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已非孟元老

编书著书，虽然说是作者自己的事情，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由着作者的性子来做。就作者的身份而言，一般来说，纯个人著述，应该尽量提出明确的见解。道理是，若没有明确的见解，你又写它做甚？但要是代表某一组织、某一机构，最甚者则是代表某一国家，以这些“权威”的名义来编著图书，处理的就要尽量稳妥，尽量体现能够切实论证过的、比较普遍的共识。

然而，近日翻检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署名编著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看到其第00566号书籍毛晋、袁克文等旧藏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题署的作者姓名，是一个叫“孟钺”的人，不禁大吃一惊。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影印元刻本《东京梦华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元刻本《东京梦华录》卷首抄补的序文（据《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

《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叫“孟元老”，见于原书作者自序，所有传世旧本都是这样题署，其中也包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著录元刻本经人抄补的序文，而传世宋本《郡斋读书志》，亦著录乃“孟元老记录旧所经历而为此书”（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五上“地理”类），历代相承，并无异词。

约至清朝同治年间前后，在北宋东京故城亦即清开封城中，有一位“喜收拾乡邦文献而不甚读书”的老儒（邓之诚语），名叫常茂徕，因为“孟元老”这个人在史籍中找不到记载，于是就查访到一个叫“孟揆”的人，将其坐实为《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说“元老”乃是这个人的字。

《续古逸丛书》影印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祐袁州刻本《郡斋读书志》

对这种无端的猜想，邓之诚先生予以严厉斥责，丝毫不予理睬。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又有一位顾传渥先生，继续搜寻种种蛛丝马迹，重把《梦华录》的作者，考定为“孟景初”。不过这位孟景初，实际上还是孟揆，即其人本名“孟揆”，“景初”是他的字，“元老”则是另一个字，不过以字行世而已。君不见屈原《离骚》，一开篇就吟诵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揆”在这段诗句的字面上就有，“元”对应于“初度”（同时还兼切其老大这一排行），也可以对应于“景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也像是有典有据（顾传渥《何人孟元老》，刊《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就在顾传渥先生发表其考订成果的前一年，孔宪易先生对《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推断。孔先生推断说，所谓“孟元老”，本名孟钺，是孟揆子侄辈人，在北宋时期，曾做过开封府仪曹。有意思的是，孔宪易先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不能就是“孟元老”，而非得要给他另外再找个名字不可（孔宪易《孟元老其人》，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这一点，其实是所有非要给《东京梦华录》一书另寻作者的人都没有能够清楚回答的问题。

孔宪易的考证，本来没有什么信得过的证据，得出的结论，顶多只能说是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竟很轻率地采用了他的看法。至2006年，李致忠先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历史研究》这种所谓“权威刊物”的鼓舞，复又发表了一篇题作《〈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的文章，推波助澜，试图进一步证成其说。然而，说来说去，同样没有一句靠谱儿的论证（李文载《文献》2006年第3期）。

譬如，《东京梦华录》原书篇末述云：

凡大礼与禁中节次，但见习按，又不知果为如何，不无脱略，或改而正之，则幸甚。

这句话本清楚显示出作者社会地位较低，也不应像孟钺其人那样，家族中有地位较高的人，能够亲身参与朝廷重大典礼，或可出入禁中。孝宗淳熙间人赵师侠，在刊刻此书时也评议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孔宪易先生对此深感为难，只好用“孟元老晚年谦逊之词”这样明显违背人情事理的糊涂话含混搪塞；李致忠先生对这一难题，亦同样束手无策。

不仅如此，李致忠先生还在孔宪易先生旧有论述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像这样似是而非的糊涂话。例如，孟元老在序言中说：“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餍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这本来是讲南迁之初，北人恒所固有的低沉情绪，李致忠先生却强作解人，硬是要把“情绪牢落”一语，指实为孟元老在长辈家族人物遭到高宗罢废之后“内心不悦”的反映，是因为自己家族政治地位黜落所造成的“惆怅不悦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愈加证明“孔先生‘孟钺即孟元老’之说，确属可信”。这实际上却是荒唐得令人失语。

最可笑的解释，是李致忠先生对“元老”二字语义的阐发。昔邓之诚先生在批驳清人常茂徕的说法时，尝有语云：

元老本末不详。有常茂徕者，开封老儒，同治中犹存。喜收拾乡邦文献而不甚读书，改窜《如梦录》，令人叹恨，即其人也。不知宋人多以老命名，竟谓“元老”是字。奇想天开，坐实“元老”即孟揆。观其称朱勔为太守，胸无黑白可知。（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

李致忠先生直接针对上述论断，生发了一段很奇妙的言论：

说“元老”是孟揆或孟钺的字，恐不可能。且不说宋人有没有“多以‘老’命名”的习惯，单说以“元老”署名者，则非天子老臣，即资深高望的旧臣，这两者对于戴罪的孟揆或官微资浅的孟钺来说，大概都不适合。唯一的解释是孟钺从靖康二年（1127）避地江左，到为《梦华录》写序的绍兴十七年，整整过了二十年，真是到了“渐入桑榆”的晚年。这时从汴梁过来的遗民老人也好，江左旧籍的老人也好，凑在一起常听孟钺谈论当年汴梁的古迹旧闻，觉得他不愧为汴梁掌故的“元老”，故戏以“元老”称之。因此，我认为这个“元老”，很有可能是孟钺老来的俗谓“官”称，故拈来为《东京梦华录》自序署名，正是其回避真实用名的好办法。

用现在年轻人通行的俏皮话讲，李先生这些话，可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

邓之诚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所谓“有学问”，在很大程度上讲，首先是读书多。你要是没有读过那么多书，最好还是先尊重前辈读书多的人业已做出的判断，不宜在没有充足理由来否定其说法的情况下，就很冒失地讲什么“且不说宋人有没有‘多以“老”命名’的习惯”。

赵宋时人惯以“老”字命名，这既不是邓之诚先生信口开河，也不是他的发明。早在清朝乾隆年间，赵翼就已经注意到这一情况。《陔余丛考》卷一八“宋人字名多用老字”条考述说：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

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其以为名者，如胡唐老，靖康时御史；王同老，王尧臣之子，见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兵战；孟元老，作《东都旧事》者；苏元老，苏辙族孙，见辙传；王廷老，字伯扬，见刘挚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之子，见野传；杜莘老，宋史有传；王涣老，王回子，见邹浩传；胡唐老，宿之曾孙；刘唐老，见任伯雨传；高商老，见黄干传；刘德老，见李翼传。上俱《宋史》。李商老，公择侄孙，见《东莱诗话》；曹醇老，见《瓮牗闲评》；俞冯老，见《萤雪杂说》；郑唐老，见陆游诗；李汉老，见《隐窟杂志》。

这种事，用行话来讲，就叫“通例”。既然是“通例”，也就只能依循其一般规则，予以疏释，而不宜像李致忠先生这样不管不顾，自说自话。简单地说，这本是寄寓着一番年岁长久的期愿，犹如汉朝人命名乐用的“千秋”、“万岁”或是“延年”、“益寿”之类的吉祥词句。

正是因为宋人确确实实地存在“多以老命名”的社会现象，邓之诚先生才会把“孟元老”一名，视作很平常的事情，殊不必横加别解，故云如常茂徕辈好事之徒，洵属“胸无黑白”。李致忠先生竟以今日新闻纸上的“元老”向上径推至北宋，所说难免令人齿冷。

清乾隆五十六年湛贻堂原刻本《陔余丛考》

李致忠先生的新奇说法，既然难以服众，于是，也就有人继续探微索隐，非要在孟元老之外，给《东京梦华录》再找到一位新的作者不可。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伊永文先生，连作者的姓氏也彻底改了，非说它是赵宋皇族中人赵子淔的作品不可（伊永文《孟元老考》，刊《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有什么比常茂徕、顾传渥、孔宪易或是李致忠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同样没有，同样只是一种很不靠谱儿的猜想。好在伊氏心存审慎，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东京梦华录笺注》，还是依旧题作“孟元老撰”。

如此慎重其事，多提出一些想法，哪怕稍显离奇，对学术研究的发展，也会多少有所帮助，至少会有所启迪。然而，要是把这样一些缺乏充足证据的假说，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就有些过于草率了。若是再像李致忠先生那样，动用担任“常务主编”的权力，把“孟钺”这一假想的作者，硬行塞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这样的古籍版本鉴定指南性典籍，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了。——毕竟这种书主要是给研治书衣之学的专家看的，而吾国的现实，是这类专家，大多顾不上翻阅书瓤的内容。因而实在担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的“权威”，足以致使各大图书馆都把孟元老的旧梦，改换成“孟钺”其人神游故国的经历。八百多年，好好地过去了，孰知有朝一日，竟会梦是人非。

2015年11月16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