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买古书的老杨

前天听说老杨病逝了，心中袭上一股很重的凉意。俗话说，兔死狐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虽然本行专业是语言学，而且师从语言学界大师吕叔湘先生，但按照世俗社会对人地位、价值的判断来说，讣告上所写，老杨生前最有荣耀的头衔，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国家级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这个职位似乎要更重要一些。这个头衔，标志着他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是古籍收藏圈子里的顶级精英。

我认识老杨，是因为古刻旧本的收藏；二十多年来的交往，也几乎全部集中在一起购买古刻旧本上。现在，老杨留下那些耗费大量心血购藏的古籍，撒手远行。虽然说作为抽象的道理，没有什么人不懂，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收藏家的宿命，但当你面对自己身边在这个“行道”上一同走过很久的人真真切切地离去的时候，还是难免心生悲凉。为离去的老杨，为一代代藏书家，也为自己。

初次拜识杨成凯先生，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刚刚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时候。一次，业师黄永年先生来京讲学，他到宾馆来看望黄先生，我正好随侍于永年师身边，有幸借机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我称“杨先生”，他很谦和地说，自己痴长几岁，以后径呼“老杨”便是，不必客气。

此番相识之后，前后有十年左右时间，因购买古刻旧本，或在琉璃厂各家古旧书店中，或在京城古书拍卖会上，我们时常相见，相互咨询协商，往往得其指教。

收藏家按照其对外界开放或是封闭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浅薄型的，一类是深沉型的。前者好显摆，买到自以为得意的书，便招摇过市，生怕别人不知道，甚者还写文章，编书籍，肆意表暴。后者深藏不露。盖所藏越丰富，越能更深切地体会“书囊无底”这句话，知道山外面还有更高的青山在，随便显摆，会叫高人笑话。我虽然算不上是“家”，但对所积攒古书的态度，就属于前面很浅薄的那一类型。老杨则与我完全相反。老杨做人深沉，做事沉着，很少听他谈论自己的藏品。在这里，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观察，对他收藏的特点，略述一二。

上峰聘请他出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并不是随便给的荣誉。老杨藏书，重视基本典籍的早期重要版本，这是传统学术精髓所在，也是正统版本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买书，总琢磨着找一些稀僻古怪的罕见版本，即业师黄永年先生斥之为“旁门左道”的东西。老杨和黄永年先生谈古书，总是谈得很融洽，关键就是两人趣味相投。

重视这类名著名刻，固然值得称道，而在当下，要想买来收藏，就不是老杨的经济实力所克承负的了。所以，对这类书籍，实际上他大多只能购买一些影印精品。由于一心一意想捡一些罕见的品种，那时我想，影印的书，印得再少，也是晚近时期批量生产。所以，除了个别专业研究迫切需要的书，一般并不去买。一次，我们一同遇到日本昭和初年皮纸影印的宋刻单疏本《尚书正义》，大概他自己已经藏有一部，反复几次劝我说：“小辛，这价不贵，你做研究，是应该买的。”我却依然不为所动。直到近五六年来，因稍微多花了一点儿力气读书，才逐渐认识到这种影印古本的价值。可惜书价不可与昔日相比，已经没有能力购藏了。现在回想起来，更为敬佩老杨的眼光和学术修养。

与业师黄永年先生情趣相同的是，老杨注重的基本典籍，还有清儒学术名著。刚刚拍卖古籍那几年，偶然我还会在中国书店的小拍（即层次、价位较低的小型古籍拍卖会）上买一两种需要的书籍，但由于囊中羞涩，每次去买想要的书，都是预先设定价位，多一点儿也不加，免得临场失控，被竞争对手带到一个很高的价位，以致无法收拾。一次，遇到一部嘉庆原刻本张惠言著《仪礼图》，这是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所说“原版至为难得”的几种清儒学术名著之一，老杨对此早已烂熟于胸，而我还没有读到此书。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我揣摩，应当已经收有一部，所以，极力劝我将其买下。拍卖会上，我俩儿并排坐在一起。当我出到预定最高价1,500圆后，再有人加价，我就放弃不要了。老杨几次用胳膊肘撞我，示意应再多出价，我都置之未理，结果便与此书失之交臂。后来老杨还再三为我感到惋惜，说：“你做学问，这书早晚用得上，是应该买的。”那时若稍微多加一些钱，就可以买下。待后来书价暴涨，再遇到时，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上面谈到的经史子集四部名著，是关系稍疏远者不一定都能了解的老杨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他更为京城内外书友熟知的收藏专项，是历代词集和词学著述，尤其是清人词集。在这一点上，老杨和李一氓先生的藏书路数很相近。我偶然也买到过几部词集，都很平常，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一部清人冯登府的《穜芸词》，为初刻试印样本，很罕见。因老杨专精此道，故呈请鉴定，得到了连声赞扬。老杨不仅不大与人谈他的藏书，也绝口不谈自己的学术设想。他比我年长很多，又不便贸然开口询问。我捉摸，老杨花费很大精力收藏的这些词集和词学著作，大概是想编著一部同朱彝尊《经义考》和谢启昆《小学考》相类似的《词籍考》，但或许更加注重版本的特征和差别。现在老杨已经驾鹤西行，亦不知我的揣摩是否符合他的本意，以及是否写成了词籍研究方面的系统著述。

清冯登府著《穜芸词》试印样本

老杨偏重购买词籍的倾向，很惹眼。由于他在京城乃至全国各地的书友当中，名气大，威望高，引得很多人也都学步其后，着意收罗这一主题。古书的价格，同所有古董一样，求之者众，就必然飙升。最让老杨不知说什么是好甚至哭笑不得的是，带头起哄，挑起这一追慕风潮的人，是同他、同我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在一次拍卖会上，我亲眼见到老杨想买一部清人词集，老杨举一次牌儿，这位朋友就跟一次，使得书价一路狂涨，最后他付出比所预定高出两倍多的价钱，才买了下来。散场后我和老杨开玩笑说，那人既然这么喜欢凑热闹，你以后不如换个专题，改买曲子。老杨的性格，是不大开玩笑的。他很正经、同时也很无奈地说：“哎，我买了几十年了，哪能说改就改。”另有一次，我很偶然地搭乘京城中一位藏书大家的车，闲聊中说起老杨的收藏。我劝那位朋友说：“老杨这么好的人，他是要研究词，才集中买词集。你们不做研究，没有这样特别的需要，何必非跟他竞争，把价钱抬这么高呢？”不料惹得这位朋友一脸不快，气呼呼地跟我说：“辛老师，你这么讲话，就是看不起我们不搞文史研究的人，以为我们没文化了。老杨的工资，就那么两个钱。要说做研究，他到图书馆看不是一样么？他那么高水平的人，要是这词集不珍贵，不能升值卖钱，他会花几千块钱买一部书做研究么？你说这话谁信呢？”一时间竟说得我哑口无言。对于有些人来说，这还真是一个说不清、讲不明的道理。这是名气的光环在给老杨赢得普遍尊重的同时，所附带的一项很麻烦的消极作用。

经老杨指点，我买下的最好的书籍，是一部《道光御选唐诗》。那是在有一年秋天琉璃厂的古籍书市上，中国书店扔出一大堆残卷零本古籍，也有一小部分首尾完整的全书，吸引古旧书瘾君子抢购，其中就有这册《道光御选唐诗》。这部书很奇怪，是用歪歪扭扭、大大小小的活字摆印，印制的效果不大象样，然而却是蓝绫面，明黄签条，明黄丝线，是皇家气派十足的“宫装”。究竟是由谁主导？为什么制作？以及是用怎样一种活字印制？都是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一小册书，标价500圆，可以说是全场书市中最贵的古书，因而，直到下午三、四点时分，还是无人理睬。老杨特地把书拿给我说：“小辛，你信我的话，就赶紧买下来吧，这书不算贵。我已经有一本，不然的话，就自己买了。”当时我是半信半疑，多少有些勉强，收了下来。后来在摩挲展玩间才越来越了解到它的可贵之处，也愈加感谢老杨的盛情。

清活字本《道光御选唐诗》之书衣与内文首页

清嘉庆原刻本《小谟觞馆诗文集》内封面

由于关注的重点不同，而且对于我来说，绝大多数书，都是可买、可不买的，老杨是兄长，更不能和他争。一块儿逛书店，只要老杨说他想买，就都先由着他。但老杨买书，往往不够决断。一次，和他一起遇到一部道光刻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我本来也有兴趣，但老杨说，他很想买，只是还要考虑一下。我就花1200圆，另买了一部书店同时上架的嘉庆刻本《小谟觞馆诗文集》。因为作者彭兆荪的学问和诗文都不错，买下觉得是很值的。那部《爱日精庐藏书志》，老杨考虑好久，直到几个月后被别人买走，他还没有想好到底该不该买。由此一事，就可以看出，遇事犹豫不决，是老杨性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过后，他倒是对我买《小谟觞馆诗文集》一书赞叹说，还是像你那样好，想买，买了就是了。其实，以我的性格，乱花钱，滥买书，买烂书的糗事，数不胜数。人的性格，是很难说清优劣得失孰多孰少的，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就是最好。和老杨相比，我买书起点低、起步晚，眼力学识更不能望其项背，所以，箧藏旧籍没有多少能够入他法眼。不过，他对我关注一些稀见史料，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有几次和旁人说：“小辛买书虽然晚，但‘书运’奇佳，买到不少好书。”尽管只是归结于“书运”，我不大服气，但能够得到老杨的夸赞，还是很受用的。一次，我在琉璃厂一家书店，买了两本清康熙年间人余光耿的集子《一溉堂诗集》，就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很初印的样子。回来查了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仅社科院文学所一家有藏本，显然十分罕见。过了一段时间，老杨听到消息，问我可否出让此书，并问多少钱可以出让？懂旧书的人都知道，像这样珍稀的书籍，可遇而不可求，通常是不会出让的，这不是钱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其他渠道知悉，当时书店同时还上有这位余光耿的词集《蓼花词》，也是康熙刻本，与此诗集，应是同时刊刻，同样流传极罕，而老杨已经买走了《蓼花词》一书。于是，我就问老杨，是谁想要这部诗集？是不是您想要把它和《蓼花词》配到一起？老杨看我说破，便实话相告，问我可否割爱，并让我开价。我说除了您，不管是谁，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出让。但若是您想要，我一定以原价转给您。其实原价只有600圆钱，按照其应有的市价来说，这等于是出于对老杨的尊重，送给他了。附带说一下，与此书相关的是，我在外地，还买到一部这位余光耿的《一溉堂杂存》，旧写本，薄薄一册，却完全没有见到过著录，流传更为稀少。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旧写本《一溉堂杂存》首页

老杨不仅不大和别人谈自己的藏书，我听他谈所有事情，都很谨慎，但在专业学术问题上，却很有内在的定力，有强韧的坚持，而且十分认真。他曾对我说，对现代汉语语法，他有一整套完全不同于通行说法的建构，虽然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理解，但自信终究会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在古籍版本方面，他告诉我，曾耗费大量精力，四处奔波，帮助订定《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的舛错，严厉抨击某某某人造成大量本不应有的谬误。老杨真正起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所应发挥的作用。

由于书价暴涨，我在调离历史所以前，就已经不大去买古书，但老杨是语言所的人，同在一个大院里上班，时或还有见面机会。到北大历史系工作以后，我更是闭门读书，学术会议都很少参加，就不大见到老杨了。最后一次在古书方面和老杨有所交结，是很多年前，他身体刚开始出现不适后，我听有人讲，老杨自觉精力衰减，着手处理一小部分不大用的上的古书。我想到他有一部《苏藩政要》，是清末写本，记录清朝后期江苏巡抚的各项政务，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却不是他主要感兴趣的方向，因而或许有意出让。于是，打电话给他，求问可否转让给我。老杨略一沉吟，讲道：“你是做学问的人，这书也只有让给你才有用。书应该放在有用的人手里，那就给你吧。”就这样，他以低于市价很多的价格，把书让给了我。

清后期写本《苏藩政要》书衣

清后期写本《苏藩政要》内文首页

古籍拍卖兴盛之后，富商大贾，纷纷入市收藏。老杨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这些人只是把书用作古董当摆设，实在是糟蹋了。他很慷慨地把这部《苏藩政要》转让给我，就与这一观念具有直接关系。但在另一方面，我理解，他也很珍视我们两人之间的交往，算是一位兄长，送给我的礼物，作为人生相识一场的纪念。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只有趁精力尚好，充分利用各种古刻旧籍，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才能不负兄长的情谊和期望。在古书面前，虽然每一位收藏者都是过客，但能够在藏书、读书之后，留下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犹如与古书一道获得了永恒。

2015年8月16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