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马边之治

李静波被杀之后，朱恒修当上马边县长，他是反李静波的势力扶持起来的。

表面上朱恒修刚开始也做了几件好事，如修建李静波丢下的半拉子工程——龙湖公园，又建立起马边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所以百姓为他在北门立了块德政碑。但没过多久，人们便发现他是个伪君子，不仅贪污公款，还将学校女生纳为小妾，于是愤怒的人们将之丑行揭露出来，将粪泼在德政碑上，而他在身败名裂之下也只有滚蛋了。

那几年的马边是一片混乱，百姓频惊风鹤。

朱恒修走后，接任的县长又换了两个，但都没有待上半年，很快就走人，等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新任县长余洪先的到来才暂时终结了这段蹉跎的时光。

但余洪先刚到马边并不顺利，一来就遇到了一场大地震。

这场地震发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十八日午后，地震“历时约十分钟，地中吼若雷鸣，地壳跳跃不已，走石扬沙，崖崩土裂，房屋倾圮，墙壁倒塌，人畜伤亡”（《马边纪实》）。这次地震的强度，把百年来修建的几百座碉堡全部震垮了。

当人们在余震中慢慢开始修整破损的房屋时，1936年4月27日，马边又发生了地震，这次比上一次更大，6.8级，而时间离上一次还不到5个月。

这一震让之前尚未完全震坏的房屋破坏无遗，全县百姓十分之八九沦为难民，饿殍载道，哀鸿遍野，新上任县长余洪先大呼“惨痛之情，非可言喻”。

而在大震之后，又遭遇极端天气，冰雹突降，致使当年的小春颗粒无收。

面对这样的情景，余洪先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马上拍屁股走人，天灾面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二是继续留下来同难民一起抗震救灾、重振马边。

他选择了后一个。

余洪先，四川彭山县人，光绪十三年（1887）生，当年正好50岁。他原是刘湘手下的旅长，被“委奉到此”，所以他上任后称自己是“一介武夫，学理政事”。但这个军人出身的人并不粗莽，相反颇通文理，对政府治理也极有魄力和想法。

在余洪先上任之前，马边政务是个烂摊子，他在给四川省民政厅的复函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处境：“时承劫余之后，人民智识卑陋，地方财政奇绌，夷患匪祸交乘，劣绅土豪横肆。”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在余洪先身上就是证明。他一上任就展露了非凡的才干。此人思路清晰，有自己的一套理政方略，具体总结了下面的二十句话：

加紧训练壮丁，养成基本武力，增建震坏碉堡，巩固乡闾保障，渐进收复失地，积极推广垦殖，提倡改种合作，救济农村破产，相机施用恩威，安定夷人反侧，严密编查保甲，肃清盗匪来源，延揽公正士绅，扶持地方正气，努力实践新运，振作以往颓风，紧缩不要开支，减轻人民负担，着重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智识。

很明显，余洪先与李静波不同，他没有把事情搞得轰轰烈烈，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这一时期的“马边王”，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到马边后不久就将大土匪梁世铭捕获砍头，这好像与李静波杀李湘廷父子相似。但细细分析，两人的动机全然不同，一个是扫清边患，一个是排除异己，这也导致两人命运的截然不同。

余洪先是务实派，他很快获得了士绅和百姓的支持，其施政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拓地、安民、利用、厚生。而实质是建立一个仁爱、务实、廉政的政府。可以说，余洪先的思想是相当开明的，所作所为难以让人相信是一介武夫所为。

他一来，就拉开了治理马边的序幕。

在教育方面，余洪先从省库中争取到1万元经费，设立了男女小学各一所，以及各乡初级小学24所，让马边的基础教育逐渐得以普及；同时在大众中举办通俗演讲，组织演讲队，不分白天黑夜，利用茶馆空间进行演讲，唤起民众热情；又举办夜课学校2所，民众阅报室1所等，这些举措让马边兴起了一股兴学办学的风潮，近代文明思想也渐渐传入这个边远的小城。

在地方建设方面，余洪先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为固堤之计，沿着马边河种植了6000多株竹类植物；又在马边城附近的炮台山、真武山等处培植桐树苗5770株，十年之后便可蔚然成林。另外他又修筑了犍马公路之一段，将马边城外的公路加以培修，方便了民众的通行。

在民国初期，特别是民国十五年到民国二十五年这十年，有史学家将之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也称南京十年），指的是在1927－1937年间，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推动，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呈现出近代中国之欣欣向荣景象，可惜这一兴盛时期因为抗战的来临而被迫中断。

余洪先到马边正好是这个“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他的施政思想也不例外地受到“黄金十年”的影响。比如，他针对马边过去农作物品种不丰富的状况，开办农事试验场，种植芝麻豆类蔬菜等，用以试验；为了信息的畅通，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去接运无线电收音机，同时又从极为困难的财政中挤出钱来安装线路，在城区、荍坝、靛兰坝、下溪、上溪等重要地方接通乡村电话，以“灵通地方消息，免于内地隔膜。传达地方政令，免失时效”。

马边是个彝汉杂居的地区，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余洪先一到，就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成立了马边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自己亲任主任干事。

这个促进会的工作非常具体，先是成立了几个服务团，划清责任目标，每周分别到大街小巷进行义务宣传，张贴宣传画，进行街头讲演，指导市民进行清洁扫除，像屋檐下的蛛丝、墙壁灰、垃圾等都需清除得干干净净，并检查厨房柴薪的堆放是否整齐、安全。街面形象是政府的脸面，卫生清洁是重点，服务团要随时上街“发现问题”，小摊小贩、公共场所的卫生由警察纠查，而对行人要培养左行的习惯等。

马边县的“新生活运动”是为了革除陋习，树立国民道德，普及国民知识，这与蒋介石早期提出的“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是对边地民众的素质有不小的提高。

另外，余洪先对公务人员的素质也很看重，他虽然是个武夫，但热爱读书，专门成立了“公务人员公余读书会”，这是因为他感到当时的马边“人才寥寥，诵读声稀”。

余洪先又大搞社会普及教育，针对社会广大人群，男女老少，开办了“巡回露天学校”，其目的是扫除文盲，培育新民。这种形式也特别有趣，教授人员到一地要自带小黑板一个，铜铃或者口笛一支，只要有三户人家居住之处，择一平坦地块，便摇铃上课。露天学校讲授的内容一是识字，一是讲故事，另外还要唱歌，真的是生动有趣，为乡民喜闻乐见。

在推动地方产业方面，余洪先也是不遗余力。马边自古盛产茶，有史可查的可追溯到宋朝以前，而宋代时就为茶马互市之地。马边的茶远近闻名，这同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是密切相关的，既然马边的茶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余洪先就对马边种茶有进一步的思考：“马边山地倾斜度多在三十度以上，气候土质，均宜种茶。已有显著成绩，如加以改良，（以）提倡从事价廉笨重之普通农作相较，更为有利。”

于是，余洪先就提出了建立茶叶公司的想法，官商合办，股金10万元。茶叶公司的经营一方面是整理旧有茶树，指导施肥除草，改良茶叶包装，这样每年可产3000担以上；另外把一些不能够产茶的茶树进行“召刈法”，恢复茶产，这样每年可以新增2000担以上。不仅如此，公司还新种了一批茶树，集中种植，集中管理；当茶叶摘采加工后又实行统一货色、统一包装的方式销售，这样就保证了茶叶的质量，也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规模化生产，茶叶公司又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工人，使其在种茶、采茶、制茶等工艺上达到专业水平。而且公司又购置了新式小型机械，使生产加工更为高效，这不仅提高了茶叶的产量，而且是当时“专办出口茶叶”的新招，为传统茶业经营所远远不及。

当然，余洪先在马边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他还在彝务、财政、禁烟、垦殖、保安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为马边的复兴出力不小。

但以马边而言，有件事情非常值得一谈，这就是疏导马边河，因为这是前人尚未做过的事情，而余洪先将之视为“开发大小凉山之先决问题”。

马边河一角。龚静染摄。

1937年4月，他在给四川省第五行政区的函文中阐述了开发马边河的重要性：

窃查马边县政，凡民财建教保诸端，以建设为重要，而建设一项，尤以疏浚马河，治夷垦荒为当务之急……马河疏通，以裕民生，而庶政施行，始能齐头并进，并可为中央开发边地之先驱。

马边河是岷江中游的主要支流之一，是岷江仅次于大渡河和青衣江的第三大支流，全长192公里。马边河因为发源于马边而得名，流经马边、沐川和犍为，清水溪汇入岷江。过去，马边河是马边连接外界的交通要道，从马边河上游到马边城，周年可通行木筏，从马边城到清水溪船可到荣丁，其间有平滩32处，稍事疏导更为畅通。但在荣丁以上只能通木筏，主要是一些地段河谷狭窄，河道蜿蜒，有险滩49处，大石头265块，这些都成为通行的瓶颈。但是，如果将河中障碍排除，河运通畅，马边的社会经济状况会大为改变，而要改变马边的交通，疏浚马边河在当时是最为现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余洪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向行政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需时4个月的“疏导马河案”，请求省府拨款8000大洋，并建议成立一个导河委员会，查勘绘图，制定疏导计划。

余洪先在马边的三年时间（1936-1938）里，描绘了一个宏大的振兴马边计划，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窥其一斑。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开拓性的，但现实中往往举步维艰，因为马边的财政极为短绌，相当困难，全县粮额仅三百余两，按照他的话说是“穷蹙之家，一任搜箱倒柜，终难寻几件完整而有值之事也”。

余洪先在他上任之前，川局多乱，马边军政屡遭变故，社会状况极度恶劣，特别是面对两次大震的惨状，他依然镇定自若，有一份为马边开拓肥沃之野、宝藏之山的雄心，当然，由他一手开创的马边之治也就在小城历史上写下了不同寻常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