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蹦乱跳的鱼

时间：2023-08-1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彦涵晚年的时候，刻过一幅版画，叫《活蹦乱跳的鱼》，一张巨大的渔网里，无数条活蹦乱跳的鱼在喘息、挣扎……他画的是一场苦难，一场巨大的政治苦难。彦涵本来不想去。一组由古元带领，去中宣部；一组由彦涵带领，去文化部。至此，关于成立创作室的座谈会，变成了整风座谈会。又说他歧视、打击国画家，对一些国画家不予安排工作，致使他们陷于生活困境，等等。

彦涵晚年的时候，刻过一幅版画，叫《活蹦乱跳的鱼》，一张巨大的渔网里，无数条活蹦乱跳的鱼在喘息、挣扎……这里画的可不是海边渔景，虽然他从小在海边长大，大海和渔景是常画的题材，但这幅不是。

他画的是一场苦难，一场巨大的政治苦难。巨大的渔网，象征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而喘息挣扎的鱼们，则是落入网中的右派们。那其中也有他自己。

彦涵何以成为网中之鱼？

事情要从美术界的一次座谈会说起。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天晚上，彦涵下班刚回到家里，就被人请去参加了一个座谈会。

那是个油画进修班结业的座谈会。一九五五年，文化部请来了苏联的马克西莫夫教授，在中央美院办了个在职干部油画进修班，现在结业了，马上就要各回各的单位，大家想聚在一起开个会，座谈一下今后的创作打算。

1952年，彦涵在家中接待希腊和墨西哥的艺术家。

1953年，与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先生在北京会面。内山嘉吉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请来的中国第一位木刻教员。从左至右：江丰、内山嘉吉、彦涵、郑野夫。

彦涵本来不想去。那段时间，他受中国军事博物馆委托，正忙着画大型油画《八路军东渡黄河》。因为家里地方小，画不开，军事博物馆替他在解放军画报社找了间屋子，他每天就蹬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地去那里画画。画了一天，很累，想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接着画。

但都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为了对他们今后的创作表示支持，彦涵还是去了。

座谈会是在中央美院U字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得很活跃，发言很热烈。参加会的大都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同志（其实也就四十出头，但参加革命时间较长，所以都这么叫），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没能好好画画，现在生活安定了，想静下心来搞些作品。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提出以后，大家更是热情高涨。战争远去不久，美术界正提倡画革命历史画，这些老同志经历丰富，思想成熟，又经过两年的专业进修，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自然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

但是他们大部分不是专职画家，创作时间难以保证，所以，座谈会上，大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文化部能成立个美术创作室，把大家集中起来，专心搞创作。

有要求，就得有人向上去反映。会上，大家推选出两个代表小组，分别到中宣部和文化部去反映。一组由古元带领，去中宣部；一组由彦涵带领，去文化部。之所以让他俩牵头儿，是因为他俩名气大，说话有分量。

其实，成立创作室这件事，和彦涵没什么大关系，他本来就是美协的专职画家，成立不成立他都照样搞创作。但他理解这些老同志的苦衷，乐于为促成这件事而奔走。

第二天一大早，彦涵早饭都没顾上吃，便和油画进修班的班长、中央美院油画系主任冯法祀等人，早早到了文化部，想在一上班的时候见到部领导。没想到，在收发室里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到领导。后来，夏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收发室，冯法祀便在电话里，把大家的要求简单地汇报了一下。

夏衍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过一会儿我们到美院去，召集大家开个座谈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在会上提。”

冯法祀放下电话，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回美院，把昨天开会的人都召集来，夏部长他们要到美院开座谈会，详细听取大家的意见！”

大家非常兴奋，说，看来事情有门啦！又呼呼啦啦赶回美院。

当天上午，昨晚开会的人又集中在U字楼的大教室里。没一会儿工夫，部领导来了。不是夏衍，来的是另外一位副部长，刘芝明，还有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当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刘芝明和苏一萍满面笑容，向大家招手点头，十分亲切。

坐下以后，刘芝明说：“夏副部长和中宣部领导通过话了，他们今天有事来不了，我和苏一萍同志代表文化部和中宣部来参加你们的会。”

大家又热烈鼓掌。上级领导如此重视大家的要求，真是让人感动。

1953年秋，彦涵（右）赴朝鲜体验生活。回国后创作了套色版画《当苹果熟了的时候》。

刘芝明说：“听说大家有些意见和要求，这很好嘛，帮助领导改进工作嘛。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讲，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讲！”

于是大家热烈发言，又把昨晚在会上说过的话说了一遍。还提出，希望领导能批给一块地皮，拨一笔资金，盖一座画室，大家好有个地方画画。彦涵也发了言，说成立创作室对繁荣创作如何如何地有利，鼓动领导批准。

其实，大家并没有领会领导真正的意思。

大家发言之后，刘芝明表态说：“大家的要求很好，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请大家放心。”

大家又是一通鼓掌。看来成立创作室的事没问题了。

“别的还有什么意见哪？”刘芝明问道。

大家依然没领会领导的意思，笑着说，我们就这个要求，别的就没什么意见了。

“还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嘛！现在是帮助党整风嘛，大鸣大放嘛，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开会的人面面相觑，一时没有转过弯。大家只希望能成立个创作室，并未想谈什么意见。会场沉默下来了。

“讲嘛，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就大胆地讲嘛。”刘芝明再三动员，“毛主席说了嘛，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不许扣帽子，不许打棍子嘛。大家不要有顾虑，有意见尽管讲，什么都可以讲！党员带头讲！”

会场沉默好久，再三动员之后，才有人发言，开始给领导提意见。至此，关于成立创作室的座谈会，变成了整风座谈会。

一开就连着开了三天。这三天里，会议范围不断扩大，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初是油画进修班的人，后来中央美院、中国美协以及在京的美术单位，都有不少人参加。人数由最初的三十多人扩大到七八十人，最后一天达二百多人。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画展。这是他观看彦涵的木刻《淮河水闸建设工程》，并称赞道：“彦涵的木刻很好，很有气势。”

意见也越来越深入、尖锐。头一天，主要是对中国美协领导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都是关于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的一般性意见。到了后来两天，意见便集中在了江丰的问题上。

不是批评江丰，而是为江丰抱打不平。作为中央美院的院长，江丰一直积极主张，在美术教学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绘画基本功，要求学生画好素描，尤其是人物素描，以便更好地表现现实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在新的生活面前，中国传统绘画显得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气息，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要发展传统，改革中国传统绘画，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而美术界的另外一些人不赞成他的主张，特别是一些国画家。

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但是却被某些领导把问题引向了别处。早在一九五六年，美术界的某些领导就到处散布说，“江丰排斥中国画”，“江丰要消灭中国画”。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在公众场合批评江丰“排斥中国传统绘画”，给江丰定下了调子。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领导竟在会上说：“现在，美术界里有股暗流，以学术讨论的面目出现，反对党的政策。”还有人说，“美术界的这股暗流，不管动机如何，性质是反党的。”把学术问题一下子扯到了政治问题上。

整风开始以后，江丰被报纸点了名。《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批评文章，批评江丰在教学指导思想上搞民族虚无主义，重视西洋画，排斥中国画，意在消灭中国画。又说他歧视、打击国画家，对一些国画家不予安排工作，致使他们陷于生活困境，等等。

其中《人民日报》有篇题为《一个老画家的遭遇》的文章，以中央美院国画家李苦禅先生为例，说有段时间，李先生的每月工资只有八元钱，生活难以为继。文章一出来，立刻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了解江丰的人表示愤慨，怎么能这么对待老画家呢！

参加座谈会的大都是美术界知名人士，对江丰比较了解，对领导上批评江丰的一些说法早有看法。《一个老画家的遭遇》这篇文章，恰好是在开会的那几天登出来的，大家看了很是激愤——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

许多人发言说，江丰在战争年代里因环境条件所限，对中国画接触不多，对其认识不足，确有重视不够的一面，但随着学识的提高，其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江丰主张注重绘画基本功，主张改革中国画，都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新时代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要消灭中国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至于一些国画家的工作安排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社会问题，不是中央美院自身所能解决得了的。解放初期，很多国画家没有工作，文化部将其中一些人安排到美院，美院出于统战政策考虑，全都照收了，但美院只有一个国画系，没有那么多课时，有些人排不上课，加上江丰在工作方法上存在着一些缺点，一些国画家难免对他有些意见。但这绝不等于江丰歧视、排斥和打击国画家。

发言的人都很激动。中央美院副院长吴作人，说着说着站起来：“《人民日报》的文章与事实有如此大的出入，在群众中引起了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求《人民日报》予以纠正，消除影响。在座的华君武同志，你是《人民日报》的，请你转达我的意见。”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对美协和文化部的个别领导提出批评，说美协副主席蔡若虹对江丰的指责攻击，很大成分是出于个人恩怨，是宗派主义在作怪，严重影响了美术界的团结；而钱俊瑞副部长听信了美协个别领导的观点，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1957年春，彦涵应军事博物馆邀请，绘制大型油画《山洞战》。

1957年春，彦涵应军事博物馆邀请，绘制大型油画《八路军东渡黄河》。

彦涵和大家的看法一样，但是开始并没怎么发言，也没打算发言。他的心思还在那幅未完成的油画上，满脑子都是滚滚咆哮的波涛，击风搏浪的抗战将士。

座谈会的第二天，中午快散会的时候，刘芝明对大家说：“这两天的发言很好，非常好，这就是帮助党整风嘛。还有许多同志没有发言，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讲，不要紧，这个会不算完，明天还要接着开，而且范围要扩大，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参加。我希望我们的老同志，尤其是老党员，要带头发言，不要群众都讲了，我们的老党员还袖手旁观，做了群众的尾巴。这也是考验每个党员党性的时候嘛！”

这几句话让彦涵改变了主意。是啊，自己是老同志、老党员，不发言确实说不过去，况且，领导这次是真心实意地要好好听取群众的意见了，应该讲讲，明天就讲。讲什么呢？他一时还没想好。

散会后，他约上王琦，一起到和平餐厅去吃午饭。刚要走出学校的大门，美院的党委副书记洪波从后边追上来，叫住他俩说：“走走走，到李宗津那儿去。”

彦涵不想去，想吃过饭，赶到画报社去画画。

“走吧走吧，江丰同志在那里，请你们去一下。”洪波不容分说，把两人拉到李宗津的屋里。

屋里已有好几个人：江丰、李宗津、董希文。除江丰外，其他人都参加了上午的座谈会。彦涵不知何事，站在门口问：“是不是要开会呀？”

“不是不是，进来进来。听说你们开会了，我没有参加……”

江丰满脸愁容。整风开始以后，他压力很大，情绪一直不大好。前些日子，杭州美院的一些国画家写信告他（江丰曾是杭州美院副院长），钱俊瑞找他谈了话，要他去杭州作检查。这两天他正闷在屋里写检查。

洪波忙说：“报上说江丰同志排斥中国画，打击李苦禅，这不符合事实。现在正在整风，江丰同志希望对他的问题能够给予澄清。”

“我不是像报上说的那样。李苦禅的事是很早的事了，那时我还在杭州，没到北京来呢！要素描基础与不要素描基础，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怎么能扯到我要消灭中国画呢！”江丰显得有些激动。

“江丰同志，你不要气恼，”彦涵劝慰他说，“我们俩一道工作了十几年，我了解你，实际情况不是那样。你的问题是学术问题，是可以辩论的。我相信，事实总可以辩论清楚。”

“是的，是的，你不要急，事情总是可以讲清楚的。”大家也都同情地安慰江丰。

“听说文化部还要组织开会？”江丰问。

“还要开，明天到文联大楼去开。”

“我希望……”江丰用一种求援似的目光看着屋里的人，“同志们对于我的问题，能在会上提出来。”

洪波、李宗津、董希文立刻表态：江丰同志，我们会替你讲话的。很多同志已经替你讲了话。就在那一刻，彦涵做出了决定，明天的发言就讲江丰的事情。

他比别人更了解江丰。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就和江丰在一起，延安鲁艺、华北联大、杭州艺专、中央美院，直到一九五四年他调到中国美协，两人一道工作了十几年，他非常清楚江丰的为人及其艺术观点。这位工人出身的美术家，为人坦诚、嫉恶如仇、知错必改，只是性格暴躁，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加上好意气用事，不讲工作方法，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也挨过不少整。但不管怎样，他的缺点错误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说他排斥中国画、打击国画家，显然与事实不符。

彦涵本来就爱打抱不平，看到江丰委屈而痛苦的样子，更是顿生两肋插刀的侠义之气，不由说道：“江丰同志，你不要急，明天开会，我一定会站出来替你讲话的，摆事实讲道理嘛！”

王琦没有表态。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基本上没怎么开口。

在李宗津的屋子里只待了十几分钟，彦涵就和王琦先出来了，去和平餐厅吃饭。

路上，王琦开口了，表情十分严肃：“彦涵，你是个有成就的画家，应该好好画你的画，千万不要介入这种事情！”王琦是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与彦涵共事多年，是很好的朋友。

彦涵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就是替江丰说几句公道话嘛。”

“反正你不要管，这种事情我比你有经验。”

“现在上面号召大家讲话，不讲怎么行？”

“那也不要讲，再号召也不要讲。”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听我的没错！”

彦涵笑笑，根本没把王琦的话放在心上。

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美术界整风座谈会在王府井64号的文联大楼里召开。除部长沈雁冰和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其他三位副部长夏衍、陈克寒、刘芝明都来了，端坐在主席台上。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全到了。场面煞是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