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边厅纪事

从明朝万历年间设新乡镇到清乾隆年间设马边厅，其间近两百年历史，有过辉煌，有过黯淡。但在孟端的眼里，历史已经过去，一切的变化要从现在开始，“马边一隅，昔为牂牁故郡，今归禹甸旧服，复管制、增营汛、通商贾、兴学校，非兹山川间气磅礴郁积数千载，其精华秀彩不能遏抑，故焕发于康熙朝”（《新垦马边碑记》）。

这段话中，孟端认为马边新的历史从康熙时就开始了。但实际上，抛开断代的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马边真正新的历史是在乾隆时代开始的。

城还是那座城，然而，城也早已不是那一座城。

到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马边城已破败不堪，明代汪京修建的那些城市建筑大多荒废破败，“新镇建城自明万历平三雄后，始原有内外城之分，迄今二百余年，外城倾圮已极，内城亦大半倾圮。……此外九堡十三墩，间有遗址，多无实存者”（《马边厅志略》）。

当时，来马边的官员中有一位叫王启焜的人，字东白，号南明，浙江嘉善人，当过监生，最大的官做过川东兵备道，也就是整饬兵备的道员，乾隆二十九年（1764）任屏山县县丞派驻马边，相当于专门让一个副县长去管理马边地界。王启焜的这个职务很特殊，设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先后四任，首任张国珍，次任孙豫、周芳斗，他是最后一任，此后这一职务就被废裁了，接替的是叙州府通判。

王启焜当县丞的那一年正是马边设厅的那一年，他的工作其实就是辅助叙州府派来的官员筹建马边厅，也就是说他不过是个过渡性的官员。

王启焜在马边期间有何建树不得而知，但他留下了一些诗作，以边地题材入诗，有唐代边塞诗人之风，能让后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这一时期马边的社会生活状况。如他在《烟峰城杂咏》中就写道：“湿翠青葱暝色涌，空城寂寞笼轻岚。旅衣烟草峰前立，积雪连天指剑南。当年设险垒重关，旌戟森罗控百蛮。今日太平风景好，野棠花落古城间。”此诗既描绘了马边的风光，也抒发了边关豪情。

当然，王启焜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首：“青鞋布袜一微官，历尽崎岖九折盘。眼底苍凉余故垒，题诗留与好山峦。”百年战乱，马边城百废待兴，“历尽崎岖九折盘”可能正是一个官员内心最真实的感慨。

当时城郭之破败，马边整个城里连个米仓都没有。乾隆年间，正好有其他地方“公捐义谷十四万九千余石”，便运到了马边，原本想将粮食“存贮该厅县，听民间夏借秋还，不加息谷，以资接济”。但是这么多的救济粮，却没有地方放，“查新设马边厅，未建常社二仓”（《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民国以后的马边城。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旅游局提供。

连救命的粮食都只能敞放暴露在露天之下，可见城垣之凋敝，不修都不行了。

为了让厅治功能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最紧要的是马边城需要重修。当时通判、照磨、训导等官已经上任，而下面的捕役、皂隶、快役、廪生、禁卒、更夫、典吏、民壮、司兵一大批人要在这里吃喝拉撒，这都需要一个合理的建筑格局来分布、供给和展开。

但财政的捉襟见肘让重建并不顺利，朝廷居然拿不出多的银两来，最后的结果是只修马边城，其他的暂时不管，比如“马边土堡”就没有修，但不修防卫设施也留下了后遗症，这是后话。

这段史实记录在下面这段文字中：

马边城，周三百五十丈，高一丈五尺，厚半之。门五，东高以崇主山，闾巷廛市，分布井然。然城之中又为内城，万历十七年建，历年久远，被水冲坏，自行坍塌，仅存一百二十丈，乾隆二十九年详请兴修，奉批。马边土堡不在城垣之例，未准。

（《马边厅志略》）

马边厅建在原马边同知署的旧基上，“建坐西向东头门三间，前设鼓吹亭；仪门三间，前左为肖曹庙，右为监狱；后为大堂三间，左右两庑设书吏办事六房；堂后右手设九功库，宅门内二堂五间左右；两厢厢房之左为铜库，两楹前后六间，厢房之右傍为爱清轩三间，内署五间；左右两厢，厢左为燕喜堂五间；堂前厨房五间，右为箭道，箭亭一间，书房二间；署后西北为仓库九间，存义谷”（《马边厅志略》）。

在房屋布局中，各项功能都比较完备，但仔细比较，这个厅署格局与当年的同知署还是有不少区别，如“爱清轩”和“燕喜堂”就是过去没有的。

政府办公地一般都比较集中，布局比较紧凑，所以厅署的旁边又建有照磨署、训导署、马边营都司署等，职官的起居办公均是安排有序。但由于每个职官的司职不同，其住所附近的建筑形制也有一些区别，如训导署的办公地就叫“明伦堂”，是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一般是设在文庙旁边，而马边营都司署的旁边建有“衙神祠”，还多出了马棚十二间，这是武职的配套设置。另外还在南门外一里许的地方建有演武厅，校场也考虑得颇为精心，坐北朝南，以便于观看士兵操练。

厅署的日常生活，除了行政管理之外，对重大的典礼、朝贺等也是遵循祖制，尽力操办。如每年皇帝的生日称之为“万寿圣诞”，这是一件大事，要普天同庆，没有谁能等闲视之。

那么，这个盛大的仪式是怎样操办的呢？在举办“万寿圣诞”的前后三日，所有厅属官员都要于鸡鸣时起床，穿戴朝服在厅署的前楹处等候，分为文武两列人马，按职位高低排列；东一班由通判带队，教职、主事等随其后，西一班由都司带队，千总、把总等随其后。到了大堂阶下，两班人马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要席地以坐，这叫坐班，要到天大亮时才散班，而这样的仪式要举行三天。

中国是个非常重视礼仪传统的国家，这点通过马边的“文庙之祀”就能够看出其之隆重。所谓文庙之祀实际就是祭孔，这几乎是中国千年不变的文化传统。到文庙祭祀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的上丁日，也就是每年农历二月和十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

一到祭祀前夕，马边城里就在为这件事忙碌，而且极为庄重，需“先期散斋二日，各宿别室”（《马边厅志略》）。

到了祭祀的前一日，参加的人员要统一住在祭所，这期间，不能喝酒，不吃葱蒜，不问疾，不听乐，不理刑，不判署……所有的一切俗事得全部停下来，专治祭事。

祭祀前的过程是相当的讲究和繁复，到了祭日那天，早上鸡初鸣时，先要将牲馔、乐器、烛炉等陈设整齐，然后所有厅署的僚属到更衣室换衣，又通过一系列细致而谨慎的礼仪程序，已是霞光遍地，这才轮得到在孔子神位前“上香、祭帛、进爵、俯伏、平身”。

整个祭祀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候是“乐章”部分，众人应钟起调，齐唱“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事之师……”，气氛进入高潮。每到这样的节日，马边城里人潮涌动，百姓争观，非常热闹。其实，马边每年还会举行其他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再加上各个时令节序，一年之中都洋溢着民俗的勃勃生机。

在过去，马边位于四川盆地的边陲，除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与之蜿蜒相接外，面对的就是一片广大的彝区，南北有金沙江、大渡河相隔，而东南更远处则是连绵的横断山脉，现实的状况就是山高路远，行路艰难，随之而来的是信息闭塞、商贸不通。所以，在马边设厅后，人们又在设法疏通此地的正常商贸活动。

商贸中最重要的是盐，马边不产盐，军供民食必靠外运。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实行了开中制，即用盐引换取茶、马、豆、麦、帛、铁等实物。当时盐是稀缺物资，盐的买卖由政府控制，对私盐绝对禁止，所以盐在边地的重要性不仅解决了淡食问题，而且是流通中的硬通货，甚至可当钱币使用。民国时期马边的人工费可以用盐来结算，下力人一日的劳动可换盐半斤。

马边的盐食主要来自嘉州附近的“犍厂”（即现在的乐山五通桥）。清朝乾隆年间马边城恢复正常以后，人丁日增，食盐供给成为问题，为此在乾隆三十年（1765）请求“酌增陆引八百张”。

所谓盐引，指的是盐的凭据，也称“盐钞”。盐引分陆引和水引两种，陆引指的陆路运输的盐引，当时的每张陆引为4包，每包重115斤，每张重460斤。800张陆引即368000斤，这就是当时马边人民的全部基本盐粮。王启焜的“年年十月来山市，争买青盐换麝香”（《烟峰城杂咏》）一诗，也反映了当时的彝族民众对盐的青睐。

过去，运盐到马边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马边甫经辟荒，尚无殷户充商”。于是，四川总督阿尔泰便下文指定专商来办理，即让五通桥盐商李馥远、吴之裕等人认销陆引400张，屏山县商人聂春认销400张，然后按照犍厂计引之例，每一张完税银2钱7分2厘4毫，羡银1钱8分3厘6毫，共计430两2钱，并按年征解盐库。

笔者在这里谈到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想通过盐来看马边商贸正在复苏的一个细节，因为这在战乱时期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和平时期，柴米油盐的保障，须得有正常而频繁的商贾活动。

应该说，清朝早期的强国之治，也让马边这个边徼之末沐浴到了丝丝春风。在马边厅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正是清朝最为强盛的时候，而浩大的皇恩也不时送到这遥远的边地来。

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宗纯皇帝六十大寿，便将地丁银全免；乾隆三十七年（1772），因马边民众在为“调派各兵进征金酋”中转运军粮有功，于是将地丁银减免十分之六；

乾隆三十九年（1774），马边“小民历年出夫运粮，踊跃急公”，地丁银减免十分之三；

乾隆四十年（1775），小金川全境收复，马边为之付出的“挽运繁简”，奉文减免地丁银十分之三；

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宗纯皇帝的母亲九十大寿，地丁银全免……

从这些“皇恩”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边当时的社会是相对稳定的，而这样才能有余力去支持清军平定大小金川。在《雷波厅志》《忠节志》中就有马边人赵廷梁、胡永华（均为普安营外委把总，相当于连排级军官）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随征金川阵亡的记载；同时也可以看到马边的人口在稳步上升，到嘉庆十年（1805）时，马边有花户13800户、人丁39908口，比乾隆二十九年的1076户增加了13倍左右，而这之间才仅仅40年时间，可以说请朝廷的垦边政策确实是奏了效的。

如今在马边城边的一个古建筑“靖氛碉”上，还看得到这样一副对联：“民物共安乐阜，边境永息烽烟。”而这可能反映的正是康乾时期的世道人心。

这时的马边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今马边田塍绣错，村堡星罗，户一万三千八百，口三万九千九百。峨眉耸起北，凉山横其西，若水经其南，大江绕其东，而其中则清水溪分支萦抱灌输，百派东西二百五十里，南北延袤六七百里，近逼夷巢，为嘉犍泸叙之藩薮，诚西南一重镇也。

（《马边厅志略》方有堂序）

也就在这样的和平光景中，马边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场科举考试，这一年是乾隆四十年（1775）。

据史载，马边从明代开始就有一些科举入仕者，文脉不断。如永乐年间的胡鉴，辛丑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王彪，甲午科举人，曾任知府；又如成化年间的罗瑞，辛卯科举人，后任知县；曹有才也是进士出身，曾任云南知府等等。

但马边过去均为周边郡县领属，所以常常要到邻地考场去考试，考生有行路之苦。自清朝乾隆以来，这一情况更为明显，要求改变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当时马边岁科应考童生已经有300余名，历年来进取的文武生员达40多名，“士气振奋，较前实为日盛”。

由于马边过去在屏山县的管辖内，屏山全县的学额是15名，马边与屏山的童生数量相当，但马边厅的学额占得较少，所以就要求划5名给马边，由该厅直接录送叙州府参加考试。在考试后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称为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但屏山的廪生只有16名，就应该把空缺的4名给马边，同时增加的增生（即增加的生员）有11名，这样才有利于马边的人才培养和选拔。

当时的廪生可以领取政府每年发的廪饩银4两，补助生活，“食饩”12年还可出贡，到太子监去学习考试后可授官职。在乾隆、嘉庆年间，马边有记载的贡生有杨泰仪、刘廷基、金朝位、朱朝栋、廖世元等。

另外，由于马边的文风蔚然，教育事业兴盛，又把宁远府越西厅的一名训导调到了马边任职，书役、门斗等相关人员“一体随拨”。

乾隆四十五年（1780），马边设立了学宫；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把位于厅署右边的文庙重新修过，这个庙子还是万历十七年修的，早已破败不堪。这一修，把大成殿、崇圣祠、东西两庑及礼门、泮池、棂星门等处悉加改造，“庙貌巍峨，壮厥观瞻”，可以说这座公共文化建筑是小城的核心，有“明教化、美风俗、淑人才”之功用。

不仅如此，过去多年失修而颓废的庙宇也陆续重修。

乾隆三十八年（1773），重修了万寿寺，“寺所树木纵横，烟云历乱，前对莲花诸峰，河流则曲折而环抱，亦边城胜地也”（《重修万寿寺碑记》）；

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修了龙龄寺，“诸佛神像泥金受彩，无不焕然一新”（《重修龙龄寺碑记》）；还重修了东岳庙，使其“金碧其像，琼瑶其宫，以为阖郡祈福之地”。

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于万历年间的武侯祠也在旧基之上得以重修，修建的钱来自于官员们的“清俸”和乐善好施者的捐助，而修成后的武侯祠是“神像尊严，体制崇焕，墙垣宏整”。

在这些大兴土木的背后，是边疆安定的社会背景。和平建设带来了“殿庑更新，门堂重丽，石砌坚完，垣埂峻整”的景象，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战争的伤痛，小城安静祥和，百姓安居乐业。而这一期间的文人墨客，也不忘为四时更替中的诗情画意留下几笔，其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马边厅通判徐宗仁的几首诗，就把当时的马边的景物写得别具韵味，这显然已不是在乱世的心态下能够写得出来的，我们不妨列几首在下面：

莲花山色好，旭日更增辉。半壁衔苍岭，全轮罩翠微。

（《金莲吐日》）

有江堪作带，无岭不飞峦。古墓牛羊踏，深林鸟雀攒。

（《登厅后山》）

一肩残月白，十里晓风清。行歌时互答，虚谷应声声。

（《南岸早樵》）

南客争归北，北人渡向南，熙熙与攘攘，两两复三三。

夕照横修竹，山城没晚岚，蒿师行倦役，牵缆入寒潭。

（《北关晚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