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写了一个

一九六九年一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工宣队向“牛鬼蛇神”们宣布，从现在起，以后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这个宣布，意味着关押式的“牛棚”生活结束了，“牛鬼蛇神”们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彦涵已经在“牛棚”里关了一年零九个月，虽然事情还没有结案，但毕竟可以回家了。整整一下午，他都处在兴奋之中，早早做好了晚上回家的准备。

心中却又隐隐有些不安。以前，白炎或是彦东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来看他，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来了。家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呀？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回到家里。

晚上，许多人家里都来了人，接各自的亲人回家。吴作人家里来了人，李可染家里来了人……他们都欢欢笑笑地走了。

却没人来接彦涵。白炎没来，彦东也没有来。彦冰属于美院掌权这一派的对立面，因为对现实不满，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反动学生”，正关押在美院附中，更不可能来了。

彦涵不想再等了，决定自己回家。正要出门，工宣队的一位工人师傅——这位师傅年纪较大，对彦涵的态度也比较好，说道：“彦涵，你不要回去了。”

“为什么？”

“白炎……已经不在家里了。”

彦涵一愣：“她到哪儿去了？”

工人师傅犹豫了一下，说：“因为她自身的原因，她被抓起来了。”

彦涵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三个多月来，他一直有种预感，家里可能出了什么事，但从未想到会是白炎被抓起来了。

“被谁抓起来的？是她单位？”

“不是，是专政机关抓的。”

“专政机关？”彦涵的脑袋又重重地嗡了一声，“什么问题？”

“听说是……现行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彦涵完全惊呆了。他不能相信，像白炎这样一个向来安分守己，就怕惹是生非的人，一个十七岁就背叛了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投奔了延安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他绝不相信，哪怕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白炎也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和白炎患难与共三十年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

“彦涵，我看你还是不要回去了。”老师傅好心地劝他。

“不，现在我更要回去了，一定要回去！”

彦涵说罢，收拾好的东西也没带，便急匆匆出了“牛棚”。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直奔东四的钱粮胡同，他的一个亲姐姐住在那里。他想证实一下白炎被捕的消息是否可靠，尽管他明白，工宣队那位老师傅说的消息绝不是开玩笑，可他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不肯相信。

到了姐姐家一问，白炎不但被抓了起来，而且被关进了监狱。他只觉得忽悠一下，悬吊的心缩得更紧了。白炎到底犯了什么罪？现在关在哪里？要关多长时间？他迫不及待地想弄清这些问题，姐姐却一概不知，只是唉声叹气。

彦涵无心再坐，匆匆告辞。出门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没有公共汽车了，只好走回家。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人，路灯黯淡，寒风卷着大字报的碎片四处飞舞。

他一边匆匆地走，一边想着白炎被捕的事，思绪纷乱而茫然。从钱粮胡同到北官房，应该向北走到张自忠路，然后向西拐。由于彦涵脑子里一直想事，两腿不停地往北走，过了张自忠路后仍旧向北，一直走过北新桥快到雍和宫了，才发现走过了。又往回走，差不多夜里一点钟，才折腾到家。

家已经不像家了。屋里乱七八糟，空空荡荡。在他被关“牛棚”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翻箱倒柜，抄走了他所有的作品，还有数不清的速写本。那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其中一些跟他走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行军时无论怎样轻装都不曾轻掉，连交给别人保管都不放心，一直从太行山背到了北京城。现在却被人胡乱扔在美院的仓库里，与铁锹、扫把、老鼠为伍。还有他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书籍、画册也被抄走，家中几乎片纸不留。

屋里的红木家具也大多不见了，都卖掉了。彦涵关进“牛棚”以后，每月只发十六元钱的生活费，两个儿子尚未工作，虽说白炎还有工资，但是仍然不够吃饭的，所以白炎到“牛棚”探望他时，他曾告诉过她：卖东西，能卖的都卖，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

关在“牛棚”的时候，他天天盼着回家，无数次地想象过与家人团聚的热闹情景。现在终于回来了，迎接他的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白炎不在，彦冰不在，家里只剩下彦东一个人。

其实，彦东也刚回家没几天。他被公安局关了好几个月。

起因是搬房子。在彦涵关进“牛棚”之后，中国美协的造反派勒令彦涵家搬房子，搬到更小的房子去。年轻气盛的彦东与其中的一个造反派争执起来，此人便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几个月前，此人带着派出所的人，以查户口为名，把彦东抓进了刘海胡同的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理由是因为彦东的父亲是大右派，要对他严加管制。和他一起被抓进去的，还有邓拓的儿子邓阿硕。因为不堪忍受里面的虐待，彦东逃跑过，未能成功，遭到三个家伙轮番殴打，导致内出血。

那天，正是他二十岁的生日。也就是在那天，他得知母亲被下了大狱。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里，彦东才被释放。那天，漫天大雪，寒风呼啸。彦东不知道父亲要回来，工宣队没有通知他。

父亲的突然回来，使他既惊喜又紧张——他不知道该如何把母亲的事告诉他。彦东已经二十一岁，长成大小伙子了。他要给父亲弄水泡茶、洗脸，暖瓶却是空的，炉子也灭了。于是他手忙脚乱地忙着生火，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但彦涵看得出来，儿子的高兴是装的。这使他更加难受，他让彦东不要弄了，说说他妈妈的事。彦东的眼眶里顿时噙满泪水，说：“还是因为那本画册。”

那是一本反映解放前四川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型泥塑的画册，名字叫《收租院》。白炎是这本画册的责任编辑。这是“文革”前夕，白炎所在的外文出版社交给她的任务。白炎在工作上向来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了编好这本画册，她风尘仆仆跑到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庄园，收集资料，拍摄泥塑，回来后又投入紧张的编辑工作。就在她编画册时，彦涵被关进了“牛棚”。她一再告诫自己要正确对待，不要分心，一定要把这本画册编好。

不料，画册出来后，准备发行的时候，突然发现前言中的文字出现了校对差错，原文写的是：“大地主刘文彩霸占了100余户农民的土地”，因为排版时少了一个“0”，“100余户”则变成了“10余户”，白炎开始时没有检查出来。应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责任事故。不过，因为发现及时，作了改正，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尽管如此，作为责任编辑，白炎还是感到很内疚，曾多次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并向社里写了书面检查。由于她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又未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社里在大会上对她进行批评之后，事情也就了结了。

1971年，白炎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八个月之后，终于获释。这是她出狱后的第一张照片，眼窝深陷，神情忧郁。

这件事，白炎在去“牛棚”探望彦涵时，曾经对他说过。当时彦涵就批评她粗心大意，以后一定要接受教训。

谁也不曾想到，随着“文革”的深入，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而且提到了纲上线上。有人联系到白炎的家庭出身，又联系到彦涵的问题，说她是有意少写一个“0”，以掩盖地主阶级的罪恶。

于是，造反派把白炎关进了出版社的“牛棚”，轮番审讯批斗，拍桌子砸板凳，外加拳打脚踢，一定要她承认她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有意破坏《收租院》画册的出版，是现行反革命。

白炎这人，平时看着挺软弱，甚至有点胆小怕事，可是关键时候却血性十足，宁折不弯，对于不实之词，决不承认。所以不管对方怎么吼，怎么打，哪怕是脸被打肿，头被打出血，她就是不承认，嘴巴硬得很。造反派被激怒了，下手更加狠毒，几次把她打得几乎晕死过去，她摇晃着弱小的身躯，依然不肯承认。正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她被列为了从严处理的典型。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外文出版社召开批斗大会，被批斗的都是些个当权派，一个个坐着“喷气式”，在台上撅了一大溜。白炎作为“有严重问题的人”，被勒令参加，坐在台下。造反派们在台上冲着批斗对象又吼又叫，拳打脚踢，白炎吓得心惊肉跳，不敢抬头。直到批斗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大会主持人突然一声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白炎揪上台来！”空气顿时凝固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白炎的身上。惊愕的、愤怒的、幸灾乐祸的、迷惑的、同情的……各种各样。

白炎已经傻了，她坐在那里目瞪口呆，脑子里一片空白。没等她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冲过来两个彪形大汉，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拎到了台上。

有人宣布：白炎，出身于反动的地主家庭，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蓄意破坏《收租院》画册的出版，实属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押送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严惩！话音刚落，她就被人揪着衣服，连推带搡地带出了会场。

囚车，早已等候在院子里。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只有白炎蒙在鼓里。走向囚车的时候，白炎脸色惨白，泪盈双眼，目光里充满着惊恐、屈辱。

她被关进了半步桥44号监狱。彦东从拘留所放出之后，曾去过一回，是去送衣服，但没见到母亲，监狱不让见。

1972年初，白炎到河北磁县农场探望彦涵。此时，他们已有三年未见面了。

这一夜，彦涵几乎未睡，直到天快亮了，才迷糊了一会儿。

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他在屋里茫然坐了一会儿，觉得心里憋闷得要命，想出去透透空气散散心。

他穿过后海，来到景山公园。天空阴沉沉灰蒙蒙，飘落着稀疏的雪花，虽然是星期天，公园里却几乎没什么人，显得空寂冷清，正如人们阴沉空寂的心情一样。他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想一个人静静地坐上一阵，什么也不想，可是不行，脑子里翻来覆去总是想着白炎被捕的事，赶也赶不走。

这太荒唐了，一个工作上的失误，竟然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想来想去，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出于卑鄙、残忍的心理，故意整人。

那些把白炎打成反革命的人明明知道，少写一个“0”，既掩盖不了刘文彩的罪行，更达不到反革命的目的；倘若真是反革命，搞这种小把戏有什么意义？太小儿科了。但是，上面天天高喊大抓阶级斗争，不抓出个反革命还行？不抓出个反革命怎么证明你紧跟？怎么证明你路线觉悟高、斗争精神强？抓出了反革命，说明你阶级斗争抓得紧、抓得好，抓出了成绩，也抓来了资本。上面赏识的就是这样的干部。所以得抓，抓错了也没关系，多抓一个总比少抓一个好，这符合“左总比右好”的指示精神。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神经出了毛病，真的认为白炎就是反革命。几十年了，天天都搞阶级斗争，搞得人们神经紧张、草木皆兵，看谁都像阶级敌人，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一番，思维方式已习惯如此。党中央都出了那么多的反革命，谁敢说出版社里就没有？国家主席都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卖国贼，何况你这个小小的老百姓！

所以，不管是故意整人，还是神经错乱，归根结底，源于上面，源于大抓阶级斗争。几十年来，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整成了反革命，整进了监狱，整成了含恨而死的冤魂；也把成千上万的家庭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把整个国家整得举国疯狂，遍体鳞伤，濒临崩溃。而整人者，坐收渔利，其乐无穷。

雪越下越大，在彦涵身上落了厚厚一层，他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也不拍打，任由雪花在身上飘落，整个人就像一尊雪雕。他想起了和白炎在一起时的许多往事，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又想到自己和白炎革命大半生，却落到如此地步，心里不由阵阵发寒，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从头顶寒到了脚心。

他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才离开公园。他没有回家，也不想回家。好端端的一个家已经被人弄得支离破碎，回去会更令人伤心。

他拐进了路边一家小酒馆，要了二两酒。自打一九五九年胃切除五分之四以后，他就不大喝酒了，可是现在，心里太憋闷了，唯有借酒浇愁。说是酒能浇愁，其实越浇越愁，尤其是独自喝闷酒。他一口接一口地喝，也不怎么就菜，二两下去，很快就感到有些头晕了。他明明知道再喝下去就会醉的，却又要了二两。他想喝个酩酊大醉，这样，一切忧愁烦恼就全都烟消云散了。

就在等服务员上酒的工夫，他看见邻桌的一个人喝吐了，吐的到处都是，样子十分丑陋。

酒上来了，彦涵却猛然站起身，匆匆付了钱，逃跑似的离开了酒馆，弄得服务员莫名其妙。他匆匆走上大街，脸上火辣辣的，边走边在心里责骂自己：为什么要一醉方休？这不是自己糟踏自己吗？面对命运的打击，借酒浇愁，麻醉自己，实际上是软弱，是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抓进监狱有什么了不起？还有许多人含冤而死呢，从古至今这种事情多得很！看来，自己还未磨练到家呀！

他心里翻腾得厉害，不停地往前走。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只是一个劲儿地走，走得飞快，似乎要把心中的郁闷全都甩掉。后来，他走到了鼓楼，看见一辆环行公共汽车，也不管是往哪儿开的，登门就上。这已是最后一趟车了，车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后面，拉开车窗，让迎面的寒风使劲吹自己的脸，吹自己的胸……

公共汽车在寂静无人的寒夜里呼呼地奔跑着。他坐在汽车上，绕着北京城整整转了一圈。就在这近乎发疯的兜风中，他又一次想明白了，人生就是一场磨难，什么倒霉的事都可能遇上，关键是你要沉住气，挺直腰，保持住内心的光明，绝不能被命运击垮。过去，他是这样做的，今后，他也必须这样做！

渐渐地，他的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快夜里十二点了。

彦东在家里急得都快哭了，一见他就说：“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到处找你，找了一个晚上，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报警了。爸……”说着，猛地坐在床上哭起来。

1970年北京的第一场雪。在“牛棚”关了一年零九个月之后，终于被允许回家了，妻子白炎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关进了监狱。他叼着黄永玉制作的烟斗，在雪中散心。

彦涵好多年没见过儿子哭了，他抚摸着儿子的肩头，笑着说：“儿子，我没事儿。好长时间没上街了，我到外面转了转。”

彦东抬起泪眼，看着父亲：“爸，你真的没事？”彦涵拍拍儿子：“儿子，你放心，一切都会过去的。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