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长留，恩永在

这个世界，我们既然来了，就终归是要走的。对于学者来说，人走了之后，留在世界上的痕迹，主要是自己写下的有学术价值的著述。除此之外的遗物，恐怕就是使用或是收藏过的书籍了。常语云，睹物思人。尊敬你的人，怀念你的人，目睹故书，会更真切地返回过去的岁月，贴近你的身旁。今年，是业师黄永年先生九十冥诞，翻检先生留给我的旧本古籍，犹如昔日陪侍在先生身边，嬉笑赏书，或是聆听先生畅谈古今学林的正事与趣事。

我得到先生藏书的机会，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被交换”的产物，第二次是“贡献”得到的“回赐”，第三次是先生特意给我留下的纪念。

像所有长者一样，到一定年龄之后，对年少时特别感兴趣的东西，都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欲求。比如，因为想吃小时候爱吃的常州萝卜丝饼，先生曾托朋友用快递从家乡给他寄过。从小就喜欢书，喜欢读书的人，看到当年非常喜欢，却因某种原因未能得到或是得而复失的书籍，也会有类似的憧憬。

我刚到北京时，在琉璃厂古旧书市的乱书堆里，捡到过一本英文的《安徒生童话》。对童话故事，我毫无兴趣，英文更看不懂。对这本童话书，看重的，只是有很多好看的插图。先生看到后，说自己小时候有过一本，后来到北方工作，留在老家，就不知所终了。看到老师眷恋的表情，当即就献给了先生。洋文洋装书可以随时贡纳，但遇到线装古书，我就很吝啬了。先生总和熟悉的人开玩笑，说辛德勇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一说到书的事情，良心就大大地坏了。

印证他这一判断最重要的事例，是我买到的一部道光三十年陆建瀛木樨香馆原刻本郝懿行著《尔雅义疏》。这是业师徜徉于沪上日下书肆大半生间，从未遇到的重要学术著述，心仪甚久。先生开玩笑说，该献给他，我坚持不动。心想，你现在是良田万顷的大地主，我只是刚刚有几分田地的贫苦小农，没有这般横征暴敛的道理。看我抗拒不理，先生转而劝诱，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什么我喜欢的，可以考虑“等价交换”，可是我仍然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先生拿出清嘉庆年间黄丕烈代古倪园沈氏仿古精刻《四妇人集》，说我要是再不肯交换，就真的没良心了。因为先生是拿市价很高的书，来换市上未必有人认的书，以我的能力，是绝对买不起《四妇人集》的，所以才有这话。看先生情急，只好捧书送上。可是，当《尔雅义疏》到手之后，先生却又觉得在价格上太不相当，说像这样的不等价交换很不合理，好歹我也要再搭上一部像样点儿的清代的刻本。直到再送上一部旧山楼主人赵宗建旧藏乾隆原刻本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见于《旧山楼书目》著录），先生才欣欣然予以肯定：“看来你的良心还没有坏透。”后来先生和贾二强学长编著《清代版本图录》，这两部书都有书影被编印到里面。

所谓《四妇人集》，是一种丛刻，包括《唐女郎鱼玄机诗》、《薛涛诗》、《杨太后宫词》和《绿窗遗稿》四种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和《薛涛诗》，是唐朝两大特种社交名媛的诗集，前者依据的是南宋临安府陈宅书棚本，后者系重刻一明代刊本。《杨太后宫词》传为宋宁宗杨皇后所撰，由宋末人周密辑录成册，依据的是一部宋代的抄本。《绿窗遗稿》则是元人傅若金妻孙淑（字蕙兰）的诗集，也是以抄本付梓。其前三部书籍，分别刊刻于嘉庆八年和嘉庆十五年，底本借用的就是黄丕烈本人的藏本，而主持刊刻书籍的黄丕烈将其合称为《唐宋妇人集》，不过后世往往通称为《三妇人集》。

《三妇人集》雕版精致，初印本或用开化纸印制，纸张晶莹，墨色黑亮，堪称美轮美奂。后至嘉庆二十四年，沈家人又从平湖钱氏借得《绿窗遗稿》抄本，仍倩士礼居主人黄氏为之校刊，与前者合印，通称《四妇人集》。此《四妇人集》印本，较诸开化纸印《三妇人集》，虽然略有逊色，亦属清刻本中的上乘佳品，而且先生这部书还是王绶珊九峰旧庐的旧藏。从我买古刻旧本时开始，就知道那是给猪拱的白菜，穷酸如我，只配远远看一眼而已。先生要不是对道光原刻本《尔雅义疏》思之过切，也是绝不肯拿出它来和我交换的。单纯就版刻的精美程度而言，这部《四妇人集》，迄今为止仍是我书斋中最好的藏品。虽然是“被交换”而得，每次翻看，还是把它看作是先生恩赐给我的一大福分。

所谓“贡献”，是指献给先生的一部《亭林文集》。黄永年先生对我无意中得到的一部原刻初印本顾炎武《亭林文集》充满兴趣。这种初印本的独特之处，是以《读隋书》为题，误收有一篇顾氏从《文献通考》中抄录的片段。先生在民国时期看到有人写文章，谈到这一畸形的版本，但由于传本稀少，一直无缘收入书箧。孰知我书运奇好，也是在无意之间，于北京中国书店的一家分店买下一部。书系收在顾氏《亭林遗书》中的一种，我所得到的本是全套《亭林遗书》，但其他部分是用后印本补配，只有这部《亭林文集》，是最初印的本子。

先生也是从年轻时起，就久闻其名，而始终未能收得其书。看到我这部书后，以玩笑的口吻，反复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够在他八十大寿时，将此书“献上”。这样，就在先生八十寿庆之前，我恭恭敬敬地把这部书呈送给了先生。得到书，先生当然很高兴，说：“这样做就对了，我又不会白要你的书。”

清嘉庆年间黄丕烈代古倪园沈氏仿古精刻《四妇人集》

宛如古代君主对进贡物品的“回赐”，先生送给我一部别下斋旧藏清康熙刻《箧衍集》的早印完本。此书因收有钱谦益、屈大均诸人诗作，在乾隆年间遭到抽毁，故似此原刻早印的全本，流传也很稀少，先生且特地撰写跋语，记录此番“献书”、“赐书”的逸事。另外，先生同时还赐下有两种清末民初校刻书籍时勘定的底本。其中一种，是民国时期朱祖谟刻《彊村丛书》中《鹤林词》的底本，由彊村先生亲笔书写。另一种，是清光绪年间江标刊刻《灵鹣阁丛书》中的李文田著《西游录注》以及《和林诗》。这两种书，都是龙榆生先生在光复后行将入狱之际送给先生，留作纪念的。以先生对我的恩德，既然先生喜欢，献上《亭林遗书》给先生娱寿，本来是理所应当的，没有想到，先生竟又赐以如此珍稀的书籍，以慰我嗜书痴情。

别下斋旧藏清康熙刻《箧衍集》暨黄永年先生题跋

到一定年龄，人对自己的生命，似乎会有某种预感。大约是在去世前两年的时候，先生连续几次，很伤感地对我讲：“我总是要给你留一两本书做个纪念的。”听到这话，心里很难受，总是试图以打诨的方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开玩笑说：“那你一定得给写个题跋，说清楚是您送我的，不然的话，将来寿成师兄说我偷了您的书，岂不是要害我坐牢？”没过多久，先生来京参加学术活动，果真给我带来两部线装古籍。

打开旅行箱取书时，先生笑着向我说：“是两部普通的小书，做学问用的，并不是什么善本，你可别看不上。”这两部书，都是目录书：一部是民国时期由其族人刊印的潘祖荫著《滂喜斋藏书记》；另一部，是清代苏州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直斋书录解题》。

龙榆生先生旧藏《鹤林词》与《西游录注》底本

民国刻本《滂喜斋藏书记》

前者虽刊刻时间较近，印行过程却颇有一番曲折。盖此书系潘祖荫倩叶昌炽代为编撰，以潘家藏书之富、叶氏鉴书之精，自是第一流目录学著述。惟书版刊成于民国甲寅亦即1914年，因故未能印行，直到1928年，始由潘祖荫从孙潘博山主持刷印流通。有悖常情的是，在这之前，陈乃乾已经于1925年在上海铅印此书行世。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另文介绍的书林掌故，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说明的是，这种目录书本来就没有很多读者，由于陈乃乾的铅印本已先行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以致刻本流布的范围，更加狭小。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但有陈氏印本，而没有潘家的刻本，就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贩书偶记续编》始见著录此民国刻本）。不过，从收藏的角度来看，流布范围愈小，也就意味着传世数量愈加稀少，收藏的价值亦随之增大。检中华书局印行的《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其中收录的《滂喜斋藏书记》，用的就是陈乃乾排印本，而不是潘氏家刻正本。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此本刊刻虽晚，实际并不多见。再说黄永年先生送给我的这本书，黑色的字迹里，还略微带有一些红色，是很初印的本子，更值得珍藏。盖此本系昆山赵诒琛寄云廔旧藏，钤有“寄云廔藏书印”注记，书衣尚另题有墨书一行，记云：“吴县潘博山先生赠。戊辰十一月。”民国戊辰即潘博山刷印此书流通的1928年，而这一题记似应出自寄云廔主人赵诒琛手。潘、赵两家本是姻亲世交，过从甚密，可见这部《滂喜斋藏书记》还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苏州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直斋书录解题》，同样看似平常，实际上亦有特别的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书》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活字版印行之后，浙江、福建、江西书局和广雅书局，曾先后有过翻版。除此之外，苏州也曾以巾箱小本的形式，翻刻过一部分《武英殿聚珍版书》的零种。当时苏州到底翻刻过多少种书，目前并没有清楚记载。阳海清《中国丛书综录补正》说是八种，可是陈乃乾致江静澜书，说他所搜集到的，即已有二十馀种。陈乃乾在信中还谈到，浙江杭州的翻刻本也是巾箱小本，其与苏州本的区别，是前者单边，而后者则是双边（见《学林漫录》第十八辑）。这里所说“单边”、“双边”，是指版片四周边框的形式，亦即“四周单边”抑或“四周双边”。黄永年先生给我的这部《直斋书录解题》，乃属“四周双边”，因知是苏州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此本字体端谨，笔画爽利，墨色鲜明，虽是小本零册，却属初印精品，可遇而不可求。

苏州翻刻《武英殿聚珍版书》零种《直斋书录解题》

黄永年先生特地留下这两部书给我，既充溢着浓重的师弟亲情，也寄托着对我的瞩望。先生天性诙谐活泼，和谈得来的人，包括学生在内，一向耐不住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讲话；同我谈话，更无拘无束，满嘴都是戏谑的话。去世之前几年间，谈到我在北大讲授版本学课程，在时常哂笑像我这样的人都登上讲坛传授版本学知识的同时，更不止一次鼓励我说：“古籍版本的妖法，我看你也已经修练成了。有了什么想法，要赶紧写出来发表。”其实在先生渊博深邃的学识面前，再怎么修炼，也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每当看到先生留给我的这些书，愈加感念培育之恩，并激励我对包括版本学在内的历史问题，做出更加努力的探索。

2015年9月1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