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商务印书馆（香港）一九八六年），武敏《织绣》（幼狮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黄能馥两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后来作者与陈娟娟合著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二○○二年），可以说是这两册书的扩充，增加了图版，补充了不少纹样的意匠和结构图，并且融入了多年的研究心得。《织绣》虽然论述范围是先秦到明清，但重点实在新疆出土的汉唐织物。读了此书便很想得到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却很晚才在一家旧书店意外买到，同后出的图录相比较，实物照片色彩鲜明许多，该是最为接近出土时的状况。图录中最是方便使用的一部，我以为是高著《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它可以算是图录中的袖珍型，虽然开本也不小了。《图录》卷前有对织、染、绣分门别类文字平浅的介绍，卷后有带着小插图的名词简释及中国织染绣大事年表。图版说明多半都有对制作工艺的阐发，每每要言不烦。此外又有《中国织绣服饰全集》中的《织染卷》和《刺绣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四年），《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北京出版社二○○一年），《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织绣书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二○○五年）。前两部实物的收录最为丰富，并且选录了数量不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后两种则以明清实物为主，材料相对集中和全面。

当然这里并不打算对中国古代丝绸研究作一番综述，一来很多有关的书我没有读到，二来我不是专业研究者，本来没有这样的资格。以上只是把自己的藏书稍稍清理，树立几个路标，以便抖擞精神面对眼前的这一部皇皇巨著。

《中国丝绸通史》甫一问世即得到一片惊叹之下的赞誉，比如这里一开始就提到的“里程碑式的著述”，又比如“集大成之作”，等等。这都不是过誉。它以后出而能够尽量网罗考古发现中的新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文献疏理上特别下了功夫，且集中了一批近年在专业研究方面有出色作为的才俊，因此能够以实物、文献、工艺复原三大块作为主要支撑，而建立起一个以历史为经，以生产技术、丝绸品种、艺术风格为纬，纵贯数千年历史的包容宏富的叙事体系。随书附赠的一份简介上面录有徐苹芳先生的一段话：“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引用了大量考古的材料，从实物出发而不是从文献出发；二是这本书每一章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专题是讲生产技术，这个在以前做丝绸史研究，特别是文物考古研究方面多半是个弱项。这两点是本书的强项，使这本书的质量、影响都能够站得住脚。”作为与生产技术紧密相关的丝绸史研究，准确可靠的技术分析当然是第一义的，不过理想的专业研究，也许应是在专业知识阐发深透的基础上，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智慧，或思考相关问题的另一把钥匙，使人能够在它所结构的图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枝一叶。所谓“可供广大干部和史学工作者参考”，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而《通史》也正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的重要意义。

《通史》对生产技术的重视，得力于主编赵丰。此前我在《考古》和《文物》等杂志读过他的很多专题论文，这个名字好像总是同考古发现的丝绸研究联系在一起。判断分析立足于对实物的观察以及对工艺技术的透彻了解，由此再与文献互为印证，作者对古代丝绸工艺的细节叙述因此有着敏锐的目光和充满实证精神，每令人感觉扎实可靠。二○○四年沐文堂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辽代丝绸》更是一个新鲜的题目，也不妨说是一个新的概念，此前它似乎并未成为一个研究命题。支撑这一新概念的是一系列有关的考古发现和作者对出土实物的考察和探索。它以大量出土丝织品的几座辽墓作为个案研究，分析它的技术来源和纹样源流。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关于缂丝来源的一段叙述，“辽缂丝和唐缂丝的织工可能有相同的来源，特别有可能的是回鹘织工，他们在唐宋之际以织缂丝而著称，根据史载，契丹的皇后家族萧氏与回鹘有着血缘关系”，“在辽上京还有一地称为回鹘营，是回鹘人集中的地方。比较十二世纪早期宋至辽的礼单和辽至宋的礼单，缂丝只是在辽方礼单上而没有在宋方礼单上，这说明缂丝在当时还是契丹境内的地方产品，但契丹人无法向宋人学习缂丝，也不会自己发明缂丝，所以，我们推测是由回鹘织工将缂丝技术引进辽国，并在契丹艺人的设计下织造了大部分的缂丝”（页94）。织成与缂丝的关系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读《通史》自然也于此格外留心。我看到关于缂丝作者又有一番阐发，“缂丝之法原本自西域，唐代的缂丝都出在西北地区，宋、辽、金、西夏时期有不少回纥织工在西夏和辽国境内从事缂丝生产”；“北宋至南宋初，缂丝技法由北方而至定州，再由定州而至内地，逐渐为内地所接受。由于中原及南方地区所用的提花织机均已十分普及，因此，作为一般织物面料来说，缂丝的方法过于复杂，成本太高，然而，另一方面，缂丝恰好迎合了宋朝皇帝喜好书画的心理，北宋文思院中就有‘克丝作’，专门生产缂丝，用于装裱书画”（页298）。对比此前的研究只是笼统说缂丝起源于唐代，这些论述的深入细致不必说，且更有着新的启发意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对与它相关的织成便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这正是我读此著的一大收获，尽管它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现成答案。

关于织成与缂丝，很久以来即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丝绣笔记》便已汇集了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而把它作为问题单列一项。《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中它也是特作考辨的专题之一。《纺织卷》整理出来的不同意见有六种，不过精简一下也可以大别为二。其一，《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织成”节云：“织成是在汉代形成的。它是从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品种，是在经纬交织的基础上，另以彩纬挖花的实用装饰织物。既有瑰丽的花型，又可直接供服饰用。由于挖花的织法是彩纬只在显色的片段才织入（彩色纬线在显色段的边界处折回，而不是织通纬，称为“回纬”），因而织同样的花纹图案时，所用彩线的量就比一般锦要少。织成主要是丝织品，也有个别以毛为原料的。”其一，织成是“按实际用途、规格和要求设计、织造的各种成品和半成品，泛指按服用之需，设计、织造其形状和图案的各类高档织物，以它裁造衣物，无须尺量，仅须裁剪和缝缀。织成不分质料，不计品种，丝织品中，纱、罗、绫、绮、锦等都可以包括在内”。《通史》采用的即是后一种（页161）。两种意见似乎都没有揭示出织成作为一个沿用了千年以上的名称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同丝绸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后一种意见更无法解释织成为什么总是带着奢华、靡丽的意味而常常被执政者禁断——如果不是它在工艺上有某种独特之处的话。

织成是个历史名词，本来有着产生的背景，但沿用的时间却格外长，其中包含的内容则不断发生变化，以后出现了缂丝，以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似，便又搅缠在一起，更起纷纭。我想，我也许可以作为外行，而利用虽然持论不同、但在工艺分析上无多异议的三件实物标本，提供另外一种意见。

先举出这三件标本：一、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墓葬出土的织成绦；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十九号东晋纪年墓出土的织成履；三、日本正仓院藏七条织成树皮色袈裟，它曾以织成之名登录于天平胜宝八年（公元七五六年）圣武皇后的献物帐，因此名称和时代都是明确的。

东晋织成履

关于马山的织成绦，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分析它的工艺特征是在平纹地子上用穿绕法织入花纬（页71，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通史》则称它是织编复合型的绕纬显花技术（页69），表述方法稍异，意思相同。详细的技术分析这里从略，要紧的是，与当日流行的经锦不同，绦是在图案部分用纬线显花，却不是通梭，而是所谓“穿绕”，亦即“回纬”或“断纬”。这便是与后世缂丝的“通经断纬”的相似之处。马山织成绦究竟如何织造以及用什么样的织机，有两种说法，而复原的结果，两种推论都可以成立。不过有一点总是能够确定，即它的工艺和使用的织机均与经锦不同。彭著曰“用穿绕法织出的绦带，表面花纹紧密，不易脱散，绦带厚实、坚挺，多用作衣袍的领和缘，幅宽五点六至六点八厘米，长度不定，使用时只需在长度上剪裁”。所谓“织成”，最初便是特指这一类织物。第一，织成有着纬线显花的视觉效果，而与经锦的织造方法乃至使用的织机均不相同，此即意味着它比常规的经锦织造会更加费工费时；第二，它的图案是按照成品的样式来设计。

织成与缂丝结构图　赵丰提供

工艺特征未必人人了如指掌，但视觉效果却是明显的。如果比较经锦和纬锦的不同，而仅就纹样效果来说，经锦因为表经常常不能完全覆盖里经，于是使得图案往往不是十分鲜明，“而纬锦的显花丝线粗而平整，表面具有台面效果，覆盖好，色彩纯”（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页70，文物出版社二○○五年）。织成的显花效果正与纬锦相似，因此在纬锦没有流行之前，织成便总是各种织物中独具特色的一种，不论织作工艺还是视觉效果。两汉魏晋南北朝，织成由领缘渐渐扩展到衣、裙、袴、履，镜囊、帷帐、车马饰，并且常常出现在同时代的诗文中，或是作为美丽的辞藻，或是作为美丽的意象。三件标本中的之二、之三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实例。

唐代出现了缂丝，诚如赵丰的考证，它来自西北，那么其渊源当是缂毛。毛的纤维短，在提花技术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用“通经断纬”的办法显花正好扬长避短，正如中原地区的织锦，利用蚕丝纤维长的优势首先选择了经线显花的经锦。此际织成的名称与缂丝并行而始终别是一物，只是唐代纬锦已经渐渐成为主流，织成纬线显花的效果便不再能够显示它的优越。于是通常使用的是它的第二义，即按照成品样式设计图案，这时候才把织锦等统统包括进来。一方面，织成的含义缩小了；一方面，织成包括的内容丰富了。实际上织成第一义中所包含的工艺后世已经分化演变为其他，比如“妆花”——前举标本第三例织成袈裟，“用一根通梭纬丝作底，结合非通梭织出花纹”（《中国丝绸艺术史》，页66），即已开启“妆花”的先声。因此也可以说宋以后的所谓“织成”，保留的只是它的第二义。锦织成中，辽宁省博物馆藏五代后梁贞明二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一个辉煌的顶点。此幅织成幅宽二十九点六厘米，长逾七米。锦在织机上面的织字，也如同织造纹饰，即整幅字便是一个图案循环，如此则大约需要四万根纬线才能织出这样一个七米长的图案，于是提花机上要有与之相应的复杂的花本。与刺绣和缂丝相比，它显然过于繁琐。后世以书画为题材的织物也因此由刺绣和缂丝占得主流，织成则雄风不再，故宫博物院藏明代缎地织成《司马光家训》只好算是余响——它的长，才有一米多。前举收录故宫藏品的《织绣书画》，其中织成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把这一事例算作“抽样调查”，那么也可见一斑。

明缎地织成司马光家训

南宋沈子蕃缂丝梅花寒鹊图

宋代缂丝的流行及其原因，赵丰的意见最为精当，这在前面已经引述过了。关于刻丝，庄绰《鸡肋编》中的一段记载差不多可以算作“经典”：“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彫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这里不妨再把原始意义上的织成与缂丝作一比较。如前所说，织成的织造，是局部的“断纬”，即它尚有通纬，即仍有经纬交织的部分，缂丝却只是把纬线绕在特制的小梭子上，用所谓“过管”的方法回绕经线来显花，而在经线和纬线的交织中，纬线不采用通梭，也因此它可以“不用大机”。如果把图案与地子分作两事的话，缂丝可以说通幅都是图案，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子，所以它才有“承空视之，如彫镂之象”的效果。因此织成可以是厚实的，缂丝却否，并且不很坚牢。它适合观赏，却并不实用。缂丝最令人称道的特点是可以“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因为它不仅分色自由，而且可以分得极精细。如此自然最宜于表现绘画，特别是绘画中的晕色。前引《鸡肋编》记述的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时候的定州，因此尚曰“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而缂丝兴盛于江南的时候，大约就开始了由衣向画的分流，以后更独立出来成为以观赏为主的艺术品（清代的缂丝袍服应该不是常例）。当然如果没有唐代以后纬锦的取代经锦，如果没有宋人对罗的偏爱（此又同丝绸生产中心的南移、南方的气候、唐宋服饰的变化等等因素相关），如果没有两宋花鸟画的格外发达以及如果没有一个酷爱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皇帝，一句话，如果没有赵丰论证中举出的社会、历史、工艺技术和风俗时尚等种种原因，缂丝大约也会同织成一样，成为服饰中引人注目的一类。

附带再提两个细节。《通史》讨论商周纹样的时候言及黼黻纹，但最终没有确切的指认（页82）。其实黼黻纹便是商周时代最为常见的所谓“云雷纹”、“勾连云纹”等几何纹，我曾在《诗经名物新证》中作过这样的推测，而由上海博物馆藏春成侯盉铭得到确证，详细的讨论见唐友波《春成侯盉与长子盉综合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页160～162，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年）。又《通史》说到宋代绉纱中的莲花纱，引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的一段记载推测“莲花纱也应是一种绉纱”（页297）。我读到宋人项安世的一首《纱诗》，正好可作一证，诗云：“芙蕖供色更供丝，缉就沙溪水面漪。疏密整斜于雪似，香轻软细与风宜。集裳妙得灵均意，织藕新翻蜀客词。唤作似花还得否，只应花却似渠伊。”（《全宋诗》册四四，页27344）缉的本意是绩麻，此则借用，即为织绉纱而将丝加捻。《纱诗》多取莲花为意象，可知纱名莲花也；“缉就沙溪水面漪”，则莲花纱，绉纱也。

（《中国丝绸通史》，赵丰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