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东南到晋西北

经过敌人多次的扫荡与“蚕食”，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上连年大旱，粮食歉收，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已经到了极度艰难的境地。粮食很难看到了，每日基本以野菜为食。为了减轻根据地的负担，也为了保存干部，部队机关开始大量缩减非战斗人员。

前总决定，艺校的部分人员回延安学习，部分人员迁往晋西北，那里是一二〇师的所在地，准备到那里建校。彦涵和白炎去晋西北，另建一个木刻工场，原来的木刻工场留交给一二九师。

一九四二年九月，彦涵和白炎随同艺校数十名师生，在武工队员的护送下，由晋东南向晋西北进发了。从晋东南到晋西北，路经武乡县潘龙镇，队伍在镇上休息半天。彦涵请了假，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去奶妈家看望儿子白桦。

一九四一年秋天以前，日寇忙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根据地的生活还算平静，白桦顺利地长到了半岁。到了秋天，形势越来越紧张，艺校要大家轻装，随时准备反扫荡，白炎给孩子缝了个兜带，一有行动，彦涵就把孩子绑在胸前。

一天，全校紧急集合，进行反扫荡演习，彦涵站在队伍里报数时，怀里的孩子哇哇哭起来，引得队伍一片大笑。管理员皱皱眉头，说：“彦涵同志，就要反扫荡了，你带着个孩子怎么行啊？”

演习回来，彦涵对白炎说：“把孩子送到老乡家里抚养吧。”孩子才半岁，还在吃奶，胖乎乎的，一逗就咧开小嘴儿笑，非常惹人疼爱。白炎舍不得，却又没办法，红着眼圈同意了。

彦涵便托木刻工场一位印画的师傅帮忙，找了一位奶妈。奶妈家在武乡县的北上合村，名叫李焕莲，三十多岁，据说刚生了一个孩子，死了，正好给孩子喂奶。她丈夫叫梁二成，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里有两个儿子，种着几亩薄地，生活挺苦。梁二成还有个弟弟，是个哑巴，住在一个院子里。事先说好了，每月由部队给她家送三十斤粮食。

白炎骑马走了一百多里路，把孩子送到了奶妈家。这家人对孩子非常好，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白炎住了十几天，等孩子和奶妈熟了，一咬牙，哭着回了艺校。

白桦在奶妈家里已经整整一年了。彦涵和白炎非常想念儿子，这次离开太行去晋西北，本来想把儿子一起带走，可是考虑到途中要通过敌占区，带着孩子实在不安全，只好忍痛打消了这个念头。

潘龙镇离北上合村只有几里地，彦涵很快就找到了李焕莲的家。白炎没有去。时间太短了，见了孩子又得走，她怕自己受不了。因为李焕莲没有见过彦涵，所以当彦涵说他是白桦的父亲的时候，李焕莲还不大相信，直到确实弄清楚了，她才把白桦唤到彦涵的面前。

儿子已经一岁半了，长得虎头虎脑，十分可爱。脸蛋红扑扑的，穿得也整齐。看得出，这家人对孩子喂养得十分精心。

彦涵一把抱起儿子，亲吻着，抚摸着。儿子却用陌生的目光看着他，好像根本不认识，还不时扭过头去看奶妈。他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儿子离开时才半岁，早已不记得他了。如果不是战争，儿子这年纪，正是在父母怀里打滚儿撒娇的时候，可是现在，却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认得。

他很想好好陪儿子玩一玩，驮着儿子在地上爬，让儿子“骑大马”，然后再抱儿子上街转转，给儿子买点儿糖果和玩具。可是时间太短了，他得赶紧回去了。

他使劲亲了亲儿子，又再三感谢了一番李焕莲一家，依依不舍地出了李焕莲家的院门。出门之后，他没有马上离去，而是偷偷躲在门外向里面张望，看看儿子是否在哭。儿子像没事一样，依偎在奶妈的怀里，咿咿呀呀说着什么。李焕莲正在给孩子喂奶，脸上安静而温和。她三十几岁，善良，纯朴，对白桦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

大嫂，辛苦了，孩子就拜托给你了。他在心里默默说道，怀着不舍与感激，大步离去。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艺校队伍一路急行军，在敌人占领的交城境内走了四十多里，来到了汾河边上。连日的暴雨使河水猛涨，河面茫茫，望不到对岸。船被敌人控制着，队伍只能偷偷地涉水过河。过河前，分了小组，三个人一组，两个男同志架一个女同志或是体弱的男同志。

彦涵和一个武工队员架着白炎。下水之前，彦涵把他和白炎的背包背在背上，鞋和裤子也脱下来，掖在背包上。

河水倒不是很深，最深的地方也就齐胸，要命的是那河底，上面是一层薄薄的淤泥，底下全是软软的细沙，整个河底就像结了硬壳的浆糊，脚一踩上，硬壳立即裂开，稍一慢点儿就会陷下去，而且越陷越深。三个人不时有人陷下去，又被另外两个人拔出来，大家都紧张得直喘粗气。

快到河心的时候，武工队员突然“呀”了一声，说：“盒子枪掉了！”便转身去河里摸盒子枪。彦涵不敢停留，一个人架着白炎继续往前走。

天太黑了，黑得就像锅底，伸手不见五指。过河的队伍本来是一个小组跟着一个小组，由于看不见前面的人，也辨不清方向，彦涵和白炎走着走着，就离开了队伍，结果逆流而上，走入了要命的流沙地带。两个人只觉得忽悠一下，同时陷进了流沙里！于是拼命地往外拔腿，却怎么也拔不出来，越动越往下陷。转眼之间，就从小腿肚子陷到了膝盖，而且继续下陷，下陷……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两个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刻，彦涵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威胁——那种死亡已经扼住了咽喉的感觉，即便是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时候，也不曾有过。

死的感觉在脑子里一闪，他马上命令自己：挺住！一定要挺住！这么多年出生入死都活过来了，决不能死在这里！要死死在战场上，死在这里太不值了！

“救命！救命！”白炎惊慌得直喊。

“你不要动，我来拉你！”彦涵大声喊道。

他已经冷静下来，迅速解下背上的两个背包，啪啪扔到河里，然后沉住气，使出全身力气，终于拔出一条腿，接着又拔出另一条腿。接着猛地跳起来，蹿到白炎背后，一把将她拦腰抱住，运足了力，猛地把她从泥沙中拔了出来，然后连拖带拽地拼命往前跑……

两个人终于脱离了险境。

上岸后才发现，彦涵的下身赤裸裸的，一丝不挂。他掖在背包上的裤子，被他扔背包的时候一起扔掉了，连同他的鞋、被子，还有背包里的衣服、书籍。白炎的背包也没有了。东西已经无法找回，早被急流卷走了。

一个同志见他如此情形，连忙把贴身穿的单裤脱下来给了他。可是这人是个小个子，彦涵身高体大，裤腰提不上来，只好将就着用手提着走，十分狼狈。裤子是白色的，更显得有些滑稽。

过了汾河，仍是敌占区，队伍不敢停留，继续急行军。彦涵的鞋已经没了，别人也没多余的，只好光着脚赶路；又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沟，一路上尽是嶙峋的山石和刺人的荆棘，划得他两脚鲜血直流，真是一步一个血脚印。

直到第二天中午，路过一个村庄时，他才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双鞋。那双鞋是现从老乡脚上扒下来的，已经很破了，上面还有两个洞，但总算是有了鞋。

值得庆幸的是，彦涵的挎包一直背在身上，那三把刻刀安然无恙。除了刻刀之外，还有画笔、速写本以及在太行山的几张照片。这几乎是他在太行山的四年里，留下的全部家当了。

十月中旬，艺校到达了一二〇师司令部所在地——晋西北兴县的蔡家崖。晋西北的情况也非常困难，建校的事情一时定不下来，大家就住在司令部的招待所里等待消息。

这期间，彦涵、白炎等人过黄河到了神木县，参加边区参议员的一个大会，碰见了《晋绥日报》美术组组长李少言。李少言也是搞木刻的，见到彦涵十分热情。他看彦涵身体瘦弱，气色也难看，就邀请他到报社去住一段时间，把身体养一养。

反正也没什么事，大会结束后，彦涵便随李少言住到了报社所在的村子。李少言给彦涵找了间窑洞，让他住下来好好养身体，然后便忙他的去了。

神木离白炎的老家绥德不算远，白炎请了假，回了绥德去探望父母。神木在黄河西边，属于陕北解放区，环境比晋东南安定得多，没有扫荡，没有轰炸，可以安安静静地吃饭，踏踏实实地睡觉，用不着担心会突然有敌情。这么安定的环境真是太难得了，简直就是天堂！

他当然不会在这么难得的环境里，真的就安安静静地“养身体”，那太可惜了。这么多年来，他有太多的东西要画要刻，只是苦于环境动荡，刻也刻得匆匆忙忙。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还是抓紧时间搞些作品吧。

他关在窑洞里，开始了创作。陕北的天气要比晋东南冷得多，虽然才十一月，但已经非常寒冷了。外面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屋里没火，土炕冰凉，四壁结满白霜。他依然穿着那条又小又瘦的白单裤和那双露着脚趾头的鞋。被子早已丢进了汾河，一直盖着别人借他的一条薄被，根本不顶事，冻得他从早到晚浑身打颤，觉也无法睡。李少言看他实在可怜，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破皮袄给了他，他就晚上盖着皮袄睡觉，白天裹着皮袄刻木刻。

屋里没有桌子，他就趴在炕沿边上刻。他先刻了一幅描绘敌后武工队员的木刻。

艺校在迁往晋西北的途中，有六名武工队员护送。他们都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敌情非常熟悉，常常出没于敌占区和游击区，周旋于敌伪军和“维持会”中间。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护送通过敌占区的八路军干部。这些人都是农民打扮，腰里别着手枪，个个武艺高强，勇猛果断，机智灵活。行军时，他们有人在前面侦察，有人在后面警戒，一有风吹草动，反应极快。宿营时，他们首先找村里的“维持会”，以解决队伍的吃住和安全问题，软硬兼施，一一如愿。一旦遇到敌情，他们又总是挺身而出，沉着应付，结果总能化险为夷。

所有这些，都给彦涵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知道，如果没有武工队员的护送，他们这些被刘伯承称为“灯泡”的文化人，不可能囫囵个儿地到达晋西北，也许早就被打碎了。

在路上的时候，彦涵就有了刻武工队员的念头，途中休息时，他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听他们讲在敌占区侦察敌情的惊险故事，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悄悄画他们的速写。在南席村，他还自告奋勇跟着两名武工队员夜闯“维持会”，看他们怎样和“维持会”会长打交道。

现在，他一闭上眼睛，武工队员们生龙活虎的样子便浮现在眼前。他把他对武工队员的印象和感受，概括进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头裹羊肚子毛巾、身挎盒子枪的武工队员，登上山岗，手搭凉棚，机警四顾。他把这幅作品命名为《侦察员》。

刻完《侦察员》的那天晚上，李少言来看他，两个人聊了好久。彦涵对他讲起了大扫荡，讲起了大扫荡中牺牲了的战友。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彦涵每回想起他们，总像有沉重的东西压在心上。现在，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河水，全都倾泻出来。

侦察员1942年

不可征服的人们1942年

倾泻之后，两个人久久沉默。油灯的火苗在无声地跳动，映着两人难以平静的面孔。

“我一定要为他们刻幅木刻。”彦涵发誓地说。

“刻吧，”李少言动情地说，“你了解他们，感受又深，一定会刻得好。”

李少言走后，彦涵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他披着那件破皮袄，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开始构思了。

他想起五月扫荡后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刑场上，敌人对被俘虏的游击队员和抗日群众喊道：“投降的面向西方，不投降的面向东方！”

话音刚落，所有被俘的人统统面向了东方！

一个主题蓦然跃出脑海：中国人是不可征服的！画面也有了：刑场上，面对敌人的刺刀和花言巧语，抗日军民挺胸抬头，宁死不屈。

彦涵激动起来：这些宁死不屈的人们，不正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吗？他立刻抓起铅笔，飞快地在木板上勾画起来。

几天后，李少言又来看他。彦涵裹着那件破皮袄，呼呼睡得正香。炕沿上，放着半个已经冻硬了的莜面窝窝。窝窝旁边，放着一幅刻好的木刻。李少言拿起木刻端详着，上面的题目是：《不可征服的人们》。

快到年底了，建校的事情仍然没有着落。彦涵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去绥德走一趟，把白炎接回来，另外也看看还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得到领导的批准后，他便告别李少言，去了绥德。

北风呼啸，天气相当寒冷。他上身穿着那件破皮袄，下身只有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腿脚冻得刀割针扎似的疼，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搓搓麻木了的腿脚。最要命的是，他囊中羞涩，每天只能买一两个烧饼吃，肚子饿得从早到晚咕咕叫。

他整整走了六天，终于到了白炎家。白炎的父母和家人都非常高兴，热情款待这位狼狈不堪的女婿。头一顿饭，他一下子吃了六个白面馍馍，看得岳父母大人目瞪口呆。其实，他并没有敞开肚皮吃，毕竟是第一次上门，总得照顾一下自己的面子。

白炎已经为他做好了棉裤、棉鞋，还有棉袜子，他立即换上。两个多月来，他第一次尝到了暖和的滋味。

住了几天，彦涵惦记着建校建场的事，准备和白炎动身返回晋西北。可是就在这时候，白炎患了急性胆囊炎，一时走不成了。他每天尽心照顾着白炎，盼望她早点病愈，好动身起程。

忽然有一天，院子里呼呼啦啦来了四五个八路军，说是要找白炎和彦涵。彦涵跑出去一看，嘿呀！原来是鲁艺分校的人，有杨角、张晓菲、洪禹、叶英……一个个风尘仆仆、兴致勃勃。彦涵又惊又喜：“嗨呀，你们怎么找来了？”

杨角说：“我们是特地赶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电报，学校不办了，艺校人员全部回延安！”

“回延安？”彦涵惊喜得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吗？”

杨角笑着说：“你看，我们人都来了，就是想叫上你和白炎一道回延安哪！”

张晓菲说：“白炎在哪儿？快收拾收拾，明天我们就一起动身！”

当天，彦涵和白炎请大家吃了顿猪肉饺子，吃得大家满头大汗，直松裤腰带。

住了一夜，第二天，彦涵便和杨角等人动身回延安。白炎的病还没好，走不了远路，只好晚几天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