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梁永进

这两年，韦力先生找一些当代藏书家和尚未成家以及像我这样根本也成不了家只是傻乎乎地喜欢买旧书的朋友做访谈。韦先生说，做这事儿，是因为前年遭遇不测事故受伤，对生命之短促，生命之无常，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感悟，于是，想抓紧写下来自己身边所经历的这些人和事。韦先生的话也触动了我，想到过去访书读书过程中交往过的一些人，写两句话，也算留下记忆中零散的片段。

除了写过的徐元勋老师傅之外，首先想到的是梁永进先生。从表面上看，最直接的原因，他是我来北京开始买古书后，第一位接触的书店经理。

1991年最后一天，我来到北京。第二年的第二天，就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通知，正式决定调我到历史所工作，但进京的户口，除非自己有特殊关系去活动争取，只能在北京市公安局排队，等。工作有着落了，心情就很舒缓；还没有到新单位，没有新的主子管，但旧单位也不必再当回事儿了；再加上自从上大学起，就没有一身轻松地过一天，于是，便放纵自己，除了翻翻闲书，有时还会像无业游民一样，在燕园，在清华园，在琉璃厂，四处逛逛。

正在这时，中国书店海淀分店开始大批售卖古籍。大概是因为这里紧邻北大，总店想做出点儿特色，就由它们设在虎坊桥的库房——通称“大楼”，发来一大批古刻旧本，集中上架。我是偶然出去闲逛，赶上了，但后来才知道，京城里的藏书家们，早都得知讯息，候望日久了。结果是几十号人，蜂拥而上。那架势，哪里是买，简直就是来抢的。看名头，稍中意的，都被抢夺下来，很多人拿下一大堆书。拥挤，争抢，更多地是因为亢奋，一个个涨红了脸，流出了汗，嗓音都变了调。这场面告诉我，书价不贵，买一定值得。

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宝文局石印《瀛寰志略》目录

现在我在北大教书混饭，也大胆乱讲点儿古籍版本。上课时，总是告诉学生，这本是雕虫小技，比研究历史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从另一方面说，知识的获得，总要有个过程。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当时我正处于懵懵然啥也不懂的状态，看着架上的书，究竟该选什么，实在一点儿数也没有。再说价格，大多数书，少说也是几百元钱一部，还是不敢贸然下手。除挑了十几册《丛书集成初编》的零本之外，线装旧本，只是花六块钱，买了一部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宝文局的石印小本《瀛寰志略》。

当时在海淀书店任经理的，就是这位梁永进先生，我也就是在这次购书中，才正式面对面地直接接触到他。瘦高的个子，爽快强干的作风，只要见过一面，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于我来说，梁经理这次亮相，就充分展示了他经营中的两项重要特点：一是算大账，不算小账；二是知人善任。

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宝文局石印《瀛寰志略》书衣

像这样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低于市价出售古籍，买书的人当然觉得捡了便宜。经营古籍和所有古董生意一样，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眼力高低的较量。卖家要尽量把书卖到它所应有的最高价位，买家感觉便宜的价格，就是尽量低于这个价位。卖家要是把价格定得低于这个最高价位稍多一些，往往会被同行笑话，说你眼力不够，或是水平太差。甚至很多买家，不光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还会鄙视店家不懂。所以，店家收书、售书都很慎重，不会随便大批量集中上架售卖，而是要一本本仔细筛选，确定价格，慢慢摆出来卖。一时吃不准的，放着以后慢慢琢磨；档次比较高的，把价定得高高的，留下慢慢卖。总之，是要慢，急不得。

这样的规矩，是从前朝传下来的。当时中国书店各个店里，给古书把关定价的，也都是前朝学徒过来的老师傅，守的就是这个规矩。梁经理则显然不太循规蹈矩，原因是时代不同了。

过去卖旧书，都是个人家开的小铺子，往往还是子承父业，世代相传，收来好书，就是自己家的财产，自然要慢慢等待最好的买主，卖上最好的价钱。但现在的店是公家的，上峰随时都有可能把你撤掉；况且北京的中国书店还有个规矩：各家分店的经理，就像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一样，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调岗位，即使经理这个头衔让你一直担着，但你也会被调动到其他店去。不管怎样，你辛辛苦苦经营的店，说变就变，明天就会变成别人的店。抢手的好货，存着不放，给谁留呢？

同时，公家的店，排场大。店里连在职带退休，总有十几号人甚至几十号人，每个月都要开工资，发奖金。奖金少了，员工也不高兴。想及时得到钱，就要有更吸引人的价格。

梁永进先生明白这种差别，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开小铺子的旧书肆主人，而是经营这种现代大书店的商人。定下稍微偏低一些的价格，正是这种特性的体现。除了上面讲到的特殊原因之外，更根本的一点，是现代企业，比传统的商家，要更注重资金的周转，货压在那里不动，就是最大损失。梁经理经营古籍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周转。另外，当时还有一项特殊的原因，就是开张伊始，多让些利，能招来人气。俗话说，买得精，不如卖得精，店家自有店家的考虑。

当时被他请来，具体负责古书定价、售卖的老师傅徐元勋，在我接触到的那一代中国书店的老师傅中，水平最高，知识最丰富，教过我很多东西。徐师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光摸书衣，不仅看版式、闻墨香，还打开书来，读了很多书，对学术源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来海淀中国书店之前，他是在库房工作，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研究室工作过的陈汉平先生，就在他手下工作过很长时间。

这次开张卖书，价格偏低，据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徐师傅在库房工作时间太久了，不知道市面上书价已经涨了很多。这也正显示出梁经理对老师傅的信任，做事只看其大，不拘于细小。梁经理和我谈过，他正是看好徐师傅水平最好，才特别把他请来，而既然请来了，就要放手由老师傅来做事。我从旁观察，当时他在海淀书店里，左膀右臂，有两位做具体工作的帮手，古刻旧本是徐师傅，其他洋装旧书，是靠一位小崔师傅。小崔师傅对古籍版本眼力也是很高，只是更多的精力，是帮助梁经理来打点洋装旧书。有信得过的人，他也真的信任人，手下人各司其职，看他的店，工作总是有声有色。

梁永进先生后来被调到中国书店的其他分店（如琉璃厂邃雅斋等）做过经理，类似的经营行为，他走到哪里，做到那里，还有过很多很多次。他在邃雅斋时，每年厂甸庙会上的书肆，只有他，总是能摆出便宜的线装书来。吃亏还是占了便宜，他自己最清楚。除了自己脑子不对，谁也不会相信他会接二连三地做傻事。

经营古旧书，特别是古籍刻本，开拓货源，收购书籍，是更难做的事情。中国书店一些能力比较强的经理，各有各的方式，各有各的门道。梁经理还是大商人气派，往往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有好几个大城市古旧书店库底的存货，相继被他悉数捆载而来。这个货源规模最大，为什么他总能顺利得手而不是别的店家？偶然一次喝酒闲聊时，他告诉我说，没有什么，和人交朋友，尊重对方，讲义气，体谅人家在地方经营古旧书比我们在北京更不容易，所以，从来不多还价。所谓交朋友，就是在一起喝点儿酒，酒桌上说说开心的话。

还是在海淀当经理期间，他把重庆古旧书店的线装古籍统统扫荡回来。徐师傅悄悄跟我说，出的价有些高了。梁经理和重庆书店的经理喝酒，喝到天色很暗了，打开一包大致看了一眼，梁经理就按包付款，把所有书都卷了回来。运到自己的仓库里仔细一看，当时打开的那一包还不错，但其他包里的书，质量却没有那么高。这实际上是老师傅旧时传承下来的小书铺观念和梁经理这种现代书商的差别。梁经理很豪爽，但不会因为喝了酒就乱来，更不会轻易被人糊弄。做这种古书的买卖，收货不宜仔细翻看，行家看一眼，就明白大致是什么程度的东西。中国各地古旧书店的库底子，往往是来自公私合营时期，再加上“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等社会大变故中集中得到的书籍，其中总有一小部分是卖得上好价钱的，有时三五部书卖出去，就可以收回所有购书成本，包括请人喝酒的钱。其实这批书就是这样。书很快就上架卖了。合理的利润，快速周转，这是梁经理的经营理念。我买过一两本，里面还是有很多好书的。虽然买得起的只是最普通的大路货，但其中有一部清末人盛昱的《郁华阁遗集》，作者是当时重要文化人物，做过国子监祭酒，与书生学士交游甚广，且版刻精雅，纸墨俱佳，看起来还算不错。

清光绪刻本《郁华阁遗集》

不管他在哪里当经理，我都常到他的店里去闲逛，也买过不少书。只要出来到店面上转，看到我，梁经理总要叫人沏上一杯茶，拉我聊会儿天。除了我们性格相近，比较谈得来之外，这也是旧书店从前朝传下来的老规矩。这规矩不仅是卖家和买主的一份情谊，还有旧书店业界对学者的尊重。不过，这种老规矩，并不是那一家店都愿意守的。像我这样没有几个钱，买不起什么好书，长年累月地转，翻来覆去地挑，却只偶尔买一两部价钱比较低的小书，有些店家是非常讨厌的。喝够茶了，聊过天了，选了书时，多多少少总是要打些折扣的。这也是商业上的规矩，不是因为谈得来，就拿公家的书随便送人情。

除了偶然在书店边儿上的小店里喝两杯啤酒之外，我们在一起接触最多的一次，是我调到北大工作以后，他叫我帮个忙，说是新华书店系统在张家口召开一个订货会，让我去给做个讲座，讲讲古籍版本。其实梁经理自己的古籍版本知识是足够好的，就这个系统的人来说，由他来讲，比我讲更实用，但他开口说了，不能不去。

回来之后，梁经理说，你很给我面子，你去帮我讲了，各地新华书店的人，对我也很高看。你讲那天，我一个晚上，就订出去二十多万的单子。但你这大学教授来讲，我也没法给你讲课费，店里也没有这个名目可以支出。我这里有些残书，都很破了，你随便多挑一些用得上的，就不用付钱了，算是我答谢的心意。我说你这么客气干啥，我也不是什么名教授，让我来讲，我还很荣幸呢。他说，怎么能这么讲？我说，这是真心话，我在历史所当狗官的时候，因为参加各种高层次的评审，又做《中国史研究》的主编，整天上门来说请我去讲学的人，可谓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但那时候我学问荒疏，觉得没什么可讲的，一概谢绝了。等我到北大以后，闭门读书，真觉得多少可以讲点儿东西了，却鬼都不上门，没有一个人再来让我去讲学，正冷清得难受，是你给我面子了，让我过过嘴瘾。听罢他哈哈大笑说，人世间的道理，原来哪一行都一个样，那我们先喝酒去。

喝过酒，梁经理带我去一间房子，打开门，指一指小山一样的书堆说，都是残的，你慢慢挑吧。把我一个人扔在书堆旁，他就回自己办公室忙活事儿去了。翻看一阵，有很多书还是不错的，至少从实用的角度看，应该多拿一些回去用。但人和人相识、相交就是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情分。他越是让我多挑，我越不能多拿。最后，选五六本残书走了，其中有一两册明末吴江叶绍袁一家才夫才妻暨三才女诗文合集《午梦堂集》的零本。我说，酒喝多了，看着书上的字儿都是重影的，等你以后上架或甩卖时我再来捡吧。

明崇祯刻《午梦堂集》零种《愁言》

最后一次和梁经理喝酒，大概是在三四年前，在我最初遇到他的地方——海淀中国书店。虽说还是海淀的书店，但今非昔比。当年修四环的时候，中国书店在四环边上又新开了一家分店，老的海淀店，虽然还在，但铺面面积缩减得很小很小，以至不经意路过那里的人，已经不大容易注意到它的存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梁经理曾身兼琉璃厂面积最大的分店——邃雅斋和老海淀分店这两家店的经理，来回奔波。那也是我看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精力充溢，颇有些大将军临阵部署兵马的气派。但这时，他仅仅是这家小店的经理，而且手下的人，除了小崔还在帮他，据说只是几个等待退休的老弱病残。

作为一个闲逛书店的读者，无法知悉人家中国书店内部的缘由，或许自有它的道理。但就我对梁经理工作能力的了解而言，觉得这真像是一种羞辱。聊了一小会儿，他提出邀我喝酒。在海淀图书城的一家小餐馆，几杯啤酒下肚，梁经理告诉我，他已经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不侍候他们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虽然劝慰几句，说是世事如此，只能得过且过，没必要太拿领导当人看，但从心底里更加敬重他，欣赏他那一脸刚毅。

因为敬重，背后和一些买书的朋友提起，总是叫他“老梁”。但老梁不老，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一天，我俩儿在一起喝了很多瓶啤酒，骑自行车回家时，有些晃。心想，都在北京城里，见老梁的机会多着呢，何必喝这么多。小时候，母亲对所有涉及鬼神的话，都要严加斥责，但她年龄大了以后，却忌讳甚多。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有些事，冥冥中似乎是有天意的安排。

前两个月，去中国书店新街口分店买书，这里的赵经理，也是经常照顾我的老朋友，当年在海淀的老朋友小崔，现在在他手下做干将。闲谈间和小崔叙及往事，他说，老梁走了真是可惜。我这才知道，2013年端午节前后，梁经理不幸患病离世了。生老病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老梁不该这样死，书商老梁应该在适合他的岗位上累死。

2015年8月4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