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美协插图艺委会

一九五九年秋天，中国文联党组根据彦涵的身体状况，批准他回到北京，留在美协里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也就是跑腿打杂。白炎和东东也一同回到北京。

房子也退回来了。收拾房间的时候，彦涵照例在桌上摆上了笔墨纸砚，还有一盒刻刀。他要以新的心态，开始今后的生活。

刻刀盒里有一个油纸包，他顺手打开。里面包着三把刻刀，刀上涂了厚厚的防锈油。他一下子认出，这是五月大扫荡留下来的那三把刻刀。时隔近乎二十年，刀锋依然闪亮。

彦涵端详着刻刀，心中感慨不已。那次扫荡是多么残酷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体力虚弱到了极点，随时都会倒下来……可是他最终闯过来了。当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精神！关键是精神没有垮！如果那时候精神稍一松懈，肯定完了。看来，人在逆境中，最重要的是精神不能垮。

现在，自己不正处在逆境之中吗？要想不被别人整垮，首先是自己在精神上不能垮。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在乎一顶帽子！发表作品的权利可以被剥夺，但创作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五月大扫荡之后，自己几乎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了这三把刻刀，还不是照样创作！

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那三把刻刀擦干净。今后，他不会再使用它们了，但是他仍把它们摆在刻刀盒里。这样，每次打开盒子，就能看见它们，以激励自己。

彦涵审视着桌面，觉得桌旁还应该有一条座右铭才好。他一下子想起了贝多芬说过的一句话，随即用毛笔写下来，贴在了桌旁——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底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条重要消息：人民政府释放了一批战犯，并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去帽子。这是人民政府第一次释放战犯和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

当这条消息从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传出的时候，东东背着书包正穿过院子去上学。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来一长串的名字，其中有溥仪。忽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彦涵！

广播里能念爸爸的名字，东东认为是件好事。他高兴地转身跑回家，推门就喊：“爸爸！爸爸！”

全家人正一边吃早饭，一边默默地听广播。

“爸爸，广播里念了你的名字！”

“喊什么！”已经上了高中的彦冰（即白桦、四年）呵斥道，“有什么可高兴的！”

“广播里念了爸爸的名字！”

“你懂什么！上你的学去！”

东东懵懵懂懂挨了顿训，又懵懵懂懂地上学去了。他才十一岁，还不大明白广播里的事。

彦涵什么也没说。他事先不知道这个消息，当他从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既不喜也不惊，只是觉得把自己和战犯们列在一起，心里有些别扭。

过后，他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重读了那条头版头条的消息，呆呆地想了好久。

为什么要给自己摘帽？是认为划错了吗？显然不是。除了在右派前面加了“摘帽”一词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是非。是因为他改造得好吗？也不是。他压根就没同意过对他的处理决定，何以谈得上改造得好与不好？也许，只有一点好解释：给他摘帽，主要是为了体现党的政策英明伟大。

他苦苦一笑，认定今后的境遇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善。

果然，摘帽之后，他的党籍、工作、级别、工资待遇都没有恢复，跟没摘帽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人们仍以歧视的态度对待他。他每天上班下班，在院子里进进出出，除了张悟真和钟灵之外，几乎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甚至都不拿正眼看他，哪怕走个正对面，也装作不认识。他很知趣，既然别人不愿理睬，他也绝不主动和人家说话，免得叫人家为难。

他仍旧在美协里跑腿打杂，抄抄写写。他待的那个部门是美协会员工作部，他主要负责会员通讯录的登记，写写信封，发发材料。这工作轻闲得很，没有多少事好干。他不想虚度光阴，便坐在办公室里练习钢笔字。大概与他的心境有关，他常看郑板桥的字，一笔一画地研究，给会员们写信封，登记会员通信录，一律板桥体。

同室的一位画家见了很惊讶：“想不到你的硬笔书法这么好，这是板桥体呀！”

他笑笑：“闲来无事，学着写写。”

下了班，回到家里，门一关，悄悄开始刻木刻。

回到美协的头一年，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他刻了《风暴》、《怒潮》等，刻完之后只能锁在抽屉里。没人敢发表一个右派的作品，尽管是摘了帽子的。无论是他还是别人，大家心里都清楚：摘了帽的右派，仍然是右派。

但他并不气馁。夜深人静时，他大量地看书，看那些描写伟大画家的传记。看米勒，看梵高，看戈雅……他读这些书，主要是想从中学习这些伟大画家对人生、对挫折的态度。这些书使他对苦难有了新的认识。连伟人们都遭受过那么多的苦难，自己所遇到的那点挫折打击，又算得了什么呢！苦难是财富，对于搞艺术的人尤其如此。

他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了。他静下心来，苦读画论，磨研木刻的技巧和刀法。他相信，早晚会有一天，他会重新发表作品，彦涵这个名字，早晚会出现在报刊里和展览会上。他要为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日子平静地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季的一天，彦涵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我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客人递上介绍信说道，“现在我们社准备再版萧三同志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这次是增订本，里面要增加一些插图。我们想请您刻几幅书中烈士的肖像，作为插图。”

彦涵感到有些意外。他看过《革命烈士诗抄》，那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诗集。让一个摘帽右派给这样的书刻插图，有关方面会同意吗？

“我的情况，你们可能知道，这恐怕得要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行。”

“没关系，出版社和美协领导都同意了。”

“是吗？”彦涵更是意外，“让我来刻，这当中恐怕有些阻力吧？”

“有阻力是难免的，不过都过去了，有些人想顶也顶不住。”

“为什么？”

“请您刻插图，是萧三同志亲自点的名。”

“萧三同志？”彦涵又是惊讶，又是兴奋。

“是的，萧三同志。”

接着，两位编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番。这次增订《革命烈士诗抄》，萧三根据读者的意见，要在书中搞些烈士肖像作为插图，插图想搞成木刻的，于是想到了几位木刻高手：李桦、古元和彦涵。这个想法一提出，有关方面的领导就说，这本书政治性很强，彦涵是右派，让他刻插图不合适，有李桦和古元就够了。

萧三不听那一套，说：“我不管他右派不右派，我就是要请他来搞，因为他搞得好！”

这话也只有萧三敢说。萧三不光是有名的诗人、翻译家，更重要的，他是毛主席的同乡、同学和好友，资历老，名气大，腰杆子硬得很。他如此坚持，别人便不好再反对了。

彦涵听了，心里十分感动，也意识到，这是重新发表作品的一个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他从内心感谢萧三和出版社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当即答应了下来。

《革命烈士诗抄》插图：叶挺1962年

按出版社的计划，三位版画家每人刻六幅烈士肖像，分给彦涵的六幅是：殷夫、吉鸿昌、何叔衡、刘伯坚、叶挺、罗世文。

彦涵全力以赴，开始了创作。在他看来，这次创作实际上是一次战斗，一次争取重获发表作品权利的战斗。他情绪振奋，一鼓作气，完成了六幅肖像的创作。出版社和萧三看过，十分满意。

过了一些时候，彦涵在美术编辑引见下，见到了萧三，提起插图的事，他对萧三说：“萧三同志，谢谢您……”

“不，我要感谢你，给我们刻了那么好的插图。”

“萧三同志，您可真大胆哪，我是个右派，您怎么敢让我搞呢！”

萧三把手使劲一挥，大声说道：“我才不管他那一套呢！请你搞，是从工作考虑，你搞得好嘛。今后还要请你搞！”

不久，增订版的《革命烈士诗抄》出版了，出版社给彦涵寄来了样书。彦涵打开了还散发着墨香的诗集，他看到，在他创作的那些木刻肖像上，赫然印着他的名字。

他很激动。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署名，而是意味着从今往后，他又有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尽管这权利极其有限。

而且，在萧三写的序言里，有一段关于插图的文字，其中写道：“感谢我国著名木刻家李桦、古元、彦涵三位同志……”彦涵的名字后边加上“同志”两个字，这是他被划为右派以后，见诸文字的第一次。

禁锢的藩篱，终于被打开了缺口。缺口一打开，后面的事情便好办了。

这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秦萍、叶然找到彦涵，请他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作插图。

他们对彦涵说，我们之所以请你，是因为你在陕北生活过多年，对诗中所描写的生活十分熟悉，另外，这本书准备参加在莱比锡举办的国际图书展，质量要求高，大家相信你一定会搞得很好。

还有一点他们没有说，但彦涵心里明白，那就是，秦萍是从太行出来的老同志，在华大美术系学习过，对彦涵很了解，也很同情，他和叶然都想尽力帮他一把。

彦涵想象得到，为了请他作插图，秦萍和叶然一定做了不少工作。在不少人对他避而远之的情况下，主动请他作画，既需要友情，更需要勇气。

秦萍和叶然还告诉彦涵，他们已经找过美协领导了。美协领导说，你们要请他画就请他画好了，这是你们的事情，用不着征求我们的意见。

彦涵很高兴。这么说来，现在的政治环境已经有所松动，对他，上面卡得不那么紧了。

一个多月之后，彦涵刻完了《王贵与李香香》的全部插图，共有十几幅。但他没有马上交稿，搁了几天之后，重又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这一看便看出了一些问题。当然，画稿就这样交上去，也肯定能过，但是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全部推翻，重新再来。

他明白，在没人敢找他约稿的情况下，能有刻插图的机会，实在难得，他必须倾尽全力，一炮打响。他相信，只要这炮打响，局面就会逐渐打开，以后找他刻插图的人就会多起来。另外，除了在一九五四年，他给孔厥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过插图之外，以后再没搞过。他想就此好好钻研一下插图艺术，并在艺术上有所突破。

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1962年

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1962年

于是，他又反复阅读《王贵与李香香》，仔细揣摩，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重新创作了插图。全部是套色版画，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技术上，都相当精湛。这回，他总算满意了，拿出来交给了出版社。

第二年，在莱比锡国际图书展上，《王贵与李香香》受到广泛好评，获“世界插图”一等奖。《美术》杂志的陈伯平就这套插图的艺术特色，在《文艺报》上写了评论文章，大加称赞。许多人都感到惊讶：没想到彦涵的插图也搞得这么好！

局面打开了，各个出版社纷纷派人找上门，拿来各种书稿，请彦涵作插图。小说、散文、诗歌，都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曹靖华的《花》，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海默的《四嫂子》、《宿店夜记》，巴金的《军长的心》、《团圆》，王老九的《走南山》，碧野的《情满青山》，李健彤的《刘志丹》，陈登科的《风雷》……彦涵一概来者不拒。他已经看到，为文学作品刻插图是他东山再起的一条捷径。道理很简单，尽管他的作品可以署名了，但要想单独发表作品，还会受到一种无形的限制，而插图是人家约稿，自然容易发表。

另外，他想通过刻插图多挣些稿费。全国正逢灾荒，吃的东西价格飞涨，而他的工资被砍了一半，且又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下有正能吃饭的两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他必须尽可能地多挣一些稿费，以养家糊口。

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插图的艺术质量。他像创作独幅木刻一样，认真对待每一幅插图，力求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他很清楚，无论是他的政治处境，还是他的生活处境，都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如果马马虎虎，应付差事，那就是一锤子买卖，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找他了，等于自己断了自己的路，何谈东山再起！

随着这些独具特色的插图作品，彦涵，这个久违了的名字，又重新活跃在中国的画坛上。

一九六二年春天，中国军事博物馆美术组组长关夫生来到美协，说，博物馆准备搞一幅大型的美术作品，悬挂在博物馆的大厅里，内容是描绘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壮阔场景，总政想请美协的画家来创作。

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美协领导蔡若虹和华君武亲自出面接待，就此事在会议室里进行商谈。蔡若虹让彦涵也参加了，做会议记录。

关夫生说到要请美协的画家来完成这幅作品时，两位美协领导很高兴。蔡若虹问关夫生：“这个任务很重要，你们准备请谁来搞呢？”

关夫生回答说：“彦涵。我们想请彦涵同志来完成这个任务。”

两位美协领导顿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彦涵是个摘帽右派，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他呢？

两位美协领导互相看了看，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何况彦涵本人也在场，话又不好明说。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显得有些尴尬。

彦涵却为之一震。他也没有想到，关夫生会指名要他来搞。他马上意识到，这又是一次机会。心想，只要让他来搞，他一定会搞得非常出色，他有绝对的把握。当然，让不让他来搞，得看两位美协领导的意见，他知道两位领导此刻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十分清楚，搞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是彦涵的拿手好戏，让他搞，等于给了他一次出头的机会。这是他们很不愿意的事情。

彦涵也不说话，局外人似的摆弄着铅笔，且看领导如何答复。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关夫生感觉到了，而且似乎猜到了两位领导的心理活动，便说：“彦涵同志有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艺术上又很有经验，肯定会搞得很成功，所以我们才决定请他搞的。”

当年，彦涵在八路军鲁艺分校当教员时，关夫生是美术系的学生，他了解彦涵。

两位领导更为难了，看来不同意是不可能了。

华君武脑子转得非常快，马上说：“这样吧，关夫生同志，彦涵可以参加，但我们想再找一位同志与他合作，两个人一起搞。”

此话的用意，彦涵一下子就猜到了：作品成功了，也是两个人合搞的，彦涵的作用只能占一半，影响会被冲淡。

华君武这样一说，关夫生不好再坚持了，便问：“那么找谁来和他合作呢？”

华君武回答：×××，那也是画坛上的一位高手。

关夫生想了想，只好说：“好吧，两个人合作也可以。”

两位领导马上表态：那好，那就这么定下来吧。

“不！”一个声音从会议室的角落传来。大家回头一看，说“不”的乃是彦涵。

彦涵明白，在这种场合下，他是没有资格说话的，他只是个记录的。但是话题既然谈到了自己，并被领导强加了意志，他就不能不说了。他心里十分清楚，领导上找人与他合作，就是怕他出头，其缘故既有政治上的歧视，也有艺术上的扼制。作为一个摘帽右派，他虽然没有权利要求创作任务，却可以有权利拒绝。拒绝就是抗争。

彦涵开口说道：“如果让我搞，我就一个人搞；如果是合作，我不想参加。”

两位领导一听，顿时呆住了，没了主意。

关夫生立刻表态：“那好，彦涵同志，就由你一个人来搞吧。”

关夫生这么一定，两位领导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这是军事博物馆的事，得尊重人家的意见。就说，既然这样，下一步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吧。说完，两位领导有些不大自在地离开了会议室。

当即，彦涵与关夫生就在会议室里，商量起有关创作的具体问题。

“你们准备要多大尺寸的？”彦涵问。

“最少要两米长。”

“什么画种？”

“由你定。”

关夫生知道，彦涵不仅是版画高手，油画也相当出色，一九五七年，他就给军博画过《八路军东渡黄河》，以前还画过《豆选》、《以水代兵》，气势浑厚。

彦涵说：“我给你们搞一张两米长的套色大木刻，从来没有过的。”

“那好哇，木刻是你拿手的。”

“你们先替我备好料，我先画小稿。”

“好，就这么定了。”

彦涵绝对是个快手，只用了一天时间，彩色小稿就画好了，而且画了三张。三张小稿以三种不同的方案，描绘了解放军攻渡长江的壮观场面。

因为是美协接受的任务，所以小稿出来后，首先要送美协领导审查。蔡若虹和华君武一看，没说的，顺利通过。

送军事博物馆和总政宣传部审查时，大家都非常满意，认为三张小稿都好，斟酌再三，选定了一张。

1962年，彦涵去内蒙草原体验生活，画了大量反映牧民生活的水粉画。左边是画家张汝继。

两个月后，作品刻出来了。整个作品凝重热烈，气势磅礴，有一种史诗的意味，题名为《百万雄师渡长江》。

这是彦涵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幅木刻，长一百八十四公分，宽六十二公分。拓印的时候因为画幅太大了，一个人印不了，彦涵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在一旁默默地帮着抻纸。

此画一共印了六张。军事博物馆两张，中国美术馆一张，中央档案馆一张，总政送给了来访的缅甸军事代表团一张，彦涵自己留下一张。

当《百万雄师渡长江》在军事博物馆大厅里悬挂起来的时候，彦涵和白炎都去看了。两个人都很兴奋。四年多了，彦涵的作品终于又可以公开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