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传统的，但由于先秦时期的史料过于零碎，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民族史研究。真正的民族史研究始于司马迁，他是对中国民族进行通史性研究的第一人，他写的每一个列传就是一个地区多民族通史，或者是一部民族简史，而且具有民族历史与民族志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司马迁的《史记》中共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朝鲜列传》等传，分别记述了中国东南西北四方的少数民族。“如果将这些民族传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可以认为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它和以前所有的历史著作中只言片语的民族记载相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四裔传”，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从而我们说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司马迁作为起点。如果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贡献更大，他建立了中国民族发展的整体观，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把对每个民族的研究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展开，同时在研究中还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史记·朝鲜列传》
《史记·朝鲜列传》是《史记》民族列传中篇幅最短的，但却是研究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民族史和地方史最早的史料，其中最主要的是记述朝鲜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关系，即主要记载东北古朝鲜人的由来、汉王朝对古朝鲜人的治理。对此司马迁说：“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保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但是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基本没有关于民族志的记述。
（一）古朝鲜民族的构成
（二）汉武帝对朝鲜的治理
汉惠帝和吕后时，汉王朝和朝鲜王建立了一种较为松散的臣属关系。辽东太守以羁縻方式治理王满，而王满则在汉王朝的支持下，加强对朝鲜半岛各民族的控制，对此《史记·朝鲜列传》有如下记述：“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4]王满死后，传子至其孙右渠，右渠一方面大量吸引逃亡塞外的汉人，一方面又不让真番夷等入见汉天子，于是与汉朝政府发生矛盾。汉武帝募天下罪犯攻击朝鲜，尽管战争进展得很不顺利，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古朝鲜人内部意见不合，部分人降汉军，内外合应，遂定朝鲜。汉武帝设置了真番郡、临屯郡、乐浪郡、玄菟郡，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进行有效的治理。汉武帝对朝鲜半岛的治理对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史记·匈奴列传》
（一）《史记·匈奴列传》与中国的北方民族
匈奴作为汉代一个强大的民族群体，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民族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发展，故《匈奴列传》从民族研究的角度看最为重要，记载了远古至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的匈奴历史，但是远古时期的匈奴历史相当简略，其主要的内容是匈奴民族志与汉匈为中心的多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关系史。
在《史记》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六个专传中，有三个专传与匈奴相关，数量上占了《史记》民族列传的一半。对此，司马迁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司马迁自序》）这儿说的“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指的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与匈奴的民族关系，汉代汉民族与匈奴的民族关系，就主要记述在《史记·匈奴列传》中。
著名的匈奴史学家林幹先生认为，匈奴是包括原先活动在大漠南北的各民族群体，由于匈奴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个部分因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强大，起着主导作用，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便以个别的名称代表整个民族群体。[5]也就是说，匈奴只是所有北方民族的一部分，因为其强大，所以用匈奴的民族名称指代整个中国北方的民族，所以说在《匈奴列传》中，早期的匈奴实际上是指整个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群体。各游牧民族群体之间有着近亲血缘关系。其中匈奴最强，所以将众多民族写入《匈奴列传》，传中所提到的民族有西戎、戎狄、畎夷、戎夷、犬戎、山戎、戎、猃狁、戎翟。从这些名称上来看，大都带有“戎”字，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泛匈奴民族群体，而“戎”字的前边或后边所缀有的字，则是戎的支系，可能因方位、居住地、崇拜对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匈奴到战国时日益强大，成了北方民族的代表，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因而司马迁将匈奴作为所有北方民族代表性的统称。
在匈奴强盛时代，不能不提匈奴的冒顿。冒顿是匈奴历史上一位胆识过人的政治家，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走月氏（河湟的民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6]。 而就在此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疲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7]。匈奴政权的强大使冒顿完成了中国北方大草原的地区性统一，打破了中国北方草原政治多极化的格局，特别是击灭东胡后，成为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强大的匈奴政权对汉民族建立的汉王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汉王朝的基本国策和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都集中在北方，主要对付匈奴的南侵而展开。
随着匈奴征服地区的扩大，很多北方民族进入了匈奴民族系统，使匈奴民族更加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万，整个北方草原都纳入匈奴政权的统治，这个历史过程对匈奴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匈奴政权治理下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分布在由单于庭直辖的匈奴中部地区，南边与汉朝的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云中郡（驻今内蒙古托克托）相接；二是分布在左贤王治理的匈奴东部地区；三是分布在右贤王治理的匈奴西部地区。
冒顿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北方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因为冒顿完成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的统一，对北方民族的发展乃至中国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所以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匈奴的强盛时代。
从表面上看，匈奴政权强大的军队，严密的政权组织确实能保证其良好的运行，但这个政权从一开始也就孕育着分裂，因为游牧生产方式导致了他们的流动性和社会财富不易集中，当碰到内部纷争、外部力量冲击或自然灾害时便难以进行有效应对，故貌似强大的政权随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很快兴起又很快消亡的历史原因。
汉武帝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遣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北击匈奴。之后又不断对匈奴用兵，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共45年，双方都因此造成了人员和经济上的损失。匈奴最终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入塞南下，终融入了汉族等民族，丰富了汉族的数量与质量；而北匈奴西迁，则改变了欧洲民族发展的格局。
（二）以民族志的视角看《史记·匈奴列传》
1．匈奴源流夏后氏苗裔说与司马迁的“华夷共祖”观
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以五帝为中心的“华夷共祖”思想，反映出作者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如上所言，华夏和匈奴是黄帝后裔，明确体现出“华夷共祖”的思想。这一认识较符合先秦以来华夷互化、华夷相融的基本史实。虽然匈奴一直威胁汉族，是当时汉王朝民族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与汉族仍有文化渊源关系。因为匈奴也是黄帝苗裔。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一方面是秦汉政治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同时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先秦到秦汉华夷融合的基本史实。 [11]
2．匈奴社会的经济文化两面性与社会组织二重性
匈奴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属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12]。如此，则在游牧经济不足以支持社会发展的情况之下，“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把对外的掠夺最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匈奴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具有两面性，即“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如果一味地认为游牧文化的掠夺性是野蛮的，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虽然当时匈奴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但是因为经济类型与生产方式的原因，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还是家庭，人们是通过对于牧地的占有而相互紧紧联系着的，由骑马风尚产生的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导致了他们的外向掠夺性，而且掠夺还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此亦说明匈奴社会生产组织和军事战斗组织的二重性。
3．游牧经济文化类型所决定的民俗文化
文化是相对的，各民族的文化一定是有差异的文化；文化是由各民族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决定而产生的，每一种文化必然带上自然生态环境的烙印。这在匈奴的民俗文化中就十分明显。
第一，与农耕民族的饮食文化不同，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决定游牧民族全民食肉、衣皮。即“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13]。
第二，在上层贵族的丧葬习俗中，还残留着人殉的习俗，“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14]。当然，其中也包括普遍性的丧葬文化习俗，即在草原游牧的生活背景下“无封树丧服”。
第三，据史书所载的材料来看，一直到秦汉时代匈奴还处于原始宗教信仰阶段，主要是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15] 。
第四，以游牧文化为背景的族内转房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6]这种婚姻文化习俗反映了匈奴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说明匈奴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社会，因为财富的问题，盛行族内转房婚。它的原始意义是约束寡母寡嫂，到了此时又带上了保留一家一族个体家庭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生产力的经济意义。
第五，由游牧经济所决定的“贵壮贱老”的习俗。匈奴一直以来都在北方草原从事游牧活动。“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17]这与华夏族敬老爱老的文化习俗完全相反，例如颍考叔遗肉于母，陆绩怀橘等汉民族中儒家敬老、畏老的文化习俗在匈奴社会是没有的。
为什么匈奴与华夏（汉族）在对待老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认为匈奴生存自然环境相对于华夏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此其一；其二，由特定自然环境决定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匈奴需要不断迁移，从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其三，在上述条件下决定了壮者能维护社会的发展，能有力地抵御外敌的入侵，而老人却在自然灾害，战争发生的情况下给社会造成负担，即“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8]。所以匈奴社会贵壮而贱老。而华夏族有较好的自然环境，农耕定居，在农耕定居过程中需要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指导社会的有序发展。故华夏族敬老贵老，老人是社会宝贵的财富。
（三）匈奴的民族关系
1．与汉族的民族关系
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在匈奴各部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四面出击，向东击败了东胡；向西击败了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并迫使大部分月氏西迁；向北征服了丁零；向南达长城和汉民族相接，并时时侵扰汉王朝。匈奴的强大，对刚刚成立的汉朝是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刘邦即位之初便开始注意汉匈关系，在公元前201年，汉朝派韩王信，徙太原郡31县，都晋阳（今太原）以备匈奴，后韩王信又请治马邑，但不久马邑遭到了匈奴的围攻，韩王信也降了匈奴，匈奴更挥师南向。
汉初立，国势弱，而匈奴正强，南下到了太原，汉高祖亲征平城。平城之战后，汉朝对内采取休养生息之策，对外也采取了缓和的政策，于是有了和亲。所谓和亲，通常是指中原王朝的皇帝以尚公主、降宗室女、赐嫁妆的形式和游牧民族的君主联姻。这是历史上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到吕太后和孝文帝时都以和亲求和平。在这期间，即便匈奴出兵犯边，汉也尽量维护和亲的局面，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使汉朝有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客观外部环境，而匈奴也从汉朝得到许多物品，社会较为平稳地发展，这对两个民族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
和亲这一历史现象在汉代出现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成为不同民族国家双方订立政治盟约的一种形式，它既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制约，又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不管当时的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策略考虑，一般来说，这种政策起到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也正是和亲政策的生命力所在，因而也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效仿，成为历代久远又甚为普遍的现象。[19]
但匈奴由于其特定的游牧经济类型、文化传统，所以一方面和亲，另一方面仍旧南下杀掠汉族民众。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到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20]，虽然双方没有发生战斗，但从此双方关系就恶化了。
汉武帝对匈奴之战，前后进行了四十五年，在前期汉族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但到后来随着汉朝综合国力的增强，便有了进一步开疆拓土的目的。经过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首先征破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之后又征破甘肃河西走廊，降浑邪之众，设了河西四郡，扩大了汉朝在北方和西方的疆域，同时也维护了农业区汉族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匈奴却因此向北远遁，在心理上也遭到重创，《史记·匈奴列传正义》注引《西河故事》说：“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1]因此，汉朝战胜匈奴实现了汉王朝更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的。
首先，从经济发展类型看，汉民族的农耕经济为主导型经济，而匈奴游牧经济为依附型经济，双方需要有一定的能量交换，特别对于匈奴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匈奴不能生产布帛、粮食、铁器，如果没有正常的交换渠道，必然引发匈奴的掠夺战争。因为对匈奴来说和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社会快速发展的物质需求，所以才会一方面有和亲存在，但另一方面仍有匈奴南下“杀略而去”的情况发生。但从景帝、武帝开始，以官方的名义正式开辟关市，打通了汉匈双方的物质能量交换的渠道，这大大有利于汉匈双方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关系。
其次，虽然匈奴对汉民族农耕区进行掠夺，造成汉民族经济上的残破，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游牧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民间还是以和平方式进行交换，因为农耕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马匹、皮革，而游牧民族又需要农耕民族的粮食、布匹和金属工具。
再次，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游牧民族总是融入农耕民族。尽管游牧民族有作战的机动性，常在军事上显示出优势，但当他们一旦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便在自身的农耕化过程中消失，最终成为农耕民族的一部分，南匈奴的消亡便是如此。
2．与西域各民族的民族关系
《史记·匈奴列传》讲的是北方民族史，反映了当时的汉匈关系是汉王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这是当时整个汉朝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在《史记》的六个民族列传中，《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都与《匈奴列传》有关。
两汉时代中国西北的民族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史记·匈奴列传》载：“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22]这里讲的是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打败月氏，进入西域的情况。
三、《史记·大宛列传》
在司马迁没有写出《史记·大宛列传》之前，中国人对于广义西域的民族情况认识基本上是模糊的，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穆天子传》是记述华夏族认识广义西域的第一部著作，书中假托周穆王从东周的都城洛阳出发西征，向西到了华夏族心目中最西边的“西王母之国”。由于《穆天子传》具有强烈的神话、传说色彩，所以一般是不作为信史的，只是把它作为中原地区的民族对西部民族及其文化的初步认识，因此也就谈不上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文献，所以《史记·大宛列传》的学术意义重大，学术价值很高。
（一）《史记·大宛列传》的研究对象
虽然《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张骞的亲身经历，但是在《史记》中没有“张骞传”，关于西域的民族情况是通过张骞的亲身经历和在大宛等地的转述记录下来的[23]，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 [24]因此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25]。从司马迁“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在张骞出使之前，华夏族认为世界的中心在华夏，华夏之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但是这种观点在张骞出使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汉武帝开始与西方进行交往。因此，我们才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世界史的性质。
在汉武帝时代，汉民族与匈奴的民族关系是汉王朝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国家大政，所以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26]张骞第一次出使亲临的国家是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传闻的国家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史记·大宛列传》可以认为既是中国西北民族历史、中国西北地方历史、中亚民族历史，又是张骞传、中国西北民族关系史，还是中国西北、中亚的民族志。因此《史记·大宛列传》又是研究中亚史、西域民族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其学术价值重大。
如前所述，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政治生活的核心，它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所以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夹击匈奴。对此，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说：“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藉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匈奴。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27]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在西汉文帝时进入西域的，汉文帝在他即位的第四年，接到了匈奴单于的一封信：“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28]信中讲的是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打败月氏，进入西域的情况，匈奴控制了楼兰、乌孙、呼揭等民族，于是与汉王朝发生了对西域的争夺。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首先扶持乌孙，并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当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29]。由此也就引发了汉匈在西北地区的矛盾冲突，汉武帝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族共同对付匈奴，于是西域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虽然是广义西域的民族，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完成汉代建立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宏观战略目的，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地理解《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使的，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共历时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先是被匈奴扣留十年，“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30]。大宛国王欲得汉的财物，希望为骞寻月氏，得汉财物，但最终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不成，“（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31]。可是张骞却达到了大宛、康居，抵月氏，游大夏，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当时上述各地各民族的情况。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民族和国家，大多是从民族志的角度进行记述的，由于当时许多西域的民族还没有文字，所以《史记·大宛列传》就成了关于西域最珍贵的民族志文献，或者说是历史人类学的珍贵文献。张骞第一次出使到达的国家其先后顺序是“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32]。此间，张骞还在西域听到了西域以外的民族情况，例如身毒国、安息、条枝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以下两点总结。
第一，《史记》对于张骞亲自到过的地方，立足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记载了西域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特点，特别是用“行国”与“土著”来对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进行区分，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各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
第二，张骞对于相关民族的记载还侧重于民族性格的记述，例如大夏民族性格较为柔弱“畏战”，而乌孙人民族性格强悍“敢战”。如果从今天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志书写，具有民族学“深描”的意义。
（二）《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民族关系
虽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完成联合月氏攻击匈奴的使命，汉王朝希望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与匈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但对此张骞分析了当时的民族关系格局，又提出断匈奴右臂联系乌孙的主张。而此时的汉武帝仍然要继续推进攻击匈奴的战略，所以有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攻击匈奴，由此引出了汉族与乌孙的交往。此外，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完成攻击匈奴的计划，但是汉武帝得知除汉朝之外，海内（天下）还有众多民族（国家），便希望汉朝的影响辐射到当时所知的每一个地方，汉武帝当时的想法是“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3] 。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乌孙，乌孙“在大宛东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34]。乌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所以叫作“行国”，虽然只有不多的战士，但是民族性格强悍。在民族源流方面应该是与匈奴有亲缘关系，同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乌孙尽管与匈奴在民族源流上相同，但是受匈奴的控制，匈奴曾经杀了乌孙的昆莫。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乌孙本身的记述不算太丰富，但是对于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记载却相对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王朝希望联合西域其他民族攻击匈奴的总体战略思想。张骞到达乌孙之后，向乌孙的首领说明来意，不料这时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对汉家公主不感兴趣，而且由于乌孙在地理上远汉近匈，所以诸大臣惧怕匈奴，无人愿迁回故地。此外乌孙内部也有矛盾，张骞又一次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联合乌孙攻击匈奴的战略，但是张骞派人作为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相关国家和地区，乌孙也“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35]。所以张骞对于乌孙的了解由原来的传闻变成了亲自交往，而且还带回了乌孙的使者，加强了汉王朝与中亚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认识。对此，汉武帝拜张骞为“大行，位列九卿”。
张骞死后，汉王朝继续加强与乌孙的交往，由于汉武帝喜欢大宛的宝马，所以汉王朝与乌孙的交往开始由政治层面向以马匹交换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层面转化，即所谓“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的经济交往规模日益扩大，“汉率一岁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36]。由于大宛离汉朝遥远，不肯给汉朝大宛马，武帝闻之，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第一次进攻大宛。但首战失利，退守敦煌。武帝盛怒，增加援军，再攻大宛。因长期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故对汉不友好。汉武帝时为夺汗血马围大宛城四十日，大宛被迫与汉结盟。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伐大宛，所到之处各国出迎供粮，在杀死不迎的轮台王后，汉军直抵大宛城，围攻四十余天，后大宛贵族临阵杀大宛国王。汉军得到了大宛好马，并扶持亲汉的大宛贵人昧蔡为王，虽然后来昧蔡被杀，但大宛亲附汉朝，遣太子为质、年贡马二匹成为定制。
伐宛大胜之后，汉与西域诸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统辖关系，“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孔雀河），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37]。从此，西域开始纳入汉朝统治，轮台成了经营西域的前哨阵地。西域的大宛、乌孙都把贵族子弟送到长安为质。
（三）《史记·大宛列传》的民族历史意义
《史记·大宛列传》是汉民族认识西域、开拓西域、经营西域最早的史料，其学术价值重大。此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第一，《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人关于古代中亚乃至涉及欧洲古代人文、地理和政治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民族史志。
第二，广义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交错分布的区域，但是在《史记·大宛列传》之前，中国的古代文献很少有记载，而《史记·大宛列传》以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展示了广义西域（包括今天中亚、西亚）人种、民族及民族性，例如说“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38]，其中的“深眼、多须髯”肯定不是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这些民族的民族性是善于经商。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由于匈奴逐月氏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以及汉王朝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进入西域，从而使古代希腊、波斯的印欧语系民族和文化退出西域，汉民族、汉文化在公元前2世纪大量进入广义的西域，开始对西域进行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从此汉王朝的疆域向西扩展，同时也扩大了汉王朝在广义西域的影响。
第四，《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广义西域的民族政治格局变化。例如月氏受到匈奴与乌孙的联合进攻，又被迫离开了伊犁河流域再次西迁，经大宛，进入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进入大夏后，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南逃，虽然大月氏统治者在大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却接受了大夏文化，后来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月氏当渐渐融入了当地民族。由此说明了大月氏西迁徙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变化，使公元前2世纪中亚、西亚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第五，《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几个发现。首先是发现了蜀身毒道的存在，即“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39]；其次是张骞为了寻找南方蜀身毒道，进一步了解到了昆明族的一些情况，认为昆明族是一个大的民族群体，但是却没有大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民族性格喜掠夺，这些发现补充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昆明族的材料，使人们对昆明族有了更多认识；再次是发现了乘象国滇越，即“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40]，说明滇越是蜀身毒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群体。这一记述为我们今天研究百越民族提供了有力而可信的文献记载，不仅如此，还告诉了我们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这对于云南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第六，《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从西域引进汉王朝境内没有的物种，其中最特别的是葡萄酒和苜蓿。对于“蒲陶酒”，绝大多数西域的民族都喜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人民）俗嗜酒，马嗜苜蓿”[41]。对此，汉武帝让汉朝的使者带回种子，“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42]。因此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物质生活。
第七，《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述了有关黄河源头的问题，即张骞了解到黄河源头的所在地，与前人的记载“河出昆仑”不同，较为真实具体，所以司马迁说：“今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43]
总之，对于《史记·大宛列传》的价值，此传的“索隐述赞”最为中肯，在此以之为本文的结束：“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44]
四、《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涉及的“西南”并不是现代的西南，司马迁所说的西南是以巴郡、蜀郡为基点，即司马迁所说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将巴郡、蜀郡之西北、之西、之南的地区称为西南，因此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就被称为“西南夷”。具体地来说，“西南夷”地区相当于今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相关地区，这是需要明确的。因为汉代曾经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这些郡的分布区大致与今天的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相关地区重合，故言。
《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内容撰写是在汉武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北击匈奴的战略目的，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大夏发现了蜀身毒道“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45]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的一部分内容与汉王朝开拓西部边疆和建立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关。故司马迁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46]
当然，司马迁虽然以构建大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目的，以对边疆治理作为写作的基本点，但是在此过程中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地理分布、经济类型、文化特点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记述，客观上还是留下了许多民族志的记述，是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志最为珍贵的文献。
（一）《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西部民族的识别与民族志描述
民族识别是指对相关民族进行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自觉的，那么，自从中国历史上民族产生的时候起，便有不自觉的，自发的民族识别，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夷”各族的记述与识别就是一个例证，尽管对民族的识别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可以看到其中已经具有对中国古代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的不自觉成分。
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识别首先是对民族成分的辨别。“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47]在这段大家常见常用的史料中，司马迁首先承认每个民族都是各有自己特点的客观存在实体，此民族和彼民族的区别是由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来区别的，包含着许多民族识别的原则与方法。
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民族情况十分复杂，既有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又有定居的农耕民族，还有游牧、农耕并存的民族，其社会发展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的角度看，“西南夷”民族文化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个类型是“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夜郎、靡莫之属、滇、邛都，夜郎、靡莫之属、滇、邛都等民族为农业民族，文化特点是“魋结”，是这些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文化符号，就如同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成为文化符号一样；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有“邑聚”，如果按照国家发展的层次分析，应该是处在“方国”的阶段。
第二个类型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嶲、昆明、徙、筰都，嶲、昆明、徙、筰都等民族属于游牧民族，文化特点是“编发”，关于其社会组织情况下边专门讨论。
第三个类型是以冉駹为首的民族群体，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对于冉駹司马迁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记述，这与司马迁没有亲自到达冉駹分布的地区有关，由此一点我们应该对司马迁的学术严谨态度肃然起敬。
第四个类型是在冉駹东北部的“白马”民族群体，司马迁没有记述“白马”的文化特点，但是却是唯一一个告诉我们“白马”的民族源流，即“白马”属于氐族系统，后来的历史记载确实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述是正确的，因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西部确实出现了“白马羌”的民族群体。
从今天民族识别的角度考察，第一个类型属于稻作农耕民族群体；第二、三、四个类型总体上属于与游牧有关民族群体。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群体两大文化类型的划分，反映了他朴素的民族识别意识。
对司马迁民族识别的记述，有以下几点可以深入讨论。
第一，关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因为第二、三、四类民族群体游牧生产的粗放性，要求大面积的草场储备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群体的存在，以分散性来减少经济的风险，所以嶲、昆明、徙、筰都等民族群体的文化特点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48]。如果进一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自然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与农业民族的社会组织必然产生差别。所以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看到了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对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制约。
第二，关于冉駹，司马迁没有明确的文化记载，但是汪宁生先生曾经对此做过研究，他认为《史记》最早记载的冉駹分布在汉代的汶山郡。汉代的冉駹夷即今日羌族的直接先民。冉駹夷的文化特征在后代的文献中与羌族相同，“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八丈，为邛笼（即碉楼，今日亦然）”；冉駹“死则烧其尸”，今羌族仍行火葬；冉駹“贵妇人，党母族”，今日仍多有从妻居，舅舅地位高的习俗；冉駹“地多杂药”，今日羌之地区仍盛产羌活、贝母、大黄、虫草。所以“古代羌人分散各地，形成今西北、西南诸族，而今日羌族与作为古代羌人一支之冉駹，其地望与文化特征，竟无一不合，可谓古羌人的直系子孙”[49]。通过对冉駹的民族文化的分析，可以明确其属于氐羌系统。
第三，根据司马迁以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点的分类，还可以将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南夷，在巴蜀之南，“耕田、有邑聚”的夜郎、靡莫之属、滇是南夷，属于百越系民族；南夷主要分布在今贵州、云南，显然是在今天成都以南，其生活习俗为魋结，生产方式为耕田；已经定居。西夷则有两种情况， 在蜀西南的巂、昆明，生活习俗有编发，生产方式是游牧，社会发展尚处于无君长的社会；在蜀西北的徙、筰都、冉駹、白马，已有大的民族首领，生产生活方式或定居半畜半农，或游牧不定。
第四，夜郎、滇族、昆明族属于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说明了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民族消亡了，但又有新的民族产生，或者是有的民族仅仅是民族名称的改变，但民族仍然存在，例如夜郎就是下一个历史时期僚族中的一部分，昆明族的绝大部分就是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乌蛮。
第五，司马迁对“西南夷”的记录虽然不是自觉的民族识别，只是从文化上进行分类，但客观上却具有了民族识别的学术意义。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所谓“严华夷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用夏变夷”的民族观，所以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记述仍然有不足，表现出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民族歧视态度。
（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部治理的记载
西部的民族大都居住在山地之中，以不同发展程度的生产方式作为生活来源，交通困难，与外界的交往十分不便。在整个秦汉时期，西部有着众多的民族，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并未构成大的威胁。尽管秦汉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汉匈关系，但由于西部的部分地区尚未纳入郡县统治，所以就有了秦汉征服西部民族的统一性战争。
到了汉代，汉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发展，其直接起因来自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汉武帝为了断匈奴右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时得知有一条从蜀地经身毒到大夏的道路：“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51]虽然张骞出使西域不得要领而回，但却向汉武帝讲述了在大夏所见的蜀布、邛竹杖，经张骞的一番鼓动，大约汉武帝也有意开通此道夹击匈奴，终于使汉武帝下决心在西南夷地区寻找一条通印度、断匈奴臂的道路。于是就拉开了汉朝开拓治理西南夷地区的序幕。
“西南夷”分布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南边、南边与骆越相邻，西南可达印度，还与汉朝的巴郡、蜀郡相连，所以在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战略格局中意义重大，所以汉王朝首先是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先后设置了犍为郡（初在驻今遵义，后移至今四川宜宾市），牂牁郡（驻今天贵州福泉县），越嶲郡（驻今天四川省西昌市），沈黎郡（驻今天四川省汉源市），汶山郡（驻今天四川省汶川一带），武都郡（驻今天甘肃省西和），益州郡（驻今天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从而使“西南夷”地区在政治上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使“西南夷”地区的各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成员。汉王朝通过对“西南夷” 地区的政区设置治理，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西南和西部边疆，使汉朝的疆域与中南半岛相连，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向南向西推进，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意义更加重大。
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过程中，《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设置益州郡的记载最为详细：“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52]则益州郡的设立是在欲通西域、夹击匈奴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当时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且有机的组成部分。
此外，汉王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谕令南越归附汉朝，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郡产的枸酱，发现了经夜郎到南越的水路。于是，唐蒙便建议汉武帝招降夜郎，利用夜郎之兵攻击南越，还控制了夜郎，设立了犍为郡。
《西南夷列传》除了记述汉代西部的民族情况外，还追溯了庄蹻入滇、秦开通五尺道这些对于西部民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正是由于有这些历史上中原与西部民族的关系，为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西南夷”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交流，博弈与矛盾，最终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分子的历史过程。
（三）《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涉及的民族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涉及的民族有以下几个。
夜郎。夜郎亦始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53]此处所指的夜郎实为分布在今云南省、贵州省的部分；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群体。与滇族有民族的亲缘关系。
滇族。“其（按，指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54]则滇族也是定居的农耕民族，其分布中心在滇池区域，从族属上看他们属于古代百越民族群体。关于这一结论，尽管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为证，但从滇池地区发现的考古遗物来看，滇族应属百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滇族曾经建立过滇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55]这是滇国首见于史籍，但滇国的建立不可能仅始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楚威王时代，而应该是早在此之前滇族就已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
昆明族。昆明族是氐羌系统民族中较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最早分布在今滇西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56]是由西北进入西南的氐羌为主体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后的新民族群体。
滇越。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虽然没有提到滇越，但是滇越在昆明族的西部。滇越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的分布区是广大的，包括今滇西南、缅甸掸邦至印度阿萨姆地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57]这盘越便是滇越分布在今北掸邦至印度阿萨姆地区的部分。从人种的角度看与越人无异，同为蒙古利亚人种，故言“其人小与中国人等”。
五、《史记·南越列传》
越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族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是几何印纹陶和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并存的文化，斧、锛被概括为戉，在甲骨文中便被他称为“戉”，后来称为越族。因为内部有不同的群体，所以在战国时期将之称为“百越”，“百越”大多分布在河流纵横的地区，自东向西有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元江、澜沧江、怒江，即从河姆渡到印度的阿萨姆邦都有分布，以稻作农耕为主。南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为百越民族撰写的有《史记·南越列传》和《史记·东越列传》。当时南方百越民族与汉王朝的民族矛盾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属于次要矛盾，因为都是农业文明，虽然有矛盾冲突，但主要表现为民族融合与民族战争相互交织，最后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所以司马迁说：“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58]
（一）《史记·南越列传》中对民族的记述
《史记·南越列传》中记载的南越是百越民族分布在华南到中南半岛北部的一支，称其为南越是以分布的方位来命名，实际上他们应是百越中的骆越支系。由于赵陀在南越分布区建立了南越国，所以南越既指民族名，也是政权名。最早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59]则赵佗称王统治了这一地区的越族，这些越族亦见称南越，故在很早的时候，南越国就是越族的分布区之一。
在南越境内还有西瓯 ，西瓯亦称西呕，也是百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对于西瓯的来历多有不同看法，顾野王《舆地志》载：“交趾，周为骆越，秦时为西瓯。”颜师古注：“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于东瓯也。”林惠祥先生亦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在今广东西南及安南。”[60]但考之史籍则不然，《史记·南越列传》就明确表示“瓯”与“骆”是有区别的。例如《史记·南越列传》载：“苍梧王赵光者，赵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瓯骆相攻，南越动摇。”[61]文中用了“皆得”“相攻”等表示复数的词，显然是分别指西瓯和骆越的。西瓯大体分布于汉代的郁林郡和苍梧郡，其东有南越、东瓯，北为五岭，西有骆越，约相当于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即今桂东南及粤西南这一片。
由于西瓯居住地河流纵横，交通比较便利，东北向沿桂江可通荆湘，东南向顺江东下可达珠江口，再加上自秦以来汉族迁入较多，因而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一部分西瓯与汉族杂居，甚至通婚而渐渐融于汉族。但更多的部分则由于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保持着自我的民族传统，分化发展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俚僚。
《史记·南越列传》还记载了骆越，骆越也作雒越。古代史书中也有以路人相称者，《逸周书·王会解》载：“卜人以丹砂，路人大竹。”[62]这条史料是首次关于骆越的记录，则西周时，骆越便与中原有过交往，他们是百越民族群体中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部分，现代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多由骆越发展而来。正式以“骆越”之名相称始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其之所以叫作骆，《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63]可见其之所以称之为骆，是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又因为他们是越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故以骆越相连称呼。
（二）《史记·南越列传》中对民族关系的记述
《史记·南越列传》所载的历史既可以看成是一部汉越民族关系史，又可以看成是秦汉王朝对岭南的政治治理史。秦始皇在建立统一多民族秦朝的过程中，用兵百越，在岭南设了南海、桂林、象这三个郡，这一地区的民族从此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其间虽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但汉武帝时代加强了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攻下番禺，灭了南越国，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使汉朝的政权更加稳定，东南部疆域有所扩展。
秦代，西瓯已纳入秦王朝的统治范围内，秦王朝在西瓯分布区设立桂林郡。郡县的设置，把封建制度移植到了西瓯，促使西瓯在政治上同全国趋于一致。同时，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徙汉民50万戍守岭南，与越民杂处，部分地区出现了封建政治秩序和生产关系。秦末，南海郡赵佗乘全国起义反秦之时，发兵攻占桂林、象郡，控制了岭南地区，自立为南越武王，西瓯便被其“役属”，并派居翁等人进行统治。汉朝建立之后，在秦置三郡的范围内设置儋耳郡、珠崖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西瓯之民成了分布在郁林郡、苍梧郡的百姓。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在骆越的主要分布区设置象郡，治所在象林（今越南维川南），于是与内地加强了联系。赵佗统治南越时，骆越曾受制于赵佗。《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载：“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主诸雒将主民如故。”[64]
《史记·南越列传》除简要记载秦汉之际赵佗自立为南越王的事情外，绝大多数篇幅是在讲汉武帝对南越的治理，汉中央和南越在很长一段时间关系较好，是一种羁縻关系，但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后，权力渐渐集中到和中央政府不甚友好的吕嘉手中，所以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65]。最终在第二年冬天平南越，在南越民族分布区及相关地区设立了儋耳郡、珠崖郡、南海郡、苍梧郡、九真郡、郁林郡、日南郡、合浦郡、交趾郡。从此整个岭南纳入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管辖之中。
《史记·南越列传》除了是汉越民族关系史、是秦汉王朝对岭南的政治治理史，还是研究华南开发史、华南民族融合史的主要材料，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论述秦始皇开岭南，设南方三郡和赵佗自立的历史过程：“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66]从地区民族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十分重要的事件，表明华南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部分骆越也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第二，《南越列传》的主体是记载赵佗所建立的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同时也有赵佗家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融合的记载，这对于研究汉越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意义都十分重大。
第三，面对赵佗的割据，汉武帝派兵击灭之，设立了南方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九郡，使汉朝的疆域达到了今天越南中部。
六、《史记·东越列传》
《史记·东越列传》主要记载汉王朝对华东越人的治理，同样是在消除局部割据，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生动的历史画卷。所以司马迁说：“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67]
（一）《史记·东越列传》中对民族的记述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民族是越王勾践的后代，他们的首领叫无诸、摇。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在他们的分布区设立了闽中郡；楚汉相争之时，因为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68]。其统治下的民族就叫“东瓯”，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东瓯既可以指民族，又可以指民族政权。
《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姓骆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69]可见东瓯与闽越的关系是紧密的，在地理上是相连的，都在闽中郡的范围之内。当时，东瓯王摇和闽越王无诸是臣服于秦王朝的，到刘邦建立西汉政权时，东瓯王摇因佐汉有功，仍被封为东瓯王。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逐步巩固，刘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削除异姓王。从此，东瓯与汉王朝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由不向朝廷贡纳，进而发展到武装反抗。汉景帝时，最终参加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当是时，吴王刘濞派人到闽越、东瓯去联系，但仅有东瓯发兵相从。后来东瓯又慑于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接受中央政府的条件，反戈一击杀了吴王向汉朝谢罪，然而此举却得罪了其他异姓王，与闽越也结下了怨恨，东瓯王便趁汉朝出兵之机，请求归附汉朝，汉武帝接受了请求后，便将东瓯越族民众迁徙到江淮间与汉民杂处，最终越族融入汉民族当中。
汉武帝时，无诸的后代余善自称“武帝”，为汉所不容。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杀了余善，结束了闽越王的割据，并将闽越人迁徙到江淮间，以后这些闽越人逐渐汉化，成了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导致了百越民族分布区向西南的退缩，汉民族的分布区也向东南方大幅度地推进。因此，今天研读《史记·东越列传》还可以大大加强汉民族形成发展史和分布变化的动态过程的深入认识。
综上可见，《史记·东越列传》主要以政治的视角来记述东越民族，所以基本上没有关于民族文化的记载，故其民族志的价值就不大。
（二）《史记·东越列传》中对民族关系的记述
《史记·东越列传》中所记的越人由于离汉民族的政治中心很近，秦代就设了闽中郡，但大规模且深入地对东越进行直接的治理始于汉武帝，所以整个《东越列传》的主体仍然是讲汉武帝时代的汉越民族关系。
汉武帝结束了越王勾践的后代闽越王的割据，并将闽越人迁徙到江淮间，最终成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导致了百越民族分布区向西南的退缩，汉民族的分布区向东南方大幅度地推进。所以《史记·东越列传》还反映了汉民族形成发展史和分布变化的动态过程。
七、结 语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不但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后世的学术影响特别巨大，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同样也是巨大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在司马迁首创的“四裔传”中，将汉民族以外的各民族以空间方位和民族分布为基准，给各相关民族分别立传，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视野下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对此，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有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的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70]白寿彝先生对司马迁民族史著述的评价，可谓十分中肯。由此我们看到秦汉以来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第二，由于有了中国民族整体发展的思想意识，因此对每一个民族的叙述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叙述，说明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和各相关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是互动过程。
第三，司马迁对民族历史的研究立足于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立足于当代史研究，又以当代的（即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作为核心，重点是以中央政府对各周边民族的治理为线索，把相关民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以及使相关民族的分布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为结束。这种情况主要集中体现在《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之中。
第四，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东越列传》等传中，明确提出了华夏和匈奴、汉族和越人都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西南夷也与黄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
“华”指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代的汉族；“夷”指汉代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内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他们是中国民族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则指中国大一统思想语境下以黄帝为首的人文初祖。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到南北朝还有匈奴后裔一直在实践着。在南北朝时，匈奴建立的政权有汉（前赵）、大夏、北凉等。《晋书·刘元海载记》就认为刘元海是匈奴冒顿之后，其之所以姓刘，是因为“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71]。当刘元海起兵反晋时，便打出复“汉”的旗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72]。而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之国，就称为夏国，自认为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73]由此可见司马迁“华夷共祖”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同样，《东越列传》开篇便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74]对这一认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75]《正义》注引《吴越春秋》：“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76]因此推演，勾践为大禹之后，大禹为黄帝之后，那么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仍然是“华夷共祖”。
《西南夷列传》中虽然没有说西南哪个民族是黄帝后裔，但楚人庄蹻王滇，带去了众多的楚人，汉朝建立后，庄蹻的后代仍袭滇王，故有“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77]之说，而此时滇王已经本土化（或滇人化），因此西南夷中也应该有华夏因素。
总之，在司马迁看来，汉族四周的匈奴、越人、西南夷等民族都与汉族一样是黄帝后裔，甚至古朝鲜人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78]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是汉代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同时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强大内聚力的一个思想支点，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原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注释】
[1]王文光、仇学琴：《〈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2]《史记·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3]厉声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4]《史记·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6页。
[5]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6]《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0页。
[7]《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0页。
[8]《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9]《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80页。
[10]《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6、7页。
[11]王文光、翟国强：《“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12]《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3]《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4]《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2页。
[15]《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2页。
[16]《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7]《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8]《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9]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20]《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05页。
[21]《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09页。
[22]《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6页。
[23]《汉书》开始为张骞立传，而且将“大宛传”改为“西域传”。
[24]王文光、仇学琴：《〈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25]《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8页。
[26]《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57页。
[2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页。
[28]《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6页。
[29]《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96页。
[30]《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58页。
[31]《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58页。
[32]《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58页。
[33]《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6页。
[34]《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1页。
[35]《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9页。
[36]《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0页。
[37]《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9页。
[38]《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4页。
[39]《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6页。
[40]《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6页。
[41]《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3页。
[42]《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3～3174页。
[43]《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9页。
[44]《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80页。
[45]《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66页。
[46]《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293、3317页。
[47]《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48]在藏北，人均绵羊为23只，这是一个人的生存底线；每只羊每天的食草量决定了对地理生态环境的要求，即亩均产草量，由于亩均产草量低，就必须转场，即“随意迁徙，毋常处”；由于亩均产草量低，便制约了羊群的规模，反应到社会组织结构，就是不可能产生大的聚落，由此导致政治上出现“毋君长”的状况。
[49]汪宁生：《西南访古三十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50]《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3页。
[51]《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5页。
[52]《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5～2997页。
[53]《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54]《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55]《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3页。
[56]《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57]《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60页。
[58]《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59]《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67页。
[60]转引自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61]转引自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页。
[62]《逸周书·王会解》，收于《汉魏丛书九十六种》，上海大通书局1911年版，第22页。
[63]《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4页。
[64]《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65]《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5页。
[66]《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67页。
[67]《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68]《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页。
[69]《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页。
[70]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71]《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645页。
[72]《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649～2650页。
[73]《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205页。
[74]《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3202页。
[7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739页。
[76]《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739页。
[77]《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7页。
[78]《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者，纣亲戚也。”周武王灭商纣之后，“乃封箕子于朝鲜”。又《史记·朝鲜列传》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 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09、1620、2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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