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的时候

人的梦想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改变。

进入杭州国立艺专之前，彦涵的梦想是当一名小学或是中学的美术老师，这既能改变家中贫困的现状，也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

进入艺专以后，尤其是在开始接受法国艺术的启蒙教育之后，他的梦想渐渐发生了变化。巴黎是成千上万艺术学子的心中圣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绘画大师，都与巴黎有过不解之缘。林风眠、方干民也是从法国回来的。他梦想毕业之后，能到法国巴黎留学深造。

学画之余，他已经开始学习法语了。却没料到，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1937年，抗战爆发前。

1937年，抗战爆发，彦涵与艺专同学上街募捐，支援抗战。

日军长驱直入，国土大片沦丧，杭州已朝不保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杭州艺专的师生们在林风眠的带领下，仓促撤离，如逃难一般，搭船乘车，经浙江诸暨、江西贵溪，一路西迁，于三八年一月初，辗转到了湖南长沙。

彦涵后来人生道路的改变，正是从长沙悄然开始的。

来长沙之前，彦涵和罗工柳、杨筠、王文秋等同学，曾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制作了队旗，还聘请方干民教授担任指导。到了长沙以后，他们扛着梯子，拎着颜料桶，整天在大街上画漫画，写标语，作演讲，进行抗战宣传。宣传队越搞越红火，一些教授也参加了进来。可是没多久，学校接到上面的指令，说是因感世态复杂，学生不得进行宣传活动，以免误入歧途。宣传队被勒令解散。

苦闷与茫然中，彦涵走进了生活书店。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些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书：苏联小说《铁流》、《毁灭》、《母亲》，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拿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了翻，立刻被吸引住了，咬咬牙，买了一本。这本书只有上半部，下半部还没有出版。他知道这种书属于“禁书”，只能偷偷看。

一连几个夜晚，他躺在四面透着冷风的校舍里，把被子蒙在头上，再掀开一个角，借着微弱的光线，偷偷地读着，读得热血沸腾。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振奋，也产生出从未有过的思索。他向往保尔所经历的战斗生活，渴望走上保尔那样的道路。

接着，又看了《母亲》，看了《大众哲学》，还看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些书和报纸，不断给他的思想带来新的变化。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渴望能用满腔的热血，报效灾难深重的祖国。可是，怎样报效，又到哪里报效？

一天下午，大学同学卢鸿基突然来找他，悄悄告诉他说，明天下午，徐特立有个演讲会，希望他去听一听。

彦涵问：“徐特立是谁？”

卢鸿基说：“共产党的元老，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代表。”

第二天下午，彦涵早早去了。会场是在长沙一所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挤满人，几乎全是青年学生，哪个学校的都有。他看到了卢鸿基，同时发现罗工柳、杨筠、王文秋等同学也来了。

那时，彦涵对于共产党还相当陌生，还带有几分好奇。他挤到教室的最前排，座位离徐特立很近。他要看看共产党是怎样一种人。

原来是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头，鬓发斑白，胡子稀疏，门牙还掉了两个，穿一身灰布棉军装，腰里勒一根皮带，脚下穿着普通士兵的皮鞋，看上去就像个军中老伙夫。

可是，就是这个看似伙夫的老人，讲起话来却慷慨激昂，生动有趣，一开口，就把年轻人抓住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得解放，才是我们真正的活路。这是整个中国的活路，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活路！”

老人讲的是湖南话，彦涵不能完全听懂，但主要的内容还是听明白了。他讲了八路军，讲了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讲了平型关大战，讲了领导八路军的共产党，最后，讲了延安。

徐特立为青年学生们描绘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优秀青年，他们一边学习工作，一边战斗生产；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友爱的同志关系；那里没有“恐日的软骨病”，没有“光说不练的嘴把式”，人民被真正地组织起来了，勇敢顽强，团结一致，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一切；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人们的精神却是富有的，乐观、向上。总之，那是一个充满光明、充满进步、充满希望的世界。

彦涵被这个世界一下子吸引住了。对比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队的节节败退，延安让他看到了希望。

徐特立挥着手臂，向青年学生们发出热情的召唤：“革命需要你们青年，抗战需要你们青年！欢迎你们到延安去！”就在那一刻，彦涵产生了要去延安的念头。

长沙面临敌人轰炸的危险，杭州艺专再次向西迁移。一九三八年二月，师生们在湘西沅陵的老鸦溪落下了脚，并与南迁到这里的北平艺专合并。

老鸦溪坐落在沅江边上，山清水秀，林木葱翠，战火一时还没有蔓延到这里，偏远安宁，很有一些世外桃源的味道。

学校在江边上包了旅馆的几所竹楼，勉勉强强开了课。然而，这里的一切好像与抗战无关。画的依然是湘西风情、沅江景色、人体模特。彦涵觉得，民族正遭蹂躏，国家危在旦夕，自己却躲在这世外桃源，画风景，读死书，实在没什么意思。

不久，他发现卢鸿基、罗工柳和杨筠等同学，都悄悄离开了学校，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他又一次动了去延安的念头。可是怎样才能去延安，找谁联系，他不知道，又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心里十分苦闷。

一天，王文秋突然来到竹楼找他，约他到江边去一趟，说有事情商量，样子很神秘。卢鸿基他们走后，与彦涵最能谈得来，而思想又很接近的同学，就是王文秋了。王文秋是大家闺秀，性格内向，平时少言寡语，心里却很有主意。

1938年，杭州艺专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引起学潮。彦涵当选学生会主席，将学潮引导到抗战洪流中。前排左四为彦涵。

彦涵跟着王文秋，来到沅江边上。坐下之后，王文秋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说：“杨筠来信了。”

信是写给王文秋的，杨筠和王文秋是最要好的朋友。杨筠在信上说，她和罗工柳已经从武汉到了延安，准备进鲁艺学习，她希望王文秋也到延安来。信中还附了一份延安鲁艺的招生简章。

彦涵看罢，极其兴奋：“原来他们去了延安哪！”

“你觉得怎么样？”王文秋问他。

彦涵回答很干脆：“一、离开学校，投身抗日。二、到延安去，去延安鲁艺。”

王文秋也很干脆：“那好，我们一起走。”

“什么时候走？怎么走？”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来负责找人联系。”

“找谁？”

“找卢鸿基。他现在在武汉三厅，他会有办法的。”

“那好，我等你的消息。”

回到校舍，彦涵立刻给上海的舅舅写了一封信，向舅舅禀告了要去延安的事，并请舅舅尽快寄一笔路费来。

约摸过了半个月，舅舅的汇款到了，五十块钱。对他要去延安的事，却只字未提，估计并不赞成。

接到舅舅汇款的第二天，王文秋又来找彦涵。从她脸上喜悦的表情上看，彦涵已经猜到卢鸿基有消息了。果然，来到江边后，王文秋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说：“卢鸿基回电报了！”

彦涵连忙打开，上面只有四个字：轻装速来！他兴奋不已。这就是说，去延安没问题了。

两个人当即商量决定，尽快动身，越早越好，明天就过江去买汽车票，先去长沙，再转往武汉。

彦涵想多一些同学一起走，多去一个同学，就多一份抗战力量。他想到了同班同学陈角榆。陈角榆是回国华侨，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和彦涵是很要好的朋友。彦涵估计陈角榆会去延安的，便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他。果然，陈角榆一听，马上说：“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七月初，彦涵和王文秋、陈角榆到了武汉，一下火车，便直奔昙华林，去找卢鸿基。

卢鸿基已经在武汉三厅工作了，搞抗战美术宣传。正是“七七”抗战周年前夕，三厅忙着准备纪念活动。卢鸿基让他们先住下来，等忙过这一阵，就帮他们联系去延安的事。王文秋住在三厅的招待所，彦涵和陈角榆住进了昙华林客栈。

从沅陵经长沙到武汉，一路吃住行，舅舅寄来的五十元钱已经所剩不多，下一步要去延安，路费肯定不够。所以住下之后，彦涵马上给上海写信，写给上海的另一个舅舅。

彦涵在上海有两个舅舅。资助他读书的是二舅，名叫颜秀五，另一个是四舅，名叫颜一山。二舅在上海开袜厂，生产出来的袜子主要在河南许昌一带销售，四舅就在许昌替二舅收账。

路费的事，彦涵不好意思再向二舅开口，只好求助于四舅了。他在信里告诉四舅说，他准备由武汉经西安去延安，希望能尽快寄些路费来。

他相信四舅一定会解囊相助。因为母亲与四舅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系。彦涵的姥姥去世时，四舅刚会走路，全靠姐姐，也就是彦涵的母亲，用米汤一勺一勺喂大。彦涵的母亲把四舅一直带到十七岁，直到他离家去上海谋生，姐弟俩情同母子一般。因为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四舅对彦涵也就格外地喜爱，偶尔也会寄钱给他。也算是他对姐姐的间接回报。

没几天，四舅的回信就到了。彦涵喜出望外，拆开一看，却不禁呆住。

四舅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哪儿也不许去，老老实实待在武汉，别动！四舅说，过几天，他会专程从许昌赶到武汉，然后带他经香港回上海，让他到上海继续上学，或者是找个工作。还说，如果彦涵愿意，他可以出钱，送他到法国去留学。总之，就是不许去延安。

四舅怕他不辞而别，一分钱也没寄给他。

彦涵心里一阵烦乱。他没想到四舅对他要去延安一事，反应如此强烈，并煞费苦心为他谋划出路。他知道，四舅列出的这几条都是出自真心，也是四舅可以办得到的，但是，国难当头，他已不再考虑这些了。他去延安的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没钱不要紧，他可以当衣服、当行李。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离开武汉。说走就走，越快越好，不然，四舅来了，肯定会有一场麻烦。当然，四舅到了武汉，找不到他，一定会大发雷霆，那也只好对不起了。

这样决定之后，彦涵马上去找陈角榆和王文秋，商量何时启程。陈角榆却不在，一早就出去了。

彦涵又匆匆赶到三厅招待所，去找王文秋。王文秋却病倒了，正在发烧，已经躺好几天了。

“你看看我这样子，恐怕……现在走不了……”

彦涵看着身体虚弱的王文秋，暗暗发愁。病成这个样子，确实没法走，如果勉强启程，路上那么辛苦，病情肯定会加重。

王文秋和他商量说：“要不，再过些日子，等我病好了，我们再一起走。”

这当然好，可是彦涵等不及了，也许明天或是后天，四舅就会赶到武汉来。另外，他身上也没什么钱了，再在武汉住下去，店钱恐怕也交不起了。

彦涵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先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走。好在武汉有卢鸿基，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忙。我和陈角榆先走，你看怎么样？”

王文秋说：“只能这样了。”

又说：“去延安的事，卢鸿基正在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明天就会有结果，你明天再来一趟吧。”

彦涵又匆匆回到昙华林客栈，想和陈角榆商量立即启程的事。陈角榆仍然不在，足足等了一下午，也不见他人影。彦涵急得要命，心想，这家伙每天早出晚归往外跑，都忙些什么呢？

终于，吃晚饭的时候，陈角榆兴致勃勃地回来了。彦涵立刻把他舅舅要来武汉，王文秋病倒的事说了一遍，希望陈角榆能和他一起尽早动身。

“这……这，这太突然了。”陈角榆有些支支吾吾。“这有什么突然？”彦涵有些奇怪，“我们在武汉等了这么多天，不就是为了去延安吗？”

“可是……我在武汉还有事没办完，现在走不了呀。”陈角榆表情有些不自然。

彦涵更奇怪了：“你在武汉有什么事？”

“我……”

陈角榆支吾了半天，终于说了实话，有人给他找了工作，他想留在武汉。

彦涵心里很生气，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说变就变，而且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又一想，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忍住了火气。

陈角榆说：“其实，在武汉也可以抗战……要不……我们一起留下来？”

“不，要留你留，我不留！”

彦涵转身走出客栈，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着。他心里很乱。他没有想到，在武汉停留了这些天，出了这么多麻烦，当初三个人一起出发，现在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一个人去延安，身上无钱，路途遥远，还有一道道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怎么办？去还是不去？

现在，面前有四条路供他选择：一是按着原计划去延安；二是留在武汉找工作；三是回杭州艺专，继续学画；四是跟四舅回上海，然后出国留学。他在街上走了很久，想了很久，最后还是不改当初：去延安！一个人也要去延安！

第二天，他再次来到三厅招待所。王文秋拿出一封信，交给了彦涵，说：“这是卢鸿基让我交给你的，明天，你拿着这封信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办手续吧。卢鸿基替你找好了人，陪你一起去。”

彦涵打开信一看，是写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介绍他去延安，请办事处的同志尽快办理。再看介绍人的签名，竟是徐特立！

第二天一早，彦涵拿着这封介绍信，乘船过江，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陪他去的是位女士，后来知道，是力群的爱人刘平度。一位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卢鸿基事先已经把彦涵的情况向办事处做了介绍，秘书一见面，就笑着握住了他的手，说道：“欢迎你到延安去！革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也需要搞艺术的人才呀！”

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彦涵，是给延安鲁艺副院长沙可夫的介绍信。秘书让他到延安以后，拿着介绍信，直接到鲁艺报到。

办完了手续，秘书说：“你一个人走不安全，还是等一等吧，有了伴儿一起走。”彦涵心急如火，说：“没关系，我想还是早点走。”

秘书说：“等不了几天，这里经常有人去延安。你先回去吧，明天或者后天你再来一趟，看看有没有去延安的。”

事情就是那么巧，彦涵离开接待室，下楼梯的时候，正好迎面有人上楼，两个人的目光一对，都禁不住惊喜地叫起来：

“刘宝森！”

“杜芬！”

杜芬是杭州艺专的一位男同学，绘画系预科的，比彦涵低一年级。

“你怎么在这里？”杜芬问。

“我要去延安，刚办完手续。你呢？”

“嘿呀，真巧！我也是来办手续的。”

彦涵顿时喜出望外，话也顾不上说，一把拉起杜芬的手，返身噔噔噔地上了楼，对秘书说道：

“我有伴儿了，我们明天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