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雷马屏峨

在马边近代史上，有一群马边籍的青年学生是不能被忘记的。

马边地处四川边地，彝汉杂居，虽然从明朝建城起就设立有书院，清朝又办有学宫，但当地生童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至民国后，马边也办起了新学，有“天成”“振武”两座小学堂，但能够上得起学的都是当地富庶家庭孩子，于是这些“凤毛麟角”便成了马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有机会受新式教育，也有可能继续深造，到宜宾、乐山、泸州、重庆、成都这些比较开化的城市读书，甚至有能力的还可以留学海外。

这个特殊的群体非常活跃，组织了一些团体，如“马边旅外同学会”“马边旅蓉同学会”等，它们不仅是青年才俊们的外联组织，也是马边政界、绅商等社会各界人士交往的据点。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批走出去的青年学生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见识、有理想之外，也是未来不可低估的力量，同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往往也是为人看重的。

说的是1939年冬天的一件事情。

地点是成都天府中学，这是1937年由杨森创办的一所中学。这个学校里有个马边籍的学生吴祖沛，他同一个叫唐传华的同学关系很好，两个人都是学校“曙光篮球队”的队友。

有一次，两人聊天，谈起今后的打算，吴祖沛就无意间说准备回马边去办垦社。唐传华虽然不是马边人，但为吴祖沛的激情感化，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去马边创业。于是他们又邀约了其他一些同学参加，没有想到响应积极，1940年春，一个名叫“建华垦社”的股份制集体农庄就在成都祠堂街成立了。

“建华垦社”的股东大多是吴祖沛的同学，其中有个叫张希禹的，其父是成都防空指挥部副官长，同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关系不错，便说服其父去邀请王缵绪做名誉社长，又邀请成都市警察局局长唐毅当副社长，有了这样大的后台，回到马边自然会得到当地的支持。实际上吴祖沛在马边也不简单，他的岳父董祝三是马边县士农工商各界的“名望之首”，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选择的垦地在马边回龙乡，乡长正是董祝三的妻弟龚德甫。

但为什么吴祖沛会想到在家乡办垦务呢？难道是一时心血来潮？

我们得回顾一下当时的那个时代。

马边的大规模开荒垦地可推及清代乾隆时期，四川总督阿尔泰在马边大行垦务，成效可观。但后来彝汉之间争斗不息，致使这个边地无一日之宁，边民逃离，垦地荒芜，昔日“荆楚豫章黔粤巴渝之民，原受一廛之氓”的景象早已不在。

1945年马边旅蓉同学会合影。同学会中的学子是马边的青年才俊，也是影响马边政治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同马边政界士绅等有不少联系。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但民国肇始，开发大小凉山的声音再度响起，实际上在本书前面所讲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出，凉山正在为外界密切关注，而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即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特别是抗战的来临，半壁河山沦陷，边远的凉山更是成了国人所期待的民族重振的大后方，正如任映苍《大小凉山开发概论》所言：“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东南开发于五胡乱华与辽金入寇之时，西南与西北必建成于强寇进攻之日，再因以拯救东南，收复东北，自应为历史所昭示于吾人之任务者。”

1937年10月，四川省政府拟定了开发雷马屏等县的三年计划，确定马边等12县为四川边区第一屯垦区。第一期开发地带是马边、雷波、昭觉、屏山、峨边、会理6县；确定在“雷波及马边之黄茅埂、万石坪等山地，办理农垦及畜牧”（1937年7月《四川月报》第十一卷），并招垦民3万。

1938年1月，四川省政府再度发布奖励商民垦殖雷马屏峨的政策，“增设农合分社，并增拟农贷款项”（1938年1月《四川月报》第十二卷），同时要求在以上各县设立屯垦队，保护农民垦殖。

而仅过了一个月，《四川省政府垦荒大纲及实施规则》就颁布了出来，将雷马屏峨四县作为“官荒”区域，凡农户、农产合作社、公司、商号等团体一旦成为承垦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如给予土地所有权，豁免保证金，扶助垦区内水利、交通工程，保障垦区内治安，特免一定期限内垦民的征工役，以及给予低息贷款等。

可以看出，凉山垦荒计划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那么，这些计划虽然轰轰烈烈，但凉山是否具有大开发价值，开发计划是否可行，或者说是否有科学的考察论证呢？

关于凉山的开发价值，可以通过马边一地的自然资源来说明。

马边山地纵横，森林资源极为丰富，2000米以上的高山，随处可见云杉、红油杉、冷杉、铁杉等树木。2000米以下的高山，随处可见白杨、桦木、泡桐、柯木、丝栗树等树种，再低的山上有白蜡树、漆树、乌桕树、油桐等树种，这些林木可供建筑、造纸、火柴、雕刻、音乐器具、家具等取材之用。在过去，这些山上还盛产药材，马边出产的厚朴、茯苓颇为有名。野生动物也是名贵药材的来源，马边出产鹿茸、熊、麝香、穿山甲、毒蛇等。马边的干鲜水果、菌类、蔬菜也颇为丰富，出产甜橙、高地萝卜等。

特别是在矿产方面，马边素有“边区富源，矿产最大”的说法，在民国初期三边屯务调查团报告中可以看到，马边分银沟是有名的银矿，马边西南的西安子是铅矿，马边西南的曾家崖、河口，西北的小沟汎，北面的旧山等四处有煤矿，马边的大坪、花板冈、六谷坡等十四处是铜矿。所以，过去在马边一带，一直有“打开万石坪，世上无穷人”这样的说法，足见马边的资源之丰。笔者曾经驱车在马边境内穿行，常常听到“金河”“银河”这样的老地名，凭直觉就能够想到自然资源的深厚沉积。

而马边之为大小凉山中之一地，其他彝区各地情形也比较相似。据抗战初期对这一地区的调查，单雷马屏峨可作纯农垦地之生熟荒地面积就有132万亩，可作林垦之生熟荒地面积，也约132万亩；应整理之夷垦人民粗放耕作地面积，约264万亩；亟应整理之原始林及再生林面积，共约428.8万亩；可作牧场之草原地面及童山秃岭，各约321.6万亩，以上合计约1600万亩。

但面对这些土地怎么去开发利用呢？

任映苍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以民间的方式对大小凉山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调研，写出了《大小凉山开发概论》这一本影响了政府决策的专著，可以说他是凉山问题的思考者，也是凉山开发的推动者。

任映苍何许人也？据马边当地人讲，此人是个彝族通，彝语纯熟，与彝族人友善，能够在凉山大小家支中自由走动，不用保头出面，且与马边各界的关系也甚密，是个颇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当然，他也是个学者，以“昭明任映苍”自居，后来又写出了《大小凉山倮族通考》一书，是研究凉山彝族的重要著作。但遗憾的是，任映苍的详细情况并不清晰，我们目前只能通过他的著述来看到他的背影。

对于凉山的开发，任映苍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主张实施“军区屯垦制”。为什么要“军区屯垦制”呢？他认为是一为建设大后方的民族复兴基地，一为“解放奴隶以结束夷区”，一箭双雕。在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屯垦凉山的大体思路，任映苍将之整理成十条具体实施方案，一目了然：

一曰就河湖溪谷规划军区，编划垦地，分别决定培养动植物之种类。二曰建基于西宁与烟峰及三河口，尤以西宁溪谷为重心之所在。三曰积极筹办废除奴隶制度之各项准备工作及其善后计划。四曰设国营示范农场于马湖及西宁至牯牛三坝异境之所在，以为改进稻麦杂谷茶树药材之示范，并广造苗圃以应推广种树造林之需要。五曰倡导集团经营园艺林场及各类产销合作社以应屯务之发展。六曰管理森林以为伐木造纸之利用。七曰推广家畜鱼虫之畜养，以增进马牛羊猪鸭鱼与白蜡蚕丝之生产，及牛羊猪鸡等皮毛乳肉之利用。八曰宽筹屯务经费及各类合作生产事业之贷款。其参加屯垦官兵之薪饷，至低限度发放至屯垦开始第四年至第五年止，以奖励功在国家之抗战官兵之大量移殖。九曰任何移家赴边之垦民军应无偿取得所分农地之所有权，各项地权纠纷均应由政府进行设法解决。十曰保留并禁止私人垦占昔年营城场基及所有文化交通与社会福利事业需用之土地暨各类森林，绝对取缔任意烧山焚林以摧毁富源及破坏地利之错误。

任映苍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案，绝不是随意想象的，他是通过自己对凉山彝区的深入了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对历代文献、科考报告的研究分析，理出了历史的脉络，并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开发思路。所以，当四川省政府将雷马屏峨作为农垦区开发时，他却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的规划过于笼统，且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农垦在短期可以这样，如果是长期就行不通，因为没有武装保护下的开垦迟早会陷入阿尔泰时期的结果：边乱不息，垦户被掳，土地荒芜。

任映苍明确主张军区屯垦。他写道：“雷马屏峨实非农垦理想区而为林牧管理区，如为增加粮食生产策划开发计，认为初勘应重农垦，而就社会环境言，亟应划为屯垦区，按实施军区屯垦办法切实筹办，实不应再作普通农垦区以延长大小凉山之开发时日也。”

那么，任映苍的军区屯垦制思路能否实现，真实的垦社发展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1941年初，吴祖沛回到马边后，招收了垦户50多家，这些垦户主要是沦陷区难民、当地土著和附近各县贫民，但建华垦社的规模比较小，相比当时在马边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垦社，他们的实力明显不足，社会经验也缺乏，所以一直是苦苦支撑。

到后来，建华垦社在无奈之下也开始走私鸦片，为了生存被迫同流合污。他们利用“张希禹的父亲，在陈兰亭师长的成都办事处，购买了40支步枪，10箱子弹，充实垦社武装”，“唐传华在成都通过一位退伍师长，廉价购买了两支捷克式和两支花筒式轻机枪，8支步枪、4箱子弹。垦社增加了4挺机枪，在这边城小县，声威大震”（龚定海《马边建华垦社史略》）。也就是说，他们手里有了武器，确实是实现了武装自治，一定程度上防范了边患侵扰，但他们的经营已经与早期投身边地建设的初衷相去甚远。

这一群满怀理想的地方精英在现实的挣扎中沉沦了。

实际上，在马边创建的各个垦社都有背景和后台，不是军界强人，就是政府要员，或是地方豪杰。如抗建垦社的创办人就是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同生垦殖公司的创办人是二十一军边防第二路司令穆肃中，雷马屏丰拓殖社创办人是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谢崇周，锦屏合作垦社的创办人是雷波税务局长甘达夫，夷务委员长刘殿蘧及财务委员长郭淡如，川南实业公司的创办人是新编第十七师的一部分军官等。

当时单在雷马屏峨区域内就有44家垦社，“品类不一，动机各异”。

垦社一多，为了各自利益的协调和保护，对建立同业协会的呼声也随之而起。1944年4月28日，相关垦社召集垦户座谈会，准备成立雷马屏峨沐垦社联合会，“以便共谋业务之发展，情感之联系”。

筹备会上选出建中、富华、抗建、大同、光复5个垦社负责筹备工作，但后来光复、建中垦社人事出现变迁，所以只好推迟。这一推就是两年后，到了1946年12月25日，旧事重提，推选富华垦社的经理刘书侬为筹备主任；1947年6月25日，才在马边城里举行了成立大会，选举抗建垦社经理吕镇华为理事长，刘书侬为常务理事长，王国英、王瑞儒、唐传华为理事，穆肃中担任监事长。

雷马屏峨沐垦社联合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感情，调解纠纷，研究垦民福利，改进垦务，加强合作以及推进新闻报道等，另外还倡议建立“垦殖银行”。

雷马屏峨沐垦社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是马边的一大盛事。会上，所有参加的垦社都来了，汇聚了社会上的各路人马，摆下了几十桌宴席，并发表了《四川省雷马屏峨沐垦社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雷马屏峨沐，位于川之南隅，良田沃土，一望无际，地下宝藏，尤为丰富，耕地牧场，随处皆是，森林矿产，星罗棋布。如金银铜铁锡锌铅硫磺等，均亟待开办，粮食白给而有余，木材取之而不竭，其农业副产以及山货、药材、丝、茶、笋、牛羊皮革等物，产量尤多，洵属得天独厚，国内罕匹之区也。惟杳各县地区，大多与夷接壤，民元以前国家为巩固边疆计，曾设制屯田镇边各营，佐以防军，辅以士勇，岁耗国帑百万两，概又蕃库具领，随到随发，凡皆所以防夷也。民元以后，防军裁撤，边备空虚，夷匪随时骚乱，以致居民迁徙，良田沃壤，遂为荒芜，民廿年后，政府为安定边防，增加生产计，先后乃有督垦、移垦、奖励垦殖各项法规之公布，有识之士，相继发起垦殖事业……

由于垦社的兴起，垦民成为被关注的一个新群体，而文化新闻界人士也参与了进来。

当时，由雷马屏峨沐地方建设学会牵头，准备募股成立“边疆新闻社”，以“推进社会文化，协助边疆建设，发扬民主精神”为宗旨，筹办报纸、杂志、出版社和书店。

这个“边疆新闻社”在一番筹备后设立了董事会，董事长之下设总务、经理、编辑三部，初步设20人编制，社址设在乐山，并准备募集资金“二千万至五千万”，征集千户基本订户，先办一张四开小报，每日午后3点出刊一期，首印1000张。

垦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正是新闻经营的好地方。在马边，最大的是抗建垦社，它在整个凉山开垦的垦社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因为实力强大，所以在马边拿下的垦地也是最好的，“圈封马边县属之烟峰、油榨坪、走马坪、丰溪及三河口一带平原，与雷波屏山间之荒地为基本垦区，号称荒地面积为九十四万七千亩”（任映苍《大小凉山开发概论》）。当时，抗建垦社在马边有318户，近千人。

由于各地垦社发展很快，1940年1月31日，四川省建设厅又提出了设置“雷马屏峨垦务局”的提案，以“管理垦区境界、地籍、地权、垦种实施各问题”，而这个垦务局成立后的首任局长不是别人，正是任映苍，他从一个学者摇身一变成了官员。

刚开始，方兴未艾的垦殖势头让人寄予厚望，人们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小凉山的垦殖事业不仅是大有作为，甚至可以改善汉彝的民族关系，搞活边地的市场贸易，于是四川省政府就有些迫不及待地于1940年3月1日发布了《雷马屏峨四县设置边民商场办法》。

在通告中，省政府要求四地政府为边民互市起见，设置边民商场，商场内设平价委员会，设委员5-7人，“聘请当地公正士绅及商人与优秀边民充任”；每次集市之前，应由平价委员会将银钱、米粮、油盐、布匹、土货等市价先行议定，悬牌公告；市场一切交易以新的度量衡为准，器具供大家使用，不收任何手续费；当然，主要的责任是“随时稽查，以杜欺诈操纵之弊”。

边地商场与过去的山市交易有很大的相似性，如马边通宁垦社在创办之初，就设想“恢复走马坪原有市场，汉人售与彝人之盐、布、酒、锅、铧铁等件，彝人售与汉人之牛羊皮、蜂糖、笋、茶、药材等，进出都有厚利”。但边地的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被看重的日常交易并不是日常的生活、生产资料的买卖，而是枪支和鸦片。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来临，“马边一隅所有夷地，数十年来种烟从未断绝，汉奸夷虏，因缘为奸，宣传已属无效”。

还是在这一年，有了强大枪支装备的偷种者，已经变成明火执仗，公然挑衅国法，视政府为不存在。该年编撰出版的《马边纪实》里的记载是：“日来督铲荒边夷人偷种烟苗时，该夷处等呼啸集结，大有抗铲之势。入山稍深已可瞭见毒亩，更深更多。左路由马边城至挖黑一带，约距二百八十里，中经大有冈、来斯冈、三河口、楠木坪、石笋岗、石哈衣打等处，种有烟苗者，纵横各约五十华里。中路由马边城、钻天坡一带约距六十华里，中经铜厂沟、桃子坪等处，种有烟苗者纵横各约二十华里。右路由马边城至大院子一带约距二百里，中经丰溪、烟峰、油榨坪、羊子桥等处，种有烟苗者纵横各约七十华里。”

在鸦片的巨大利益驱动下，马边种植鸦片愈演愈烈，任映苍当时的调查结果是：“至三十年（1941）吾人查勘马边左中右各路时，则上述之六十里、二百八十里仅约二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种有烟苗者，至是已无一地不遍种烟苗。而右营河一带更可谓除烟地外，已无寸土之残。且前述冰雪所封之老林，现已大肆焚毁，用以普植毒卉。”

而邻县雷波的情况也一样，雷马屏峨无一幸免，除了鸦片，无人对其他买卖感兴趣，“本县笋子在往年产量甚多，今年则突减。以采笋子时节，正在割烟，多数人民均往凉山工作，故无人采取也。至各种药材如天麻、贝母，亦靠凉山输出，夷人以种烟获利，不愿遍地寻求，故药材亦较往年大为减少”。

这时的情形是，政府大力鼓励的垦殖事业，在各个垦社圈地驻扎后，纷纷购买枪支，武装垦民，已经从客观上变成了任映苍所说的“军区屯垦”形态，但实际上这样的军事割据正是为鸦片种植提供了保护伞，枪和鸦片的关系更为鬼魅。

也就在这个时期，有林森、刘文辉、潘文华、刘航琛等军政大佬作股东的抗建垦社，从创建不久就开始私种鸦片，成为小凉山东麓最大的一个鸦片种植场。在这期间，抗建垦社总经理吕镇华多次抗铲，无人能闯入它的禁区。据统计，当时抗建垦社的垦户和守卫有步枪648支，中正枪60支，手枪69支，轻重机枪14挺，快枪2支，各式子弹59880发，这样的武装力量一般人不敢随意闯入。所以，这些在当初以建设西南边疆为口号的垦社，已经大大变味，成为一个合法身份掩护下的巨大幌子，而这正是垦社的真实生态。

但是，从客观上讲，垦社对凉山地区的改变仍有其积极的一面，这是不应抹去的，正如雷马屏峨沐垦社联合会在其成立宣言中说的：“迄于今日，合法社团已有二十三个之多，垦民人数达四万二千八百人，垦地面积共五百一十七万余亩，生产粮食二十五万六千余石。其广土众民，生活富庶，几占雷马屏峨沐八分之一，可见各垦社团平时造成经边拓地、垦荒增产之伟绩丰功，实在不可磨灭。”

1947年4月，马边城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吴祖沛倒在了血泊中，据称是手枪走火身亡，但在坊间猜测很多。这个蹊跷的事件在小凉山区发出了不祥之声，因为利益的争夺还在继续，而从抗战之前就纷纷涌起的各路垦社到底何去何从，它们的命运就只有交给即将来临的时代大变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