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述论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展开的，从一开始就因为吐蕃和唐朝对西南地区的争夺左右着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如果从唐朝支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开始，那么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时期：唐高宗到唐玄宗年间，南诏依附唐朝时期；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大历年间，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时期；唐德宗建中年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南诏与唐朝重新和好时期；唐文宗到唐昭宗年间，南诏与唐朝且战且和一直到唐朝、南诏灭亡时期。本文就重点讨论最后这一个时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

一、异牟寻去世前后南诏国的政治形势及唐朝的政治态度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异牟寻去世，唐朝皇帝“废朝三日”，同时派遣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仍册牟寻之子骠信苴蒙阁劝为南诏王，仍命铸‘元和册南诏印’”^[1]。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五月，龙蒙盛卒，唐朝皇帝又“废朝三日”^[2]。为异牟寻及劝龙晟之死两次“废朝三日”， 可见南诏与唐朝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即位为南诏国国王^[3]，唐朝马上改赐了“元和印章”，但是，寻阁劝仅仅在位一年就去世，儿子劝龙盛即位，劝龙盛在位9年，“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4]。唐朝没有对这次南诏国内部的国王更替插手干预，仍然派“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前往南诏国吊祭劝龙盛，但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劝利，唐朝没有马上赐印，而是在唐宪宗去世三年之后，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4年）才赐印，由此可以说明唐朝对于节度使王嵯巅杀劝龙盛立劝利是有意见的，用不马上赐印承认劝利来表示唐朝的政治立场，同时也表达了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对于一个不合法的国王不马上承认，其中包含了唐朝处理这一类政治事件的政治智慧，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当时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种和的关系。

王嵯巅杀劝龙盛立劝利的事件，至少可以说明南诏国内部也已经发生了统治阶层的力量对比，这就是南诏国的国王势力有所减弱，而各地的军事长官的势力有干预国王政治的势头。因为劝利是王嵯巅所立，所以赐王嵯巅姓蒙，封为“大容”，而“大容”是乌蛮语言“大哥”的意思，可见南诏国国王的政治势力已经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以王嵯巅为代表的军事长官对于唐朝与南诏关系开始起作用。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丰祐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5]。劝丰祐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连名字都不按南诏的父子连名制来实行，表明劝丰祐是继异牟寻后南诏另一个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的南诏国国王，其继位时，“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6]。自此以后，在劝丰祐在位的三十七年之间（823—859年），南诏向唐朝遣使朝贡十六次，与唐朝保持了较稳定的臣属关系。对比唐朝于劝利的迟迟不封，更可见唐朝对于南诏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关注与政治态度。

由上可见，从异牟寻去世到劝丰祐为南诏国国王不到20年的时间内，先后有异牟寻、寻阁劝、劝龙盛、劝利、劝丰祐五个南诏国国王，是南诏国历史上国王更替最频繁的时期，其中还有节度使杀国王立国王的事件，这至少可以说明南诏国的国内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对于这种变化唐朝并没有乘人之危，发动对南诏国的攻击，而是对不合法的南诏国国王的即位含蓄地表示了唐朝的政治态度，即不马上赐印，也不马上册封。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唐朝“忠、孝”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社会发展要有“礼”，要有秩序，不能用杀戮来解决国王王位的继承问题。

二、南诏进攻成都、安南与唐、南诏关系变化

虽然劝丰祐勇武而且善于用人，但因为他是王嵯巅所立的国王，因此王嵯巅成了当时的重臣，南诏的大权有很多落入王嵯巅手中，许多大的事情都由王嵯巅亲自所为，南诏发动对唐朝剑南节都重镇成都的战争，就与王嵯巅密切相关，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7]。在一般人的眼中，南诏军队攻入成都一定是大肆掠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南诏的将士“慰赉居人，市不扰肆”。秋毫不犯，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南诏的统治集团心中对于唐朝还是有敬畏的，能够正确处置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其二，南诏对于汉民族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不做杀人放火的事。与此相反，“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则说明南诏非常知道自己发展需要的是劳动力，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工技”，于是南诏军队撤退的时候把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工匠带回南诏，因此在此次西川战役之后，南诏的物质文化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历史学家说：“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相同）。”^[8]

唐朝援军到达后南诏的军队开始退出成都，“王嵯巅身自殿，至大渡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慟，赴水死者十三”。此后，南诏与唐朝在剑南道的各种力量开始发生变化，而南诏的策略仍然是表面上继续与唐朝中央政府交好，但是在实际上却仍然发动对唐朝的不断进攻，使唐朝忙于应付。尽管如此，在西川之役的第二年，南诏国就“上表请罪”。而且南诏在唐文宗（827—840年）、唐武宗（841—846年）两朝还“比年使者来朝”，这就是在表面上与唐朝保持友好的交往关系。

860年，“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9]。南诏国国王劝丰祐已死而唐朝不知，仍然下诏给他，所以酋龙大为不快，以最粗糙的食物接待唐朝的使者，进而称帝，建元“建极”，号“大礼国”，而唐懿宗认为酋龙的“龙”字犯了唐玄宗李隆基“隆”字的讳，也决定彻底断绝与南诏国的关系。至此，唐朝与南诏表面上的和好关系结束。

唐懿宗五年（864年），南诏的军队进攻嶲州，结果被唐朝西川节度使萧邺打败；第二年（865年），南诏又发动对西川的攻击，而此时唐朝的守将喻士珍贪婪无度，“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尽杀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蛮”^[10]。即被卖的两林蛮、东蛮的人打开城门让南诏的军队顺利进入，所以唐朝军队被打败，唐朝的将军喻士珍也投降了南诏。

面对南诏向西川的进攻，唐朝又开始调整西川的军事部署，官员李师望建议说：“成都经总蛮事，旷日不能决，请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为定边军，建节度制机事，近且速。”^[11]虽然定边军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其主要官员以巧取豪夺、争权夺利的目的，所以“蛮役未兴，而定边已困”。这说明到了唐朝晚期，唐朝政权的执行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南诏却趁机加大对唐朝川西的攻击。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国国王酋龙亲自带领五万军队进攻嶲州、清溪关，唐朝的守将败退，南诏的军队又进攻黎州，“诡服汉衣，济江袭犍为，破之”^[12]。虽然唐朝的军队尽力抵抗，嘉州还是失陷，第二年从邛崃关进入，围攻雅州，攻击邛州，逼近成都。唐朝官员为了延缓时间，等待援兵，所以请求与南诏讲和，唐懿宗马上派遣太仆卿支详作为“和蛮”使者前往川西。

南诏的军队攻打成都的战斗空前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当时的情况是“城左有民楼肆，蛮俯射城中”^[14]。唐朝的将士烧毁这些楼，包括南诏军队的武器，第一次进攻告一个段落。随之南诏的军队又以“云梁、鹅车四面攻，士叫呼，鹅车未至，陴者衣巨索勾系，投膏炬，车焚，箱间蛮卒尽死”。唐朝的士兵乘此机会反击到城下，“俘斩二千级”。而南诏的军队却在老百姓的“蓬笼”下铺设枕木，向城下推进，对此唐朝军队以大粪泼，使南诏的军队难以抵抗，进而“注以铁液，蓬笼皆火”。南诏的军队对此顽强的抵抗毫不在意，马上调整进攻方案，进行积极准备，“南诏负众，益治器械，斧兵昼夜有声，将击锦楼，众失色”。在此情况下，唐懿宗调整了军事部署，调集各路军队向成都进发，经过唐朝军队的顽强抵抗，唐朝的援兵渐渐赶到，对南诏的军队形成了合围的势态，所以南诏只好退兵，南诏的军队一反第一次攻入成都的做法，却是“俘华民，必劓耳鼻已，纵之，既而居人刻木为耳鼻者十八”^[15]。和前述南诏攻入成都只是要劳动力和工匠相比较，这一次围攻成都对待汉族民众的态度却是非常残忍地“劓耳鼻”，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给当事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上是反映了南诏当权者已经不从政权建设与政权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战争，而是从消灭生产力的心理来对待普通民众，这样的行径表明了南诏亦即将灭亡。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南诏又沿着大渡河向唐朝的西川发动进攻，“黎州陷，遂攻雅州，击定边军，卒溃入邛州，成都大震”^[16]。由于成都已经做了较好的准备，南诏的军队遭到了顽强抵抗，双方处于对峙的状态，最后南诏的军队退守嶲州。至此，双方的关系变成以矛盾冲突为主要形式。

唐宣宗、唐懿宗时期南诏对安南都护府的进攻是唐朝迅速衰亡的历史原因之一。唐宣宗时，南诏第一次进入安南都护府。当时，因为唐朝在安南的地方官员不能很好地执行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安南的少数民族首领邀请南诏的军队帮助他们抵抗唐朝地方官员的盘剥，据《新唐书》的记载说：“大中时（847—860年），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17]占领了安南都护府之后，南诏“发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由此南诏军队乘势进入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且还有军队驻守在安南，这在唐朝与南诏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唐懿宗时，因为唐懿宗断绝了与南诏的交往，所以南诏开始对唐朝不断发动进攻，“陷播州。安南都护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为蛮所攻，弃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宽代之”^[18]。到了第二年，南诏又发兵“攻邕管，经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峦州。南诏亦引去”^[19]。面对南诏的进攻，唐在边郡的官员不是积极防御，而是内部互相争斗、互相倾轧，因而难以战胜南诏。所以南诏的使者曾经在成都要求以“敌国礼见”，可知当时南诏的气势之盛。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又发动了对安南的强大攻势，蔡袭全家被杀，全城遭屠。唐朝为了有效抗拒南诏对安南都护府的攻击，从中原征调了许多军队住防，但是“安南久屯，两河锐士死瘴毒者十七”^[20]。即中原的将士进入安南都护府水土不服，因为瘴气大量减员，战斗力严重不足，所以唐朝的宰相杨收建议：“罢北军，以江西为镇南军，募强弩二万建节度，且地便近，易调发。诏可。”^[21]由于唐朝在军事上的战略调整，到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大败南诏在安南的军队，收复了安南。

三、唐僖宗时代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改善

唐懿宗去世之后，在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唐朝首先表示了唐朝与南诏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派遣金吾将军韩重持节到南诏。而南诏仍然对唐朝的西川发动攻击，“劫略巂、雅间，破黎州，入邛崃关，掠成都，成都闭三日，蛮乃去”^[22]。之后，唐僖宗提拔天平军高骈担任西川节度使，“骈至不淹月，阅精骑五千，逐蛮至大渡河，夺铠马，执酋长五十斩之，收邛崃关，复取黎州，南诏还遁”。

由于南诏不断向北、向南发动攻击，给唐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同时，南诏自身也疲惫不堪，国库空虚，“蜀之役，男子十五岁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23]。由此可见当时南诏因为战争而造成的破败，加上由于唐僖宗任命的高骈能够给南诏强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南诏开始愿意向唐朝求和，高骈在充分了解南诏的历史文化之后，认为派遣的使者应该是一个南诏可以接受的人，所以派遣一个叫景仙的和尚前往，“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24]。唐朝任命和尚景仙为使者的做法是一种政治智慧，目的是寻找一个与南诏在某个方面有共同话语的人，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政治人物或者是军事官员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在南诏与唐朝进行“定盟”之后，唐朝的西川节度使高骈在唐朝与南诏的边境地区修筑了三座城，“列屯拒险，料壮卒为平夷军”^[25]。这些行动起到了对南诏的震慑作用，南诏国国王酋隆因此发病而死，其子隆舜继位，但是隆舜年轻“好田猎酣逸，衣绛紫锦罽，镂金带。国事颛决大臣”^[26]。尽管如此，隆舜还是希望与唐朝改善关系，所以在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隆舜“遣陀西段琷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谠请修好”^[27]。唐僖宗针对唐懿宗时期南诏对唐朝的攻击造成的危害，希望恢复与南诏的友好关系，所以同意交好，辛谠就派遣幕府徐云虔到了南诏的东都善阐府（今天的昆明地区）对南诏国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徐云虔看到的隆舜是“骑数十，曳长矛，拥绛服少年，朱缯约发。典客迦陀酋孙庆曰：‘此骠信也。’问天子起居，下马揖客，取使者佩刀视之，自解左右钮以示”^[28]。在徐云虔的眼中，南诏国的“骠信”没有什么国王的排场，似乎是一个少年贵族公子，但是出乎徐云虔意料的是，隆舜居然要求为他讲解《春秋》大义，这一个行动说明了当时南诏是十分崇尚中原儒家文化的，同样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地看，唐朝对南诏一直是希望和好的，史载：“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29]如前所述，到了隆舜时情况稍有改变，所以唐朝的地方大员开始有人建议与南诏和亲。但是在唐朝内部也有不同观点，高骈主张和亲，而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西川节度使崔安等反对，认为：“蛮蓄鸟兽心，不识礼仪，安可以贱隶尚贵主，失国家大体？”^[30]这些反对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大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认为不能把中原汉族的皇家公主下嫁给一个边疆“蛮夷”。由于唐朝没有马上响应南诏的和亲请求，而且以相当轻视的态度来对待和亲的事，所以南诏又以此为由发动了对唐朝的攻击。因为知道成都方向的防备较为坚固，便改变进攻方向，袭击安南都护府，“陷之”，都护曾衮奔邕州，戍兵全部溃败。恰好这时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又提出与南诏和亲的事，从和亲对唐朝有诸多好处的角度劝说唐僖宗，认为“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庐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由此可见南诏对于唐朝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具体表现为“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今朝廷府库匮，甲兵少，牛丛有北兵七万，首尾奔冲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单寡，涉冬寇祸可虞。诚命使者临报，纵未称臣，且伐其谋，外以縻服蛮夷，内得蜀休息也”^[31]。这番话打动了唐僖宗，同意和亲以宗室女作为化长公主，派遣一批官员出使南诏。

对于唐朝的和亲行动，南诏马上积极响应，派遣了最高的官员宰相赵隆眉、杨奇昆、段义宗迎接公主，但是南诏哪里知道唐朝的边关将领自有自己的计谋，是想借此机会除掉南诏的核心政治人物。高骈给唐僖宗上言：“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鸩之，蛮可图也。”^[32]唐僖宗同意了这个计划，“赵隆眉等皆死，自是谋臣尽矣，蛮益衰”。至此，唐朝与南诏的和亲失败，在南诏是希望以和亲来改善与唐朝关系，而唐朝却是把这次和亲作为一种削弱南诏国家力量的政治阴谋。尽管如此，南诏仍然希望真正与唐朝建立和亲关系，所以在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复遣使者来迎主，献珍怪毡罽百床，帝以方议公主车服为解”^[33]。可见唐朝的和亲之举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想实现和亲的承诺。当然，客观来说，当时唐朝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平定黄巢起义，唐朝国内的矛盾已经大于和南诏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朝也就只能使用政治阴谋来处理与南诏国的关系。

长时期的交战导致了唐朝与南诏双方耗损严重，同时唐朝与南诏国内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爆发了王仙芝领导的农民起义，次年又有黄巢起义，这两支起义部队对唐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南诏由于连年的战争也导致国内空虚，《新唐书·南蛮传》载：“尊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34]因此在天复二年（902年）南诏王族被权臣郑买嗣所杀，南诏灭亡，而五年后唐朝也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走完了自己的里程，从此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

四、对晚唐时期唐朝与南诏关系的几点分析

第一，与初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初唐时期，唐朝为了抵制吐蕃向西南扩展，扶持南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唐朝强盛，南诏还处在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唐朝处在民族关系的主动地位；而到了唐玄宗时，安史之乱正在酝酿之中，唐朝内部的许多矛盾正在显现，而南诏也处在唐朝、吐蕃等对方的政治博弈之中，所以发生了唐朝与南诏的天宝之战，战争的过程是唐朝三次直接攻入南诏的都城，双方的关系仍然是唐朝处在主动地位；但是到了晚唐时期，唐朝开始走下坡路，此时南诏国那些有政治智慧的国王、清平官也都去世，再加上军事重臣如王嵯巅者来主持国事，所以南诏开始不把唐朝放在眼中，于是向唐朝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南诏攻入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安南都护府的驻地，极大地动摇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因此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恶化，双方的关系在诸多情况下以战争的形式来表达，而且成为唐朝灭亡的诸多原因之一，南诏本身也在此过程当中衰弱，走向了灭亡，使西南地区进入了另一个混乱的历史时期，即时间仅仅有50年的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的时代。

第二，唐朝与南诏国在最后的博弈中，双方也试图建立一种友好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唐朝晚期，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一种且战且和的关系，但是正是在这种且战且和的博弈当中，唐朝与南诏都耗尽了各自的实力，在相互斗争中两败俱伤。当然，不论南诏国与唐朝发生过什么样的矛盾冲突，双方的文化联系、文化交流是没有中断的，双方在思想上是有友好交往的基础的，因此如果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南诏国在西南地区的统一与发展为后来更大强大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片面地以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南诏国以及后来的大理国的观点应该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的片面理解。

第三，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唐朝和南诏国的关系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的关系，其关系特点较为复杂。当唐朝强盛时，希望建设一个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时，积极以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方法与边疆民族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当唐朝政权开始走向衰弱的时候，唐朝与边疆民族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唐朝希望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愿望破灭，表现为边疆民族政权与唐朝政权不断发生以战争为表达的关系。而南诏在弱小的时候，表现为对唐朝的顺从，积极参与唐朝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相关事务，例如帮助唐朝在地缘政治当中制约吐蕃势力进入西南；当南诏在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处在有利地位之时，就尽可能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与唐朝展开利益博弈，特别是当唐朝走向衰亡的时候，南诏国对唐朝的进攻是极其猛烈的，晚唐时期，南诏国对成都的围攻是相当惨烈的。因此，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利益博弈关系。

总之，综观唐与南诏间的关系，时战时和，在皮罗阁、异牟寻时代，唐朝与南诏国的关系以和好为主流，而以后，战争又多于和平，以矛盾冲突为主流。面对南诏国的攻击，唐朝常常是疲于应付，虽然南诏后来有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这时候的唐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已经无力来经营与南诏的关系，所以唐昭宗时南诏“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后中国乱，不复通”^[35]。唐朝与南诏的关系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尽头。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注释】

[1]《旧唐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284页。

[2]《旧唐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284页。

[3]从寻阁劝开始南诏国国王便自称“骠信”，这是乌蛮语言中对于王的称呼。

[4]《新唐书·南诏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1页。此外，南诏国实行的是父子联名制度，本来应该是劝龙盛去世之后由其子继承，但是因为劝龙盛被节度使所杀，立的是他的弟弟，所以没有连名。

[5]《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27页。

[6]《新唐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1页。

[7]《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2页。

[8]《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2页。

[9]《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078页。

[10]《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4页。

[11]《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078页。

[12]《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5页。

[13]《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6页。

[14]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7页。

[15]《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8页。

[16]《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9页。

[17]《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2页。

[18]《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2页。

[19]《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2页。

[20]《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4页。

[21]《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4页。

[22]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0页。

[23]《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9页。

[24]《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0页。

[25]《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0页。

[26]《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1页。

[27]《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1页。

[28]《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1页。

[29]《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0页。

[30]《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1页。

[31]《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2页。

[32]《新唐书·南诏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3页。

[3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3页。

[34]《新唐书·南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9页。

[35]《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