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区饥荒下的嘉庆八年

颙琰即位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86岁，可能是父皇的高寿让他饱受宫廷争斗的折磨，所以等乾隆皇帝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和珅丢进了监狱，并将之党羽彻底剪除，长长地吐了一口恶气。

继位的嘉庆皇帝是有心做一番事业的，他整饬内政，整肃纲纪，颇有一些新气象。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件偶然事件，让嘉庆皇帝深深地感到了清王朝的危局。

事情是这样的，嘉庆八年（1803）的一天，有个叫陈德的人躲在顺贞门一处，等嘉庆帝一行人从圆明园回宫的时候，突然闪出行刺。当然，在贴身侍卫的保卫下，陈德只是乱挥了几下小刀即被拿下，这时嘉庆帝坐在大轿里已经进了宫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听见后面有些骚动，才知道有人在行刺。

陈德刺杀嘉庆的事情虽然以闹剧结束，但这事绝非什么好兆头，而之前所谓的“咸与维新”，最后变成了“嘉道中衰”。在此后的几年里，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纷纷爆发，天下又不太平了。在遥远的四川马边，也就是陈德刺杀嘉庆这年，也是危机四伏。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呢？这得从一个叫周斯才的人说起。

周斯才，号梦溪，江宁府上元县人（现南京市属地），曾是个在国子监读书的监生，嘉庆四年（1799）入川，嘉庆六年（1801）到马边厅任通判。

在马边厅成立开始，之前在这里任过通判的已有二十几任，他们在此地待的时间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二年，比如周斯才的前任费恩纶就只任了一年，而费恩纶的前任余大鹤也只任了两年，可以说是轮替频繁。而走马灯似的换任确实也未给马边留下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真正被老百姓记得，但周斯才却是个例外。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周斯才是个才子，琴棋书画皆精，著有《寄园》等诗文集。有趣的是，他的夫人晞颜是个才女，工诗，著有《海棠多望云轩集》。

但后人知道的周斯才并非他的诗文，而是他的史学家身份，他主持编撰了《马边厅志略》六册，这是马边历史上第一部志书，成为研究马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正因为周斯才编撰了这部县志，才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嘉庆八年发生的一次骚乱事件。

嘉庆八年（1803）正月十四日，也就是元宵节的头一天，马边城里的百姓正在做闹元宵前的各种准备，“植高杆，悬灯于上，至十五六日各街结彩张灯，夜放花炮，竞杂技游戏”（《马边厅志略》卷四《风俗》）。

实际上，一年之初恰巧是马边厅的官员们更为忙碌的时候。一般而言，在立春前的一天，人们还在过年之中，厅官就要率领僚属到东郊去祭祀“芒神”了。

这天，各官员都要穿上整齐的朝服，在仪仗队的鼓乐吹打之下，一起到东郊去行三跪九叩礼，然后把纸扎的“芒神”和“土牛”恭恭敬敬地迎回厅署仪门外安放。“芒神”向西，“土牛”向南，这自有其寓意，都是非常讲究的。当日聚宴之后，第二日早晨还要设酒果，众官列队聚集，对着“芒神”说“戴仰神功，育我黎庶”之类的吉利话，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所有的官员要拿着彩鞭站在“土牛”旁等长官发号施令，听到击鼓三声后，即上前围着“土牛”击打三圈，以豆撒牛，祈求春耕祥瑞。而等仪式一完，围观的百姓便纷纷上去拾豆子，据说这豆子非常神奇，婴儿吃了它不会出豆疹。

这样的风俗礼仪是年年都要举行的，虽然烦琐，却也洋溢着春日之喜气。一开春，万象更新，人们祈福一年的平安是最为普通不过的事情。

但那年的情况却有些奇怪，就在元宵节的头一天，就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有一千多彝人从排甲冈出来围攻马边城，当地的居民乱成了一团。

事情也蹊跷，当天周斯才正好因公到叙府出差，他正走在半途中。得到消息后，周斯才连夜赶回。

在返回的路上，周斯才忧心忡忡，此时马边的守备非常薄弱，本来城里平常有340名士兵守卫，但因为平定教匪被抽调了大半，仅余145名；而其中又分派到各个塘汛关卡，只剩下五六十名士兵，要抵挡强悍的彝人简直不可想象。而就这几十名士兵都已被驻防马边的都司吴浙人全部带到前面防堵去了，马边城实际上就是一座空城。

这里稍作一点回顾。马边地处彝汉交界之地，“界连夷境，跬步皆山”，彝人劫掠汉地的事情频繁，“抢夺之案，事所常有”，这在清代官方文牍中有大量的记载。过去，彝人有“抢娃子”的习俗，每出抢必掳掠一些汉人做奴隶，边地汉民苦不堪言，“汉夷杂处，夷强汉弱，抢掠男妇，辗转售买。一入凉山老巢，遂若沉沦异域，鞭笞桎梏，惨虐不可言状”（《清实录》）。

朝廷虽然“遇有抢掠之案，认真稽查，随时惩办”，但马边由于“道路歧杂，防范较难”，政府拿抢掠的彝人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平时惟当妥为防堵，俟其出巢滋扰，即痛加剿戮。如其逃窜入山，亦无庸追捕，务使该夷匪等知我备御甚严，受创数次，自必不敢出山劫掠”（《清实录》）。当然，这样的效果实际等于割韭菜，出来一茬割一茬，但永远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周斯才作为马边的朝廷命官，遇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只不过这回的情况却有些特殊。

等周斯才赶回城里，他连忙组织民兵，但只叫来了20名壮丁，集合起来时他才发现这些人手上连一支火枪都没有，且游散已久，平日里只是些贩夫走卒，没有什么用处。

马边旧时人物照。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怎么办呢？周斯才赶紧招募乡勇到后营去添设防守，又打开仓库将谷子散给百姓作为口粮，稳住民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火速禀告各级政府请求救援。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建昌镇台（即总兵）张志林，他当时正好在雷波驻防，所以理所当然要派兵驰往，但他所处的位置离马边也有一二百里路程，道路崎岖，没有二三日时间根本到达不了。

当时的马边城承平日久，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情形，再加上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气氛焦灼，众人“见难思避，各有鼠逃之势，人情汹汹”。

在惊恐不安中，坏消息又传来：马边城西北方的三河口已被烧毁，百姓全部逃走，“扶老携幼，渡河逃难，舟不及载，有覆溺者”（《马边厅志略》）。

三河口被焚，说明马边防军的左营已失守。

形势还在加剧恶化，惊悚的传闻如箭矢掠顶，此时骚乱队伍已经到了离城只有30余里的水碾坝！

这天夜里，城里的人夜不能寐，他们看见四面的山上火星点点，这是过去没有的景象，难道骚乱队伍已经进入附近的深山老林中？这样更没有人睡得着觉了，人们都在商量天亮后赶快逃走的计划。

情况已十分危急，周斯才一面到大街小巷去安抚百姓，一面督促赶修战守之具，通宵达旦地工作，换来了人心稍定。但是走是留，仍然是民意两歧，人心惶惶。

到正月二十五日，张志林派来的25名士兵才行至靛兰场，而这列先遣队却不敢贸然进城，只是先派了两名士兵前去打探。

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在赶来的途中，听说马边城已经沦陷，便一路小心翼翼地匍匐向前，不敢轻举妄动，而探明真相后，这才迅速进城。虽然这只是一支小队人马，但对城里的老百姓却是大大的鼓舞。

然而奇怪的是，彝人的队伍并没有继续前来，只是驻扎在大油冈观察动静。

又过了七八日，叙州府太守淡士灏带着叙马营的80名士兵到达马边。

二月初六，永宁道台余延良从各个地方抽调的壮丁赶到，而张志林则亲自带着200名士兵于几日后赶到。这样一来，城内已有300多兵弁，防卫力量大为增强，民心趋稳。

但出了马边城，恐慌逃离之势未减，“逃难之民遍满山谷，有径回原籍远投亲族者，嘉犍之间充塞于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救援的各路军马才密集汇聚到了马边城附近，官兵人数迅速达到1200余人，在各个关卡都布下重兵。事情至此也就有了结尾，在强大的军队面前，这场骚乱很快就被平定了下去。

骚乱是平息了，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彝区天旱无收，饥饿的彝人便起来劫掠汉地，而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抓几个头领来杀头，短时间内便没有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马边的彝族主要聚居在一些贫瘠的山区，农业种植极为稀薄，生活极为贫寒，而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形成其实是跟民族间的长期争战有关。彝人处在偏僻险要的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受限，生产技术缺乏，生产力低下，口粮问题常常威胁着他们，而必然要对外寻求食物、劳力等来解决生存之困。

周斯才在到任马边时，曾经写过一首诗：“受降营址尚依然，烟锁莲峰二百年，寻剔残碑兵燹后，周遭故垒市廛偏。”（《龙湖即事》）显然，诗中有凭吊古迹的意味，他以为那些碉楼营堡的景象不过是陈年往事，却不想马上就成为兵戈的现实。

这年的三月初八，建昌道台方积奉制军委派到马边，专门督办这宗事件，而周斯才与方积的交情也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方积（1764-1814），字有堂，安徽定远人，曾当过四川提刑按察使，他到马边去时是建昌道台，乃治边名宦。《清史稿》列传中对他的评价颇高：“积官四川二十余年，驰驱殆遍，山川风土，了然于胸，用兵辄独当一面。清节自励，尤为时称。”

翻开《马边厅志略》的第一页，第一句话就是方积写下的：

嘉庆八年春，马边番夷扰境，余方监察川南，奉檄驰往绥辑，阅四月……

遗憾的是，方积这个青年才俊几年后就去世了，年仅32岁。

但方积在马边的四个月里与周斯才友善，两人惺惺相惜，周斯才评价他是“姿性爽恺，英达凤成”，而方积也对周斯才有一段评价：“周君莅马边久习其山川风土，谙其险阻情伪，知所先后为民捍患兴利，浚沟渠，筑城堡，劝农桑，崇学校，尤兢兢以牧夷为重，威以镇之，恩以抚之，讲信明义以导之，使夫汉夷率服，内外安宁。”（《马边厅志略·方积序》）

周斯才一到任马边就遇到了这样的劫掠事件，无疑是一大考验。但我们在反观这个事件时，汇聚各个因素，会看到这样一个潜藏在历史大背景下的故事脉络：官军抽调去平剿教匪，边地饥荒导致骚乱，官军急忙回来扑火。也就是说世道不平之处正在兴起，而平定之下自然有其不平的深层原因，透过这起边患，“教匪”“饥荒”“骚乱”这样刺目的字眼，正在传递着一种信息：清王朝已经由盛转衰。

在马边有记载的历史中，周斯才是唯一一个前后两次任职马边通判的官员，他从嘉庆七年到任后，嘉庆十年离任，历时四年；后又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回到马边，历时两年，而这次回来他主要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马边厅志略》主要就是他的功劳。

可能是受劫掠事件的触动很大，周斯才对边防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马边厅志略》的卷首中写道：

厅治紧与峨乐犍屏接壤，边防最为第一要务。然崇山峻岭，奇险绝异，举凡鸟道羊肠、桔槔轳轴，无不可通，是筹备扼塞又极为难事。余留兹四载，设立堡卡，留心防御，颇具蠡测之见。特以边疆辽阔、地方瘠苦，未能悉酬所愿，惟于目之所睹，身所亲历，凡与夷疆夷情交涉者，无不详细备载，反复畅言未竟之志，端有望于后贤焉。

在从明到清的两百年中，马边相对平安地度过一百多年的和平时光，但周斯才以撰史者的清醒和敏锐看到了边防的危机。然而，他的醒世恒言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而没有看到彝族民众的困苦，这是他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过去，在人的面相中也有一个叫“边地”的地方，指的就是额角与发际之旁的那一块，那里也是杂毛丛生的地方，跟实际的边地有相似之喻，这也说明边地确实有些特殊，需要小心梳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