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介然先生的书房与书

1992年，我由陕西师大调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就见到了索介然先生。他是来历史地理研究室，找人问一个历史地名的问题。索先生走出去后，研究室的老师向我介绍说：“翻译组的人，日语好。”

在这以后，除了开全所大会，一般见不到他；况且根本没打过招呼，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比较多地接触索介然先生，是在历史所迁回建国门内的院部大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历史所在办公楼后面的一排小平房里，给了他一间房子住。这里不光离研究所近，还靠近院部的食堂。这样就很容易碰上，不知不觉间也就相互熟悉了。

有几次在食堂打饭，和索先生排在了一起，他就邀我去他那间小屋里，一边聊天一边吃，或者吃过饭后再去聊。

我喜欢和索介然先生闲聊，首先是因为他读书多，谈各方面的文献，都能够有比较具体的交流。历史所里，学术大家很多，更有一些身负“清流”之誉的学者，在以论带史横行于世的日子里，默默地像推土机一样一本一本地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史籍。譬如研治隋唐史的张泽咸先生，研治宋史的王曾瑜先生，研治明清史的郭松义先生等等，都是这样的路子，令人望而生敬。但这些学者也都是专家，看书首先是要按照特定的主题，摘抄卡片，搜集积累史料。这样一来，注意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有所集聚，或者说是有所偏倾，偏向于特定的史事史籍，而对与其治史主题关系疏远的史事史籍，往往不够关心。

索介然先生不是这样。我和他第一次谈论得较多，也感觉很谈得来的话题，是关于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一般研究宋史的人，即使看到，对这书也不会多予关心，实际上恐怕还很少有人会看，更弄不清楚其价值何在。简单地说，《东莱博议》是吕祖谦教人写史论的，而这种史论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南宋时期就有很大影响，以后历经元明清三朝，一直是蒙学堂里必读的范本，流风馀韵，影响所及，甚至民国时期很多报社评议时事的社论，也都是模仿《东莱博议》运笔的架势。

谈起此书的来龙去脉，索先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这除了读书广博之外，还与其家世有直接关系。“索”这个姓，来自满族索绰罗氏，本是清朝的世家大族。可是，到他祖父辈一代，索家这一支就已经破落，竟不得不依靠开馆授徒为生。所以，家里过去有很多这类蒙学书籍。像他家这样一些旗人，有的在清朝生活就已经相当困顿，有的则是到辛亥革命之后，始堕入落魄的窘境。但不管怎样，基本的文化教养，大多都是相当完备的。

吸引我去聊天的，还有索先生这间“书房”。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放满了书。靠在墙边的几个公家处理的五十年代的书架，根本无法摆放那样多的书籍。结果大多数书，是一摞摞地堆放在地上。房子小，书堆得又太多，根本进不来第三个人。那些年，我所在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十几个人，同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又是有话抢着说，喧嚣可想而知。坐在旁边，听着这一片嘈杂，简直就像遭受刑罚一样。这也逼使我时或逃离到索介然先生的小屋里来。两个人相对坐在书堆里，静静地说说古书里里外外的事。

在这间“书房”毫无修饰的墙壁上，用圆形大头图钉，很随意地按着两幅启功先生题写的墨宝，没加任何装裱，不经意间透露出主人和启功先生的亲密关系。清帝逊位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启功先生的生活，也颇为艰难，后来赖陈垣先生施以援手，生活才安定下来。在他们这些旗人，特别是贵胄望族之间，另有一个外人不易察知的网络。这也就像他们的汉文化素养，同样另有一个很悠久的传承，并一直延续到索介然先生这一代身上。在索先生过世之后很久，我读顾颉刚先生的日记，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曾是顾先生家里的常客。从中可以看出，由于自幼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索介然先生曾与很多学界前辈有过很亲密的交往。

刘俊文先生主持印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时候，已经退休的索介然先生，被聘用帮助核对书版。这主要是通过逐一检核，来保证影印本前后页码编排的准确性和书版摄制的效果，是影印古籍过程中很关键的技术环节。由于要赶进度，工作比较紧张，刘俊文先生给包括索介然先生在内的这一拨工作人员，在北大附近安排了宿舍。当时我住在北大东门外的中关园，距离不太远，就抽空儿去看望过索先生一次。宿舍条件虽然不是很好，索先生对这工作，却兴致很高。

想不到正是这件事，给索介然先生造成了致命的损害。——他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倒了下去。经过治疗，又维持一大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先生离世之后，有人说，是因为工资收入太低，生活窘迫，才逼使他这么大年龄，还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出版商打工，以致一病不起。

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更愿意相信，是这项工作，让索先生能够用其所学，在整个出版流程中发挥很实际的作用，才激使他忘我投入，导致不幸发病。历史所给他安排的本职工作，只是翻译日文资料。在我来历史所工作以后，从来没有看到组织上具体开展过翻译的项目。这段时间内，索先生唯一的翻译成果，大概就是我也参加过一部分工作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这也是由刘俊文先生主持的事情，我翻译的是第九卷《民族交通》（实际上还有历史地理）的大部分篇章，索介然先生一个人，译出了第五卷《五代宋元》。虽然从来没有和索先生谈论过日文翻译问题，但看他翻译的功力，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没有什么难度。他没有走写文章做专题学术研究的路，良好的文史修养无所发挥，印制这样重要的典籍，能够从中发挥作用，我想他会心怀喜悦的。

索介然先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

索介然先生旧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印斋所刻词》

索介然先生去世时，我正在日本访学。回国后去所里上班，图书馆的杜先生问我到哪里去了，找我也找不到。我问什么事，杜先生说，老索病逝后，他儿子来处理东西，要卖书。我知道你喜欢书，和老索也谈得来，想通知你和他儿子谈谈，把书都留下来是了。但一直找不到我，索家人无法再等，就都卖给中国书店了。

由于动荡岁月的损毁，我在索先生的书房里，并没有看到什么稀少的好书。不仅没有古刻线装本，甚至连“文革”前的旧书都不是很多，大多数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新买的。但不管新书旧书，书房里的书，都能最直观地透露一个人文史修养的深度和厚度。索先生藏书的特点，是经史子集基本书籍，几乎样样具有，既深且广。聊天时，看到他正在展开阅读的书籍，比较多的，是先秦两汉的子书，但一看我姓辛，谈起稼轩词来，也有很多话说。现在的专家，已不大有人这样读书。

一年多以后，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里，看到了索先生的藏书。睹物思人，特地选了一本《四印斋所刻词》，留作纪念。在这部书的扉页上，写有索介然先生的购书的题记。闲暇时偶一捧读，眼前总是会浮现社科院大院里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浮现索先生摊开的书册，还有那钉在墙上的启功先生的墨迹。

当年在那间小屋里和他闲谈时，我就常想，对于索介然先生来说，读这些古代典籍，大概是自幼以来形成的习惯。这就像生而饮食，长而男女，是生活的基本形态，也是只要生存于世就必然要做的事情，与世俗的功名无关，也不是为成就一番事业。虽然说在他的身后，这一屋子的书，一生的积累，说散也就散了，但在活着的时候，他由着自己的性子读了，这就没有什么遗憾。让我感慨的是，人的一生太短促了，想买的书多，能有时间读的书却很少很少。好在书比人寿长，一代代的人，可以接着来读。

2015年8月9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