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族源流考释

魏晋南北朝是百越民族群体发展演化的又一个重要时期。由于秦汉以来的一统政治、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民族间交往增多，产生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因此，在今江苏、江西、福建的百越民族大多融于汉族。更值得关注的是岭南、西南一直到中南半岛的骆越也渐次在汉族历史文献中淡出，却在汉族历史文献中，出现了一个上承骆越、下启近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僚族。这僚族并不是从外地迁入者，而是汉族历史学家在动荡的民族大分化大融合背景下，对骆越新认识的反映。

一、释　僚

僚族作为族称始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异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1]但未具体交代僚之称始于何时。与张华同时代的陈寿在《三国志·蜀书·霍峻传》中有如下记载：“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2]又《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州耆旧传》载：“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3]以上材料明确蜀汉时便有僚，而且分布极为广泛，从荆州到西南的永昌郡都有僚族，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骆越在分布上几乎是重合的。如果依《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则西汉时就有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立为后。”^[4]但由于《后汉书》成书比《博物志》晚，故见诸史籍仍以《博物志》为最早。以后僚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称呼，往往见诸史籍，《魏书》中为僚立传。由此表明了在社会动荡、民族分化与融合急剧变化之时，僚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

僚是以越民族群体中的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隋书·南蛮传》就明确地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僚……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5]此外，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均设平越中郎将来统治僚，这说明了僚与越之间的源流关系。《宋书·百官志》载：“平越中郎将，治广州，主护南越。”平越中郎将还毫无例外地兼领广州刺史，权重者还“持节为之”，职能是“绥静百越，岭外安之”^[6]。但此时已无百越，只有僚，便说明了僚是以秦汉时越民族群体中的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

从语言上看，闻宥先生认为：“古音‘骆’、‘雒’都读作l^[11]k，僚作族名解应读为卢皓切lau，尾声k驰化（按，即语音学中所谓弱化）的结果变为u，这还是极可能的事，所以，‘骆’可以说是早期的译写，而‘僚’字是较晚的译写。”^[12]戴裔煊先生也说：“从名称渊源寻绎，读音之比较，吾人断定‘僚’本出于‘骆’或‘雒’，亦即lao之对音。”^[13]以上所言甚是。

如前所述，僚的分布区与骆越分布区重合，但在魏晋时期，僚人开始北上巴蜀，因此僚人发生了变化，分为所谓“北僚”（北上入巴蜀者）和“南僚”（分布在岭南至交广地区者）。“北僚”入巴蜀后，在浓厚的汉文化氛围中，渐次华夏化；而岭南之僚则在隋唐以后向着不同的民族方向发展。

二、“北僚”的发展变化

僚族在三国时已有部分开始北上和东迁。东迁部分在南朝时和武陵蛮杂处，《南史》对此曾有记录：“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怨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僚中。”^[14]萧嶷如此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怕田都鼓动僚人扩大事态。因此，东迁的僚因受蛮族隔断，没有再向东发展。^[15]

最早僚族北上是强制性的，如蜀汉时牂牁、兴古的僚族反抗，马忠令张嶷领兵攻伐，招降得二千人，全部强制迁到汉中。既然官府可以迁僚，蜀中大姓招诱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到了西晋末，由于蜀中动乱，蜀人东入荆湘，因此从人口的角度看，暂时出现了一个人口不足、劳力不足的局面，便徒民入蜀。到李雄统治的时期，经过一番治理整顿，则徭役租调轻，社会相对稳定，“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棉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16]。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僚族民众和成汉政权都是两利的事，自然也有僚民北上。

此外，《蜀鉴》注引李膺《益州记》也曾交待过僚族北上入川的原因：李雄时曾派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徒旁郡户三千以上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东晋灭成汉之后，僚已在蜀中有较大势力，当此时，梁州、益州官员互相争夺巴西、梓潼、宕渠，僚族中的一部分人便乘机占领了富裕之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桓温破蜀灭成汉之后，亦无强有力的措施治理之，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又有蜀人向东迁移。许多地方便空了出来，为僚族所居。

南北朝时期，汉中及川北的僚族见称为“北僚”，北魏立巴州统理僚，而僚也开始在魏在安抚下稳定地发展着。接受汉文化较多者被称为熟僚，反之则被称为生僚。即“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17]。此外，在社会或乱或治的过程中，也加速了“北僚”的发展进程，渐次汉化，“（梁州）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18]。在巴蜀文化浓厚的气氛中逐渐“亦与蜀人相类”，隋唐以后“北僚”渐渐表现出融合于当地汉族的倾向，故今蜀土无僚后裔。

以上所言可视为自然同化，也有强迫同化的情况存在。中原的王室大姓对于在讨伐战争中被俘虏的僚族民众，多作为“贱隶”役使。宇文泰在平定梁、益二州之后，“令所在抚慰。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至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19]。隋唐继北周之后，公卿、民庶仍有用“僚口”为奴者。《北史·元岩传》载：“蜀王（杨秀）好奢，尝欲取僚口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乐。”^[20]后杨秀被废为庶人，“不得与妻子相见，令给僚婢二人驱使”^[21]。可见使用僚奴是常见的事。《新唐书·南蛮传》曾载贞观十二年（638年）唐朝在讨平巴、洋、集、壁四州僚人之后，虏僚族男女千余人，多以之为奴。甚至不太富裕的诗人杜甫，也使用了“僚奴”阿段（杜甫《示獠奴阿段》）。可见，中原统治阶级以僚族民众为奴隶，其结果是必然使大批僚人被同化。

有关“北僚”分布，无专门史料记载，但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从总体上来看，“北僚”分布如《博物志》所说的“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魏晋时的荆州即今天的重庆东南、贵州东部，并由此向西到蜀地。

极少数的僚族还因政治的原因迁往蜀国的北部，使僚族的分布到达汉中地区，即前所述的“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

三、“南僚”的发展变化

在今滇黔东部和东南部，广西南部、西南部，广东，海南及中南半岛北部，以古代的交广二州为中心的地区，分布着“南僚”。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交州的僚族活动中心在以今河内为中心的地区。《资治通鉴·梁纪十五》载：交州大姓“李贲世为豪右，仕不得志……会交州刺史武林侯咨，以刻暴失众心，时贲监德州，因连结数州豪杰，俱反。”大同八年（542年），梁武帝遣陈侯、宁巨、李智、阮汉等征李贲。大同十年（544年）李贲据龙编城，由于李贲是僚族中的汉化贵族，所以当其受到重创后便逃入僚地。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了对交广地区僚族的统治，设置专门的职官和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为官，这样的民族政策是针对当时的民族情况制定的，具有很好的效果。晋代设立了平越中郎将，刘宋因之，《宋书·百官志下》载：“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治广州，主护南越。”^[22]以后，齐梁陈都置平越中郎将治理岭南僚族。

除平越中郎将外，南齐还设有督护，《南齐书·州郡志上》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西南二江，川源深入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23]平越中郎将和督护的设置虽然有镇压僚族的一面，但对于地区的稳定和民族间的交往仍有积极意义。

在荆、蜀、交、广等地极西边的永昌郡，也分布着大量的僚族，《三国志·蜀书·霍峻传》载：“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郡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24]永昌郡的地域是广大的，除云南西部、南部地区外，还包括了今中南半岛北部，这就说明今天中南半岛北部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还分布着众多的僚族，他们当为今天掸泰民族的先民。在史书中也有将僚称为鸠僚的。鸠僚，始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该书兴古郡条说：“兴古郡，建兴三年（225年）置，属县十一，户四万，去洛五千八古九十里。多鸠僚、濮。”^[25]《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也说：“兴古郡在建宁南八百里，郡领县九，经千里皆有瘴气……九县之人皆号鸠民，语言嗜欲不与（华）人同。”^[26]这儿说鸠僚为鸠民，《华阳国志·南中志》则直称鸠僚：“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27]《华阳国志》的记载中两处说到鸠僚（五处提到僚）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僚和鸠僚是史家对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的称呼。则分布于东部兴古郡与分布于西部永昌郡的鸠僚，自古在地理上是连成一片的。东部兴古郡的鸠僚、西部永昌郡的鸠僚与中南半岛的掸族关系更为密切。对此，尤中先生曾这样认为：西部永昌郡内的鸠僚是近代云南省德宏州至西双版纳州一带傣族的先民；东部兴古郡内的鸠僚是近代云南省文山州南部和红河南岸一带傣族的祖先。^[28]

四、唐宋时期分化中的僚族

唐宋时期，由于民族的大融合，汉僚杂居的现象更加普遍，但在今汉中、四川、云南、贵州、两广、越南北部，仍有不少处于分化中的僚族，其具体表现为汉文史料中开始在僚的前面冠以地名或郡县名，或在僚前面冠以“生”或“熟”以表示社会发展程度之不同，或把风俗习惯的特点放在僚的前面，如《新唐书·南蛮传下》就载：今四川之地有巴州（今巴中一带）山僚，眉州（今眉山一带）僚，洪、雅二州（今洪雅、雅安一带）僚，纳州（今叙永一带）僚，集州（今南江一带）僚，壁州（今通江一带）僚，邛州（今邛崃一带）僚，婆笼川（今乐山市境）生僚，戎泸（今宜宾、泸州）葛僚，等等。^[29]此外还有南平僚、葛僚、剑南诸僚、西原蛮、守宫僚等。这些处于急剧分化与重新组合中的僚族，大多成为汉藏语族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

在今四川至两广、越南北部众多的僚中，以唐时的南平僚最有名。“南平獠，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30]；南平僚的分布是在川黔湘三省连接地区延至广西玉林一带。这部分僚族在南北朝至隋朝与汉族有较多的接触，变化较大，以至于其贵族在隋朝初年之时，欲取代被隋朝消灭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为皇帝。

到唐朝初年，南平僚的上层活动更加频繁。大多数僚族的上层贵族接受了唐王朝的统治，成为羁縻州的刺史，高祖授长真钦州（驻今钦州东北钦江西北岸）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宁）纯为廉州（驻今合浦东北部之旧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武德六年（623年），南平僚上层主动与唐中央政府联系，“（宁）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驻今广西融水县）刺史欧阳世普、象州（今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31]。

当时唐朝设置的正州数量很多，僚族上层企图发展和壮大自己在地方的势力已经很难，所以平坝地区的僚人基本稳定，但山区的僚族仍不接受统治，反抗不断。633年，东、西玉洞（今广西玉林至桂平一带）僚反，唐朝派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担任龚州道行军总管平之；之后钧州（在今广西桂林地区）僚反抗，唐王朝派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这些僚人渐渐接受唐朝的统治，逐步吸收汉族经济文化，发展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壮族。

岭南的西部还有一支僚人，史称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州驻今广州市）、容（州驻今北流市）之南，邕（州驻今南宁市西南）、桂（州驻今桂林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32]这里的西原蛮，实为僚人族属，他们的分布区域大抵为：自今广西钦州往西至云南文山州的广南、富宁二县一带。唐朝初年，西原蛮地区的僚族势力较为强大，唐王朝在其分布区先后设置了羁縻州、县，任用他们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其中的大姓贵族有黄氏、韦氏、周氏、侬氏，但他们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经常性地发生动乱和相互兼并。其后，黄氏贵族的势力逐渐扩张，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显得十分紧张。

除黄氏贵族集团外，僚族中的侬氏贵族集团势力也相当大，也常常攻击正州、正县。但由于地方官员能很好地把握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处在较为和好的气氛之中，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关系紧张时，只要能很好地把握民族政策，亦能化干戈为玉帛。

葛僚是僚族中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宜宾市和泸州市南部，以及贵州省毕节市、遵义市相连接地带，“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33]。由于靠近戎州、泸州的葛僚大部分已接受正州、正县汉族官员的统治，所以汉化的程度较高。但许多居住在山区的葛僚则发展较为缓慢，时出劫掠，也有部分在朝廷的“招辑”下迁到发达地区，接受政府的管理。“辰州（驻今湖南沅陵）吉僚三千余人款附，以州将张昭懿招辑有功，进一官。”^[34]这里所说的“吉僚”即“葛僚”。到12世纪时，史书对葛僚的称呼渐改变，由葛僚改称为“犵狑”，与苗蛮、徭民杂处。由葛僚为主体发展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仡佬族。

关于守宫僚，《新唐书·南蛮传下》载：“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驻今四川彭水县）西三百里，南距守宫僚，西连夷子，地方千里。”^[35]则守宫僚在“东谢蛮”的南部，贞观三年（629年），唐在“东谢蛮”分布地设羁縻州应州，地在今贵州东南与广西相接的三都、榕江、雷山、台江、剑河一带。从表面来看，上面所引材料似乎在说东谢蛮，但如果细细研究一下紧接此段材料后面论述东谢蛮生产、生活习俗情况的材料，便可发现，主要是讲述受东谢蛮统治的守宫僚，他们是当地的主要民族。

剑南诸僚是魏晋时期北上入川的僚族，即所谓“北僚”，但由于与汉族大量地接触，开始出现民族融合与分化的趋势，因此，唐代的汉族史家常在僚字前面冠以地名、郡县名，故有众多称呼，统而称之为剑南诸僚。

武德（618—626年）、贞观（627—649年）时期，剑南诸僚因不堪压迫而反抗，梁州都督庞玉镇压屠杀了王多馨，又攻破符阳、白石二县中配合王多馨反抗的僚族。故紧接着又发生了眉州（驻今眉山县）的僚族反抗，被益州行台郭行方镇压下去；不久，郭行方又镇压雅州（驻今雅安）僚族的反抗。尽管如此，反抗仍然此起彼伏。同年，益州（驻今成都市）的僚族也起而反抗。唐高宗初年琰州僚反，当益州僚反抗时，都督窦轨请求攻击，但唐太宗奉行以招抚为主的民族政策没有同意，认为：“僚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尽管如此，剑南僚族仍然反抗不断，都遭到镇压，贞观七年（633年），东、西玉洞僚反，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平之。十二年（638年），巫州僚反，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俘男女三千余口。钧州僚叛，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明州山僚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是岁，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破之于壁州，虏男女万余，明年遂平。十四年（640年），罗、窦诸僚叛，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击之，虏男女七千余人。正因为不断有僚族被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加快了其民族融合步伐，促进了民族间的频繁接触。到唐末，剑南诸僚大多消失，当融入了以汉族为主的民族之中。

唐代，在今广西环江地区一带开始从僚族中分化出水蛮，这水蛮就是后来的水族，故《赤雅》说：“水亦僚类。”所以，唐中央政府才会在这一地区设立抚水州，既然州名叫作“抚水”，当为安抚当地从僚族中分化出来的水蛮而设置。故《文献通考·四裔考八》载：“抚水蛮，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建（按：依《新唐书·地理志》当为多蓬），曰古劳。唐隶黔南，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按：今黔桂间的水族仍以蒙、潘、吴姓最多，占水族总人口的80%左右）。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37]

到了宋代，其分布区仍大致相同，但其上层贵族仍不断反抗，尽管宋朝企图通过团结水族中的贵族上层来稳定对水蛮地区的羁縻统治，但效果不大。故仍频繁地对外掠夺人口和财物。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数寇宜、融州界。诏以知宜州董元巳不善抚绥黜之，仍行招抚。群蛮拒命，侵掠不已，乃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领兵讨之，杀伤甚众，蛮逃窜穷蹙，酋帅蒙承贵等面缚诣军自首，悉还所掠汉口资畜，歃血立誓，不敢复叛，乃还师。诏以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宁县。自是间岁朝贡，不复为边患”^[38]。宋朝改变州县名称的意义，不仅只是改换一下州名，而是表达了能够在上述地区实现汉族封建制的强烈愿望。

僮人是最先从僚中分化出来的。关于僮人的称呼或以为始于唐，因为柳宗元有僮俗诗五首，但经后人考证，其诗的风格不似柳宗元的风格，而且《柳河东集》又不载，故不足为据；或以为始出自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其文曰：“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但今本亦不存在这一句，可疑；或以为始出自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其文曰：“南方之民有五，曰苗、曰徭、曰獠、曰僮、曰仡佬。”对这一记载，现有的版本或有或无，亦可疑；较为可信的是南宋李曾伯在上书宋理宗的奏折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39]。又《招捕总录》“广西两江”条载：“至治二年（1322年），广西宣慰使燕牵言：‘徭族非一……其杂处近民曰熟徭，稍知生理，亦不出赋；又有僮徭，则号为兵官守隘通道，于官有用。自宋象州（今广西象州，在柳州东南）王太守始募热徭，官供田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为今之计，莫若置熟徭与僮徭并为僮户，分地遏贼为便。’”这段记载虽出自元代，但其中已明确指出有僮，这个名称是南宋时出现在象州，延至元代未改。

尽管僮的族称已经出现，但发展较为缓慢的部分仍被称为僚或生僚。《桂海虞衡志·志蛮》载：“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殚记；姑记其声问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徭，曰僚，曰蛮，曰黎，曰疍，通谓之蛮。”

崇魔蛮，首见于《云南志·名类》：“崇魔蛮，去安南管内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54年）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牛马，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40]尤中先生对照《新唐书·南蛮传》和《云南志》后亦认为《新唐书》里提到的“白衣没命军”是“白衣”人组成的敢死队，“白衣”是他称，“崇魔”（或曰“棠魔”）是自称，而且“棠魔”还是“傣勐”的对音，近代西双版纳傣族中最早建寨的人自称“傣勐”。^[41]

值得注意的是崇魔蛮也被称为僚民，《旧唐书·懿宗本纪》载：“初，大中末，安南都护李琢贪暴，侵刻僚民，群僚引林邑蛮攻安南府。”^[42]则秦汉时期的骆越到唐代还被汉族史家称为僚，而且这些僚族广泛分布于今中南半岛，他们是今天中南半岛越、老、泰、缅等国掸泰民族的先民。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第3期

【注释】

[1]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三国志·蜀书·霍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1008页。

[3]《三国志·蜀书·张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1052页。

[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4页。

[5]《隋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831页。

[6]《宋书·张茂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510页。

[8]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10]《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235页。

[11]《隋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831页。

[12]转引自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13]戴裔煊：《僚族研究》，载《南方民族史论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2年（内部版），第162页。

[14]《南史·齐高帝诸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060页。

[15]邱树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16]《晋书·李雄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040页。

[17]《魏书·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49页。

[18]《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29页。

[19]《周书·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第891页。

[20]《北史·元岩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568页。

[21]《隋书·文四子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242页。

[22]《宋书·百官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255页。

[23]《南齐书·州郡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262页。

[24]《三国志·蜀书·霍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1008页。

[25]《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55页。

[26]《太平御览·四夷部十二》卷791，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第3509页。

[27]《华阳国志·南中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8页。

[28]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29]《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7～6328页。

[30]《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5页。

[31]《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6页。

[32]《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9页。

[3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8页。

[34]《宋史·蛮夷列传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183页。

[35]《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0页。

[37]《文献通考·四裔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8页。

[38]《文献通考·四裔考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98页。

[39]《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40]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176页。

[41]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42]《旧唐书·懿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54～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