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书学习的榜样

伪满洲国垮台的前三年，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去向不明，生死未卜，8岁的我以乞讨为“业”，养家糊口。1945年光复后，我是舒兰小镇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孩子，时年不满11周岁。先在团部后在吉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勤务兵、列编警卫连。连里有一位文化教员，不教文化，主要讲政治，提高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这表明在日伪统治时期和战争年代，我都没有机会学文化。我的这篇学习报告，就是从零文化开始的。

（一）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吉林市是有200多年历史的省会城市，也是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之一。市中心有一座很大的“东关市场”，市场的中心，有一座比较古老的“圈楼”，它的周边都是书摊，如过江之鲫，拥挤不堪。按照战时军管会的规定，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图书，一律禁售。书摊上的书，清一色是古籍，多如车载斗量，而且善价出售。只要手头有几角钱（东北流通券），肯定会买回一大堆书，至少不会宝山空回。但是，很少有人光顾这些古书陈卷，我却钟爱有加，捷足先得。是时，我刚15岁，头一次大开眼界，知道世上有书如海。我站在书的海洋岸边，被春风吹拂的书香气熏醉了。出于求知欲望心切，我萌生了买书念头，看看古书里说了些什么。但是，当时还有一个规定：党政军人员不得逛市场。这一规定可能不适于我，我人小体弱，怎么看都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站在大人面前比人矮半截，没人会搭理我。凭借这一“优势”，我在市场里春风得意，随便走走、停停、看看、问问，生怕一时不慎买来一堆垃圾。

转眼又是一个星期日。我早早入市，到我先前曾采过点的一个较大摊床，那里有一部黄板纸线装的《永乐大典》，约500册（有少许散佚），全部是手抄本，笔体不一，明显不是一人一时所为，而是岁积月累聚沙成塔，全部是樱桃小楷，工工整整，文不加点，绝对精准。最让我服膺的，卖书的这位戴着老花镜的先生，踏德履义，行情不变，全套5元钱，不破套。他看我犹豫不决，补充道：“如果给50斤高粱米，就不取分文。”我不想乘人之危，在饥民一饭难求的时候占人家便宜，这不是革命干部的品格。我说，政府正在紧急下放救济粮，粮食会有的。我搞不到一斤粮，还是付钱的好。但我手头只有2元钱，先买一部分，剩余部分筹到钱后再来买。

我诚心求购，感动了这位老先生，他居然同意赊给我，放心地让我把书全部取走，打个欠条就可以，并用手推车帮我把书送到政府。

送书到户后，老先生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这眼神给我提了醒，我再次郑重承诺，绝不食言，欠款一定尽快奉还。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看我是“大衙门”里的人，像秋后的芦苇干脆地说：“小长官，欠钱不要了，就算我送给你一点小礼物。”说罢，当我面撕掉了欠条。

（二）

这时候我是省政府秘书处的二等科员（后改为办公厅），分管鉴印、机要。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独居一室，原是旧政府废纸库，没有窗户，只有巴掌大小，除了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卷柜和一张破铁床外，别无余地。500本书，堆满斗室，“满山满谷”，犄角旮旯等一切“阵地”被书籍“占领”，几无容针之地，活动范围日蹙。我请求总务科撤掉我的铁床，我把书打包成捆，统一“标高”，摆放成“床”，放上一个草垫子，然后用一条破旧不堪的军毯苫上，这样，办公桌可以全部腾出，办公有了保障。

以“书床”来庋藏书籍，是我一大发明，在没有书橱的情况下，不失为良策。

接下来的问题可就大了。天不下钱，地不长钱，我欠人家的钱，如何解决。常言道，“一分钱压倒英雄好汉”，3元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那时节是半供给制，从省主席周保中、袁任远到科办员，每月只发放6元钱洗理费，而且前方战事紧急、节节胜利，号召机关干部节约“每个铜板”支援前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借钱还债难于上青天。我为我贸然行事，感到后怕。

按照处里规定，文秘人员遇事必须及时请示报告。这个观念我是有的。

我选择处长不忙的时候向他汇报。鼓足极大勇气，背好报告词：“报告，二等科员杨庆祥前来请求处分之事。”

我一脚踏进处长办公室，就涕泪滂沱，一肚子话就是倒不出来，直挺挺地戳在处长面前。

我的处长叫朱光烈，行伍出身，念过沈阳讲武堂，当过东北军营长，1939年参加革命，当过团长，磐石县第一任县长和省政府首任秘书处长。他要求干部特别严格，常说，汇报工作“要言不烦”“行文要简”“做事要真”“做人要诚”。他办公室的座右铭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是他亲题的六个大字。

他让我坐下来有话好好说。我一五一十地作了报告。开始时，他一脸严肃冷峻，听完汇报后，脸上阴转晴，绽放笑容。处里同志们都知道“处长不会笑”，实际上处长笑起来像春花一样灿烂。一股暖流涌入心扉。他笑眯眯地问我：“你知道你买了什么吗？你买来了国粹国宝，你买来了金山银山，我一生欲求不得呢！”

“我担心你没文化，读不懂它。”处长关切地说。

我不假思索地回禀：“我先让它读懂我，然后我再读懂它。”

处长闻言一怔，眼睛盯盯地瞧着我：“小杨啊，小杨，我突然发现你成熟了许多。全处30名干部，你最小，却干了一件大事，有眼光！”

“当然了，你缺少‘孔方兄’。”（古时对钱币的一种叫法）随后，他把右手边未加锁的抽屉打开，里面不多不少，刚好有3元钱，慨然地说：“呶，拿去！”

我们“乔梓”对话（乔为父，梓为子），永成记忆，圆了我读书之梦。我忘不了他的“书德”“书恩”。

从此以后，我一有工夫就到旧书市淘书，并同我的第一个“店”主因书结缘，成忘年之交。老先生姓李名崇智，原是某水利专科学校的国文讲师，一辈子教书。在我看来，先生的学问大得很，特别谙熟古籍，对一些重要典籍，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在他的指导下，我买到很多好书，包括《史记》《古文观止》《周易全解》段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大书。不过我特别喜欢《幼学琼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小书。它们比较适合我，有利启智开蒙，是基础性教材。

（三）

我买书和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也没有“门面”可装点，而是实打实地为了识字和练字，尽快地脱盲，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出于这一朴素的想法，我战酷暑、斗严寒，如饥似渴地吞噬每个生字。夏天，我的没有窗子通风的小斗室，闷热难耐，像钻进高压锅炉里灼烤炙焙，但是，我把双脚插进冷水盆子里，头上结上湿毛巾，光着膀子（那时不发背心）潜心夜读；冬天，我那小斗室没有暖气，全靠一道小火墙取暖，但是火墙比体温还低，白天冻手冻脚，晚上披着棉被御寒。最难熬的是电灯不亮。那时电压不够，40度的灯泡，吝啬地撒下暗淡的红光，我把眼睛贴近书本，往往眨几次眼睛才能看准一个字。

许多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抄于另本。“学问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我向机关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求一字之师，他们有求必应。特别是民政厅的孟广君同志，放弃休息，伴我度过许多无眠之夜。

他帮我创造了同音不同义的文字归类法，只要你认得一个字，就认识了许多字。

世训“一口饭吃不出胖子”。他见我激情如炽，急于填塞肚子，规定以每天学习10个字为畛限，但要会读、会讲、会写。我学习练字和识字是同步进行的。一个字不知写了多少次，一沓又一沓的废旧报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我夙兴夜寐、日就月将，积二年之功，识字约1500个左右，字写得也很不错。我原来那种伸腿拉胯的字，终于逐出笔阵，我成为处里写楷书最好的第一人，大家刮目相看，“文盲文书”的帽子随风而去了。

岁丰年稔。播种、耕耘、收获，它们之间的关系成正比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被评为省直机关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同年12月，15周岁的我，经省委特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想向文化知识进军，正式打报告给第一任秘书长武少文和处长朱光烈，请求批准我上学读书。

天遂人愿。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到来了。1950年年初，政务院决定创办工农速成中学，让在战争年代失去上学机会的工农干部、红小鬼上学深造，实行正规教育，全科教学，三年读完初、高中全部课程。我以语文最高分的成绩，名列榜首。高中毕业时，我的语文、俄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全部考取100分，成为吉林省和东北人民政府通令嘉奖的“三好学生”。

这是我读书学习的第一个峰期。

（四）

读书学习的第二个高潮，始于盛年。从1956年到1985年，我担任吉林日报社记者，共29年。当记者的最低条件是必须有文化、有知识。记言，玄远高崇；记行，简约瑰奇；记人，落墨有味；记事，通达明识。要对每一新闻作品负事实和历史责任。我的敲门砖，就是读法国《人道报》记者阿兰·魏宁顿的《新闻学》和《邹韬奋文选》。

但是，厄运来时水倒流。我刚进报社不到半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整个运动中一言不发。因无言而得咎，被下放农场养猪3年。这时，我精神极度痛苦，我选择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进行精神自救。这部作品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反正把书都“吃烂”了。正如著名诗人徐志摩所说：“只要你认识了这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贫困时便不贫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指南。”（《徐志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我感到看好书，可以增强意志品质、思想力量和抗压能力。3年来，我同另外两名战友饲养127头猪。“肥猪个个壮，猪倌倍辛苦”。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我每天晚上挤出一小时读书，主要是读政治书籍，也必须读政治类的书籍。

接下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特别是10年“文革”时期，我又犯了老毛病，10年里，我没给任何人写大字报，也没有批判任何人，被勒令到工厂烧3年锅炉，除了定期写思想检查外，我一如既往，学习不辍，不过转入“地下活动”。

1975年，派往省“五七”干校“学习”。校长宋振庭与我相识，调我到校部编“哲学教程”，我有机会系统地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在毕业时，正式出版了我编辑的《哲学大纲》，我也成为全校3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中，第一个读完全集的人。我在报社“工作”的29年，是半公开半秘密读书的人，别人对我的贤愚一无所知，我也对他人为文为人的情况鲜有了解。

（五）

1985年，情况发生变化。经省委全面了解和考察，我从一名一般小记者，擢升为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一年后改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5年后，转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过去几十年，我的行政级别一直是20级70元工资，经济拮据，买书困难。调出后，我的工资由20级，而18级，而16级，而14级，加上我省劳动模范、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各涨一级工资，我进入了高薪阶层。我的大部分近现代书籍，是这一时期购买的，但是有书无橱，仍无法上架。

1993年1月，情况发生新变化，我由一名厅长被选任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是年，省长高德占调任国家林业部任部长。省委研定，德占同志住房分配给我，原住房的一切公租家具，都由我使用。其住房的建筑面积230平方米，7个小房间，我用3个房间藏书。从此，我的书籍“翻身得解放”，再也不用以“书床”代书橱了。我1948年创造的以“书床”代书橱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1995年10月，省新闻出版局和省文化厅组织开展评书活动。专家组一致评定我的藏书达20000册（不包括线装古旧书），同年11月，我被评为“吉林省十大藏书家”，并由省政协主席张岳琦颁发证书。

人怕出名猪怕壮。2004年春，长春市图书馆党委书记张启彦、馆长刘慧娟三番五次来家造访，婉转试探捐书事宜。书卷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胜于亲生骨肉，难以割舍。心诚则灵。在他们的亲切开导之下，我心有所动。书不专私，把个人藏书变为公共文化资源，未尝不是件好事。按照他们提出的方案：一是整体保管，二是以我的名字建立专馆。我不同意，建议叫“敬贤书斋”，凡是来馆借书的人，都是贤者，都值得我敬重。我捐的书共100个柜子，并正式出版《敬贤斋书目》之一。珍本、孤本、秘籍未录入。

（六）

买书成癖，读书有瘾。对于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来说，一旦无书可读，人如了无生气的死幽灵一样，我过不了没有书的日子。我决意再建起一个小书房。黄梨洲（黄宗羲）说：“学问之道，以个人用得著者为真。”我以自己的需要淘书、读书：（一）当必读的书（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二）当熟读细看的书（如近现代史）；（三）当必备的书，以资查考（如文献类工具类图书）。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我选购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共30卷；30卷《中华民国史》；22卷白著《中国通史》；6卷集范著《中国通史》；黎东方主编22卷《西洋全史》；各大洲历史以及国别史等共20书柜，5000多册，这是捐书后自己的小型适用图书馆，也是我一生集书的第三个高潮。

我不当书奴。离休后，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一边看书一边做读书卡片，20年来，做了一万张卡片，其中仅历史方面的就有1000张，人学方面的700多张。每张卡片都注明出处、版权和品评。有些好书一旦拿到手就放不下，经常加班加点，回归儿时，老年“读书犹记少年狂”（苏辙老年诗句）。

有人说，人的成功在后半截。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但我的人生高潮却在夕阳红。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诗）步入古稀之年后，我正式出版了小说、电视剧、散文、诗歌、法学专著共18部，差不多每年就有一部新书面世。偶有所感，也写一点零章碎简，见诸报端。共写了一百多篇小文章。在我80岁生日前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我为会员，这对我是推动和鞭策。

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天降遐年，我一定要把终老学习这条路子走到底，不负我心，不负我生。

我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从一位小文盲成为法学硕士，从一位乞丐到荣誉大法官。我的成长尽管自己也付出了努力，但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是党的关怀、培养和谆谆教育的结果。我满怀深情望北京，感谢我们亲爱的母亲伟大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