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读了一本《苏联的最后一年》，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因为这本书在我的案头已躺了一个多月了。总想读，却又总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我知道，断断续续地读这样的书是很难理出头绪的，不过，当初在北京三联书店买这本书的冲动和疑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和褪色。问号，一连串的问号还时时在我的脑海回旋：一个建立了近七十年的联盟国家为什么顷刻间瓦解？一个有着两千万党员、执政近七十年的大党为什么瞬间溃散？一个被党的前辈推上政治舞台，号称有“新思维”的领导人为什么会黯然下台？
好了，作为著名学者的前苏共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试图用《苏联的最后一年》这本书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
我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的春天，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到我国访问，作为当时国际政坛的风云人物，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新思维”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是气宇轩昂的。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一场严重的风波。不知道当时戈尔巴乔夫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将面临的危机，更严重的危机！
所有危机的根源都是经济危机。苏联经济的严重下滑是危机的真正起点。作者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最明显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迷增长和滞胀问题，而是经济混乱和严重下降。当时苏联“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等连续几年下降，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外汇和黄金储备都连年剧跌。苏联1985年的黄金储备在1500—1800吨之间，而且每年还有300—500吨的黄金产量，但是到了1990年底，苏联黄金储备却仅剩500吨；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20亿美元左右，可到了1990年底，本来就很少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一半。濒临破产的经济形势，让执政者甚至都不敢按惯例发布1990年的统计报表，1991年度预算和新的五年计划更无人问津。作者慨叹：苏联被带进一个很深的死胡同！
如果仅仅是经济危机还并非没有良药，更可怕的是“整个国家和它的领袖已经迷失航向”。作者在书中尖锐地指出，1990年至1991年间，作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平时的自信和乐观，他的助手甚至认为他的政治意志已经“萎缩”。应该说1991年是苏联的多灾多难之年，但就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年初，也没有任何一个嗅觉敏锐的政治家会分析出庞大的苏联帝国会在当年就土崩瓦解——这几乎是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甚至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一书中还坚信：苏联将坚持几年到几十年。但是所有的预言都被“不自信”的戈氏击碎了。在一连串事件，包括立陶宛危机、8·19事件等严重危机的处置中，戈尔巴乔夫表现出的不负责任和优柔寡断加快了苏联这艘巨轮的搁浅和下沉。作者详细描述了在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参加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时被叶利钦训斥和羞辱的情形，叶利钦几乎胁迫着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停止俄共活动的法案。书中作者常用踉踉跄跄、怅然若失、脸色苍白来描述戈尔巴乔夫。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位软弱、不自信的总统掌控，苏联不崩溃岂不是咄咄怪事！
作为资深学者和亲历者，麦德维杰夫鲜明地指出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几个原因：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冷战和西方的施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作用等。但让我们吃惊的是作者尖锐强调，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因为在作者看来，意识形态是苏联这样国家的“承重结构”，其“承重结构”垮了，大厦的垮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并推出新思维后，苏共的人数虽然还在不断增加，但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在日趋减弱，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一旦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砥柱，它就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作者指出，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有意思的是作者多次将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并肯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作者指出，“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苏共和苏联却根本没有进行正确的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屋顶上飘扬了近七十年的苏联国旗黯然落下，苏联正式宣布解体。
掩卷思索，心头既沉重又庆幸，感受多多！要知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我国的冲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决策，在风浪中我们可能也会触礁或搁浅。1992年的初春，邓小平的南巡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扬帆前行。
原载2005年6月10日《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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