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北监本《二十一史》刊行之后，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大于此前南京国子监的刻本。其标志之一，是汲古阁主人毛氏，在崇祯年间刊刻《十七史》，虽然号称是以宋刊元椠作底本，但至少在书名乃至题名形式这一点上，却往往置古刻旧本于不顾，径行依循本朝北监刚刚印行的新本。如把陈寿《国志》的书名改刻为《三国志》，就是如此。同样，北监本把欧阳修的《五代史记》改题作《五代史》，崇祯三年之汲古阁本也是依样画葫芦（汲古阁本在全书卷首另纸开列的书名和各部分卷次，尚题作“五代史记”，部分保存有本来的书名）。值得注意的是，毛晋一家所在的常熟，离南京城很近，而明朝南京国子监刊刻这两部书，都是遵用其本来的名称，镌作《国志》和《五代史记》。然而，皇宫毕竟坐落在北京城里，北京国子监的地位，自是优于南监。所以，汲古阁所刻诸史，才会从北而不从南。此外，明朝末年，还刻有一个杨慎评阅的《欧史》，也像北监本一样，是题作《五代史》。
在北监本和汲古阁本这两大正史版刻系列的影响下，清朝武英殿刊刻的《二十四史》，同样多因承这一系统，把《国志》题作《三国志》，把《五代史记》题作《五代史》。大清朝新印的这套《二十四史》，名义上算是乾隆皇帝钦定，权威性较前朝的北京国子监本还要高出很多，从而也更为流行。
殿本《二十四史》中所谓《五代史》，梓行于乾隆初年，到乾隆中期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此一《五代史》印本，也已经流行三十多年了。在北监本和汲古阁本广泛流通多年的基础上，再叠加上这种殿本的权威和影响，很多士人对《欧史》本来的名称，难免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隔膜。
欧阳脩的《五代史记》经朝廷大力推崇，颁行于世之后，北宋初年薛居正领衔修撰的《五代史》，逐渐湮没。至明代中期，原书即已失传。乾隆中期，四库开馆，从《永乐大典》中广事搜罗遗逸旧典，始重新辑录成书。在写入《四库全书》的同时，亦交由武英殿开版雕印，所谓《二十四史》，方克告成。
惟武英殿本《薛史》刻成于乾隆四十九年，而如前文所述，乾隆初叶武英殿刊刻诸史，因其承用明北监本妄改的书名，已经把《欧史》误题作原属于《薛史》的名称——《五代史》；《四库全书》写录的《欧史》，同样是以《五代史》作为书名。不管是《二十四史》，还是《四库全书》，同一部丛书中，收录这样重要的两部典籍，书名完全相同，总不太方便；再说两相并列，愈加彰显其把《欧史》题作《五代史》的荒谬。
可是，这“钦定”的尊严，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放下；况且乾隆皇帝在残酷整肃读书人的同时，又忘乎所以，诚心实意地要与文人学士比高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是要把面子维护到底的。就像人说了第一个谎话之后，只能再另编一个新的谎话来圆旧谎一样，死要面子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清帝和朝臣们只能一错再错，接着来改易《薛史》的名称。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其改作《旧五代史》。
当时，奉旨纂修诸臣编造的理由，是“薛居正等《五代史》一书，宋开宝中奉诏撰述，在欧阳修《五代史》之前。……司马光《通鉴》多采用之。当时称为《旧五代史》，与欧阳修之本并行”，所以，“拟仍昔时之称，标为《旧五代史》，俾附《二十三史》之列，以垂久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旧五代史》卷首附馆臣奏章）。但这种鬼话，只能自欺，实在难以欺人欺世。稍微读过几本书的人，谁不知道，所谓《旧五代史》，只是一种相对于《欧史》的俗称。
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本《薛史》，在每一卷的开端，都一本正经地题写：
旧五代史卷某
宋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监修国史薛居正等撰
俨若昏了头的薛居正统领着一帮白痴，明明刚写了本新书，却要题作旧史。即以欧阳脩《唐书》与刘昫的《唐书》被清廷分别题作《唐书》与《旧唐书》的所谓“成例”，也不能简单类比。盖殿本《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的做法，虽然并不可取，但两《唐书》书名毕竟完全相同，自有不得已者，而《薛史》本名《五代史》，《欧史》本名《五代史记》，二者区别显然，若非“钦定”的殿本承用明北监本的谬误，改《五代史记》为《五代史》，何以会弄出这样荒诞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虚，糊弄不住世人，弘历自己又写了一首七言长律，以代序文，题目就叫《御制题旧五代史八韵》，这下就谁也不敢再有异议了。
身处如此混乱的局面，在前文所述时人对《欧史》本名日渐隔膜的背景下，四库馆中司职编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纪晓岚辈，竟稀里糊涂地选用《新五代史记》这一颇为古怪的名称，来著录《欧史》，文曰：
中华书局《清人考订笔记丛刊》影印嘉庆癸亥面水层轩原刻本《南江札记》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
虽然中国古代的图书目录，一向会以非正式的俗称别名来著录典籍。例如，在《隋书·经籍志》中，陈寿的《国志》就被记作《三国志》，何晏等人所著《论语集解》也被记作《集解论语》，《三辅黄图》则被以俗称著录为《黄图》，等等。欧阳脩的《唐书》和《五代史记》，在元朝官修的《宋史·艺文志》中，也被分别记作《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明此通例可知，《四库全书》虽然是以《五代史》的书名，写录《欧史》，《总目》自可使用其他名目来著录此书。
所谓《新五代史记》，虽然自宋元以来，即时或有人偶然称述，个别典籍目录，如《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曾以此名目来著录《欧史》（《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一九），但这本来只是一种很随意的别称，绝非其本来的名称。关于这一点，有机会在天禄琳琅藏书中看到过明代未经北监改窜书名之前刻本的乾隆皇帝（见《天禄琳琅书目》卷八），倒是十分清楚，在《御制题旧五代史八韵》一诗的自注里，曾经述云：“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但由于北监以来汲古阁乃至武英殿版《欧史》的流行，就连辑录《薛史》并且为《欧史》撰述提要初稿的邵晋涵，不知是不是受《文献通考》的影响，起初也曾误以为“欧阳氏书名《新五代史记》，卷首去‘记’字，近刻之讹也”（见邵氏《南江札记》卷四“五代史记”条）。但后来在四库馆中起草《欧史》的《提要》稿时，由于专心肆力于此，见闻日广，他已经清楚知悉，《五代史记》才是欧阳脩自己设定的书名（见邵氏《南江书录》）。然而，大多数人毕竟不会像他那样为此花费很大功夫，以致到后来纪昀、陆锡熊等删改写定《总目》时，竟又特地把它改写成了《新五代史记》。溯其渊源，这只能是本自《文献通考》的著录的名称，而柴德赓先生著《史籍举要》，指斥四库馆臣“毫无根据”，所说似不尽妥当。
清光绪中贵池刘氏刊《聚学轩丛书》本《南江书录》
这一情况，足以清楚地说明，在清代乾隆年间，大多数人对《欧史》的本名，已经模糊不清。
近人余嘉锡先生和今人李裕民先生订定考辨《四库全书总目》的疏误，都没有提及这一明显问题，或许以为只是《新五代史》的文字衍误，不值得追究。但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这背后，还有一番需要辨章的学术源流。有鉴于此，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对相关书名问题，更应心存审慎，尽量保持其固有的名称。
2015年8月23日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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