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边营”的设置源于三雄之乱。
所谓三雄，指的是撒假、安兴、杨九乍这三个小凉山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他们是明万历时期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这三人并非一时兴起之枭雄，他们都是世袭首领，如撒假就是越西邛部长官司的首领普书约伯的儿子，安兴是知府安鳌的后代，撒假的外兄；而杨九乍是雷波长官司的首领（杨系朝廷赐姓），与撒假也有联姻。所以这三雄都是被朝廷任命的土官，同时有亲缘关系，他们分别盘踞在四川美姑、雷波、马边一带，是小凉山区真正的主宰者。
但势力最大的当数安氏土司。起先，安兴的祖辈安济是归顺了朝廷的，这是从汉代起征伐西南夷的结果。到明朝洪武初，安济“率众归附，授土知府，赐诏褒嘉子孙世袭”（《马边厅志略》）。当时的马湖府是明朝洪武四年（1371）沿袭元代“马湖路”而设置的四川九府之一，《雷波厅志》的记载是：“安济，明时马湖土知府，领长官司四世袭，系黄瑯彝酋，哈拉支最长的土官。”安济死后，由他的儿子安仁承袭，但他不久就病故了，就把这个官职传给了他的侄儿琅德。琅德对朝廷也是听顺的，按时纳贡，如洪武十六年（1384）琅德就向朝廷献马十八匹，其中有一匹马非常漂亮，皇帝一见就喜欢，便赏琅德银三十锭、米十二石、锦衣一套。
但又过了五代，到了弘治四年（1452），安氏土司家族就出了问题。安鳌承袭后，重权在握，忘掉了“诸夷皆震恐，争求内属”（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的那段历史，而在羽翼渐丰后就开始有些蠢蠢欲动。在安鳌时期，“鳌性残忍，虐民计口赋钱，岁入银万计；土民有妇女多淫之”（《马边厅志略》）。于是，四川布政司就上书朝廷“请治之”。
其实，安姓是皇帝所封，安氏土司世袭八代均与朝廷和平相处，但到了安鳌这一代就变了。按说依安氏土司在马湖地区的势力，虽然安鳌有些胡作非为，但朝廷还没有到完全不能容忍他的地步，因为鞭长莫及的疆土还需要安氏土司，而当时也还找不到更强大的力量去取代他，只要安鳌稍加收敛，便会相安无事。但在这期间出了件大事，安鳌派人去杀平夷长官王大庆，王大庆闻讯逃走，结果把他的弟弟杀了。
安鳌便招来了杀身之祸，朝廷痛下决心派人诛杀了安鳌，并改马湖府为流官知府，安氏土司世袭124年的历史从此结束。这是弘治八年（1495）发生的事，但这正是三雄之乱的源头，也就是说祸因在万历前早已埋下。
虽然安氏土司被废黜，但后来朝廷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那是在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四川筠连夷部汉民与彝民争地，引起彝民反叛，万人围攻筠连，朝廷派兵平剿。安鳌之子安宇率500人从军，然后从中调解，从而避免了一场干戈，于是他被朝廷任命为“土巡检”，这个职务虽然没有之前的土司有权有势，但让安氏家族重新得到了朝廷的信任。好景不长，安宇去世后，安兴承袭，这个安兴藏有复仇之心，他就认为机会来了。
在三雄之中，撒假是最有反骨的，因为他的父亲普书约伯就因为反叛，独自称王长达四十年。
嘉靖年间，越西邛部长官司叛，普书约伯自称噩普王，潜住腻乃（今四川美姑县——本书作者注，下同），地方与马湖、赖因（今马边属地）等处接壤，守土长官有失提防，以致窥伺继而彼此勾连渔利。乘我不备，率众杀掠至隆庆。
（《马边厅志略》）
邛部长官司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设置的，在“越西卫军民指挥使司”之下，辖治范围为“东至马湖沐川司，南至宁番小相公岭，西至喇叭关外，北至大渡河南岸”，大致占有今凉山的北部地区，势力范围不小。
撒假之父普书约伯叛后自称“噩普王”，撒假后来也自称“西国平天王”，不过他的野心更大，想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所以从万历年间起，他就与黄琅的安兴、雷波的杨九乍结盟，频频骚扰劫掠汉夷交界的荣丁、赖因、烟溪（此三处现均为马边属地）等城寨。
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肯定是朝廷不能容忍的，其结果必定是派兵镇压。
在当时的明朝廷，文官当道，对西南边防好像并不太重视，所以朝廷只派了都司李献忠、守备刘继祖、指挥尹从寿三将，带兵三千人进剿。但显然他们是低估了三雄的实力，那几个古老的黑骨头部落并非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更没有想到等待这三千人的是羊落虎口，一个不剩地全数吃掉。
其实，就在官兵大举进发之时，撒假等人早有准备。等大军一到，他们并不与之战，而是打出降旗，宰牛杀羊，与李献忠等人大碗喝酒，承诺归顺。官军信以为真，酒一喝完，就准备打道回府。
后面的故事不难想象，“献忠巽懦，轻与之盟，遂撤营，前趋二千余军出山口，贼忽大噪，掠辎重，后队悉弃甲走，三将死焉”（《马边厅志略·边防志》）。
三雄轻取官军，首战大捷，“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李应祥传》）。
李献忠、刘继祖、尹从寿三将被杀后，朝廷大为震怒。确实，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部落敢如此大胆，这样的奇耻大辱刺痛了统治当局，遂下决心清剿三雄，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朝廷下旨，点兵点将，进军小凉山区，形势骤然紧张。
“命松潘李应祥，成都府同知余昭，叙州府唐导钦、同知陈守听，马湖参将郭成、朱文达、万鳌、田中科，中镇将周于德、腾国光，乌蒙土官禄荣、通判杨成，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建昌将王之翰、杨师旦等，从征。”（《叙州府志》）
四川总兵李应祥任此次征剿大军的统帅。
李应祥是湖广九溪卫人（今湖南慈利县），素有战功，平定过松潘、茂州的吐蕃势力，而在万历十五年（1587）时，他又平定了在建昌（今西昌）“纠众扇祸”的夷人首领王大咱。由于“腻乃诸夷是咱之后户”，也就是说王大咱与三雄实际是里外相通的，建昌一役建功后，断了三雄的接应，所以李应祥是征剿小凉山的最佳人选。
这次进剿选定了在是年十月发兵，“卜十月出师祭旗誓将”。
在进剿过程中，为了整肃军纪，凡办事不力、扰民或有通敌行迹的，均严惩不贷。此间就出现了几起败坏军纪的事情，如“运馈饷者误事”、“播州（今贵州遵义）兵抢人”、“雷波通事（即翻译）怀异志”等，当然，处置这几件事是毫不手软：立斩之。
大明三路大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李应祥坐镇马湖府，运筹帷幄，其军事韬略远在三雄之上。所以开战不到一月，即万历十六年（1588）十一月，官军已经打到了利济山，与三雄血战数日后，取得首功，射杀木瓜夷白禄。
这个白禄就是“杀李献忠贼也”。
关于这段战事，更准确的记载是四川兵部尚书徐元泰的一封上奏，其中说的是“正月八日，中镇营进攻木瓜夷白禄，从大赤口约众千余来拒，中矢死，兵败腻乃，始惧”（《明实录》）。
杀死白禄，攻克腻乃是三雄之战的转折点。“腻乃久据凉山地，近马湖，黄琅雷波皆马湖编氓，为之羽翼。又有瓜姓数支，实其党与，而瓜夷中最狡黠者曰白禄，与西姑摆杨九乍结姻，共掠马湖诸处，杀边将，侵入西宁堡、流黄川、两河口，猖獗已极”（《明实录》）。腻乃地处小凉山的中心地带，所以得腻乃相当于得了小凉山的心脏。
腻乃兵败后，三雄节节败退，战事迅速转入被动，此距开战不过一月时间。
但由于作战在崇山峻岭之中，地势险要，通行极为不便，官军的推进也遇到了诸多困难。
冬天很快就来临了。这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雪深数尺。
撒假与杨九乍率万人据山固守，居高临下，拒不出战。
李应祥也深知官兵面临的困境，所以他不能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当即派最为精锐的播州兵上阵进剿，“悬赏以激之”。
这支播州兵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的队伍，后来有人还写诗颂扬过他们：“当日木瓜群鼠窜，论功应数播州兵。”（王启焜《烟峰城杂咏》）清代的时候，有人在雷波一个叫牛吃水的地方挖到一块巨石，上面刻有“播州营”三个字，这正是当时“播州土司杨应龙随征，最称敢战”（《雷波厅志》）的证明。播州兵让三雄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有效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冬季攻势。
转入第二年，刚一开春，冰雪初消，官军加紧攻打，形势立转。
此时官军粮草充足，而三雄没有了冬季的有利形势，显得更为被动。此时山道不再溜滑，雾霾退尽，太阳高照，一切皆在官军的掌控之中：
（万历十七年）三月己寅，鏖战于白合口，斩白鲁阿什咱（撒错之弟）。
庚辰，孔明打卦台擒假妻及男女。
四月甲寅，朱参将兵渡泸口（即泸水），破鹰雀岩。
辛酉，郭（成）参将兵破七洞关。
甲子，破聚兽坡、藤甲岩、黑挖洞……
（《马边厅志略》）
此时，在征剿大军的围困之下，撒假已是精疲力竭，他裹着干粮，带着心腹40人藏进三宝山的一个洞穴里，企图躲过一劫。
这个洞穴非常险要，也极为隐蔽，藏好后，撒假忙派部下去寻求接应，又叫两个夷童潜伏在溪菁口，授以暗号，以便通风报信。但这两个夷童被官军识破抓获，信息从此断绝，撒假顿成困兽。撒假仍拒绝投降，做垂死挣扎，于是官兵“架云梯眺之，见贼矢尽，乃探岩排埼连梯逼之，四十夷多射死，遂斩假”（《马边厅志略》）。
四川雷波段的金沙江。三雄之乱被镇压后，部分土司族裔逃往对岸的云南永善县境内，暂时躲过一劫。龚静染摄。
在另外的史书中也有说撒假没有被杀死，而是“生擒撒假”，但这个细节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撒假死后，三雄同盟彻底解体。
缉拿安兴的兵马仍在穷追不舍。
此时，“安兴自度势穷，聚众黄螂（今雷波县黄琅镇）怯袒密与安勉（其胞弟）固守”（《叙州府志》）。但小小的怯袒密（据《雷波厅志》称在雷波县城东南五十里），哪里能阻挡大军的进剿。“（五月）壬子，移师黄螂，破怯袒密，俘安兴母杨氏”（《马边厅志略》）。
就在怯袒密这一战中，虽然安兴之母杨氏被擒，但狡猾的安兴却意外地逃脱。
他是怎么逃脱的呢？史书上是这样说的：“掷金于途，以缓追者，遂得脱。”（《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五）《雷波厅志》中说安兴这个人是个猛夫，“貌雄杰，力敌万夫”，连史官也抑制不住赞许之语。
但就在逃跑过程中，却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安兴在穿过密密的竹林，用刀去砍竹开道，不料误伤了自己的左脚，血流如注，伤痛让他不能行，最后只得束手就擒。这个地方是在石坡罗（今雷波县永盛乡），史书上又感叹说是“岂非天灭凶夷哉”。后来在安兴被捕获的地方建了一座关王庙，以纪念这个重大的胜利。
值得一说的是，安兴死后，不少安家子弟逃到了金沙江对岸的云南永善县桧溪。那里与四川雷波一江之隔，却保住了安氏家族没有彻底遭到灭门之灾，安家后来在清朝康熙年间再次被朝廷任用，授以“阿兴土千户”，成为一方望族（参见夏廷安《明清永善安氏土司之兴衰》一文）。直到现在，安氏后裔仍然在桧溪、雷波一带可以找到，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安兴落网，是不是就该结束战争了呢？不，还有杨九乍，此时的他已经躲藏了起来。
在小凉山那片崇山峻岭中，要抓住一个对地形了如指掌、奔突如猿猴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为抓一个人而耗费巨大的军力也实属不值。这场战事到底花费了朝廷多少银两没有记载，但查史料可以看到，在清朝道光年间剿办两次比这次小得多的“夷务”，也耗费了巨大的开支，《清实录》中有记载：“四川省办理马边等处两次夷务，借动盐茶耗羡银二十六万余两，官民捐输余剩银三十万六百余两，余茶银八万余两，封存银十八万余两。”
在后来的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叙州府通判刘耀庚在为征剿马边叛乱时的上奏中就感叹道：“数百万帑金轻掷于不毛之地！”
笔者曾经到过走马坪、油榨坪、烟峰、荣丁、黄琅、蛮夷司、中都河等地，这些地方正是当年三雄的活动范围，只见重峦叠嶂、林深箐密、山险路歧，实为一个禁绝之地。所以看到胜势已定，官兵一般会尽快收场，免得靡费过度，而接下来就是做打扫战场、领功报赏等善后的事情了。
寅下令班师，雷波杨九乍躲四岩门等处未获，先是妻马氏曾劝阻九乍，及大兵至，自度难免，率众投降，照旧管辖雷波。
（《马边厅志略》）
三雄势力被平剿后，无人知道杨九乍的生死，“首恶既得，惟杨九乍存亡未卜耳”（《明实录》）。
当时，杨九乍之妻马氏已经主动归降，朝廷又在杀戮之后施出安抚政策，让马氏继续管理雷波，政治地位不变，结局似乎不错。
但不出一月，等待收兵的官兵突然接到命令：“速擒九乍，俾无余孽。”
本来已经落定的尘埃又浮了起来。
发现杨九乍的踪迹非常偶然，当时马氏有一个女儿，“姿不胜美”，马氏非常喜爱她，视若掌上明珠。但这个女儿在随杨九乍潜藏的时候意外被俘，被关进了叙州府监狱里。
接下来是要对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进行刑讯，逼她说出杨九乍的藏身之地，但这样一来，她可能被“污之”。于是叙州知府就出了个主意，说如果这样，只会增加马氏的仇恨，而要抓到杨九乍，不如把他的女儿放回去，马氏必然会感恩图报。
果然，官军就放了杨九乍的女儿。
此时的杨九乍已如惊弓之鸟，深藏不露。马氏便叫人刻了一块染血牌，派遣亲信前去河全窝，将之交给杨九乍。河全窝在哪里呢？《雷波厅志》是这样说的：“河全窝，雷波深处不计里，去石角隘（今屏山县新市镇附近）八日。”
杨九乍一看染血牌以为是妻子在与他秘密联络，深信不疑，便出来见面，哪知马氏亲自带人埋伏在左右，等杨九乍一出现，伏兵四起将之团团围住。
这天是万历十七年（1589）五月初四，地点是小木瓜（雷波县一地名）。
先是口哨联络，杨九乍缓缓从密林中出来，还是非常警惕，但待他反应过来是个圈套时已迟。杨九乍挥刀抵挡，拼命夺路而逃，但在重重包围下，他哪里还有出路，只见一个叫李必得的军官冲上前来，“用拈枪前将九乍右肋一枪杀落下马”，然后是“擒至西宁（今雷波西宁镇），伤重身死，俘尸以献”（《马边厅志略》）。
杨九乍死后，三雄之乱才告结束，而整个征剿过程用了近两年时间。
所称三雄，相继殄灭，生擒三百，斩首千余，歃血埋奴，誓不复反……上舒天朝西顾之忧，下洗边民荼毒之愤，开拓疆宇，恢广舆图，诚旷古所仅见者也。
（《马边厅志略》）
在凉山地区，这场战争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双方死尸堆积如山，不计其数，“计群猓擒斩俘获，为类颇多”（《明实录》）。当时，为了打扫战场，点清死亡人数，但尸体搬动困难，便将死人的耳朵割下来记数。而这些被割下来的血淋淋的耳朵堆积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腥意象，世界顷刻失语，场面异常恐怖和震撼。
成王败寇素来是主流历史的叙述脉络，实际上就在同一时期，远在黑龙江的女真族正在厉兵秣马，而在几十年后，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与明朝长期征战，直到灭掉明朝，建立大清，而这一段历史最终则是由女真人来书写的。
不能否认的是，在大明政权复杂的政治博弈下，四川西南边疆也有过如此激烈的演绎，而三雄之战对小凉山地区的巨大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是凉山彝族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影响区域最广、也是最为震撼的重大事件。
接下来，大乱之后需大治，而此时的马边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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