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自欣先生，是过去在历史所工作时一位前辈同事，是个很好的好人。
历史所历史地理研究室，加上我，当时有七八个人，邓先生年龄最大，他们同辈人叫他“老邓”，我恭恭敬敬地叫他“邓老师”。
邓老师是四川江安人，和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是乡党。像巴蜀之地所有的生民一样，他也讲着一口声调高亢的四川话。其独特的地方，是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能够听出，他的话音，还声声透露出朴实、热情的天性。从大的方面，也就是就整个历史研究所来说，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所工会的主席，全心全意为大家忙活了几十年；对我们研究室来说，不管谁遇到大事小事，只要他听到，都会嘘寒问暖，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在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更是老老实实地听组织的话，规规矩矩地按领导的指示办。每周两次“返所”上班，他从不缺勤；更确切地说，只要家里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事情，在周末以外的日子，邓老师大多也都来所里查书、读书，或是写稿子。这样的人，当然不管对于领导，还是对于每一位同事来说，都是十足的好人。
不过，好人并不一定事事都很好过。邓老师身体略微有些佝偻，清楚显示着大半生的生活所施加的重压。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荒唐年代的政治情势，而是养家糊口的艰辛。听研究室里别的老师讲，邓老师的老伴儿，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而在嫁给他时，是带着一大帮孩子过来的。所以，生活一直比较窘迫。
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到我认识他时，家里还是积攒了不少与专业研究相关的书籍。这与他家住东城，去东单、隆福寺、灯市口乃至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都比较方便也有密切关系。常逛这些古旧书店，往往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学术书籍。当然，都是非常普通的旧书，不会有什么珍本、善本或是新出版的名贵印本。
到规定的年龄，邓老师退休了，但退休后还时常来所里转转。从年轻时起，做工作，他就完全听从组织安排，所以，几乎没有独立研究过专业问题。过去所做的工作，或是根据组织安排来汇编史料，或者从事“集体项目”，比如编绘历史地图，编纂历史地名词典，等等，都是这样一些事情。组织已经把他塑造成型，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组装工人，一旦退休，离开既定的岗位，就无法再继续自己的专业工作（他退休后仍来所里看书，是做《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扫尾工作）。
到底是好人。自己用不上了，那就送给别人用。邓老师分两三批，拿出一小部分自己购藏的专业书籍，放到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办公桌上。然后，在所里贴出告示，告新来所工作的年轻人，谁有需要，都可以来挑，他无偿送给大家。因为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我当然是历史所新来年轻人中最方便抢先下手拿书的人，但一本也没有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同仁问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要邓老师的书，是不是没有看得上眼的？我告诉这位同事：邓老师比我们年长那么多，北京买书又那么方便，当然会有我很需要而又尚未购得的书籍。但邓老师这次定向送书，我理解，是希望所里新来的年轻人能够多了解他，了解历史所有这样一位给大家做过很多好事的好人。我和邓老师是同一个研究室的人，他直接帮助过我很多，而且早就特意挑了一本线装书送给我。虽然只是《四部备要》铅印的《十六国春秋》，但邓老师一生拮据，这在他的书籍中，已经是很高档次的精品了。既然已经直接感受过他的热心善行，所以，就不能再拿书了。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邓老师希望通过做好事来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尊重，这心意，我很理解，也要尊重。
民国《四部备要》本崔鸿著《十六国春秋》
邓老师其馀更多的藏书，统统一次性地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捐献那一天，不是规定“返所”上班的日子，我偶然有事去所里，遇到了刚刚把书送到院图书馆的邓老师。看他的表情，有些兴奋，也很满足。邓老师告诉我，在捐书时，他向院图书馆负责人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第一，写一份收到捐书的字据；第二，在社科院的院报上刊发一条纪事，记录他这一举动；第三，请求院图书馆，给他办理一个借阅该馆藏书的“图书证”。
那时，我真是太年轻，觉得想都不用想，这三点要求是天经地义必然要办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让邓老师等了一个月，又是一个月；等了一年，又是一年。最终，直到七八年后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兑现一件。——这就是好人邓自欣先生书的故事。
2015年8月18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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