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的夏老师

在研究所，同事之间的称呼，与大学多少有些不同。在大学，具体的称谓虽然相当微妙，但一般来说，对一些年长的前辈，可概称之为某“老师”。因为“老师”本来是对教员这种职业通用的礼貌性说法（我听大学教书的人自称“老师”，就像听到很多人向外人敬称自己的妻子为“我夫人”一样，总是觉得别扭得慌）。在研究所，没有特别的师承关系，往往就老张、老李地随便叫。

不过，在哪儿我都不愿意这样赤裸裸地和人说话。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将近十二年，和同事打招呼，大致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方式：（1）本研究室的前辈，一律称“老师”；（2）其他专业的前辈，通称为“先生”；（3）年龄相仿乃至更小的，通称以“兄”。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前辈，是图书馆的夏其峰先生，我从第一次见面起，一直称作“老师”。最初是因为前去拜访，就是想以后有不懂的问题随时要请教，熟悉之后，则更多地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来到北京工作以后，我才开始学着买一些古刻旧本。刚来时，历史所在建国门外的日坛路，后来搬回院部大院里，但不管是往里走，还是往外走，都靠近地铁2号线的建国门站。由建国门上地铁，没几站就到了琉璃厂边儿上的和平门。每次到所里上班的日子，看着表针，待上半个小时，让研究室负责人知道自己还规规矩矩地活着。然后，就去逛琉璃厂，看古旧书，有时从上午九点前后一直泡到下午五点来钟。在书店里，时或也会碰到同事，稍过一段时间，所里很多人也就知道了我这一癖好。于是，有前辈告诉我，图书馆的老夏很懂这个。老夏本来就在琉璃厂中国书店工作，后来是历史所为充实图书资料工作，特地从琉璃厂把他调过来的（当时社科院从中国书店选调了一批人，历史所以外，别的研究所也有）。只是大家都说老夏人很傲，不大容易接近。

那时候，我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但若是从小学算起，起起落落，也算是有过一些大多数同龄人未尝有过的人世经历。经验告诉我，有傲骨，才更容易给人以真情。于是，特地去图书馆拜谒老先生，结果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人和人，有缘分，没缘分，实际上是看品性有没有相亲和的地方。

初见面时，夏老师就应该是接近六十的人了。一年四季，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深色，洗得干干净净，连领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腰板和脖颈，总是挺直的，仪态更像是有过行伍的经历。什么时候去，办公桌上也都是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处处显示出一丝不苟的严整。

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大概直到今天，恐怕都很少有人知道，我到所里上班时，会时常去图书馆看夏老师。通常只是随便聊聊天儿，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沟通。夏老师说话不是很多，总是我向他请教的多一些，他讲的比较少，涉及本单位的事儿更少。在很有限的几件谈到历史所的事情中，有一件事，是我问他，历史所为什么不编一些特藏古籍的目录。

据我所知，历史所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中是最好的，不仅质量比较高，而且经史子集，一应俱全，不偏。一次闲谈中，李学勤先生告诉我说，五十年代曾有一段时期，琉璃厂差不多每周给历史所图书馆送来一批古籍，挑选出有用的明清刻本以及近代印本留下；发现更高档次的宋元刻本，则通知北京图书馆来收；其馀谁都不想要的，琉璃厂下周来送书时再自己带走。

当时主要由张政烺先生负责挑选，李学勤先生也参与其事，质量之高，实亦良有以也。但令我感觉有些不解的是，藏书质量远不如历史所的一些单位，比如文学所，都很早就编制了善本古籍书目，历史所却一直阙而未编。除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善本古籍之外，历史所图书馆还颇有一些世所瞩目的特藏，例如谢国桢先生以明清杂史笔记为主要特色的瓜蒂庵藏书，朱家溍先生兄弟几人捐赠的朱家几代人藏书，杨希枚先生在海外精心搜罗多年的研究用书等等。

听到我提出的疑问，夏老师反问：“你看他们谁能编？”我说：“当然只能由您来做这项工作。”夏老师说：“不是没有议论过，但八字还没有一撇，大小领导都要来挂名当主编，你说事情是该这样做的么？”语气和眼神，都透露出一种坚定的自尊。不管领导是不是高兴，他就是不做。或许这就是传闻中的“傲”，而我却因此而诚心敬重夏老师。

和夏老师接触，感触最深，也是我最为敬重的，正是他时刻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从衣着言谈之庄重，到日常工作之勤苦敬业，无不如此。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尽量有尊严地活着，并不是一种很普遍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并不完全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的，甚至在很多人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尊严”这个词语。有一次在会议间隙，和李学勤先生闲聊，说起他最近患一个很普通的小病，去协和医院挂了专家号，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最后还是自己琢磨症状，准确判明了病症。我有些惊讶，问李先生，协和那里不都是很好的专家么？李学勤先生指了指我们所在的社科院大楼：“德勇啊，什么叫专家呀，外边儿马路上走的人，不也以为我们这里坐着的都是专家么？”听得我不禁哑然失语。其实徒有其名的，不仅是学术水平达标与否，更重要的，是人的教养，人的品格。

真正为买书，向夏老师请教，实际上只有一次。那是在琉璃厂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由郑燮本人手书上版、倩金陵名刻工司徒文膏梓行的《板桥诗文集》，因为已是后印，价钱还不算很贵。拿不定注意，便找夏老师商量。他劝我说，这书你做学问也没有多大用，有特色的版刻，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就可以了，还是省下钱，以后买用得上的书。于是，这部书就放弃没买。不久以后，我用差不多相等的价钱，买了一部《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原稿本《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夏老师一讲，得到连声称赞。

夏老师经见太广，我买得起的书，又都不大象样，所以，很少请他看我的藏书。记得只是顺便带过一部清初人魏博著《家宝外集》到所里，夏老师帮助看了看，说书不多见，刻得也很整齐，还算不错。然后又加了一句：“这不比司徒文膏刻的郑板桥集那种大路货要好多了。”

退休以后，夏老师被中国书店请去，帮助整理库存碑帖，工作的地点，在虎坊桥的库房，也就是中国书店内部通称的“大楼”。这里离琉璃厂各家中国书店都很近，顶多也就一站地的距离。去琉璃厂逛旧书店时，也就顺便去看望过他两次。因为以前在所里曾向他请教过铜活字本问题，第二次去时，夏老师特地请人到库房里给我找来一册《古今图书集成》的零册，大概一千多块钱，卖给了我。这大致相当于当时市价五分之二左右。夏老师知道我买不起，完全是靠他的老面子，请书店帮我的忙，让我手边能够有一册实物，以便体会把握这批铜活字本的版刻特征。本来我只是顺路看看他，这样一来，怕惹他多心，增添麻烦，后来也就没有再去看他。

清乾隆刻本魏博著《家宝外集》内封面

《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封面

在历史所时，我去夏老师的办公室闲谈，就感觉到他一直在古代版刻方面做着什么研究。但他没有说，也不便问。待我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以后，在2005年初，接到夏老师电话，让我给他编著的一部书写序。这时我才明白，他做的是一项规模很大的工作。原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夏老师就一直有计划地全面搜集、整理有关宋代版刻的资料，总共汇集4600多种宋刻版本，编著成了一部《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书中具体包括书目和刻工名录两大部分，而不管在哪一方面，其详明程度，都是空前的，而且就他的工作环境来说，编著这样一部书籍的条件，并不太好，很难和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这样一些蓄藏有大量宋版书籍的地方比。当时我好像还没有给别人写过序，面对这样一部巨著，作者又是我的长辈，实在不敢当。我告夏老师最好还是请历史所其他老先生来写更合适，但夏老师说，他们大人物都忙，咱们爷俩有缘分。所以，还是让我来写。

当时本来已经确定，很快就要出版，但不知为什么，延宕很久，直到2010年7月，才在三晋出版社正式印出。全书是用夏老师自己手写的底本付诸影印，煌煌四册16开精装大本。不用说资料搜集、整理、排比付出的巨大心力，仅仅是那一手秀美的行书字，近百万字，誊录得整整齐齐，一笔不乱，就不能不令人叹服。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书的最后定稿和誊录，都是在他身患癌症而且病情日渐加深的情况下勉力做出的。

夏其峰先生手书《宋版古籍佚存书录》内文

《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中谢国桢先生自己题签的《留青日札》

记不得是在2010年的秋天，还是2011年的春天了，总之是在一个略带寒意的季节，夏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是由于我搬家，电话换了号码，找了好久，才联络上我。打这个电话，是告诉我书已出版，要送书给我。听到这部大书终于正式问世，我从心底里为夏老师高兴，马上去他家里取书。

夏老师的家里，朴素整洁，一如他的办公室一样井井有条，他也还是那样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尽管重病在身，但除了更显清癯之外，面容、目光和言谈，所有的仪容举止，都依然如故。我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但理解他的自尊自重，没有多问病情，随便聊聊天，说说古籍市场的行情。谈到我去北大教书的事情，夏老师说，我没看错，你是念书人，本来就不适合当官。除了他新出的大书，夏老师还送给我十几册谢国桢先生《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的零种，淡淡地说：“你喜欢看这种影印的书，教书、写文章，总会用得上的。”临别时，他坚持送我到路边。出租车开动后，我回头看，夏老师一直目送着我渐渐走远。

在他拿出那捆早已准备好的《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的时候，我就明白，夏老师知道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除了倾尽精力写成的《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以外，他是要把这些书籍，也留作给我的纪念，纪念我们相识相知的缘分。在出租车里回望，看着他伫立在凉风中的身躯，我明白，这是在和我做最后的告别。果然，没过多久，2011年的夏天，夏老师就去世了。回想我们最后这一次见面，夏老师留在我眼里的形象，就是严整地保持着一贯的尊严。

2015年8月9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