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里的爱情

木刻团刚到根据地的时候，住在潞城县的北村。和北村挨着的，还有南村和中村。这三个村子，是敌后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的所在地。

木刻团的院子很大，北面是几孔窑洞，东、西两面各有两间土平房。房东一家住在北面，木刻团住在西面，东面是北方局的招待所，接待过往的干部。一般来的干部只在这里歇歇脚，住上一两天就走了，所以屋子经常空着。

西面两间是里外间，胡一川住在里间，彦涵和华山住在外间。外间比较大，有一爿土炕，还有一张长条桌子，上面放着一盏小油灯以及纸张、木板和刻刀。彦涵和华山每天就在这张桌子上刻木刻。

这天上午，俩人正刻木刻，忽然听见从东面屋子里传来女同志的说笑声，知道又来了人。起先并不在意——东屋常来人，来了走，走了又来，习惯了。

过了一会儿，东屋响起了不停的咳嗽声。彦涵抬起头，透过玻璃窗，见东屋的房门大开，从里面冒出滚滚浓烟，两个穿着灰军装的女同志在浓烟中忙碌着，一边咳嗽，一边揉眼睛。

彦涵禁不住笑了一下，对华山说：“她们不会生煤火。走，我们去帮帮她们。”两个人放下刻刀，来到东屋，说是要帮她们生煤火。

两个女同志立刻露出欣喜的笑容。她们都非常年轻，最多不过十八九岁，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由于被烟熏得流了泪，白净的小脸儿变成了小花脸，眼睛揉得跟熊猫似的。

“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我们真要睡冰窖了。”一个女同志感激地说。

“没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嘛！”

说着，彦涵和华山就挽起袖子，一边生火，一边和她们说话。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延安，我们是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刚分到北方局来。”

“噢？我们也是从延安来的，是延安鲁艺的。”

“你们是延安鲁艺的？啊呀，这么说，我们在延安时还是邻居呢！”

“是啊，抗大和鲁艺紧挨着，大家都喝一条河里的水，我们还经常到你们抗大礼堂听报告呢。你们在北方局哪个部门工作？”

“我们刚到，先住在这里等分配。你们呢？”

“我们是鲁艺木刻团的。”

“木刻团？木刻团是干什么的？”

“搞木刻宣传嘛，就是拿着刀子在木板上刻画。”

“噢，原来你们都是艺术家呀！”两个女同志都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在整个谈话中，都是彦涵、华山和其中一个显得很大方的女同志在说。另一个女同志始终没开口，似乎有点怕生人，只是当她知道他们是“艺术家”时，才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们，似乎很有些意外，但也只是抿嘴笑着，仍不讲话。

“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彦涵，他叫华山。你们都叫什么？”

“我叫黎白。”那个大方的女同志说。

“你呢？”彦涵问那个始终不说话的女同志。

不说话的女同志一下子吃吃笑起来，却不回答。

“笑什么？”彦涵挠着刚刚剃过的光头，“你叫什么呀？”

不说话的女同志笑得更厉害了，笑得彦涵莫名其妙。

“她叫白炎。”黎白说，“在我们抗大女生队，她年龄最小，现在才十八，而且最爱笑。”白炎个子不高，身体单薄，军装显得又肥又大，一脸孩子气。

炉子生好了，屋里暖烘烘的。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彦涵和华山起身告辞，回到西屋仍旧刻他们的木刻。

过了几天，两个女同志的工作分配下来了，黎白去了别的地区，白炎被分到北方局图书馆，做资料整理工作。图书馆就在北村，很近，所以她仍住在东屋。这时东屋又住进来一个从抗大毕业的女同志，也在图书馆工作。

大家同住一个院子，同吃北方局的大锅饭，彼此天天见面，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又都是从延安来的，很快就相处得很熟了。白炎有时到西屋来，看彦涵他们刻木刻，彦涵有时也到东屋去，帮白炎她们弄弄煤火。有时，彦涵和白炎单独在屋子里时，也会很自然地聊上一会儿。彦涵发现，熟悉了以后，白炎还是挺能说的。

有一回，白炎到西屋来拿煤，彦涵问她：“哎，白炎，我问你，上回我问你名字，你为什么老是笑哇？”

白炎又低头笑起来，说：“我是笑你的模样。”

“我的模样怎么啦？有什么可笑的吗？”

“怎么不可笑，你看你那么大的个子，衣服却又小又瘦，都紧巴巴地裹在身上了，而且……还剃着个大光头，一点也不像……”

“不像什么？”

“……不像我以前想象中的艺术家。”

“噢？你说艺术家该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清，反正不像你这样。”白炎抿嘴笑着。

“这么说，我是太土了，不像搞艺术的啦？”彦涵哈哈笑起来。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你的外表和一般人想象中的艺术家不一样。其实我发现，你的言谈举止不光像个艺术家，还有一股军人的气质，很有风度……”说到这里，白炎突然脸红了，不再往下说了。

不知为什么，彦涵心里也不禁咚咚跳了起来。屋子里一片安静。只有火炉上的水壶在吱吱作响，飘散出一缕缕温馨的雾气。

“噢，我该走了。”白炎拎起煤桶，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从那以后，两个人再见面，就略略有了点儿不大自然的感觉。

白炎的老家在陕西绥德，父亲是个商人，家里生活很富裕。她从小读书，先在本县读完了小学，又到榆林读女子师范。读到师范第四年的时候，抗战爆发了，她受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了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到了最后一学期，眼看再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她却再也读不下去了。

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让母亲往学校给她发封电报，就说“母亲重病望女速归”。母亲以为女儿想家，照办了。她便拿着母亲的电报找到校长，请假回到了绥德。母亲见她回来，很高兴，要她在家好好住几天赶紧回学校。她却对母亲说，她不想再读书了，她回来是想去延安，参加抗日！

母亲吓坏了，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告诉了父亲，让他劝劝女儿。父亲大怒，说那个地方太苦了，无论如何不许她去。

白炎年纪不大，却相当有主意，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无论父母怎么劝怎么骂，她非要去延安不可，但是父母就是不许。事情一下子僵在了那里。

白炎正在家里发愁，从米脂来了几位同学，也是要去延安的。她们对白炎的父母说，去延安也是学习。父母以为是和上榆林女师一样，不再阻拦。白炎和几个同学便一同去了延安。

这是一九三八年初的事。她还不到十七岁。

白炎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了三个月，又进抗大学习了半年，并在抗大入了党。毕业后，她原本准备到鲁艺学习音乐——她喜欢音乐，但领导上分配她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她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出发了。

白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的，也正是彦涵从延安去太行山的时候。彦涵他们步行，白炎他们乘汽车，按说应该比彦涵他们早到，结果却晚到了一个来月。

原因是路上出了事。白炎他们那支队伍有五十几人，分乘三辆汽车。车至咸阳附近，行驶在车队中间的那辆车出了点儿毛病，于是停下检修，后面的车也跟着停下来，但前面的那辆车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仍旧往前开。咸阳是国民党的地盘，国民党军设有哨卡，过哨卡要出示护照。因为所有的护照都在前面的那辆汽车上，所以当后面的汽车修好后，通过哨卡时，被守军以“没有护照”为由全部扣留。其实，前面的人已经和哨卡讲过了，国民党是故意找茬儿。被扣留的一共三十一人，包括十名女同学，白炎也在其中。

他们被关进了咸阳警察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后，立即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交涉，要求放人，但国民党方面就是不放。关了一个多月，又把他们押到西安，强行编入国民党战干训练团，以威胁、恐吓、拉拢等手段，强迫他们接受训练。

第一天上课，国民党教官刚讲了几句，白炎他们就当场站起来抗议，接着唱歌、喊口号，把课给搅了。国民党怕他们影响干训团别的学生，又把他们集中起来，关在有两道高墙的院子里，门外加了岗哨。

大家商量决定，派两名同学越墙逃跑，好把被扣押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大家一致同意，先让年纪最小的两个女同学——白炎和黎白逃跑。这里面有照顾小同学和女同学的意思，另外女同学不容易引起岗哨的怀疑，容易成功。

这天黎明，白炎捂着肚子，装成有病的样子，由黎白搀扶着，说是上厕所。岗哨看白炎病得很厉害，又都是黄毛丫头，就没把她们放在眼里。两个人一走出岗哨的视线，抬腿就跑，按着早已查看好的路线，连登带爬地越过两道高墙，跳到了墙外。但是，两人还没跑上几步，迎面碰上了战训团的司务长！

两人当时吓呆了，但很快镇静下来，白炎向他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让他放了她们。这家伙却死活不吃这一套，非要押她们回去不可。白炎看出，这家伙是想回去请功领赏，便把身上的钱给了他。这家伙见钱眼开，果真把她俩放了。

两个人很快跑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了情况。后来经过办事处的多次交涉，加上日军轰炸西安，国民党看管得也松了，其他同学也都陆续地逃了出来。数日之后，白炎终于到达了太行山。

白炎的这些经历，彦涵开始并不知道。在他眼里，白炎只是一个纯真、文静而又惹人喜爱的女孩子。

很快到了元宵节。村口大庙前的空地上，搭起了简易戏台，锣鼓家伙一响，全村的大人娃娃都跑去看戏。村戏连唱了三天。

这天下午看戏的时候，彦涵本来是和胡一川、华山在一起的，可是看了不到一半，忽然人潮涌动，挤来挤去，把他们挤散了。

彦涵就用目光在乱糟糟的人群里寻找他们，一转身，忽然看见了白炎。就是那么巧，白炎正好被挤到他身边，几乎和他脸对着脸。两个人都不禁微微愣了一下，脸上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欣喜。

彦涵几乎未加思索地说：“不看了吧，我们到外面走一走好吗？”

白炎情不自禁地点了一下头，跟他挤出了人群。两个人并肩走着，谁也没说话，却像商量好了一样，不由自主地朝村外走去。

路过街边的一个小摊时，彦涵慷慨地说：“我请客！”

便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他每月只有三毛钱的津贴，买了五分钱的花生、五分钱的芝麻糖，满满的两大纸包。

两个人一边吃着花生和芝麻糖，一边慢慢走着，一路都沉默不语。其实，谁都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俩人绕开大路，顺着田间小径，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外。

阳光暖暖地洒在白雪覆盖的田野上，田野上寂静无人，只有两人并肩走着的身影。太安静了，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两个人都感到有些窘迫。总不能就这么沉默下去啊，总得说点什么才好。

经过一阵难耐的沉寂，俩人终于找到了话题，各自谈起了家庭、学校，以及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

两个人边走边讲，话语如流水，就像一对相识已久的朋友。在彦涵讲起自己的时候，白炎睁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脸上不时掠过惊讶、敬佩。听白炎说着她的故事，彦涵更是惊讶。他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天真、文弱的女孩子，性格竟那么倔犟，胆子竟那么大！

在愉快的交谈中，俩人好像一下子就了解了对方。走着、谈着，围绕着整个村子走了一圈又一圈。不知什么时候，村里的锣鼓声停止了，花生和芝麻糖吃光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两人才恋恋不舍地转回村里。

这真是一个充满幸福的下午。有了这样一次幸福的谈话，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两个人时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在窑洞顶上的草堆旁聊天。还到街上的小饭铺里吃过一次饭，是白炎请客，山西刀削面，每人一大海碗，吃得彦涵满头大汗，不住点头夸赞。白炎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抿嘴直笑，把自己的那一碗分出一半儿，倒进他碗里。彦涵毫不客气，连汤带面吃了个一干二净。

渐渐地，白炎变得有些魂不守舍了。西屋的每次开门声，或是院子里的脚步声，都牵动着她的神经，牵动着她的眼睛。她常常透过窗户上的那块小玻璃，向院子里张望，希望能看见彦涵的身影。只要看到他的身影，她就感到兴奋、踏实，就会找个借口跑出去，和他说上几句话；如果一天没见到他，就会惶惶不安。她怕屋里的同伴发现她的秘密，表面上故作镇静，内心里却无时无刻不翻腾着彦涵的影子。

而彦涵，除了心里经常晃动着白炎的影子之外，还多了一层烦恼——他已结婚成家了。这桩婚姻是父母一手包办的。七岁时，父母为他订下了这桩亲事，那时他什么也不懂，上了附中以后，才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姑娘是外村的，比他大三岁，没上过学，也没怎么见过面，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虽然他不愿意，但父母愿意，每回放假回家，都逼着他早点结婚。他是个孝子，不愿让父母为难，无可奈何地结婚了。结婚时他还不到十八岁，有点稀里糊涂。婚后，他依然回学校上学，住在孙二奶奶家，两个人依然没有什么感情。在杭州艺专时，他曾提出过离婚，可双方家长不同意，没离成。这桩婚姻一直让他痛苦不堪，从认识白炎之后，这个痛苦就越发加剧了。

一天，他们沿着小路，在村子周围散步。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夜晚出来散步。两个人并肩走着，都感到心跳脸热。谁都明白，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意味着什么。

默默走了好久，白炎突然轻声问道：“你有……爱人吗？”

就着月光，彦涵看见，白炎的眼睛有些慌乱。他心中一阵狂喜，又一阵烦乱。他最担心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他重重叹了一口气，不知该怎样把那桩不幸的婚姻告诉她，久久无语。

白炎慌了，是不是人家并不爱自己呀？不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她觉得自己太冒失了。

过了好久，彦涵才低哑着声音，把那桩不幸的婚姻如实告诉了她。

白炎惊诧得僵住了。她觉得自己身上的血已经不流动了，思维已经停止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太出乎意料了，简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她心中那棵已经生长出枝叶的爱情的幼苗，在风暴中瑟瑟发抖。良久，她抬起头，用一种既同情又失望的目光看看彦涵，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彦涵低头不语。爱情的主动权，不在他手里。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直到转回村里，各自回屋，没再说一句话。

可以想见，彦涵这一夜是如何地痛苦。完了，他和白炎之间刚刚萌生的爱情就此完结了。

第二天，彦涵一整天悒悒不乐，打不起一点精神。

晚上，他心情烦闷地走出院子，来到村外。这是他和白炎时常散步的地方。想到往日他们常在这里约会，此刻却形只影单，内心不禁涌起一阵悲哀。他无权责怪白炎，她有选择爱情的权利；他也不能责怪他的妻子，她也是不幸的，和他一样地不幸；他甚至不能责怪他的父母，千百年来，农村青年的婚姻，不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吗？他们不可能不按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办事。要责怪，不，不是责怪，是痛恨，只能是封建的包办婚姻，是封建习俗！唉，算了吧，不要再折磨自己了，现在是民族危亡时期，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的不幸，还是努力工作吧，也许工作起来，就会忘记内心的痛苦。

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回走了。刚走几步，忽然愣住了——在离他只有几步远的路边上，站着白炎！

他心里咚咚跳着，走到她面前，在离她还有一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互相注视着，没有一句话。月光下，他发现白炎满脸憔悴，人仿佛瘦了一圈。他心里感到一阵内疚。他想对她说点什么，可是又觉得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

“我，想好了。”白炎终于开口说道，“我只想对你说两句话。第一，我非常同情那个不幸的女人，她和你一样，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第二，你有婚姻自主、追求幸福的权利。”

白炎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平静而坚决。说完，那双明亮的眼睛，就一动不动地看着彦涵，似乎等他表态。

他还说什么呢？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猛地张开双臂，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白炎便伏在他的怀里，嘤嘤地哭起来……

不久，白炎被调到太行剧团，去当文化教员。剧团在长治一带，离北村一百多里。两人很少有机会见面，只能通过书信，了解彼此的工作与生活，互相勉励，倾吐思念之情。

偶尔，白炎会给彦涵捎来一些小东西。彦涵调到鲁艺分校后，白炎托人给他捎来过一双棉手套，里儿和面儿是破军装缝制的，中间絮了厚厚的棉花，非常暖和。彦涵从延安到太行的行军途中，在随部队过棉山的时候，双手曾被冻伤过（有两个战士被冻掉了耳朵），天一冷，就又疼又痒。白炎捎棉手套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被冻伤的手又开始红肿起来。这双棉手套，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后来彦涵才知道，为了这双棉手套，白炎拆了自己的一件单军装，棉花是从她本来就很单薄的棉衣里抽出来的。彦涵把这双棉手套简直当成了宝贝，出门自不必说，即使在屋子里，也总是挂在脖子上，刻木刻时，手冷了，就戴上它暖和一会儿，暖着手，更暖着心。

随着日子的流逝，两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彦涵曾找过鲁艺分校的校长李伯钊，也找过太行剧团的团长赵子岳，希望能把白炎和他调在一起。李伯钊和赵子岳都很热心，满口答应。

一九四〇年春天，在两人分别整整一年之后，白炎从太行剧团调到了鲁艺分校，分在教务科。

彦涵也在教务科。他除了教课和木刻团的事之外，平时主要在教务科里，处理一些杂事。两个人的办公桌对放在一起，每天面对面地办公。

一天，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彦涵放下手中的笔，看了一眼正低头看报的白炎，轻声说道：“哎，李伯钊同志找我谈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告。”

“哦！”白炎抬起头，脸上浮起一片红晕。

“哪天办？”彦涵问。

“听你的。”白炎低头一笑。

“星期六怎么样？”

白炎红着脸点点头。

洞房在艺校驻地下北漳村，一间老乡的窑洞里。光秃秃的土炕上，摆着两人各自的被子，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婚礼上，来了许多人，挤了满满一屋子。没有酒席，没有糖果。两人仍旧穿着磨出了破洞的军装。

鲁艺分校校长李伯钊代表学校领导讲了话，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共同进步，白头偕老。然后，大家起哄开玩笑，要新郎新娘交代恋爱经过。白炎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早已羞得满脸通红，恨不能一头钻进地缝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屋顶都快掀翻了。

婚后的第二天，彦涵和白炎便加入了“背粮”的队伍。

由于头年大旱，山区没什么收成，还没等到开春，根据地便发生了严重的粮荒，部队里每天只吃两顿玉米糊糊，连小米饭也难得吃上一回了。八路军前总司令部发出命令，号召机关、学校所有人员，到敌占区去背粮。鲁艺分校也不例外，除了病号，全体师生一齐出动。

背粮地点在武乡与襄垣接壤的丘陵地带，是敌我拉锯战的游击区，往返一趟，要走六七十里地。每天天刚亮，背粮的队伍就匆匆出发，中午赶到背粮地点，在武装部队的警戒下，迅速装好粮食，再匆匆吃上一顿饭，然后背上粮食按原路返回，天快擦黑时才能到家。

没有装粮食的口袋，不知谁想了个办法，用裤子当口袋，先把裤脚扎起来，装好粮食后再把裤腰扎住。往脖子上一挂，两条裤腿耷拉在胸前，裤腰耷拉在背后。这个土办法装得又多，背着又省力，很快在背粮队伍里推广开来。

背粮活动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任务结束后，彦涵创作了一幅木刻《背粮》：炎炎的烈日下，两个八路军，背着粮食，边走边说，脸上充满愉快的神情。那也是彦涵与白炎婚后生活的写照。

1940年，彦涵和白炎在太行山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