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究适度原则

(1987年7月25日)

党中央正在领导我们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已见成效,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准备条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繁重艰巨的任务,它关系到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权益,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慎重,必须讲究适度原则。

适度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的是主体依据客体的情况而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的原则。我们平常说的“注意分寸”、“循序渐进”,都是这个意思。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四方面的特性:一是整体性,即是一个由各个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二是目的性,即它是人为的,带有明确的目的;三是层次性,即其各要素间有主次之分,进行改革有轻重缓急之别;四是条件制约性,即改革须以现有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现状等客观条件为基础,不能随心所欲。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要认真分析各要素的功能及其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各要素的制约关系和作用方式等,从而根据最优化和可行性的要求,确定改革的突破口,确定改革内容的主次地位和轻重缓急,控制、调节改革进程的快慢节奏,使其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

实现党政合理分工,改变过去以党代政的状况,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政分工,关键在于“合理”,亦即适度,一方面应从机构和职能上把党和政府二者区别开来,改变以党代政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政府工作进行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领导核心地位。把党混同于一个群众社团,从而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是错误的。

精简机构,改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低效能、慢节奏的官僚主义现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机构要消肿,必须以事业的需要为前提,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臃肿的要精简,薄弱的要加强,需要而又没有的还要增设(如监察机构、智囊机构)。要放权,就要正确划分上下级间、政企间,以及同级党政间、政府各部门间的职权范围,要讲分寸,该放的则放,该改的则改,该削弱的削弱,该加强的加强。我们讲调整或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要从过去的微观控制转向宏观管理,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综合服务,要从单纯使用行政手段转向依靠经济杠杆和法规,从行政系统管理转向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等。这里,宏观同微观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管理并非绝然排斥微观指导;依靠经济杠杆和法规,也并非绝然排斥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手段不只具有命令、指挥、强制执行的功能,还有引导、协调、调节等功能,所以要注意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相互结合,综合运用。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民主生活已有改善,民主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距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还相当远;同时也应看到,民主生活受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理想目标迈进。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从静态角度看,既要注意划清封建专制残余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界限;更要注意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根本性质方面的区别,防止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从动态角度看,任何类型的民主的发展都要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每个时代的民主程度、民主范围决定于那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状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只能从现实出发有计划按步骤进行。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准确地把握适度原则。首先,必须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其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达到适度的必要手段。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吸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尤其是软科学工作者,对改革进行充分论证,分析利弊得失,区别轻重缓急,才能做出积极稳妥、切实可行的决策。再次,创造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是实现适度的重要条件。要造成一种民主、团结、和谐的气氛,既利于调动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畅所欲言,又利于使人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审慎地思考问题。要养成一种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习惯,而不是以冲动、起哄的办法来激荡人们的感情。最后,领导方法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要求步子要小,缓缓而行,且要一步一回头,走一步看一步,一边实践探索,一边总结经验,防止急躁情绪,防止轻率从事,以保证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稳步前进。

[又添一乐] 此文是由我主持,我和杂志社同仁康旭发、陈世俊三人共同撰写的。《河北学刊》其他同仁对初稿进行过讨论,集中了群体智慧,以贺谋文的笔名在《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全文1万字,《红旗》杂志于同年7月25日出版的《内部文稿》第2期上精摘发表2300字,现将这2300字收入本书。此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研究了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深层次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回答,从理论上反映了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20多年过去了,改革是一帆风顺的,但也出现过某些曲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始终坚持以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作为思考问题和行动的指导,故而做到了遇事看得准、行得正。这是我聊以自慰自乐的。

1992年经济论坛杂志社举办春节联欢会,时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经济论坛工作的孙宝存(左)出席了联欢会,向杂志社全体同仁和老朋友、本书作者(右)祝贺新春。

[题记] 这一部分选入的文章15篇,其中经济工作研究3篇,经济理论探索5篇,企业文化研究6篇,地方经济决策1篇。在3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只撰写和公开发表了这么一些有关经济企业的文字,这说明我从事的不是经济理论研究专业,只是对经济理论有兴趣,临时想到和遇到什么课题,手头又有一些资料,就信笔写来。好在这些作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撰写的,由于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指导,文章的理论水平可能有高有低,其立论和所阐述的观点还是不错的,有现实针对性的,不失保存的价值。本篇首荐篇目:《大洋彼岸的豪门雄风》(136页)、《国际舞台:中国企业家的新天地》(143页)和《一位企业家的决策思维》(161页)等。

这是翟向东(参见本书“自序“第6页)1981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回信。信中凸显了他身在北京,心系河北的大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