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权利

一九五七年的年底，蔡若虹把彦涵叫到家里谈话。

谈话前，蔡若虹对正在屋子里玩耍的孩子嚷道：“都到里屋玩去，大人有事情，不许出来！”

彦涵立刻有了一种不祥之感。命运马上要对他做出裁决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

沉默了足有半分钟，蔡若虹开口了：“彦涵哪，你的问题不行了，留不住了。文联党组讨论了五次，非划不可了。”

什么意思？留不住了，非划不可了——这就是说，要开除我彦涵的党籍了！要把我彦涵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不！我坚决反对！我绝不同意！”彦涵嚷了起来，由于过分激动，声音有些发抖，“我多次表示过，我的发言可能有错误，我愿意接受批评，甚至是党内处分，只要把我留在党内，任何处分我都可以接受。可是你们硬要说我反党，一定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我绝不接受！”

“唉，”蔡若虹叹了口气，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粗暴，甚至有些于心不忍的样子，“从内心来说，我也不希望把你划成右派，文联党组也是反复讨论过了的，没办法呀，保不下来呀，最后还是要划。”

“不！我希望组织上能够重新讨论我的问题！”

“唉，周扬同志已经定了，不好改变了。”

蔡若虹说的是实话。彦涵的问题如何定案，中国文联党组曾反复讨论过多次。经过调查核实，彦涵的问题就是那么几件事：参加了要求成立美术创作室的座谈会，去文化部转达大家的要求，到李宗津的屋子里转了一趟，在整风座谈会上为江丰辩护并给领导提了些意见。如此而已。调查的结果和彦涵的交代完全一致，确实找不出什么问题。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江丰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实在没有根据。不少人觉得把他定为右派分子，未免太过于严重，所以文联党组就划不划彦涵为右派的问题，在会上讨论了四次，仍然定不下来。

到了第五次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主持。会上先讨论了古元的问题，认为古元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错误，但还够不上右派，决定不划，给了个党内处分。接着讨论彦涵。一些人认为，彦涵与古元的问题差不多，古元不划，彦涵也不应该划。有人为彦涵说情：“两个人都留下来吧。”

周扬说：“彦涵不行。两个人不要都划，也不能都留，只能留一个划一个。”

于是留了古元，划了彦涵。周扬的话在文艺界简直就是圣旨，他定了的事，谁能改变得了？

“周扬定了，我也不接受！”彦涵大声说道。

蔡若虹终于失去了耐心，把脸一沉：“彦涵！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你是划定了！”

“划定了我也决不接受！”

里屋的门开开一条缝，几个惊恐的小脸向外张望。“关上门！”蔡若虹冲里屋喝道。

事已至此，彦涵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他冲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直呼其名地说道：

“蔡若虹同志，从延安到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你都审查过我，我反党不反党，你是了解的。三八年我就参加了革命，放着大学不上，跑到了延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抗美援朝，哪样事情我没有参加？哪样事情我没有按着党的指示去办？从三八年到四二年，我在太行山整整待了四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险没经过？我从没动摇过。解放战争期间，我多次到前线，敌人的子弹就在头顶上飞，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从没退缩过。我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个心眼儿跟着党干革命！这些情况你是清楚的。

“我说这些，绝不是给自己摆好，我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我对党都没有过二心，现在条件好了，我怎么会反党呢？即便我给领导提的一些意见有错误，那也是认识上的错误，从我彦涵的主观愿望上讲，出发点还是为了党的工作。

“再说，我的那些意见并不是我主动要提的，是你们领导上一再号召大家提的呀，还说，党员一定要带头讲话，党员讲了话群众才好讲话。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了意见的。

“退一万步说，我的意见就是有错误，我跟党出生入死所做的那些事情，哪一件事情抵不上我几句话的错误？现在你们要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使我成为五类分子，成为专政的对象，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永远也不会同意！请你向文联党组转达我的意见。”

这番话已经在彦涵心里憋了几个月，此时如同打开了闸门，全都倾泻出来。屋里一阵沉寂，只有墙上的钟摆滴答滴答响。

蔡若虹的口气软下来，近乎哄孩子似的说：“唉，已经定了，就这样吧。以后吧，以后改造好了可以回来嘛，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嘛。好了好了，该吃饭了。”

彦涵呆呆站在那里，站了好半天，然后，一句话没说，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蔡若虹的家。

他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怎么申辩都没有用了。因为，在文联党组开会之前，领导上就已经公开给他定了性，无论对与错，都不好再收回，就像泼出去的水，拱过河的卒。小卒一旦过了河，就再也回不来了。倘若悔棋，就等于棋手承认自己走错了棋。

几天后，美协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对在整风中犯了错误的党员宣布处分决定。

宣布完一个，大会就举手表决一个，划了右派的一律开除出党，犯了错误但没划为右派的予以留党察看。全都一致举手通过，连他们本人也都举了手，有的还痛哭流涕，对自己的“错误”悔恨不已。

被划为右派的党员中有个叫佟波的老同志，他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在整风会上发了几句牢骚。佟波是个老干部，以前也是画画的，调到美协后整天抄抄写写，苦于不能创作，就在小组会上给蔡若虹提意见，说：“我们都是画画的，可在美协里整天办公搞行政，一年到头也没个创作假，长期下去都不会画了。这是误人子弟嘛。”

一句“误人子弟”，就把他“误”进了右派的行列，当然也就“误”出了党员的行列。

大家举手表决后，佟波流着泪说：“我在整风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实在是不配做一个党员，把我开除出党是应该的，这会使我们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我完全同意组织上的决定，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说罢，声泪俱下。

最后一个是彦涵。会议主持人宣布对他的处分决定：“划为右派，开除党籍。”

彦涵坐直了身子。他要好好听听处分他的理由——那是党组织对一个党员做出严肃处分时所必须有的严肃的理由。却没有了下文——只宣布处分决定，不讲任何理由。

彦涵不禁有些愤怒。这太武断，太霸道了！宣判犯人还要讲个理由呢！但他对此不再提出异议。他已经看明白了，整个运动就是武断的、不讲理的、事先设好了圈套的，任何个人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

宣布之后，会议主持者请大家发表意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再对彦涵来一通批判。满满一屋子人，只有一个人发言，是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当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曾吃尽了挨整的苦头，这次反右却很积极。他说：“我完全同意组织决定，坚决把反党分子彦涵开除出党！”

其他人都不讲话。动员了半天也没人讲。

会议主持者说：“好，既然没有不同意见，就请大家举手表决。”呼啦啦，所有的人都举了手。没人敢不举手。甚至刚刚被开除出党的人，忘了自己不再有表决权的身份，也不由自主地把手举了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举手——彦涵自己。

在所有的手臂忽地举起的一瞬间，他只觉得眼前一片发黑，热血呼呼涌上脑门，心跳也咚咚咚地加快了。他冲动得厉害，甚至有点不能自制。入党二十年，他参加过无数次会议，每次会议表决，他总是和大家一样，按照上面的意思举手——尽管有时并不那么情愿。这好像是一种惯性，而惯性的力量是很大的。

他怕自己因为惯性而一时冲动举了手，便用左手死死按住自己的右手，一动不动地按着！他在心里大声地命令自己：你自己决不能举手！决不能！

蔡若虹一边举着手，一边环视屋内，看看谁没有举手。很好，大家都举了手。忽然，他看到了彦涵，不由愣了一下，厉声问道：“彦涵！你为什么不举手？”

似乎很奇怪。彦涵极力克制着内心的冲动，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迸出一句话：“这是我最后的权利！”

彦涵第一次当众顶撞了美术界的这位大领导。蔡若虹的脸立刻涨得紫红，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和烟缸稀里哗啦直响：“在家里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举座怵然而惊，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彦涵看着蔡若虹，冷冷说道：“说是说了，可是我不同意！”

“你，你，你……”蔡若虹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来。

《美术》杂志的一位编辑赶紧出来救驾：“彦涵！人家佟波、高岩刚才都举自己的手了，你为什么不举自己的手？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对大家做出解释。”

1957年，刚刚四十一岁的彦涵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屈辱生活。

“很简单，我不举手是因为我不同意对我的处分决定。我有这个权利，尽管这是我最后的权利！”

那位编辑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其他人也都说不出话。会议一下子冷场了。

主持者赶紧宣布：“好，全体通过，开除彦涵党籍。”一瞬间，彦涵的脑子里一片茫然：怎么？真的就被开除了？

他望望会场里的人，明白自己已不再属于这里，便很知趣地站起来，对主持人说：“现在，没我什么事了吧？”

“没事了，没事了。”

“那我走了。”说完，彦涵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隆冬季节，万物肃杀，天地一片灰蒙蒙，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