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初，彦涵和白炎先后回到延安。
回来不久，白炎被派到了三边工作。同去三边的，还有后来写出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
彦涵回到鲁艺，在美术系里当教员。生活一下子安定下来，彦涵还有些不大适应。作为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他常常想起太行山。那么多的人牺牲了，而自己活了下来，并有幸回到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他一定要做点什么，一定要用他的刀和笔告诉人们，根据地的军民为了保卫家园，是怎样与敌人进行血战的。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许多同志，包括从前方回来的同志，都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政治审查，许多千辛万苦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也成了“抢救”审查的对象。审查中，大搞“逼、供、信”，有人被关押起来，有人被吊打，有人被逼上吊投河跳悬崖。
彦涵亲眼看到一个脸色苍白、满脸泪痕的年轻同志，发疯一般地从关押室里冲出来，后面看守的人一把没拦住，便从屋前的悬崖上跳了下去。在他纵身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嘴里大声哭喊着：“冤枉啊——”声音一直飘到沟底……
彦涵目瞪口呆。延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呢？这可能吗？审查干部怎么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呢？他实在不理解。
他去找陈行健。陈行健就是陈佛生，这是他本来的名字，回到延安以后，改回来的。陈行健也在参加整风。彦涵想和他谈谈。陈行健是中央管理局的秘书长，水平高，认识深，他会讲个明白。
却找不见他。一打听，陈行健也被关起来了！彦涵一下子蒙了，脑子全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陈行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地下工作，怎么也成了特务！
幸亏，幸亏后来中央进行了纠正，才避免了更加恶劣的后果。不然的话，这么整下去，整得人人自危，灰心丧气，整出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还能抗日吗？
这件事给彦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来党内是这么复杂，斗争是这么残酷，手段是这么残忍！
但是对陈行健来说，整风只是一场漫长灾难的开始。他在整风中，被康生整了个死去活来，一九四六年又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山东，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接受审查。更为不幸的是，几年之后，康生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其处境更为艰难。一九五一年，陈行健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一切职务。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又被关进监狱，前后关了两次，一共六年。出狱后，到天津历史博物馆工作，依然戴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直到一九七八年的最后一天，才得以平反。平反时，已是垂暮老人，距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
一九八二年，已经八十多岁的陈行健突然造访彦涵。说起往事，老人感慨万分，说：“我这辈子，国民党的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坐过。坐国民党的监狱，我斗志昂扬；坐共产党的监狱，我痛心万分哪！”说完，便不再说话。手中的拐杖，戳得地面咚咚作响。
运动渐渐平缓。这年夏天，彦涵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创作。正值大生产运动，白天，要开荒种地纺线，要给学生上课，创作几乎全在夜晚。大地沉睡，万籁俱寂，四周一片安宁，这是彦涵思维最为活跃，精力最为专注，感情最为奔放的时刻。这时，他会忘记眼前的一切，思绪又飞回战火纷飞的太行山。四年太行，给了他太多的题材，太多的感受，此时全部化为激情，在他的刻刀下迸发了！
他刻的第一幅作品是《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一位八路军战士趴在沟坡后面，用机枪阻击搜山的敌人，掩护撤退的乡亲；沟坡下面，几个乡亲用胳膊和肩膀支撑着战士的身体，一个民兵正在爬上沟沿，要与他一起战斗。
1945年，延安桥儿沟，鲁艺美术系全体教员合影。前排：彦涵（右二），蔡若虹（右四），古元（左二）；后排：莫朴（左三），张晓菲（左四），力群（左八）。
画稿完成后，思量再三，他又在画面的左下方，安排了一个递手榴弹的孩子——孩子都参加了战斗，战争是多么地残酷，而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意志，又是多么地坚定。
这幅画的题目开始叫《为人民而战》，后来征询了华山的意见，才改成《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华山也是一九四三年回到延安的，此时已是有名的战地记者了。华山认为《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这个名字，更能说明作品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斗争的特点。
然后，刻了《不让敌人抢走粮草》。几个手持木杈和镰刀的乡亲，正与抢夺粮草的日伪军进行搏斗。
敌人的“三光”政策，第一是抢光，首先就是抢粮食。每当夏收和秋收，敌人就会出动大批武装进村抢夺粮草，乡亲们则奋起保卫。这幅画，同样表现了敌后群众的斗争精神。
接着是《来了亲人八路军》。一群穷苦的百姓围着一个八路军女干部，问长问短，如见亲人。其中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伸手在她肩头轻轻抚摸，流泪的脸上露出笑容。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1943年
不让敌人抢走粮草1943年
来了亲人八路军1943年
这里有个故事。二月反扫荡过后，彦涵随艺校慰问团，到受害最重的武乡县一个小山村慰问时，到过一个老太太家。老太太的儿子是民兵队长，被敌人抓住后，脑袋朝下塞进了茅坑，然后用石头砸死。老太太已经六十多了，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彦涵进去的时候，老太太正坐在炕沿上哭得死去活来，眼睛都快哭瞎了。她听说彦涵是八路军，一把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就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是多么地信赖啊！他把这种感受，都凝聚在《来了亲人八路军》的画面里了。
接下来，他又刻了《奋勇出击》。两个八路军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众多日寇，毫无惧色，用枪托与刺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这幅画取材于二月反扫荡。画面上，那个抡起枪托砸向敌人的战士，就是在与敌人肉搏时，身中十一刀而壮烈牺牲的音乐教员朱杰民。只不过朱杰民当时是赤手空拳，现在彦涵让他抡起了枪托。他觉得这样，才能宣泄出他对敌人的愤恨，对战友的敬意。
正当彦涵没日没夜勤奋创作的时候，有人在党组织的会上，对他提出了批评，说他埋头艺术，不关心政治；说他孤傲，脱离群众。
他心里当然不服气。创作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作品，不是政治？一个脱离群众的画家，能有如此热情，去创作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作品吗？但是他并不解释，也不想解释。批评他的都是搞不出作品，更没有去过前方的同志，他们很难了解一个战争幸存者的心情。他不过是觉得，有如此安定的环境实在难得，不抓紧时间搞些作品，实在可惜。
会后，他依然如故，白天劳动、教课，晚上伏案搞创作。作品继续源源而出：《民兵的故事》、《护送伤员的民兵》、《把她们隐藏起来》……
一天，华山兴冲冲地来找彦涵，告诉他说，葛振林和宋学义来延安党校学习了。葛振林和宋学义是狼牙山战斗中的英雄。一九四一年，日寇对晋察冀北岳地区大扫荡，包围了狼牙山。为了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撤退，五名战士坚守棋盘坨阵地，打退了五百多敌人的数次进攻，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最后，弹药耗尽，又身处悬崖险境，无路可退，五名战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其中马保林、胡福才、胡德林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身负重伤，后来被老乡救起。
彦涵和华山在太行的时候，就从《晋察冀日报》上看过关于他们的报道，深为他们的英雄气节所感动。回到延安以后，两人想以他们的事迹为内容，搞一套木刻连环画，但对具体故事不是很了解，只好放下。
现在，两位活着的英雄到延安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采访机会！两人当即决定，华山负责采访，写文学脚本，彦涵负责木刻。说干就干，华山采访了两位英雄之后，很快写出了文学脚本。故事很精彩，一共十六段，题目叫《狼牙山五壮士》。
彦涵仔细研究了脚本之后，找来梨木板，刨光磨平，锯成十六小块，然后开始了创作。他对战争生活太熟悉了，几乎没费什么劲，十六幅木刻，一个多月就刻好了，平均两个晚上刻一幅。刻成之后，他亲手拓印了五套，然后将原版交给延安印刷厂出版发行。完成这些作品之后，彦涵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像还完了一笔拖欠太久的债。
1945年，延安，左边是彦涵，右边是古达，中间是四年（即彦冰）。
杜芬也回到了延安。杜芬，就是那个和彦涵一起步行到延安的艺专同学。一九三八年底彦涵去太行的时候，杜芬也去了前方。杜芬去的是晋察冀根据地，在文工团里搞美术，一去也是四年。他是三月回来的，比彦涵在前方还多待了两个月。回来后，也在鲁艺美术系。
杜芬的经历与彦涵十分相似，按说，也能搞出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回到延安后，一张作品也没有搞出来。不是没有才气，也不是没有时间，是他根本就不画。就在彦涵发奋创作的时候，杜芬整天拿着个弹弓到处打鸟，烤鸟肉吃；要不就各个窑洞里乱窜，和别人闲聊；找不到人聊天，就蒙头睡大觉，情绪十分消沉。
彦涵私下里劝他：“杜芬，我们能从前方活着回来，可不容易呀，现在条件好了，应该多搞些创作。”
杜芬听了只是笑笑，也不说话。过后照样打鸟、聊天、睡大觉。谁也弄不懂他心里到底想些什么。
有一次，杜芬打了好些麻雀，请彦涵一起在山坡下烤麻雀吃。彦涵趁机又劝他：“杜芬，我们是老同学了，我还是要劝你，不要再这样荒废时间了，要多画些画。”
杜芬一边烤着麻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不是搞艺术的地方，有什么可画的呢？”
彦涵说：“你在晋察冀待了好几年，那里有多少可以画的题材呀！”
杜芬笑了一下，摇摇头，分明有种不屑的神情。然后，往山坡上一躺，仰望着天空，默默想着什么。彦涵实在猜不透他的心思，他觉得杜芬变得很陌生。
过了一会儿，杜芬忽然坐起来，问：“哎，你知道我最崇拜谁？”
“你指什么人？”
“当然是画家。”
这个问题很突兀，彦涵不知该怎么回答。
“高更，法国的高更！”杜芬忽然来了情绪，“我希望有一天能像高更那样，远离尘世，到土著人中间去画画，画那些原始的风情，少女、竹楼、火堆旁的舞蹈、暮色中的远山……那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他凝望着远处的落日，眼里闪出动人的光彩。
彦涵很惊讶，杜芬刚从战火纷飞的前方回来，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他实在难以理解。
事情还不止于此。杜芬也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党员，按照组织章程，工作调动时，应及时转接组织关系。但是，他从前方回到延安后，一直不交组织介绍信，也不参加组织生活。彦涵是美术系的党小组长，当然不能不问。他了解到，杜芬在晋察冀文工团时，支部书记是作曲家周巍峙，现在也回来了。他便找到周巍峙，了解杜芬在前方的情况。
周巍峙说，杜芬在前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是他为什么不转接组织关系呢？彦涵挺纳闷儿。他找到杜芬，问询原因。杜芬支支吾吾，说：“介绍信，让我给弄丢了。”
彦涵说：“那你找一下周巍峙同志，请他重新给你写个组织关系证明，尽快交给支部。”
“好吧。”杜芬答应了。
可是过了两三个月，他还是没有交上来，仍然不过组织生活。彦涵又去找他，很严肃地说：“杜芬，按照党章规定，再不交组织关系，你就是自行脱党了！”
“这我知道。”
“知道还不赶快交？”
杜芬支吾了一阵，最后说了实话：“我原先就是准备自行脱党的。”
“什么？你要脱党？”彦涵非常吃惊。
杜芬却很平静，说：“当初我确实是想这样做的，可是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好。我入党是自愿的，写了申请，我退党也是自愿的，也应该写个报告。”
“你想写退党报告？”
“已经写过了。”
“写过了？报告呢？”
“交上去了。”
“交到哪儿去了？”彦涵有些急了。
“我直接交给了中央组织部。”
彦涵心里一沉，完了，再也无话可说。
过后他一了解，果然是这样。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杜芬最终退了党。
据说，此事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以书面形式退出我党，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事情过后，彦涵和杜芬有过一次谈话，那是两个老同学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
“杜芬，你跟我说实话，前方那么艰苦，流血牺牲，你都挺过来了，现在环境好了，你却退了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当时不挺也得挺，可是过后一想，唉……”
彦涵明白了：经历了战争之后，杜芬对战争的残酷和艰苦，产生了恐惧和厌倦。战争的火焰可以炼就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烧毁一个人的意志。
“还有呢？”彦涵又问。
“实话对你说，当初入党的时候，我就有些勉强。”
“你是不是认为共产党不好？”
“那倒不是。共产党抗战我拥护，可是共产党的纪律，我受不了。我这个人喜欢自由散漫。”
“还有吗？”
“有些人喜欢整人。一天到晚整来整去，让人紧张，也让人寒心。”
杜芬退党正是“抢救运动”过后不久。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抗战刚刚胜利，杜芬离开了延安。他爱人也和他一起走了。他爱人是晋察冀文工团的演员，两人是回延安以后结的婚，彦涵主持的婚礼。婚礼上，杜芬还为大家吹了口琴。
杜芬夫妇走的时候，彦涵为他们送行。毕竟是老同学，又是一起到延安来的。他们在延河边上分了手。望着杜芬渐渐远去的背影，彦涵想起当初一起步行来延安的情景，心中不由感慨万分。
杜芬夫妇后来去了香港。杜芬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主要靠爱人当职员养家糊口。杜芬到香港后，曾经写了一些介绍延安的文章，在报纸上连载过，以后就没什么动静了。
数十年后，一位内地的朋友在香港见到了杜芬，当他得知彦涵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曾说了一句话：“幸亏我当年退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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