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群回到马边能干什么？

贺昌群回到马边是在1939年夏天，即在乐山被日机轰炸之后。

应该说，他这次回到故乡实属意外，他原本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里教书，但考虑到战争的变化，1937年的时候便将家眷送回了马边。后来马一浮要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邀请他去做教务长，贺昌群为照顾家庭，便同意了。

贺昌群是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人，1903年生，1921年受五通桥“太和全”资助到成都读中学，后来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中途因五通桥贺家破产无力供给后辍学，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译。这一期间，贺昌群靠自学成才，从1926年起开始学术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历史学界有名的学者。

1939年5月初，贺昌群来到乐山，参与复性书院的筹建。然而不到两个月，他就离开复性书院，之后待在乐山埋头写他的魏晋南北朝史。不料在8月19日乐山被炸，他被迫把家搬到城外的乌尤山，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接到马边方面的邀请，希望他回去当马边县立中学校长。

马边县立中学的创建就跟落后的教育有关。当时，在广大的小凉山地区，“雷马屏峨四县只有一屏山中学，除此之外，即须赴叙府嘉定，雷波则至云南金底坝就学，马边至叙府五百五十里，至嘉定三百六十里，至屏山三百二十里……故四乡之学生特少，有将学生送至成都，在外求学，十数年不归。毕业之后，即在外服务，亦多不回本县”（四川边区施教团《雷马屏峨纪略》）。而这就是马边的教育现状，也是召唤贺昌群回乡办学的动因，“本县文化低落，教育不振，一般学子向外升学极感困难，筹设中学势所必须”。

当时，当地的开明士绅非常积极地倡议办学，其主要的推动者是行伍出身的董祝三，他召集了当地的贤达人士集思广益，要为马边的学子开创一条出路。

1940年8月1日，马边县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县政会议教育会，会议提请设立马边县立中学。关于办学经费，也在这次会上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其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向盐商乐捐；二是整理称息（即货物过秤时的捐税）收入，照百二标准抽收；三是利用马边县银行的公股余利。

会议下来后，盐业公会主席唐焕湘大力支持办学，他负责联络各盐商，答应拟每斤盐按标准提取相应金额；马边县财政委员会主任苏伯和也积极支持，同意在物价上加收百分之二的税率，这样每年学校将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办理中学一般也足敷用”。

这年8月13日，中学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校址设在马边县城西街守备衙门及川主庙，并讨论了培修设计与工程预算问题。而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决定暂聘李伏伽为校长，王纪三为教导主任。

为什么要聘请李伏伽为校长呢？四川省教育厅规定校长人选必须要有大学文凭，1940年的时候，马边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两名，李伏伽就是其中之一。马边士绅不愿外聘，“因为害怕堂堂一县找不出个校长引人笑话”（李伏伽《旧话》），所以找到了他。

但李伏伽这时尚在外地，收到联名邀请信后，他的反应是：“我童年的噩梦未忘，外出后三次回乡的印象也不好。我不相信在那样的地方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便回信谢绝了。”

李伏伽不去当校长，他们就想到了贺昌群，他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当过大学教授，而且他当时已经是国内很有名的历史学者了。贺昌群这个时候正为乐山的安全担忧，又加之有一份桑梓之情，于是在当地的盛情相邀下回到了马边。

这里面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任马边县长的宋际隆是贺昌群的朋友，他曾经请贺昌群为马边新编县志撰写导言，贺昌群也慨然应允，洋洋洒洒地为马边写了五千言的修志纲要，从诸多方面阐述了地方历史写作之精要。所以，当宋际隆在筹备马边县立中学时自然又想到了贺昌群，后来贺昌群在《马边县立初级中学计划书》中也提到了宋际隆在办学中的作用，“经教育会之提议，县政会议一致议决，士绅倡导于前，邑宰宋君玉门热心规划于后，乃不期月而成立”。

1944年，马边县立初级中学为声援抗战，学生志愿从军合影照片。图片由马边彝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过，贺昌群曾于1941年初夏到过五通桥的“太和全”参与分家立约仪式。贺昌群就是靠着“太和全”的资助完成了早期学业，不然他将是马边一个无法读书的孩子，当然，那个叫蹇子振的同知成全了贺家的财富，而他在马边任职时办过龙湖书院，也培植过不少马边的读书人才，这样的善报轮回到了贺昌群身上，实在是因缘相连。

刚回到马边，贺昌群见到了久违的父老乡亲，欣喜交加，他有种要在家乡做出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欲将雨露润桑梓，惆怅天涯一童生。”（《还乡见诸老昆弟》）

但居住了一段时间，人事的纷繁接踵而至，可能是见到了当地更多的社会现实，他又写了一首《八声甘州 ·自乐山返马边居南郊遣怀》的诗，诗中的情绪不免有些苍凉：

正三年，转徙有沉忧，零落又经秋。渐华年锦瑟，诗书事业，都付东流。万叠乱山寒月，极目望神州。枫冷江声转，那吟愁。料得渊明当日，想拂衣赋，何去何留。下西风黄叶，怎许不登楼。且安排，冰天奇骨，待几时，化作旧沙鸥。无人会，倚栏干意，笑看吴钩。

作为首任校长，贺昌群面临诸多的困难，因为这毕竟是开马边历史之先河的事情。在此期间，贺昌群将丰子恺送他的漫画《移兰图》挂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他离开马边。这幅画有个寓意，即要把良草种上，将坏草除去，这也无意中契合了贺昌群办学的宗旨：在家乡种上更多的良草。因为在贺昌群看来，过去的马边教育是“文风不振，人才零落，风俗败窳，青年子弟无力升学，不能负笈于通都大邑”。所以，这所中学不仅在振兴地方教育，也是在顺应国家教育为先的政策。

但由于贺昌群待的时间不长，所做的工作也更多只是基础性的，从民国三十年（1941）一月，贺昌群在向马边县政府呈件备案的《本校计划书及三十年度支出预算书》中，我们仍能看到一些他所做的事情：

本校去岁八月，经县政会议议决设立以还，瞬将半载，正式上课亦已十有八周，虽因设立未久，诸多欠周，差幸校舍工程，大部完竣，经费来源，并有的款若能假以时日，不难日趋充实。惟本校之设立，纯由地方之实际要求，使命既大，办理自不能不力求审慎，现有未周之处，固已注意改善，此后之进行大计，似亦有预为规划以求尽善……

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率20余人深入小凉山区，除了对当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经济物产作了调查之外，特别考察了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四县的教育状况。7月31日他们到达马边，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主要调研边民教育，参观马边县立中学，贺昌群正好在那里。

边区施教团见到的马边中学是什么样的呢？校舍系前清的武备衙门，破破烂烂，还没有完全装修好，只有两间教室，两间学生寝室；有90多名初中学生，分为两班；教师也只有两名，一个叫张育健，一个叫刘荷生，还有两名为兼职，而学校这时已开办近一年。

虽然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和艰苦，但边区施教团在考察了马边县立中学后，认为是“数十年来所未有，自为边地之福”，肯定了贺昌群回乡办学的积极意义。

不过，他们也不无担忧，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在办学经费上，刚开始有捐助和临时费，但今后恐有不接，“省方经费不能按时领到，兼之汇兑不便，支付无定期，影响教职员生活不安，及事业时常停顿”；在教师队伍上也有很大的困难，“边县教师，多仰内地毕业生，内地尚不足，外出之路费甚大，更无人肯就”（张云波《雷马屏峨之教育及改进计划》）。

上面的两个问题实为一个问题，经费的掣肘影响聘请教师，教师的收入低就很难待在边区，因为他们连回趟家的路费都可能不够。四川边区施教团团长柯象峰就写道：“马边处边远之区，地瘠民贫，守中等以上教育者数甚少，至擅长于边民教育之人才，更寥若晨星，故欲聘请适当教员充当教职，颇为不易。兼之待遇甚低，欲在数百里外聘请人才服务边区，匪特难觅，即使觅得而旅费一项之负担，已属不轻。”

而就在这时，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贺昌群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开办的前期任务，同时受东北大学之邀准备离开马边。但还在嗷嗷待哺的新学校怎么办？连一般的教师都很难聘请，何况校长要离开，马边县立中学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他一走，学校会不会散架了呢？

可就在人们深感忧虑的时候，之前婉拒了邀请的李伏伽却突然回来了。

李伏伽第一次来到马边县立中学是1941年的2月28日，他在日记中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他33岁。

他为什么会回到马边呢？是他的好友介平的一封信打动了李伏伽，他在信中鼓励李伏伽回乡搞教育：“半壁河山都已沦陷，民族前途岌岌可危的时候，凡是有热血、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她做点事。尤其是教育，这是民族的根本；而边地环境污浊，更需要教育这一澄清剂。”（李伏伽《旧话》）

李伏伽生于1908年，李家是马边的书香门第，其父李建屏是清末秀才，曾是马边县高等小学的创办人。但父亲去世得早，家道中落后，李伏伽靠他父亲的好友、同科秀才冯斗山的资助，才在1924年读完小学，那时李伏伽已满16岁，正在迷茫之际，又是冯斗山拿出三块大洋让他去考泸州川南师范。但只读了三年，学校就停办，无奈之下，他又只好跟同学一起到成都读师大预科，1931年秋李伏伽升入四川大学外语系，1935年7月毕业。

但李伏伽见到的马边县立中学还是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学校只有破破烂烂的几间房子，“唯一的运动器械是一只篮球”。办学条件极为简陋不说，学生的年龄还参差不齐，大的大小的小，甚至有些已经在“操社会”，滚过一趟江湖了，而就在他去的那天，便有学生在后山上放枪，说是欢迎新来的校长。

李伏伽深感要办好这个中学，不下决心是没有一点办法的，其实他知道必须要有长久的打算，也就是准备扎根马边县立中学。

李伏伽一上任，就给校务委员会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主要是扩充校地，当时的办学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果将学校后面的文昌宫和节孝祠两座破庙划给学校使用，就能将庙子改为校舍，并开辟一个运动场。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的薪水，要求从100元提高到180元。当然，要解决上面的这些问题，非常之难。

李伏伽在《马边县立初级中学三年计划草案》弁言中向马边县的百姓和士绅们阐明办学意义，文字极为振奋人心：“从此以后，吾县有一较高级之文化机关，青年得有比较深造之机会。白鹿兴而湘中文风斯盛，东林立而明季士节乃昌，则此校关系于吾乡今后文教之盛衰，风气之良窳，以及社会人心之向背，岂可限量！”

在教学方面，李伏伽为马边县立初级中学设立了八大目标，而这成为以后长期影响学校发展的办学纲领，其办学理念与外地先进学校丝毫不差。

一、侧重战时教材，使学生具有爱国抗敌之精神；

二、实施公民训练，使学生具有健全良好之人格；

三、利用科学陶冶，使学生具有精密正确之头脑；

四、注重基本训练，使学生具有优良丰富之知识；

五、注重文艺教育，使学生具有创造发展之能力；

六、加紧体育训练，使学生具有活泼强健之身体；

七、提倡课外劳作，使学生具有劳动服务之习惯；

八、注重职业训练，使学生具有独立生活之技能。

但万事开头难，就在李伏伽刚刚到马中不久，他就经历了一次考验：马边每年四月的“烟会”到了。

一般来讲，只要收割鸦片的时候一到，马边城里就会涌动着一股“黑潮”（鸦片），一股“白潮”（白银），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在其中去裹上一水，搞点钱财，而当地很多人家一年的生计全靠这两个月的收入。在李伏伽1941年5月6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一个学生退学的原因，是“他妈要他回去帮助料理烟馆”，此也可以看出鸦片买卖在马边的普遍情形。所以一到烟季，学校的不少学生会逃课，去彝地参与鸦片买卖，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发生危险，有学生为此被捕，甚至丧命。

这样的情景让李伏伽尴尬和不安，他想日寇都打到两湖一带了，临近四川咫尺之遥，国家民族危难到此，而大后方的青年学生去干着贩卖鸦片的罪恶勾当，实在让人痛心。但李伏伽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拷问自己：这个新的学校，就如“一盏可怜的小小的灯，可怎能把它拨得更亮些，让它招引着更多的人呢”？

通过这次“烟会”的考验，李伏伽的信心更强了。他突然感到，他之前一直在寻找的人生价值完全可以在这里实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这些都不应该是空洞的口号，他的青春和激情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淬炼，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于是，李伏伽亲自写下了《马边中学校歌》：“凉山峨峨，马河汤汤，大哉吾校，肇造其旁，劳动、创造、战斗，自觉、自治、自强，同心同德，相亲相爱相将。要作光明先导，挽边区滔天罪恶之狂澜！”这首歌充满了向上的、蓬勃的、让人振奋的力量。

在李伏伽的心中，他要建设一个新学校，要同过去的那些旧式学堂不一样，当然他也希望新学校要有个像样的面貌。李伏伽想象的新校舍是这样的：有大礼堂一间，楼房四座，分别用作食堂、厨房、浴室、厕所，有附属小学、农场、仓库二十余间，但要修建这些设施需20万元，想靠政府拨款显然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想办法。

接下来，李伏伽采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办法，带领学生先后修筑了“先驱路”“留青院”“好望亭”等，又开辟后山，建起了“五洲花园”，种植各类树木，在短短的几年内学校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们又在郊外教场坝的一块烂河滩地上开办了试验农场，用竹篓装鹅卵石扎堤，填土作坝，培修路基，又将农场分为果树、园艺、畜牧三组，每年收获的新鲜蔬菜水果，放到“学生劳作售卖处”销售，所获得的利润50%补助学生伙食，30%留下来继续扩大生产，20%作为学生福利公积金。

马边县立中学的校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学生在课余还要学习缝纫、刺绣、食品和用具制作以及农作，让学生学到了更多的生活技能。李伏伽经常亲自带领学生去搞野外活动，他们爬遍了马边周边的山脉，让学生获得了身心的锻炼；还举办月光晚会，讲故事，演出歌舞和话剧，陶冶情操，也让那些边区的孩子憧憬了外面的世界。

由此，马边县立中学很快名声大振，成为雷马屏峨小凉山区教育之翘楚。李伏伽也在这一时期收获了爱情。他的妻子廖幼平是1942年来到马边的，他们患难与共，在马边抒写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

廖幼平的父亲廖平是四川的大儒，是鼎鼎有名的国学大师，可能她的身上也有她父亲对追求理想和真理的执着，所以同李伏伽走到了一起。当然，也正是因为她，李伏伽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李伏伽在很多年后回忆廖幼平时说：“参与了校务的一切擘画经营，也分担了所有的辛酸艰苦，没有她的帮助，我是难以支持下去的。”（李伏伽《1941年在马中》）但实际上，他们的故事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再为人知，但相信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必有相濡以沫的动人往事。

在李伏伽办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教师问题。1941年夏，李伏伽利用暑假专程到成都去请教师，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到马边，有人甚至认为到马边无异于去充军。

在四处碰壁之下，李伏伽只好另想办法，他找到一些中学学习好却无力升学的青年来解决无教师的困境。这一招非常奏效，这些老师对薪水要求不高，工作也努力、踏实，非常实用。同时，李伏伽又去乐山武汉大学聘请迁来的学生，这些学生很多是流亡青年，没有生活来源，愿意到马边来打短工解决学费问题。

笔者在马边县档案馆看到1944年2月马边县立初级中学的一份工资单上，当时的教职员工、工友已经三十多人了，如教导刘瀛，专任教员廖幼平、张景芳、张子明、周裕芹、李纯甫，训导张默若、赵明智，会计冯伟明，干事肖庆文、朱彭年、冯益颀，事务陈向荣，图书管理何仁，校医翁云圃，书记莫文金，园丁田焕文等，月发薪水2191元。可以说李伏伽在短短的几年内组建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稳定了学校的正常办学。

在教学上，李伏伽也针对边区的特殊情况，在正常教学之外，增加了一些实用的职业课程。因为他认为马边的学生大多贫寒，中学毕业后十分之九的学生都无力升学，所以马上就要面临进入社会，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实际是教育的失策。所以，他在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中增加了农业和会计两科，在三年级的课程中增加了教育，以让学生获得实际经验。

1943年上学期，马边县立初级中学的第一班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李伏伽不无深情地说道：“你们年轻力壮，受过几年正当教育，从荒僻里生长起来，应当爱惜你们的生命，珍重自己的前途。岂可因为一点挫折，便灰心失望，至于倒行逆施？中国若亡，我们还要作孤臣孽子，艰苦忠贞地图谋恢复，何况国家正当有希望的时候呢？”

后来，这毕业的28名学生到莲花山去砍回了41根木头，在学校后山上搭建了一个亭子，取名叫“好望亭”。李伏伽专门作了《好望亭记》，其中写道：“第一班诸生野水孤航，风波险恶。登斯亭者，其默祝其若迪亚士（今译作麦哲伦）之好望乎？”

到1945年初，马边县立初级中学已经有不少学生毕业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这年也正好是五周年校庆，很多当年的学生纷纷回到学校来参加这次庆典，李伏伽就在会上又对他曾经的学生说道：“当看见了你们的先生，你们的弟妹，你们亲手栽的花木，和你们一锄一铲开辟出来的道路、操场以及校园之类，总不会忆不起三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因而引起一种亲切和温馨之感的吧？”（李伏伽《致毕业返校诸生》，马边县档案馆资料）

这些话语透出的是殷殷之情，也是一种无私的爱。

就在这年的下学期，学校因为资金困难已经到了无法支撑下去的地步，李伏伽发起了“万人三百元运动”，希望全社会来助学。然而，笔者从档案资料中看到，能够捐助的寥寥无几，特别是马边那些肥得流油的垦社一个都没有捐，而李伏伽向政府再三申请，每次都是不了了之。

当时李伏伽作为一校之长，一个月的薪水只能买两斗米，一般的教师更加艰难，连生活都不敷，就更谈不上什么教学。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李伏伽顿生炎凉之感，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两年后，换了四任校长的马边县立中学已经深陷困境，李伏伽再度回到马中，他不能无视他亲自哺育起来的事业中途而废。这时已经到了1948年，国内经济急剧恶化，国共内战正如火如荼，这个偏远的边城也不再宁静，天地玄黄，等待李伏伽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