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来一个欧阳修

前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题为《关于所谓“新五代史”的书名问题》的小文章，文中附带提及，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本《新五代史》，把这部书的作者题为“欧阳修”，这恐怕不够妥当。

由于文章内容，出自自己为目录学课程准备的授课教案，对这一用法产生的原因，未做深入查考，只是随便推想，或许出自与简化字相伴随的规范用字法规，因“脩”、“修”语义相通而强行要求用“修”废“脩”。文稿在微博上发出后，稍加思索，觉得情况未必如此。盖所谓简化字被强制推行之后，“脩”字亦未尝废除，而且在编辑出版行业奉为天条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脩”字也还保留着“同‘修’”这一语义。所以，当年点校整理《新五代史》的学者，不大可能出于规范汉字使用形式的原因，特地更改该书作者的名字。“欧阳修”这一署名，应当另有因缘。

欧阳脩书《灼艾帖》

拙文在新浪微博发布后，有幸看到网友@戈庵特地找出欧阳脩自书《灼艾帖》、蔡襄书《昼锦堂记》和苏轼书《醉翁亭记》的图片，亦即举述欧公自署以及同时人转录他本人书写的姓名都是写作“欧阳脩”这一事实，证实欧阳文忠公的名字确实是“脩”而不是“修”。其实同类的实物证据还有很多，譬如欧阳脩自己书写并竖立在他爹坟头的《泷岗阡表》，亦连连自称为“脩”不已。这是写给他亲爹鬼魂看的，更绝对马虎不得。今存日本天理图书馆南宋翻刻周必大等刻本的《欧阳文忠公集》，保存有不少其他各本俱已佚失的欧公书简，其中就有不少书简，明确标明是依据其亲笔书帖转录，而所有欧公自称，也都是写作“脩”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東英壽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最终修定本文之前，另有人帮助指出，王泗原《古語文例释》和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都早已清楚指出过欧阳文忠公自署作“脩”，其名正写，故当如此；又读日本学者小林義廣《歐陽修か歐陽脩か》（刊《东海史学》第31号，1996年）一文，文中亦举述“欧阳脩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等文忠公手迹和自称，以证其事。诚可谓铁案如山，足以定谳。

欧阳脩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

蔡襄书欧阳脩撰《昼锦堂记》拓本（局部）

然而，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了本朝通行的“欧阳修”，乍一看到别人指出与他有限的常识相抵触的新东西，就觉得浑身扎得慌，硬是要做出其他的解释，甚至坚持说欧公写自己的名字用字不准确，直到一千年后中华书局出来一拨大学问家，才终于搞对了他的名字。遇到这样的人，总是无可奈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那么一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像这样简单的事情。

苏轼书欧阳脩撰《昼锦堂记》拓本（局部）

欧阳脩自书《泷岗阡表》拓本（局部）

当然简单之中也有不那么简单的地方，这就是欧阳先生爹死得早。刚刚四岁，造就他的父亲欧阳观就去世了。古时候幼儿不着急上户口，往往先对付着用小名儿，所以，这名字未必是他爹起的。幸好爹虽死娘还在，娘起的名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别人也不能想给写成个啥就是啥。在这一点上，古人对女性，并没有歧视性的待遇。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看到，不仅欧阳脩自己孝顺，一直用长辈给编排的这个名字，而且在宋朝人给欧阳先生撰著的传记里，也都是把他的名字写作“欧阳脩”（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三《神宗实录本传（墨本）》、《重修实录本传（朱本）》，又《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四《神宗旧史本传》、《四朝国史本传》，宋绍熙间眉山程舍人宅刊王称著《东都事略》卷七二《欧阳脩传》），这里面也包括质诸天地鬼神的“神道碑”（宋刻元明递修本杜大珪著《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编卷二四苏辙撰《欧阳文忠公脩神道碑》）等石刻传记文献。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

更能说明欧阳文忠公名字正确写法的史料，是刘德清在《欧阳修纪年录》一书中指出的，光绪《费县志》卷一四上《金石志》上所载《滁州琅邪山醉翁亭记》，其碑阴刻有《参政欧、赵二公谢简》，在永叔先生于仁宗嘉佑七年十一月七日写给费县知县苏唐卿的一通感谢函里，在自称为“脩”的同时，还对其本名的写法，明确提出要求说：“‘脩’字，望从‘月’，虽通用，恐后人疑惑也。”看到欧公本人这么郑重其事的“更正”，今世之人自宜消除一切疑惑，知悉其本名只能写作“脩”字（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撰写《欧阳修纪年录》的刘德清氏，却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看法。不过这是后话，我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适当予以辨析）。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台北所谓国立图书馆之《善本丛刊》影印宋绍熙间眉山程舍人宅刊《东都事略》

古代的朝廷，本来不像我们现在的组织那样自信，所以，君主指令文臣刊刻古书，一般不去更改作者的署名。相对于今天来说，显然是比较尊重作者著作权中之“署名权”的。《五代史记》虽然是由大宋皇帝敕命交由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但从宋代以来的刻本，都是按照欧阳先生自己用惯了的上辈儿给起的名字，题作“欧阳脩”。

这种情况，延续到明朝，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明王朝，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的人，个性张扬，做事洒脱，读人家写的书嫌累，但觉得改古书很好玩儿，刻书的时候，什么空前未有的事儿都做得出来。当时的大才子钱谦益就为之感叹说：“今人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虽贤者不免，可叹也。”（见《续古逸丛书》影印傅增湘藏北宋刻本文中子《中说》附钱谦益跋，文亦收入《牧斋有学集》卷四六）书名可以改，书名可以臆造；作者也可以改，作者名也可以臆造。书里阙了个什么字，想怎么填补就怎么补上。碰上原来的作者脑子不够清楚，文字又写得长了的，还可以帮助加些个小标题什么的构件。一部书可以变成两部，两部书也可以并为一部。生在那个朝代搞出版这个行当，实在是开心得很。只是苦了我们这些生于其后的念书人，不大容易弄明白原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儿。

不过，苦中也有乐，——很多人可以在这当中找到谋取衣食的事儿做。这就是经过这个朝代人之手的书籍，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牛劲儿去做校勘，拨乱反正，恢复其本来面目。

《五代史记》和它的作者欧阳脩，就遭遇了这样的事。就我有限的见闻所知，直到明万历四年南京国子监刊刻的《五代史记》，还原样保存着欧阳文忠公的书名和作者名字。万历二十八年，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由“暂掌国子监事”的敖文祯主持刊印，当时的印本，书名虽然已经被改成《五代史》，但作者的名字还是“欧阳脩”。

与此相关的是，《唐书》的作者也是一直题作“欧阳脩”，只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修补重刊南监本《唐书》的个别版片上，才出现把作者姓名改镌为“欧阳修”的情况，但由于这种补修晚印的烂版本来就受人蔑视，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云，南监诸史，本多“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书林清话》卷七“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在社会上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再往后，到崇祯三年，著名的汲古阁主人毛晋，在其系列正史《十七史》中刻入《欧史》，不知为什么，竟猛然改变作者的名字，署云“欧阳修”。据我所见，这是在单独出版的欧公著作中，首次出现这样的署名（此前一年，亦即崇祯二年汲古阁《十七史》中刊印的《唐书》，还是把欧公的姓名题作“欧阳脩”）。

北监本稍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印本，每卷卷首增刻两行题记，记云“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吴士元/承德郎司业仍加俸一级臣黄锦等奉旨重修”。这位吴士元出任国子监祭酒是在明思宗崇祯五年（明卢上铭《辟雍纪事》卷一五），黄锦此时亦身任“署监事司业”（明倪元璐《奏牍》卷三），所以，这次北京国子监重刻所谓《五代史》（《五代史记》），就在此时。

吴士元和黄锦新刻的这部北监本，到底比先前敖文祯的刻本又校勘出了什么新花样，似乎从没有人做过比勘；甚至连北监本曾经有过前后不同的两种刊本，陋略如我，也未见有人谈过（约崇祯五年北监再刊本《欧史》，应是在万历二十八年版基础上剜改，不过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具体比对来加以落实。又崇祯五年吴士元重新改刻北监正史，并不仅《欧史》一种，我所看到的至少还有《三国志》和《梁书》，是不是对北监《二十一史》的书版都同时做了修整，也还需要日后再做研究）。如潘承弼、顾廷龙同纂《明代版本图录》著录北监本《梁书》，即仅据其书口题署的年岁，称作“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北监刊本”，没有顾及崇祯五年才出任国子监祭酒的吴士亮主持重修的题名；《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北监本《二十一史》，也没有提及崇祯五年剜改重刻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一目了然不需要比对考证的，这就是吴士元先生把作者题名之“欧阳脩”改成了“欧阳修”。这或许与毛晋富藏宋元古本而所刻诸史又号称依据古本翻雕有关，即吴士元或许是慑于汲古阁主人的威名，信以为毛家是照录宋元旧本，从而遵从他的做法，改写了作者的名字。然而，我们看到的所有宋元古刻本《五代史记》，题写的都是“欧阳脩”这个名字，并没有“欧阳修”这样的写法。

清初人顾炎武尝指斥北监本《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荒唐的程度，“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说见顾氏《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条），清末人莫友芝也有类似评价，称“北监不如南监古雅，唯《三国志》一种精校胜南监”（说见莫氏《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然而，恰恰是这个北监本把陈寿《国志》的书名妄改为《三国志》，严重悖戾了南监本恪遵古本形式的做法。似此擅改欧公大名，亦其劣迹至为昭彰者。又清末民初人叶德辉曾讥讽说：“明人刻书而书亡。”这倒好，汲古阁本和北监本《欧史》刊行之后，不仅《五代史记》这部书被弄死掉了，就连作者“欧阳脩”这个人，也给整没了。

接下来的经过，就比较简单了。大清王朝在乾隆年间由武英殿来刊刻《二十四史》，底本多承用北监旧本，司职《欧史》校勘的翰林院编修孙人龙，更明言“臣等奉命编校，悉依监本”（见殿本《五代史》卷末附校勘诸臣识语）。于是，殿本的《五代史记》，书名便是北监本的《五代史》，作者名也是北监再刻本的“欧阳修”。这殿本欧公书，名义上算是“钦定”的，没人敢轻易说个“不”字，后来还有很多翻刻、石印之本，民国时中华书局印行《四部备要》，用的也是这个武英殿本。于是，被妄改的书名和人名，流通日益广泛。最后，是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流行也更为广泛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虽然号称利用过多种宋元以来的刻本做校勘，但书中没有做出任何校勘说明，就把作者的姓名勘定为“欧阳修”。直到今天，谁也不知道这些校勘者改定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对于《五代史记》的作者而言，只能勉强说，是从吴士元胡乱抖动的手指缝中掉出来一个“欧阳修”（案：王泗原《古语文例释》虽然也谈到《五代史记》署名的版刻演变问题，但既过于粗疏而又很不得要领。王书起初是在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修订本，而中华书局方面，在修订《五代史记》时，对王氏此说似乎未予理睬，这也说明他的看法没有能够让中华书局的主事者信服，或即与其论证颇欠周详有直接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北监本以及清代的武英殿本一经朝命颁行，所有的读书人就都俯首帖耳地跟着走。例如，乾隆年间彭元瑞注《五代史记》，书名题“五代史记”、作者名署“欧阳脩”，就都一如旧式。天下终有明眼人在，朝廷乃至皇帝老子的权威也遮盖不住。

2015年8月21日凌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