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平民的识字率偏低，12～25岁人口中就有1亿文盲，教育界人士较早就注意到中国平民的受教育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有教会人士编写浅显的识字课本，也有一些知识界人士推行简化字运动，以图解决对平民的教育普及问题。但这些运动范围较小，影响也不大。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思想人士提出“民主”的口号，并将其贯彻于教育中，迅速推进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提出要以广大民众为施教对象，实行教育的“唯民主义”；李大钊则要求贯彻教育的“庶民”方向，倡导“纯正的平民主义”；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在湖南组建平民夜校。但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局部地区开展，没有产生全局性的效应。于是，全国性的平民教育运动就落在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改进社新教育群体身上。杜威来华讲学后，新教育运动随着杜威的学术地位迅速得到传播，各地竞相举办平民教育团体。五四运动的开展，更推动广大学生将视野转向基层，着力推进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图3-2 北京大学生在街头宣传平民教育）
图3-2
陶行知非常欣赏晏阳初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为此他邀集黄炎培、胡适、袁希涛等人，于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并出任干事一职。筹备会先后在北京、南京建立多所实验学校，包括男校和女校。同年八月，在清华学校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该会隶属于改进社，是全国平民教育的总机关，董事会成员由各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陶行知担任董事会执行书记兼安徽省董事。陶行知对平民教育运动的理解是：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平民读书的运动，目的在于使平民一面读一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后来他又认为平民教育不仅要让平民读书，还要打通阶级、贫富、身份之间的界限，让人人都学着做平民，实现人与人精神上的平等。如此一来，陶行知就将平民教育的内涵扩大了，即由原来狭隘的底层人士的识字教育，上升为实现全体国民平等化而进行的平等教育。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后，陶行知参与拟订了宏大的规划，其中规定了三项方针：一是聘请专家对平民教育各种问题进行分工研究，包括推行方法、平民学校的组织及教学管理、教材、教具等；二是办理平民教育的各种实验，包括在各省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华侨地区设立实验学校；三是与各地、各界合作推行平民教育，包括平民教育运动宣传等。（图3-3 南京平民教育动员大会盛况）
图3-3
基于中国文盲数量众多的国情，陶行知等人拟订了5～10年内完成12～25岁中国文盲的扫盲计划，预计先进行扫盲教育，然后进行职业教育。为此他与同事一起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课本，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奔走，制造平民教育舆论，开展平民教育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国已有20个省区成立了平民教育会，50万人受到《平民千字课》的教育，该教材发行量也达到300万册。（图3-4 陶行知编写的《平民千字课》）
图3-4
1932年9月，陶行知支持南京余儿岗组织成立儿童自动学校，请农民做校董，以古庙做教室，聘请胡同炳、陈银森等10位儿童任“小先生”，负责教其余的82名小学生。陶行知对这项实践非常欣赏，特地写诗祝贺：“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图3-5 陶行知在家中设立了平民读书处，由其次子陶晓光教祖母识字，并为照片亲笔题诗）
图3-5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和晨更工学团。陶行知与工学团的同仁们一起研究、制订了工学团的工作大纲：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知的村庄；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开发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好的村庄；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的村庄；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图3-6 陶行知在山海工学团成立大会上）
图3-6
工学团既是一个小学校，又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社会，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学校的学生是全村的男女老幼，教学内容从生活中取材，健康活泼，采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村里要做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先生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做中教，学生可以教先生；做中学，先生可以变学生。（图3-7 工学团的成员在学做木工）
图3-7
山海工学团在当地方圆十余里的乡村引起广泛的响应，各村成立了儿童、青年、养鸡、养鱼、棉花等十余个工学团，入学者数百人。其中棉花工学团推广良种棉，产量比本地棉高出2～3倍，新棉种迅速在当地推广。
山海工学团除实践晓庄学校的办学主张外，还推行了“小先生制”。1936年春天，山海工学团开办艺友班，以提高“小先生”的思想文化水平。在艺友班任教的有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薛暮桥、萨空了、张志让、张宗麟、王洞若、钱亦石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他们通过自身实践上课，辅导了许多小先生。从此，小先生制迅速影响到了全上海乃至全国。
陶行知还针对生育问题提出了“少生、好生、贵生、净生、共生”的“五生论”，强调农村必须计划生育，少生孩子。他还主张组织乡村诊疗室，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倡议专家下乡为农友治病，在农村办幼稚园、托儿所，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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