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在地上的战士

彦涵虽然可以发表作品了，但工作境况没有任何改善，仍在美协机关里抄抄写写。不少人觉得，让一个有名的画家整天跑腿打杂，实在是大材小用。

私下里，钟灵劝彦涵说：“老彦哪，你是个有名的画家，何苦要在美协里窝着呢，总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还是挪挪地方好。”

“我一个右派，往哪儿挪？谁敢要我？”

“你可以去教你的书嘛，人家冯法祀、李宗津不是都教书去了吗？”

冯法祀和李宗津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后来，冯法祀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李宗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彦涵也想离开美协，到一个什么大学里去教书。教书是他的本行，从八路军鲁艺分校、延安鲁艺、华北联大，到杭州艺专、中央美院，差不多教了二十年的书。问题是，现在哪一个学校敢要他呢？他又向来不愿开口求人。不求人，就只能在美协机关里窝着。窝着就窝着吧，彦涵想，只要还能忙里偷闲地搞创作，在哪儿他都无所谓。

在美协机关里，彦涵因为身体不好，开始是每天去坐半天班，后来是三五天才去一次。负责他的那位同志心眼儿不错，知道他是在家里搞创作，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由他去了。彦涵觉得，日子就这么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后来，为了儿子彦冰，彦涵离开了美协。

一九六一年，彦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虽说是画家的儿子，可他并不喜欢画画，而是热衷于航模，曾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生航模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报考大学，家庭政治背景相当重要，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上大学本来就很困难，报考重点院校，更是连门儿也没有。彦冰开始不知道这一点，便一厢情愿地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结果可想而知：成绩比他差的同学都录取了，他却落了榜。彦冰明白之后，心里非常苦恼，觉得这辈子完了，待在家里整天闷闷不乐。

彦涵看了，又是内疚又是发愁。他感到对不起儿子，却又无能为力。

一天，彦冰从学校回来，突然闷闷地说：“我想到新疆去。”

彦涵和白炎愣了，问：“到新疆干什么去？”

“我们老师说，新疆需要师资，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到新疆去当中学老师。我想去，这总比闲待在家里好。”

“你不要去。”彦涵劝儿子说。这些年由于自己的问题，儿子在学校受尽了歧视，现在又要无奈去新疆，他觉得这对儿子不公。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不去新疆，我又能干什么？待在北京，上大学不要，找工作又难，人家一看档案，全完。”彦冰的声音里透着委屈。

彦涵的心像被狠狠揪了一把。他知道，儿子想去新疆，主要是想离开这个压抑的环境，远走高飞，免得受人家的歧视。这越发使他觉得欠了儿子一笔债。

那天夜里，彦涵翻来覆去地想了大半宿，愁火攻心，嗓子都嘶哑了。

第二天，他对彦冰说：“新疆不要去了，准备明年考大学吧。我保证让你能考上。”彦冰睁大眼睛看着父亲，以为在听天方夜谭。

彦涵说：“考别的学校我帮不了你忙，你必须考美术院校。只要你学画，我保证教会你，而且有办法让你考上。”

彦冰同意了，从此关在家里跟着父亲学画，画素描，学木刻。彦冰已经二十岁了，学画确实有些晚了，但毕竟是画家的儿子，艺术感觉好，又是彦涵亲自教，进步相当快。

这样画了半年之后，彦涵觉得家里地方小，不安静，又没有教具，影响学习，于是找到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附中美术班任教的毕成，想让彦冰当旁听生。

毕成是沃渣的爱人，说：“让他来吧，这个主我做得了。”彦冰就成了美术班的旁听生，进步更快了。

转眼到了六二年春天，很快要高考了。彦涵想让彦冰报考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他觉得，凭彦冰的文化课和专业课，考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关键是学校敢不敢收右派的儿子。向来不愿意开口求人的彦涵，为了儿子的前途，找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赵域和戚单。

赵域是美术系的系主任，戚单是副主任，和彦涵在延安时就是朋友。两人见到彦涵，又是倒茶又是递烟，十分热情。彦涵本来是为了儿子的事来的，可是见面聊了半天，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闲扯了一些别的事情。

赵域说：“老彦哪，你别在美协待着了，到我们这儿来教书吧。我们都了解你。”戚单也说：“来吧来吧，我们这儿就缺你这样的人才呀！”

彦涵的心思有点活了，说：“你们敢要我吗？”

赵域说：“只要你愿意来，别的你就不要管了，我们去找院长说。不过老彦，因为你的情况，来了可得委屈你，定不了教授啊。”

彦涵一笑：“这个我不在乎。都到这个地步了，还管什么教授不教授的，我就教我的书嘛。不过，我来，可有个条件。”

“只要你肯来，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彦涵就把儿子的事讲了一遍，然后说：“你们必须录取我的儿子。”这等于给老朋友出了个难题。

沉默片刻，赵域一咬牙，说：“老彦，你来吧，只要彦冰考试合格，保证录取！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顶着！”

戚单说：“老彦你放心，这个忙我们无论如何要帮的。你回去办关系吧，先调过来再说。”

彦涵很感动，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先调过来可以，不过，彦冰如果没有被录取，我还是要离开的。”

赵域说：“你等消息吧，人事调动的事得由院长拍板，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尽力说通她的。”

院长是周扬的爱人苏灵扬，在延安时就认识彦涵。过了两天，赵域通知彦涵：“你办手续吧，苏院长拍板同意了，欢迎你来。”

一九六二年夏天，彦涵离开了美协，调到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教美术创作课。接着，彦冰参加了该校的招生考试。他的成绩绝对没有问题，但录取不录取，还得由院领导拍板。为此，赵域和戚单又是一番游说。苏灵扬说：“你们同意，我没意见。”

得知儿子被录取消息的那一天，彦涵不禁心花怒放，命儿子买来老酒，全家庆贺了一番。一块心病了却了。

转眼到了六三年，彦涵到师范学院已经半年了。彦涵本来就是有名的教授，到了师范学院之后，自然成了美术系的主力。他讲课既有理论，又结合创作实践，而且口才好，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学校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觉得这个摘帽右派表现不错。

一天，院长苏灵扬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谈话。“彦涵同志，你来了以后，工作上是很不错的。但工作好只是人的一个方面，你在政治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哇？”苏院长很和气地问。

“政治上……当然有要求。”

“有什么要求？”

“我的党籍问题。”彦涵说。

他知道苏灵扬找他什么意思，这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他在美协就曾有过。

苏院长很高兴：“那好，你写个报告吧，把过去的错误认识一下，重新申请入党。”

从六二年开始，党内有个精神：在那些不该划为右派的党员当中，少数表现好的可以重新入党。全国美协根据这一精神，曾把彦涵列为重新入党的对象，并找他谈过话。现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也是根据这一精神，希望彦涵能够重新入党。

这当然是件好事，只要彦涵愿意，他就可以重新回到党内，从此政治地位也将大大改善。但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回到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彦涵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难以改变的个性。

“不。”彦涵说，“重新入党我不入。我要求恢复我的党籍。”以前美协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这么回答的。

苏灵扬并不感到吃惊，她了解彦涵的个性。她耐心地说：“彦涵同志，这是不可能的事呀，中央没有这个指示精神。”

“那我只好保留我的要求，重新入党我是不会入的。我认为入党是很严肃的事，宣誓只能有一次，哪能有两次呢？”

彦涵知道，苏院长希望他重新入党是真心为他好，他从内心感谢她的好意，但是他不能接受。

“彦涵哪，你是老同志了，只要你愿意回到党内，何必计较是重新入党还是恢复党籍呢！”

“不，不是计较，这是原则问题。”彦涵的固执劲儿又上来了，“我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开除我党籍的决定，现在也不同意，所以我不可能重新申请入党。”

“唉，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你还是重新写个申请吧。”苏院长苦口婆心地劝道。

“不，只能恢复，不能申请。”彦涵咬住不放。

“难道你就这样下去了？”

“这种情况不是我造成的。”

谈了半天毫无结果，两个人无法再谈下去了。

“那就……”苏院长感到很失望，“只好这样了。”

“这样就这样吧。”

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被彦涵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位朋友是某省的一位省级领导，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来看彦涵。

他翻来覆去地劝彦涵：“你不要总是这么固执，重新入就重新入嘛，这有什么关系！”

彦涵已经听烦了，说：“算了吧，你别再费那个劲了，你说不服我的。”

“没的话！”这位朋友也是个犟脾气，“我一定要说服你，你一定要重新入党。”

“那好，有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如果你解释通了，我就听你的，解释不通，这个问题再也不要谈了。”

“你说吧。”

“当初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才开除我的党籍。对吧？”

“对。”

“如果说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以重新入党，那么他必须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这是个起码的条件。对吧？”

“对。”

“那么这里面就有了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错误，现在的态度也仍然不变，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改正错误。既然我没有改正错误，为什么又让我入党？我现在要问你，开除我党籍和让我重新入党，这两个决定到底哪个是对的？如果说让我重新入党是对的，那么开除我的党籍就是错的，总不能两个都对吧？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这位朋友并没有被难住，笑了一下，说：“嗨呀，这是政治需要嘛！”

“政治需要？这叫什么政治？需要开除你就开除你，需要你入党就要你入党，还讲不讲个是非原则？”

“你呀，吃亏就吃亏在太固执，认死理。不就是一张纸的事吗，何必那么认真呢！”

“事关原则问题，怎么能不认真呢？当初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既没有举手，也没有签字，现在我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如果说是当初就错划了我，那就应该有勇气承认，给予平反！”

“平反？这怎么可能呢！”

“我相信早晚会有平反的一天。现在我并没有要求平反，我只是要求恢复我的党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宁可待在党外！”

“唉，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不入党，很多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工资减了，教授免了，儿子上大学人家不要，还有看病、吃药、住房……总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将来彦冰要找工作，彦东要升学，都是实际问题，你不能不考虑呀。”

“我当然考虑，但我总不能因此不讲是非原则，去搞投机嘛！”

“唉，你呀你……你是搞艺术的，不懂政治，不懂政治。”

这位朋友连连摇头。以后，再没有对彦涵提过入党的事。

既然不重新入党，一切待遇自然照旧。彦涵仍然是个摘帽右派。

虽然是个摘帽右派，彦涵的骨子里却依然是个战士。

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最为困难的时期。粮食严重匮乏，人们普遍挨饿。就在那几年，彦涵刻了一批抗战题材的作品：《打草鞋》、《摘野菜》、《汗洒山岗上》、《工余》、《敌后方小学》……

他用这些作品告诉人们，当年，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日子里，敌后军民是怎样渡过难关的。没有布鞋吗？自己打草鞋；没有粮食吗？上山挖野菜；国民党禁运封锁吗？自己开荒种地；尽管敌人不断扫荡，敌后小学照样书声琅琅……

他还刻了《红军翻过大雪山》、《突破天险腊子口》、《向胜利进军》，目的更是显而易见。

六二年的时候，彦涵刻过一幅《陕北说书人》：一个陕北说书盲人，怀里抱着三弦琴，腿上绑着呱哒板，自弹自唱，脸上绽满了自信的笑容。彦涵就像那个乐观的说书人，用刻刀讲述着当年的故事，鼓舞人们共渡难关，走出困境。

没有任何人向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完全是出自艺术家的责任感。而他在鼓舞别人的时候，自己同样吃不饱，同样瓜菜代，同样患有浮肿病。而且，还要忍受着别人的白眼和内心的伤痛。

他的刻刀充满了温暖，有时却又相当无情。

也是在那段时间，彦涵刻了几幅土改题材的作品，即《血泪的控诉》、《捣碎封建的牢门》和《封建的末日》。数量不多，却思想深刻。

五七年以后，彦涵从自身和周围人的遭遇里，已经明白，中国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虽然上面说，地主阶级打倒了，人民翻身解放了，当家做主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封建势力仍然无所不在：容不得批评意见，容不得不同观点，家长制，一言堂，运动不断，专事整人，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致使许多善良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遭受到了极大的不幸。

个人的不幸，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不幸，根子在于封建专制；不根除封建势力，人民是不可能彻底翻身的——这是彦涵经过长久而痛苦的思考之后，得出的观点。

陕北说书人1962年

捣碎封建的牢门1962年

依彦涵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明白地讲出，无疑会招来牢狱之灾。经过了五七年，彦涵已经懂得了保护自己，自然不会再干这种傻事。经过一番思索，他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借助再现当年的土改，隐讳表达他的观点。于是就有了这三幅作品。这三幅作品，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一套组画。

《血泪的控诉》，借助农民控诉地主的场面告诉人们，封建势力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深重。那令人撕心裂肺的控诉，是对地主的控诉，更是对封建专制的控诉。

在《捣碎封建的牢门》里，愤怒的农民手持长矛，冲向地主的庄园。庄园壁垒森严，雄踞画中，显示出封建势力的强大与顽固，也预示着斗争的艰难与漫长。题目中的“捣碎”二字，道出了画家对封建专制的深恶痛绝！

而《封建的末日》，则是通过再现地主被农民押出庄园的情景，形象地告诉人们，封建势力无论多么强大与顽固，终将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土改时期，彦涵创作中的反封建主题，是出于朴素的情感，经历了五七年，则成为理性的觉醒。一旦觉醒，便绝不妥协，勇猛抨击，并贯穿他后半生的创作生涯。

有人谈起彦涵，称他是“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这个比喻，准确而形象。

一九六五年七月下旬，中国美协打电话给彦涵，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美协要举办一个美术展览，因为这方面的作品不多，需要补充一些，希望他能刻一套这方面的组画，限期十四天完成。其实，就是救急。

彦涵以前就有过创作抗战生活组画的想法，现在机会来了，而且要在展览会上展出，这对一个摘帽右派来说，实在难得。他当即答应下来，而且不要美协掏一分钱，材料全部自备。

放下电话没一会儿，彦涵就把创作计划想好了。他决定以根据地民兵的生活为内容，表现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这一主题。根据民兵生活的不同侧面，他把组画分为六幅，分别是《埋地雷》、《麻雀战》、《打岗楼》、《抬担架》、《支援前线》、《送参军》。

十四天要完成六幅作品，实在是太紧张了。为了确保按期交稿，彦涵对时间进行了周密的计算和安排：三天定稿，十天刻印，最后一天送稿。他有这个把握。

正是盛夏，屋里闷热难耐，他搬了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的屋荫下，以椅当桌，将木板竖靠在椅背上，自己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肥大的裤衩，坐在小板凳上，一手夹着香烟，一手起草画稿。他已没有时间在纸上起草画稿了，干脆省去，直接画在木板上。

这是他创作时最紧张的时刻，整个神经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谁也不能打搅他，否则会破坏他的情绪，甚至惹他发怒。白炎和孩子都清楚这一点，从他身后走过时都放轻脚步，叫他吃饭时，也只是白炎说到而已，吃与不吃全由他。

整整三天，他几乎没和家人说过话，整个心绪都回到了硝烟弥漫的太行山。三天后，六幅画稿如期画好。第四天一早，彦涵把六块木板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送到美协审查。这是必不可少的程序。美协领导一见，又惊又喜，当即通过。他们心里明白，画稿完成得这么快这么好，恐怕只有彦涵能办到。

接下来的工作是刻制。刻木刻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加上时间紧迫，且要一气刻六幅，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彦涵光着膀子，在院子里从日出刻到日落，晚上又转到屋里刻到半夜。到后来的几天，手指磨破了，手腕累肿了，他裹上胶布，忍着疼痛继续刻。

白炎怕彦涵把身体累垮，特意为他熬了鸡汤，可他累得没一点胃口，喝不下去。

终于，在第十二天的晚上，六幅作品全部刻完。当天夜里，全家人一齐上阵，帮他印画，一气干到凌晨四点，才全部印完。

早晨一上班，彦涵骑车把画送到了美协，比计划还提前了一天。这时，他才如释重负，感到无比地轻松和欣慰。回到家里就累倒了，呼呼地连睡了三天。

八月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美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了彦涵的这套木刻组画，还有他以前的一些抗战题材作品，包括《百万雄师渡长江》，一共三十多幅。他是参展作品最多的一位画家。

彦涵也去了展览会，他的作品前围了很多人。他在观众中听到这样的反应：一位观众指着他的作品，对另一位观众悄声说道：“这个画家是个右派。”

另一位观众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右派？”显然无法把眼前的作品与“右派”这个称呼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