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妈李焕莲

刚到沙城不久的一天中午，彦涵接到一封从北京转来的信。信是从山西武乡县北上合村寄来的，写信的人叫梁占吉。信上说，他的母亲李焕莲去世了。

李焕莲就是彦冰的奶妈。整整一下午，彦涵难过得什么也干不下去。

李焕莲对他们一家的恩情真是太深了！他们的儿子彦冰——那时叫白桦，半岁多的时候，就送到了李焕莲家里抚养，整整抚养了四年。这四年里，李焕莲一家为孩子操心受累就不必说了，最难挨的是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孩子出事。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占领了武乡一带，经常进村骚扰。李焕莲一家人明白，敌人一旦发现这孩子是八路军的，孩子肯定活不了，全家人也会遭杀身之祸。为了保护这孩子，李焕莲的丈夫梁二成和他的哑巴弟弟在山里挖了一个山洞，一有风吹草动，李焕莲就抱着白桦跑进山洞藏起来。

有一回，敌人进了村子，李焕莲顾不上自己两个儿子的哭叫，背起白桦就跑，藏进了山洞。没想到村子里出了汉奸，敌人找进了山洞，从李焕莲怀里一把夺过孩子，举起来就要摔，孩子吓得哇哇叫。在那一瞬间，李焕莲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双手死死抱住孩子，大声哭喊着：“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任凭敌人又踢又打就是不放手。同时用警告的目光狠狠盯着汉奸，大声叫道：“这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汉奸害怕了，怕八路军回来饶不了他，只好对鬼子说，这孩子确实是李焕莲的，白桦这才逃过一死。

以后一提起这事，李焕莲就有些后怕：“孩子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咋向他父母交代呀！”

又一回，敌人扫荡，李焕莲抱着白桦跑反，心慌腿软，在山梁上跌了一跤，孩子从山梁上滚了下去。李焕莲吓呆了，从山梁上往下看，不见孩子踪影。下去找吧，那山梁立陡立陡的，根本下不去。李焕莲心想，这下完了，坐在山梁上伤心地大哭起来。敌人撤走后，乡亲们听说了，下到沟底去找白桦，一看，白桦正躺在地上哭呢！大家都觉得奇怪，从那么高的山梁上摔下去，竟一点没伤着！

“我娘总说，这孩子命大呀！”全国解放后，李焕莲的大儿子梁占吉到北京看望彦涵一家时，曾经这样说。

“不，不是孩子命大，”彦涵感激地说，“是多亏了你们一家。”

上面这两件事，是梁占吉来北京时随便说起的。在这之前，彦涵一点不知道。

全国解放后，彦涵曾写信给李焕莲，要她到北京住些日子，看看病。当时，李焕莲已经患偏瘫多年。她怕来了添麻烦，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推托不过，才让儿子占吉代表全家去看看，并带来了很多红枣，还有小米，白桦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那是一九五三年。

梁占吉那次到北京，还讲了他父亲梁二成和他哑巴叔叔的情况。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有一回敌人扫荡，抓住了梁二成，要他带路。梁二成死活不当汉奸，鬼子恼羞成怒，举刀砍死了梁二成，接着又杀了他的哑巴弟弟。兄弟俩就死在离他俩挖的那个山洞不远的山坡上。当时，李焕莲就藏在山洞里，外面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她悲痛欲绝，却不敢哭出声来，因为她怀里正搂着白桦……

一九五三年，当彦涵听到这些情况时，非常惊讶，又非常感慨，全家人当时全掉泪了。

梁二成死后，李焕莲两个儿子还小，再加上白桦，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她带着孩子改嫁了。她仍旧像过去那样照料着白桦，直到一九四五年，部队来人把孩子接走。

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生活稳定了，白炎想孩子想得夜里时常掉泪，就想把孩子接回延安。可是路途那么遥远，还要通过敌占区，谈何容易。

一天，白炎到抗大同学栗格家里闲聊，说起白桦的事，不禁眼泪汪汪。栗格安慰她说：“别急，这事让我们家的老陈办好了，他准有办法！”

栗格的丈夫是陈锡联，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旅长，当时正在延安开会。陈锡联非常爽快，当时就让白炎写了李焕莲的姓名和地址，随后便让人给一二九师拍了电报，请他们设法把孩子带回延安。

事情最后落实到一二九师的木刻工作队。彦涵离开太行后，木刻工场改成了木刻工作队，在师政治部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负责人是木刻家艾炎。艾炎接到师政治部黄镇副主任的指示后，马上派赵宝贵、张哲二人去武乡接孩子。他俩带着一支步枪，从豫北的涉县王堡出发，步行二百多里，在夜色的掩护下摸进村子，最后找到李焕莲的家。

起初，李焕莲怀疑他俩是敌人冒充的，怎么也不肯交出孩子，一定要见到孩子的母亲才行。后来经过赵宝贵和张哲的耐心说明，才不得不相信。

孩子走的时候，李焕莲哭了。事情来得太突然，她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舍不得。她想给孩子做顿好吃的，可是人等着要走，来不及了，她随手抓了几把红枣，塞满孩子的口袋……

为了铭记李焕莲一家的救命之恩与养育之情，铭记太行山四年里的深情岁月，彦涵将白桦改名叫四年。

儿子回到身边后，彦涵和白炎给李焕莲写过许多信，李焕莲也回过信，但从未提起过丈夫和小叔子被害的事，也从未说过那四年里担惊受累的事。一个字也没说过。每次来信，她总是问白桦怎么样怎么样了，嘱咐这嘱咐那的。

梁占吉后来跟彦涵说，自打小桦走后，他娘跟掉了魂似的，好多日子缓不过劲来，还老是念叨：那两个接孩子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别怕是坏人把孩子诓走了吧？

一九五三年，李焕莲让梁占吉到北京，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证实一下，小桦是不是真的回到了父母身边。她总觉得接走小桦的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心里不踏实。梁占吉从北京回到太行后，说他亲眼见到了小桦，李焕莲悬了八年的心才算放下来。

多少年来，彦涵一直没有忘记李焕莲。一九五六年，他为创作油画《八路军东渡黄河》，曾重返太行搜集素材，其间，特意去了趟武乡，看望李焕莲一家。因为是临时决定去的，事先没带什么东西，他向同行的画家刘迅要了些山西的布票，在供销社里买了几块布，给李焕莲做了几件衣服；临走，又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李焕莲。

后来，作家海默根据李焕莲的故事，写了小说《四嫂子》，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四嫂子的原型就是李焕莲。彦涵为小说刻了插图。

1954年，四年与奶妈李焕莲的儿子梁占吉。

一九五六年彦涵回太行的时候，李焕莲告诉他说，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当年八路军留下的孩子，是个女孩子，名叫留花。从她父母把她送来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彦涵对抚养过八路军孩子的人家，有种特殊的感情，于是特意去了那个村子，想看看留花和她的奶妈。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他去看她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表着当年的八路军，代表着现在的政府。

彦涵很顺利地找到了那户人家。留花不在家，去地里干活了。彦涵就和留花的奶妈聊起来。奶妈告诉他说，孩子送来的时候，才生下二十多天，现在已经十九岁了，刚出嫁，嫁给了本村一个放羊的。奶妈说，孩子送来时，还没有名字，留花这个名字是村里人给起的，意思是：这孩子是八路军留下的一枝花。从谈话中彦涵得知，留花很小的时候，奶妈的丈夫就去世了，奶妈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吃了不少苦。

提起这些，奶妈有些不大高兴，说：“这么多年了，她的父母一次也没有来过，没给过我们一粒小米，也没写过一封信，早把我们给忘了。”

彦涵听了，不禁替留花的亲生父母感到脸红，但又想，也许他们早已牺牲了吧？

正说着，留花从地里回来了，穿着新的花布上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长得很秀气，一进门就“娘，娘”地叫，和奶妈非常地亲。当时，留花还不知道自己不是奶妈的亲生女儿。就在那天，奶妈当着彦涵的面，对留花讲了她的身世。

留花顿时呆住了，然后扑在奶妈身上呜呜哭起来，哭得很伤心，觉得亲生父母这么多年也不来看她，把她丢下不管了。

后来，奶妈就和彦涵谈起了留花今后怎么办的问题。

奶妈虽然对留花很亲，像待亲闺女一样，但为留花日后考虑，还是希望她的父母把她领走，这样留花就可以进城，在城里安排个工作。这比一辈子待在山沟里要强得多。但奶妈只知道留花父亲的名字，不知道他现在何处，所以希望彦涵能帮助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

彦涵痛快地答应了。临走时，他还代表留花的亲生父母，对奶妈表示了一番谢意，说她把孩子拉扯这么大，还帮孩子成了亲，不容易。又说，只要留花的父母活着，他们肯定会来的。

离开武乡后，彦涵便去打听留花父亲的下落，结果很快就打听到了。说留花的父亲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现在在北京，在国务院某个部门里负责，是个部一级的领导。

彦涵找到了那位部领导的家。刘迅和他一块去的，部领导在客厅里接见了他们。彦涵讲述了留花的事情，希望他们把女儿接回来。他是怀着一种道喜的心情来讲这件事的。没想到讲完之后，部领导吞吞吐吐，半天没个明确的态度，眼睛不时看看他的妻子。而部领导的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大热情，好像来客给他们找了麻烦。果然，部领导的妻子表了态：家里已经有六七个孩子了，而且留花从小就离开了家……话虽未尽，态度已经相当明确：不想接留花回来。

妻子一表态，丈夫也只有跟着附和。

彦涵看出，部领导对女儿还是有些动心的，想接她回来，毕竟是亲骨肉。无奈他做不了主。彦涵心里有些不快，也不管对方部级不部级的，话说得很直：“不管有多少孩子，留花也是你们的孩子。过去是战争年代，没办法，现在条件好了，应该接她回来。老乡替你们抚养了十九年，吃了那么多苦，你们怎么也该去看看人家。”

部领导脸上有些不大自然，说：“是的是的，应该去应该去，我马上让秘书办。”

彦涵立即将了他一军：“那好，孩子接回来后，请一定通知我们，我们要来登门道喜。”然后留下电话地址，和刘迅告辞出门。

部领导的秘书送出来的时候，刘迅又对秘书嘱咐了一遍，“孩子接回来后，请一定通知我们，我们等着好消息。”

秘书点头：“一定一定。”

事情的结局是：彦涵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个结局让彦涵感到非常失望。他从这个结局里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革命胜利了，地位变了，有些人就忘了在艰苦中支援革命的老百姓。

他把这个想法在党的小组会上讲了，却受到了批评：这种问题可不能说，党内说也不行，甚至这么想也不对。

这是个插曲。

对于李焕莲的去世，彦涵并不感到突然，早有思想准备。一九五六年他去武乡时，李焕莲的病就已经很重了。彦涵知道她来日不多，临走时曾悄悄嘱咐过梁占吉：“你娘如果走了，请一定写信告诉我，我要出钱为她老人家安葬。”

现在，李焕莲走了，该如何表示呢？

晚上，彦涵和白炎反复商量着。从内心来说，彦涵很想和白炎带上彦冰去武乡一趟，为李焕莲送葬。可是，以他目前的处境，怎么去得了呢？他现在下放改造，上面绝不会同意他去的。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去请假，上面会怎么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能到处乱跑呢！再说，即便能去，眼下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来回要花好些路费，又不能空着手去，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彦涵和白炎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尽全家最大的可能，给梁占吉寄去一些钱，让梁占吉把老人家的丧事办得好一些。

当夜，彦涵给梁占吉写了封信。他没有说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这种事情，庄稼人弄不清；只是说他现在正下放劳动，身不由己。他请占吉替他们全家人，在老人家坟前磕上几个头……

第二天上午，彦涵就把钱和信寄走了。可心里仍是沉甸甸的。

晚上，他独自走出家门，来到旷野上，面对着太行山的方向，默默站立着，心里叫了一声：“大嫂，你走好……”然后，深深鞠了三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