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巴黎

巴黎，一直是彦涵心中的一个梦。

年轻的时候，他就梦想，有了机会，一定要到巴黎留学深造。机会来临，他却放弃了，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此后，战争连年，运动不断，巴黎成了遥远而缥缈的梦。步入晚年之后，国门渐开，彦涵旧梦重燃，想去巴黎走走看看，以开阔视野，充实艺术营养，却一直没有机会。八十年代初，出国，还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几次去法国的机会，都没有轮上他。

一九八七年初，彦东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他深知父亲的心愿，便想借此机会，让父亲来一趟巴黎，也算帮助父亲圆了旧梦。尽管初到巴黎，人疏地生，语言还未过关，生活也十分窘迫，彦东却把父亲来法之事，当成头等大事，锲而不舍地进行多方联系。最终，在法国壁毯艺术家沃尔曼诺夫先生的帮助下，以“法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邀请彦涵到巴黎参观访问，并举办个人画展。

彦涵飞抵巴黎那天，刚好是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五十年前的七月七日，抗战爆发，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而四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他正在武汉，不顾四舅劝阻，决意要去延安，从此与巴黎错过，踏上了另外一条人生之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磨难之后，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彦涵的兴奋与感慨，可想而知。

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彦涵顾不得倒时差，只是中午在旅店里小睡了一会儿，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参观考察。据说，巴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足有上百个，而他的签证时间只有一个月，因此，只能从美术方面，选择一些最主要的场馆来参观。彦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父亲到达巴黎之前，就已制订好了一个详尽的参观计划。

几乎每天一大早，彦涵就在儿子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钻进博物馆，直到晚上关门了，才恋恋不舍地出来。中午随便买份快餐，坐在外面的长椅上，边吃边休息腿脚，然后又情绪振奋地接着参观。三十天里，他参观了差不多四十个博物馆。还不包括塞纳街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画廊。

在所有的博物馆里，最让彦涵感兴趣的，一个是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美术馆，一个是毕加索美术馆。尽管这些年，他已看过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现代美术作品，对此早已不存陌生，但是当他置身于这两个场馆时，犹如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还是被深深震撼了。与古典绘画千篇一律的模式完全不同，现代派的每一位画家，都张扬着极其强烈的艺术个性，代表着各种主义，五花八门，异彩纷呈。

尤其是对毕加索、米罗、杜庇非等人的作品，彦涵心怀崇敬。当他站在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面前，凝神细观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直击他的灵魂深处，一下子激活了潜藏在意识中最为深刻的东西。他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了最为原始的艺术动力，看到了最为质朴的心灵表达，看到了几乎推向了极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彦涵惊奇地发现，西方的现代美术，在精神气质和艺术观念上，有许多方面是与自己相通的。这一发现，让他欣喜若狂，恰如遇上了寻觅多年的知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几乎就在短短的数天里，彦涵的艺术观念发生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于是乎，过去所有的绳索顿时脱落，过去所有的困惑突然消散，身上顿觉一片轻松，面前豁然开朗。

参观现代美术馆时，彦涵曾指着满壁的抽象画作问彦东：“儿子，你说实话，对于这些作品，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彦东认真地想了片刻，回答说：“还是不大喜欢。”

彦涵听了，略略摇头道：“看来，你还差得远哪。”

见彦东有些不解，便指着墙上的一幅作品，做了简要的解读。那是米罗的一幅巨大的超现实主义油画，上面是大面积恣意涂抹的黑色色块，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片激荡飞扬的红色，恰如跳动的火焰。

彦涵说：“从这幅画上，我能体会到，米罗的超现实主义创作，是源于他最初的“心理影像”，这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对最初的“心理影像”，采取了完全不加修饰的态度，直情径行，无拘无束，摒弃了任何虚伪的东西，非常地真诚，真诚得能让人看到画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又说：“这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没有任何约束的想象力，二是不加任何修饰的表现力。这或许是现代艺术最为本质的东西。现在看来，创作过程中的自我约束和过于修饰，实际上是对社会功利的屈从，这必将导致艺术的虚伪化。”

彦涵的这些话，让彦东感到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对现代美术，会是这样赞赏；更没有想到，父亲的艺术观念，竟然如此新锐。仅此一点，他就感到，父亲已经不虚此行了。

参观活动刚刚开始，彦涵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艺术尝试。为此，他特地跑到塞纳街的美术用品商店，买了一本厚厚的速写本。每天晚上，一回到旅店，便在上面开始勾画。

彦涵父子下榻的旅店，是位于巴黎十九区的大家族饭店，一个双星级的小饭店，古老而陈旧，有股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味道。房间很小，只有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彦东便睡在地板上。白天，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旅馆里，彦东早已筋疲力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这时候，彦涵便悄悄打开速写本，把白天参观时脑子里不时迸发出来的那些艺术灵感，飞快地画成一幅幅草图。夜深人静，他的思维极其活跃，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有如电光石火，噼噼啪啪，不断地在脑海里闪现。他就像一个机警敏捷的猎人，飞快地移动着笔尖，把转瞬即逝的精灵们，一一捕获在速写本上。

这些草图，一改从前画法，全部以抽象或半抽象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他最初的“心理影像”。在这里，他摒弃了一切虚伪，用笔狂放不羁，随心所欲；而且不加任何修饰，线条恣肆，没有丝毫犹豫，更无刻意之笔，完全挣脱了以往的束缚。在这个几乎疯狂的勾画过程中，他从纷乱的线条与块面中，越来越体验到了“抽象”的美妙，体验到了“直情径行”的力量。

显然，他是在探索一种新观念下的创作模式，以期获得一种最精粹、最本质的艺术形象。

整整一个月，几乎每天夜里，彦涵都在灯下拼命勾画，如痴如狂，且快乐无比。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彦涵夜夜伏案灯下，睡在地板上的彦东竟然毫无觉察。直到有一天，彦涵突然病倒。

又是肠胃出了问题。或许是连日劳累的缘故，他食道管里的“裂孔疝”突然翻转过来，将整个食道完全堵塞，无法咽食。一连数日，几乎滴水不进，即便强忍下咽，也会立即吐出来。情急之下，彦东拿出他全部奖学金，要送父亲进医院。彦涵坚决不肯，说：“再坚持一下，实在不行了，就回国治疗。”他知道，儿子在国外很难，不忍心再给儿子增加负担。幸好，休息了两天之后，彦涵的食道突然奇迹般地通了。直到这时，彦东才知道父亲夜夜伏案勾画草图。

许多年后，已是中央工艺美院教授的彦东，在研究父亲晚年的艺术变法时，曾多次提到大家族饭店里的那些草图。因为，一九八七年七月那些个兴奋而快乐的夜晚，在简陋而陈旧的小旅店里，彦涵正是通过那些草图，完成了他艺术上的“蜕变”，并改变了他此后的整个艺术创作。

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是彦涵多年来的心愿。此次巴黎之行中，也终于如愿以偿。七月二十一日，《彦涵画展》在国际艺术城开幕。

国际艺术城是法国外交部所属的一个国际性艺术中心，位于塞纳河畔。整个艺术城是一座庞大的灰白色五层大楼，楼内设有若干“沙龙”，法方将其中最大的一个，给了《彦涵画展》。

开幕式上，嘉宾纷至。彦涵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师吕霞光，和他的法国夫人马德兰也来了。吕霞光早年留学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和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曾教过彦涵一段短时期的水彩课。抗战期间，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武汉三厅，做过美术科的科长。抗战胜利后，与夫人重返巴黎，是著名的旅法华人画家。后来弃艺从商，成了巴黎最大的华人古董商，也是著名的古董鉴赏家、收藏家。两年前曾出巨资，买下国际艺术城的一个画室，捐赠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专供来法学习的中国画家使用。而且，凡是来画室进修的画家，临走之时，他都会以不菲的价格购买他们的一张画，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资助。彦东来法留学，曾多次受到邀请，到吕霞光家中作客，让身处异国的他倍感温暖。

此次彦涵在巴黎举办画展，吕霞光极为热心，鼎力相助。从展出的场地、日期的确定，到请柬的印制、寄发等细节的处理，都一一参与策划，乃至亲力亲为。为了找到一家合适的印制请柬的工厂，已经八十多岁的吕霞光，竟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之中。

开幕式上，来得最早的，是彦涵的杭州国立艺专同学朱德群夫妇。当年，艺专避难西迁到江西贵溪时，借住在一所教堂里，因战火阻隔，彦涵与舅舅失去了联系，经济来源中断，曾与两个同学合伙买了一个砂锅，每天蹲在教堂的门洞里煮粥喝。这两个同学，一个是吴冠中，另一个就是朱德群。朱德群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后来又到法国深造，并定居在法国，成为著名的法籍华人画家。开幕式还没开始，彦涵就陪着朱德群夫妇先看画。

1987年7月21日，彦涵画展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开幕。法国著名现代派画家吉诺先生（右三）和彦涵的艺专老同学、著名华裔画家朱德群（右一）到场祝贺。

这次展出的，除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外，相当一部分是衰年变法后的作品。随着脚步的移动，朱德群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兴奋，还没有看完，就停下来说：“彦涵，我要对你说真话。”

彦涵说：“咱们是老同学了，你当然得说真话。”

“那好，让我告诉你。”朱德群非常认真地说，“尽管我早就听说了你在美术上的成就，可是今天亲眼一看，还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想象。一句话，你的画称得上是世界水平的！”

“老兄，你过奖了吧？”

“不，我在法国待了几十年，看过的画展不计其数，我自信我的判断力。真的，老兄，相信我的话。我说你的画称得上是世界水平，没有任何吹捧的意思，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个。我只想告诉你，你的路子走对了，我真为你高兴！”

亦鱼亦鸟1989年

宇宙之光1991年

朱德群握住彦涵的手，用力地摇晃着。又说：“今天来的人，大都是行家。他们很快就会向你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没有丝毫夸张。”

果真就如朱德群所言。开幕式过后，大家一边参观，一边发表观感。法中友好协会有个叫布瓦西埃的先生，看过展览之后，一个劲儿地向彦涵祝贺，祝贺中带有一丝歉意。

当初，彦东为父亲来法举办画展之事，曾通过朱德群找过他，遭到婉拒。布瓦西埃说：“我们更希望邀请中国的年轻人来这里。”话中透出对彦涵年龄的顾忌。在他看来，凡是上了年纪的中国艺术家，都是陈旧和保守的。但是在他看过展览之后，他发现自己错了，完完全全地错了。展会上的作品，其观念之新锐，想象力之丰富，情感之浪漫，活力之充沛，技艺之高超，令他吃惊不已，甚至有些难以置信。

布瓦西埃先生对彦涵感慨地说道：“没有想到，您的作品竟是这样地年轻！”许多法国同行也没有想到。

埃莱娜·居果夫人是个版画家，她站在版画《水乡的回忆》面前，简直被迷住了。作为行家，她深知，用木刻表现水的波光是相当困难的，而彦涵却表现得极为出色，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炉火纯青的完美境界，令她十分钦佩。

她对彦涵说：“你的艺术功力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学的，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无法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她当场买下了这幅《水乡的回忆》。

以前曾在彦涵家里见过面的那位吉诺先生，依然热情如故，冲着彦涵比比划划，滔滔不绝：“彦涵先生，你的画实在是太妙了，里面既有东方的东西，又有西方的东西，而且结合得非常美妙，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中国人搞的。”又说：“你的画非常有力度，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感动，艺术语言也很新，技巧又那么娴熟，实在了不起。你的艺术是属于我们这个体系的！”

彦涵听了，没有马上回应，显然对吉诺的最后一句话不大认同。他笑笑说：“吉诺先生的话，你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美’都是人类共通的。”

画展举行了十天，《欧洲时报》和法国电视台都做了详尽的报道，称它是中国人在巴黎举办的最成功的一次画展。

展览期间，彦涵仍然每天去看博物馆。面对大师们的作品，他仿佛置身于群峰耸立的大山之中，看到了各个流派的大师们，怎样攀上了一座座几乎让后人无法逾越的高峰，看到了他们攀登时坚韧的毅力和天才的智慧，也看到了他们攀登的各种经验和五花八门的技巧。他不断提醒自己：人类艺术的伟大成就，如同宽广的江河，浩瀚的大海，你不过是一滴水珠，不管取得任何成就，都没有丝毫满足的理由，你要不断地进取！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流过去了。

彦涵回国时，彦东到戴高乐机场送行。说起此次巴黎之行，彦涵既兴奋又感慨，说：“唉，我来得太晚了……如果我早一点看到这些，我的作品肯定比现在的还要好。”

彦东问：“您后悔吗？”

彦涵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如果当年我就到了巴黎，我相信，我在艺术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我的同学朱德群、赵无极就是证明。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有我的价值。我的成就在中国，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1996年，中国美术馆，彦涵从艺六十年回顾展。

彦东又问：“假如您当年真的到了巴黎，您会怎样做？”

彦涵说：“假如真是这样，我不会刻意追求什么中西合璧，我很可能用现代艺术的方式，与世界的同行们对话。”

这话，说得雄心勃勃。彦东明白，父亲的话，不仅是对以往的假设，更是对日后的宣言。他预感到，父亲日后的创作，必有重大变化。他太了解父亲的性格了。

彦涵说这话的时候，刚过完七十一岁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