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民族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学界长期以来对氐羌民族的源流发展历史研究不够深入。民国年间任乃强有《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但虽名为羌族源流，实质上是以盐为中心探讨盐与中国民族的迁徙与分布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氐羌的研究日趋深入，出现了许多研究氐羌的论著[1]，其中何光岳的《氐羌源流史》是研究氐羌源流史的首部专门性著作，但由于该书想照顾到氐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西南氐羌源流问题涉及亦不多。其他著作虽然也涉及氐羌的源流问题，但更多还是着眼于氐羌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关系等问题。现将我们对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源流发展问题论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对西南氐羌民族“源”发展线索的把握
从甘、青地区古氐羌及其南迁后的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发展看，并对其迁徙原因的探索和有关研究表明，氐羌源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之后发展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及其之后的齐家文化，所以甘、青高原是氐羌人的发源地。从考古学文化看，西南地区的川西、川西北、滇西北受中国西北考古学文化影响很大，甚至就可以认为是一脉相承的。西北考古学文化发展为后来的西戎民族集团，其中氐羌最强大。而西南地区的某些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同，后来这些文化的主人又是氐羌，故可以认为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人是西南氐羌系统民族的源头。整个周代，由于各种原因，氐、羌的迁徙、移动极为活跃。东进的氐、羌人不断地为晋、楚、魏、秦等国所统治而逐渐华夏化。居于较西的“西戎八国”也不断地为秦所融合。“秦开西戎”使得迁徙到更远的西南地区的氐、羌人与石器时代就开始南下的氐、羌人会合，共同促进着西南地区历史的发展和氐羌系统各民族的形成。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西南的氐羌民族的“源”在西北。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与氐羌有源流关系的昆明、叟人等民族群体在文献中被统称为乌蛮。我们认为乌蛮是上一个历史时期有共源关系的昆明族、叟族等民族群体，到南北朝时被汉族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概括为一个具有尚黑文化习俗的民族群体，故被称为乌蛮。这一认识最主要的依据有二，其一，乌蛮的分布区恰好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昆明族、叟族等民族的分布区重合，且无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战争使昆明族、叟族消亡，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民族迁徙，因此乌蛮与昆明族、叟族这二者之间是一种民族名称的变化，就民族自身而言，仍然还是指一个相同的、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其二，南北朝时，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今云南境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爨氏家族的统治下，汉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解较少，所以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便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分布在今滇西、滇东北、黔西、川西具有共源关系、共同文化特征的昆明族、叟族称为乌蛮。[2]这种相对闭塞的环境限制了其间各民族的互相融合、流动，因此其分化不明显，除了越嶲郡的一部分叟人分化发展成为今天的白族先民之一外，大部分的叟族及基本上所有的昆明族在南北朝以后，在与南下汉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被称为“乌蛮”，成为了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群体之一。
元明清时期，从先秦以降不断南迁的西北氐羌系统民族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发展，历经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甚至同源同流的发展途径，开始融合、分化发展成了我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彝语支、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民族及语支存在争议的白族和土家族的直接先民，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分布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的羌族、普米族，彝语支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基诺族、拉祜族、怒族等民族，藏语支的藏族，缅语支的阿昌族，景颇语支的景颇族、独龙族，及语支未定的白族和土家族。
二、 对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流”的基本认识
唐、宋时期分化出来的民族是今天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向近现代民族发展的开始，许多近现代民族都可以找到在唐宋时期的直接先民，而元、明、清时期则是西南近现代民族形成的时期，由氐羌系统民族发展而来的近现代民族都可以发现与元明清时期相关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流”的关系。因此，氐羌系统民族从“流”的角度看，形成了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三个民族集团，并分别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缅语支等语支的民族。
一是与“西番”有关的民族发展为藏语支民族和羌语支民族。藏语支的主体民族是藏族，我们认为西南地区的藏族是通过异源同流而形成的。唐宋时期川西、川西北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很大一部分为吐蕃所并，至元、明、清时发展成为了西番，成为今天川西、川西北地区藏族的先民。宋时被称为“西番”，元、明、清时期仍沿其旧称，但“西番”已逐渐分化发展为普米族，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川西南的拍木依及被称为西番的其他自称的人由于接受西藏的喇嘛教及藏文藏经等西藏藏族的文化，使之具有了藏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从而形成藏族的一支。迁入云南地区的拍木依，虽然也信喇嘛教，但由于迁出后受藏族的影响不像川西南的那样大，所以在云南发展成了单一民族——普米族。”[3]何耀华先生对川西南拍木衣的源流研究可以让我们窥见“西番”演变发展之一斑。汉晋时期南徙至川西、川西南及滇西北地区的羌系统民族，至宋时被称为“西番”的部分，元、明、清时期仍沿其旧称；经过同源异流的发展途径，“西番”逐渐分化发展为普米族，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藏族。今天川西南藏族与普米族密切的关系实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羌语支的民族有羌族和普米族。一部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世居岷江上游的羌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虽也和他族相杂居，但仍然顽固地保持其羌人的习俗和文化，在融合他族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今天的羌族；唐、宋以降，羌人多被汉族或其他民族所融合，只有岷江上游的羌人仍沿其习俗和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至今，成为我国历史上西北氐羌系统民族南迁、经过几千年发展演变后唯一保留“羌”这一名称的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是他称，自称为“尔玛”“尔麦”“日玛”“日麦”，意为本地人。但我们认为，现代的羌族与历史上的羌人（族）不能画等号。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是纯而又纯地直接从羌人（羌）发展演变为了羌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羌人不断外徙，各个羌人部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地区的分隔等原因，曾在历史舞台上显赫一时的古代羌人，经过几千年历史的发展，一部分融入了汉族，绝大部分发展演变成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仅有岷江上游的少部分羌人，仍然居住在岷江上游一带，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这部分羌族，应是自先秦即迁至该地羌人的后裔，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也融合了曾迁徙到该地的白马羌、邓至羌、白狗羌、党项羌。此外，在各个不同时期，因种种原因进入这一地区的吐谷浑人、吐蕃人、汉人，不少也被融合入羌人之中，共同发展成为今天的羌族。[4]
二是川西南、滇、黔西地区即南中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发展成为了乌蛮和白蛮，最后大部分分别演变成为了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白族等民族。
三、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发展规律的概括
综观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主要贯穿着同源异流与异源同流的发展主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重点不一。
新石器时代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一次同源异流发展阶段。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氐人与羌人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中心是不同的，氐人在东、羌人靠西。但氐人与羌人共源于西北甘、青高原相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因此称为氐羌系统民族。所以在这一阶段，虽然氐人与羌人共源于相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但其分布中心的各异，说明其时氐羌系统民族已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其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从西北向西南。
夏商周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二次同源异流时期。从文献记载来看夏商周时期氐羌系统民族不断东徙、南下，值得注意的是，到战国时，氐族已经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氐、羌分称业已完成。同时还出现了与氐羌系统民族关系密切的巴人和蜀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的第四次分化和融合发展时期，其分化与融合是交替进行的。源于氐羌系统民族的羌人，一部分与藏族先民融合，成为藏族的重要先民之一，后被称为西番；徙居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在与白马羌、邓至羌、白狗羌、党项羌及部分吐谷浑、吐蕃、汉族等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成了今天唯一与其先民名称相同的羌族。
元明清时期是氐羌系统民族分化发展的最后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融合，特别是分化与重组，中国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及其分布格局最终形成。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有的直接融入了汉族等民族中，有的汉族也不断加入了氐羌系统民族，这也深刻揭示了今天汉族和中国少数民族“两个离不开”的历史原因。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3期
【注释】
[1]如：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杨铭《氐族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周锡银、刘志荣《羌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羌族简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何光岳《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王文光、张曙晖：《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3]何耀华：《川西南藏族史初探》，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4期。
[4]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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