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神父汪波接手马边天主教堂是在1937年12月21日。
这天是在圣诞节前夕，国际篮球日，也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简·方达出生的日子。当然这跟汪波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笔者随意输入电脑搜索时跳出的一行字，这说明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汪波来到马边，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他一辈子的命运都同这个地方牵扯上了，在前面《挂灯坪之巅：去彝区传教的神父》一节中，已经说到他来马边的缘由，而本节主要是讲一个神父的日常生活。
上任之初，汪波除主持教堂的日常事务，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成立“公教进行会”，二是察看周边地区的教务。
何谓公教进行会？公教即天主教，公教进行会就是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扶持下，为在俗教徒从事传教的组织，主要从事一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凡天主教徒均可加入。实际上，这个公教进行会有点像教堂的外围组织，其目的是更紧密地团结一些教友，加强教会的影响力。
当时宜宾教区主教唐霭对这件事很关心，很支持汪波的想法，他的建议也符合高层教会的意图。汪波写道：“余到边后的不久，或有提倡成立善会以联合人心，冀有团结合作之精神，某再三斟酌考虑应欲立会。”
就在汪波到马边快一年的时候，1938年11月1日这天，正是马边县天主教堂新建两周年纪念日，汪波就趁这个机会召开了公教进行会的筹备会。而在几天后的圣诞节，马边县公教进行会在弥撒之后举行了成立大会，入会的会员都是该教堂的天主教徒。接下来又召开了选举大会，结果是以前当过“圣公会会长”的王朝轩被选为马边县公教进行会会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朝轩是马边茶叶商会会长，也是马边县城的保安团团总，乃当地一实力人物。
汪波在主持马边天主教堂期间，发展的教徒多是当地汉族的平民百姓，政府官员、商界大贾等信教的人很少，彝人信教更是罕见。到1945年的时候，马边天主教徒人数基本稳定，同林茂德时期相比人数增长不大，其中只有一个肖姓算是大户人家，汪波在《天主教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志略》中写道：“据1945年之统计，汉人之进教者，共有二百人左右，其中教民或自云南移居，或自外河迁住，或由本地居处而进教者，皆以佃耕，或经商，或务职业为生，惟肖姓于拦马埂置有产业焉。”
马边天主教堂神父汪波（右1）。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汪波为马边天主教堂神父，负责教会的生存之计。所以到了第二年，教堂内外事务打点得比较顺当之后，汪波又将多余的房间租出去，以敷教堂经费之不足。笔者在档案资料中就看到了一封汪波写给一个叫邓子敬的信，是关于教堂房屋租佃事宜的。他在信中写道：“邓子敬先生大鉴：前云欲佃敝堂店铺，现业已草草筑成，兹嘱李光谱、张子成前来立约并议定只佃前堂，实按押租时市法币洋贰拾元，每年月租四拾元五，银两月交清，不得短少。……又，不得在店内设赌博以及蚊香蜡钱纸和有妨碍敝教会规律之物品。”（汪波档案资料，存马边县档案馆）
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马边城里吸大烟的人多，赌博成风，到处乌烟瘴气，所以他在租佃房屋时也要考虑种种细节，免得污染了清净之地，妨碍清规戒律。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汪波需要为之操心的。
在汪波1938年11月的部分日记内容中，就可以更为细微地看到他的日常生活：
十一月一日，田翠兰因与姨侄女李陈氏教友口角来堂，当日与数教友聚集时，了结二次，未得好果，因为姑孃宁死不归其家也。
十一月七日，李光谱携带叁拾元票洋前往中都场装修店铺。十元为还邓子敏。树根儿回蛮地。细雨纷纷落一整日，无聊的我便去拜会文房四宝先生们。
十一月十二日，发信两封，一与当家任牧公，一与中级修院院长林牧公。……是日细雨纷纷，寒暑表降。
十一月十三日。主日。晨起，除听七八人告解外，讲道，题为母杀人。侧重吃洋烟或贩卖之人。因当时教友中或有染此嗜好，或有贩卖之者也。
十一月十四日，寄家书一封，报兄婚姻无结果。黄昏时接冯惠愚司铎（纳溪天主教堂神父）一函。
十一月十五日，得梁肇铭自雷波寄来一函，内称云：雷属路途菁口山、宋江岩、金刚背等地一带，夷匪时而出巢拦途捆掳，枪杀行路人，无分老幼妇孺。
十一月十九日，余托教友张自成携带信一封往中都场。
……
日记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民妇吵架、装修店铺、账务数字、季节寒暖、书信来往、行路消息等一一呈现，饱含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
有趣的是，汪波在马边曾遇到过一次意外事件，他记述得很详细：
（1939年）二月十五日晨饭后出郊散步，一不经心踏翻一块石板，跌在水沟里，将衣服鞋裤浸湿小半，把眼上撞了五分长的一条口，红的血流个不停。急切起来拍了拍衣服，洗洗鞋裤，旁人观我那般，为我找点草药咬来敷上。伤处血不流了，余即以毛巾蒙上创伤处。回堂，换了衣服鞋裤，请一个素认识的汉人西医调了锰镪灰水为我洗涤，涂上些微白药粉，包上一块白纱巾，时就像小儿开始迷藏了。次日照常□□，惟左眼稍浮肿。早饭后医生改用碘酒，此药比锰镪灰更为凶猛，涂敷后眼不能睁了，因此拥被而卧；午时眼始能睁开，自此以后不再敷药。
这件事情看似无什么意义，但恰巧是他融入马边当地生活的体现，谢纯爱当年为了防备不测而持枪养狗那般的小心谨慎早已不见。
除了打理马边城教堂的事情，汪波还要去察看周边地区的教务，而这件事并非简单容易。他写道：“余到边至今春秋两易了，所辖雷波地带因夷和匪的阻挠，从未至其地视察教务。表面观之不免有些怠惰，而实察情形确有不许可者在。”
实际上，汪波已经早就在准备这次外出行动了，1938年11月15日梁肇铭（雷波天主教堂神父）给他的信就是在告知雷波的行路状况。而在早些时候，他又得知1937年屏山县中都乡天主教会被烧房屋的情况，虽已重修，但详情则不得而知。这两处地方都属马边天主教堂代管，但他还没有去过，其实主要还是担心沿途匪患，因为那数月间，“边地匪风甚炽”。
在1938年年底的时候，马边在一支外来军队的清肃下，地方治安暂得安稳，“十二月十三日清乡军田营长进城。（为）边陲事业派大军清剿各匪，会新编陆军第十七师二旅四团长李唐尽量清剿不遗余力以来，始将各匪肃清，商旅行客才得了安宁，民生乐业，此该认为政府爱怜地方之功”。
实际上，新编陆军第十七师是看中了马边的垦务事业，并兴办了川南垦务实业公司，当然要清剿当地匪患，为发财扫清障碍。但汪波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时机，得赶紧利用，不然以后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由此也可见当时的马边是多么的混乱和人心不稳。
余即乘此风平浪静之时，前往雷波视察教务和风土人情。于（1939年）五月二十三日率领二人，各负行李冒雨徒步进行。路途崎岖，复因雨而形成油抹的光石板般的滑，怪不好行。以言语激励属下振作精神，抵靛南坝乡五十华里，稍息片刻，用了午膳。雨水仍旧落个不停，至荍坝乡……
天主教堂虽为宗教信仰之地，但当地老百姓也将之视为诉苦申冤的地方，常常将很多无能为力的官司诉讼找上门来，而天主教堂在当地政府部门中也有些影响，确实能够在一些事情上给予帮助，教会有余力介入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
如马边县安富镇乡民肖福阳，被查出瞒漏猪税，应予惩戒，经马边天主教堂的具保，将人从监狱中取出，“令具悔过书备查，如后再有以上情事，任凭依法议处”。
又如马边城里有个叫马玉良的人，他的老婆曾氏突然失踪，疑是被一个叫李忠的人拐走，曾氏的婆家迁罪于马玉良，将他告上法庭，马边天主教堂便找到县长，称此人“平素毫无劣迹”，恳请将之释放，“俯准该民宥释归家，倘审讯时，谨当随传随到”。
再如有个在马边经商的湖北人张荣禄，在途中被匪徒洗劫一空，连衣物都被刮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的衣服是朋友送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件衣服来路不明，就被拦路检查的驻军当成疑犯抓了起来。张荣禄在马边经商有三四年之久，也是天主教堂的教友，所以汪波就不得不出面请求驻军释放他，并证明此人“察其行踪，尚无劣迹发现”。
平时，教堂对教友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帮助。如按照教会的规定，一旦成为天主教徒，在婚姻等重大人生问题上不仅要民政部门参与，也需要征求教会的同意。
当时马边城里有个叫张安纳的妇人，她的丈夫四年前到贵州经商，一直没有回来，音信全无，据称是被匪杀死。张氏便想再行出嫁，但因为她是教民，汪波就去信贵州毕节询问，得到的回音是可能被人害死，但无确切证据。为了稳妥起见，汪波就写信给叙府主教林茂德请求免除张氏以前的婚姻，很快林茂德就给予了回复。
由于马边天主教堂地处彝区，也有彝人的身影。
在教会中有一个叫“树根儿”的彝人，他是马边第一个信天主教的彝人，而这个“树根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帮助谢纯爱到挂灯坪传教的水普说格（“树根儿”是近似读音）。
黑夷树根儿，挂灯坪人，其人刚直，信教虔诚，朝夕与谢司铎游，常闻天主教道理，良心大动，摒弃一切，甘愿从奉公教。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林茂德为之举行洗礼，名之曰：恩理格。此为马边夷人中信奉公教之第一人也。
（1945年《天主教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志略》）
这段文字表明 “树根儿”是在谢纯爱死后两年才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为他施洗的人是马边第二任天主教神父林茂德，他并没有受到谢纯爱死的影响，是决志信教。但作为一个彝人，“树根儿”要冲破的阻力之大是汉人想象不到的，其信仰选择在彝区可谓石破天惊，也就是汪波说的“摒弃一切”。
信教后的“树根儿”与教堂的关系密切，除了去教堂参加重要活动，还常常去寻求解决困难。如1938年10月的一天，“树根儿”同三个白彝来到马边城里，但那三个人在当日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说是1936年六俄家抢娃子的事件跟他们有关。
其实，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此三夷虽与彼案无关，亦逮捕之，此汉民对夷民之通例也”（汪波档案资料，存马边县档案馆）。为此，“树根儿”来到马边天主教堂求助。但事情颇费周折，汪波动用了教会内外的各种关系，才在几个月后将三名白彝救出，而其中一名已经在监狱中死去。
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树根儿”自己已经病重，但他还来为自己的同胞料理后事，等事情办妥，他已经病倒，仅仅在十多天后他就死在马边天主堂内。汪波在日记中写道：“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来堂，料理灵事，以及营救被监禁已久之夷民。于同月二十日，以患重病不治，备领圣事，安逝于马城堂内矣。惜无子孙之遗留，而夷人之进奉公教者，从此断绝也。”
笔者曾经在马边县城里寻找当年的天主教堂，当地一位老人指着市中区一块已经被新建筑覆盖了的地方对我说：“就在这一带。”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那边已经成为马边的主要商业区，商铺林立、车马熙攘，早不见过去的任何痕迹。
这是在冬天的马边，天气干冷，寒风呼啸，我站在那里竟有些茫然，而思绪向着那个久远的年代飘去。
时间又回到60多年前的一个场景。
那是初冬的一个早晨，汪波早早起床，那是他多年的生活习惯。但这一天好像不太寻常，他站在天主教堂外抬头一望，见莲花山和真武山上已经铺满了雪，银装素裹，格外壮观。
这时候，他听见城里的人在发现了这一景象后传出的惊呼之声，有老人，有妇女，有小孩，这个小城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意外得到了一笔奖赏。汪波也是第一次看见马边下这么大的雪，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既兴奋又感伤，因为这时他已经在马城住了14年之久，人到中年，而诸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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