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边防要花费多少国家的银两？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咸丰年间户部的一封奏折来解答。在这个奏折中，记下了将盐茶耗羡银等借来办理边防的确切数字：“四川省办理马边等处两次夷务，借动盐茶耗羡银二十六万余两，官民捐输余剩银三十万六百余两，余茶银八万余两，封存银十八万余两。”（《清实录》）
那些借动的银两只是为了办理两次夷务，但耗费之大让人触目惊心，而在马边这样的地方，夷案频发，这几乎成了国库难以填补的无底洞。所以，财政的捉襟见肘是常事，而边镇粮饷一日不可缺，哪怕是用割肉补疮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清朝政府也想过一些其他办法来弥补军费的开支，如将拨付军费的一部分用来借贷或是购买田产，可能会产生一些利润，所谓“膏腴尽为公产”，但这样的想法是否真正有效呢？
前借拨银一百万两发交四川省，以三十余万两为初设防兵之需，其六十余万两或发商生息或置田收租。请于四厅近边之地，收买民田，安置屯防兵勇。
（《清实录》）
军费被挪作他用，实为无奈。因为那些投资到底能否产生效益是个未知数，而军费一旦变为借贷或田产，要想在临用之时马上拿回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军费挪作他用，这中间必然会产生很多复杂的因素来，以清朝的腐败来看，这对军费的合理开支也是极为不利的。
从这点上看，其实反映的是朝廷对边防形势认识严重不足，因为时代在前进，边防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
坚固的边防是王朝的政权基石，而到了清朝中下叶，中国的边疆早已不再稳固。有趣的是，在船坚炮利下破境而入的却非紧邻的那些少数民族，大清的边疆史也非前面若干代王朝的情形。就在西人跨洋而来之前，国人皆漠然，朝廷仍然将防务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思维框架内，以致认为只要能够处理好周边防务，天下即可太平。
同治时期，已是西方列强环伺，危机四伏，但朝廷还在大张旗鼓地对马边的一次剿办成功而进行例行封赏：“以四川马边剿匪出力，赏总兵官王大文、张升扬、彭振兴一品封典，总兵官萧迎祥、张步霖、副将周代礼、游击姜殿宜、巴图鲁名号，游击王腾芳等花翎，千总李锡麟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可以理解的是，当年明王朝的边防被女真人攻破，清朝政府也害怕重蹈覆辙，所以对边防人才格外重视。以马边为例，朝廷对有能力的将士大力举荐重用，如道光时期在四川龙安营任都司的李昶，本来准备提升他去江西建昌营任游击，但四川总督宝兴认为此人有才能，要留他在四川马边营任职，于是就上报朝廷，称其“办理夷务甚属出力，于夷情尤为熟悉，请仍留川省”。很快朝廷下旨，同意李昶留川，“以马边营游击升补，此系为夷疆要缺需员”。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说道光时期的四川提督齐慎，以及他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亲自督办马边边防的故事。
齐慎（1775-1844），河南新野人，年幼即中武秀才，历任清朝武官高职，是道光时期的一位大将军。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他以参赞大臣身份率川兵抵广东抗英，后“英兵来犯，力战却敌”，在镇江一战中颇有英名。但后来，“城卒陷，退守新丰。奕山、奕经先后被遣，慎夺职留任，回四川”（《清史稿·列传》）。
实际的情况是他在《南京条约》上拒绝签字，失去了提升的机会，后重回四川任提督。齐慎一生身经百战，“以勇闻”，但他极重边防，前后几次亲临马边调查，曾经在道光十九年（1839）拟定《筹议边防章程》，为马边增兵3600名，设参将7人，将绥定协改为马边协，“将绥定协副将改为马边协副将，绥定协中军都司移驻三河口，作为马边协中军都司，三河口守备移驻烟峰汛”（《清实录》）。也就是说，他把马边的边防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
到了马边后，他“将新旧兵勇严定赏罚章程，逐日训练。数月以来，咸知奋勉，一洗从前惰怯积弊”（《清实录》）。这段话说明其治军有方，确是大清边防良才。但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五日，齐慎在马边行台阅兵途中，由于积劳成疾，“伏枕流涕而逝”。
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写的：“二十四年，出阅伍，卒于马边，赠太子太保，谥勇毅。”这也是齐慎同马边结下的生死情缘。
在齐慎死后，道光帝御赐祭葬，可谓备极哀荣。齐慎之死，也透射出了国家命运的无尽沧桑。他经历了与洋人的战斗，也参与了对彝务的督办，齐慎或许能看到这个国家衰败的症结，然而他是无能为力的，不管他以如何的威武英勇来报效皇帝，最终也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衰落。
当时，像齐慎一样在前线阵亡的兵勇都被视为英烈，同样会得到相应的奖赏和抚恤，如同治时期马边一位武官因公殉职的奖赐，“予四川马边伤亡总兵官刘为美祭葬，世职加等”。不仅如此，政府在对阵亡将士家属也会有奖赏， “旌表守正捐躯四川马边厅民许某妻李氏”。
然而自清中后期以来，国家的财政已经非常困难，从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已经让国库空虚，国家的经营难以为继。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于边防兵弁的薪水，一分钱不会少，甚至还会对瘠苦之地给予额外的补助：
裁拨马边分驻油榨坪等处卡隘兵丁，俱著每名每月加增米折银三钱。派驻边防千总，著加每月薪水银三两，把总每月薪水银二两，外委每月薪水银一两，准其于上年捐输余存银内借提生息。除每年应支银六千两外，余银四千两，准其留为岁修碉堡及巡费之需。
（《清实录》）
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边防的开支是名目繁多，而支给每一个士兵的口粮、薪水、补贴等都要从国库里拿出真金白银来，虽然油榨坪的士兵每月只增加了三钱银，但若以全国边防官兵来计算，就不知道还要花费多少钱财了。
2016年初夏，笔者再度来到马边，去一个叫油榨坪的地方实地考察。油榨坪曾是马边最为重要的一个营堡，是明代万历十七年同马边城一起建成的防卫设施，过去的名字叫施家寨，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提到。
现在的油榨坪属于马边高卓营乡，在民国以前是马边边防的右营，“清代鼎盛之秋，油榨坪为大场，作倮倮交易所”（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当时，马边以凉山为界，在其境内布防了两个营：左营三河口，右营油榨坪；营之下还有更小的汛地布列在其周围，如烟峰汛，形成了一道严密的网络。
油榨坪右营遗址现在还留着当年的城堡残迹。城堡建在一个山顶上，长达数十米的城堡用石头整齐垒成，站在旧城堡上，视线极为开阔，四周大山里的动向一览无余，确是一个防守的要点。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都被垦地和秧田淹没了，完整的城堡早已不在，只能透过残迹想象当年的情景。
城堡中驻兵不少，生活的功能应该很完备，甚至附近还有监狱遗迹。据当地人说，监狱的围墙高达数米，厚达一米以上，可谓坚不可摧。陪同笔者一起去寻找遗址的是高卓营乡人阿支阿喜，他是地道的彝族，过去就生长在这附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
阿支阿喜告诉我，过去这里有街道，有买卖，还非常兴旺。据笔者判断，这可能就是过去的山市，但现在除了一些彝族民居散落在这里以外，街道早已不见踪影。目前这里全为彝人居住，但实际上过去这里曾居住有大量的汉人，这还能从随处看到的一些汉族留下的生活痕迹中得到证明。巧的是，当天我就在油榨坪发现了一块半截汉葬墓碑，上面刻有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这最少说明在19世纪下叶以前这里曾是汉人群居之地。
油榨坪山上还有个半亩地的大池塘，山上小溪流入塘中。据笔者分析，这应该就是当时驻军或百姓生活用水的来源，且可能是人工凿成。其实，在油榨坪上，只要你细细寻找，总能找到过去的痕迹，如残碎的瓦砾、房屋的石块等。
在汉人经营时期，油榨坪驻扎有“勇额凡四百二十五名”，加上汉族百姓，这里的汉人应该在千人以上，所以民国初年的《三边屯务调查报告》说这里是“农民之繁，农业之饶，亦特为该厅冠”，“过去马边之繁荣，凡皆右路之贡献也”。
马边油榨坪上的城堡遗址。清朝以前，这里曾是马边右营驻扎地，周边有繁茂的彝汉交易市场。龚静染摄。
1938年前后，人们看重了油榨坪的肥沃土地，马边通宁垦社在这里创办，想将之办成“边区中最良移植开发之区”（向贵富《马边县通宁垦殖社启示》），但实际成了鸦片种植区，这是后话。
油榨坪的衰落是在道光中期以后，这同边防的变迁有关。没有了国家财政的保障，油榨坪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冈，除了能够种植一些农作物，并无特别之处。当然，如今的油榨坪是宁静而安详的，只是当你以寻史的眼光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一切会在不经意间告诉你：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城堡，一个破碎的边防。
城堡的历史已经过去，在断垣残壁中，你感受到的只是时空的缥缈和虚无。
也许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边关外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威胁，这是帝国的肉中之刺。皇帝为了他的江山社稷，需要铁打的边疆，但这个边疆是银子堆出来的。大清后期的财政陷于崩坏，虽防务在前，而危局在后，这就是我们通过马边一地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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