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作者简介：鹏鸣，1958年生，陕西省白水县人。新疆大学、延安大学等海内外十余所高校客座教授。已出版有选集、文集及文艺理论等文学专著八十多部，其中《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鹏鸣情诗经典》《娘在我的心上》《因为我爱你》《首都情诗》《流泪的故乡》《别了，焦河湖畔》《鹏鸣纪实文学选》《中国诗歌史略》《世界文学简论》《帝国的诅咒》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他的创作活动也很受文学界瞩目，有关他的研究资料结集有《鹏鸣研究资料汇编》十二卷本，传略被收入美、英《世界名人录》等典籍。

一

恩师鱼讯的真实姓名叫鱼清佐，小名叫经娃，陕西省白水县人。恩师与我属于同乡（林皋镇）邻村，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从我儿时的居所焦河湖畔出发，沿焦河湖下游步行半个小时，即可抵达恩师的出生地鱼家河村，如果骑自行车，也就是转眼工夫的事情。我虽然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缘于写作得以认识恩师，但恩师作为当代文化大家，有关他的传奇与故事，早已闻名大西北，成为我辈儿时的向往。

恩师1919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白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洪荒”时代。恩师十六七岁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蒲城尧山中学上学的他，已经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参加了革命学生救国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北上路过陕西，恩师在同官县（今铜川市）陈炉镇参加了红军，遂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学习，三个月后回红二方面军（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工作，并于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恩师在军政大学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提高了认识，武装了思想，增强了革命自觉性，回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战斗剧社，积极肯干，一连参加演出了宣传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十多部，受到了一二○师领导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表扬和全军战士的好评。在部队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下，他更加热爱党的戏剧事业，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戎马疆场的戏剧生涯，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8年到1948年十年间，他随着部队和剧团在晋察冀三省抗日战争前沿阵地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先后在一二○师战斗剧社、冀中战烽剧社、晋绥人民文化服务团、雁门剧社、晋绥分局七月剧社等戏剧团体担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和团长兼导演、编剧之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遵照组织“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指示，利用戏剧艺术的独特武器，发挥文化军队的作用，为民族战争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生命的战争中，在每天都有可能风餐露宿的恶劣环境中，恩师不仅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为民族为人民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思想，而且使自己能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没有忘记不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组织、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他认为只有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不断充实自己的戏剧知识和编导演的能力，才能更好地为战争为人民服务。继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以后，1941年至1943年5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前身）晋绥分院戏剧系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戏剧艺术的知识；1943年10月至1944年3月又在晋绥党校研究班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哲学著作。在战争中学战争，在实践中学理论，使恩师在革命熔炉里被铸造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和戏剧家。从1938年开始，他不仅在所在各个剧团主演了几十部戏剧，导演了《白毛女》《赤水河》《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十几部大戏，还亲自创作执导了大型戏剧《丰收》《水灾》和《陈铁茂报仇》等作品，编写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戏剧概论》和《演员训练教材》。1948年10月他在山西兴县创办了西北艺术学校和实验剧团，任戏剧系主任兼剧团团长。1949年随军解放大西南过黄河来到西安。1950年任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同文学系主任田甲、著名学者匡扶教授等，共同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戏剧家和著名表演艺术家。

二

解放后，恩师长期担任陕西省文化艺术界副省级领导职务。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恩师在陕西文化界任职却不同于一般，可以说是一个铁打的文化官。从1955年至1987年，三十二年间在省文化厅（局）任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四十一人中，恩师任党组书记、厅（局）长等领导职务共二十六年，任职时间之长首屈一指。

1955年元月，恩师初任陕西省文化局局长。新中国建立不久，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加之省文化局职能广泛复杂，有戏剧、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文物、图书、群众文化、新闻出版、印刷、发行等，一切都是新的，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是干不成干不好的。恩师在任期间，紧紧团结带领一班人，靠中央政策和省上领导，在陕西文化艺术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奠基工作，有许多业绩可歌可颂。如西安电影厂的接管新建，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文化艺术学校、电影发行放映学校、印刷技术学校和戏曲学校的创建等等，都付出了血汗，体现了文化发展的眼光。他十分重视文化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文化干部的文化素质与业务能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没有专家学者，没有一批政治、文化、业务素质高的干部和大量的各类艺术人才，就是一句空话”。正因为恩师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如此深刻和明确的认识，才使陕西文化基础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中取得了巨大成果，并为以后陕西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恩师在陕西戏曲艺术的发掘、整理、改革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早在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当主任时期，他就在系上开设了戏曲课程，教育学生要懂得民族民间艺术，邀请民间秦腔等戏曲班社和民间艺人给学生演出和授课，使学生获得地方戏曲知识。他在西北文化局任副局长时，成立了西北传统剧目修审委员会，对秦腔等剧种的流行演出剧目从调查研究入手，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1956年全国剧目会议之后，恩师经过局务会议研究，决定立即成立陕西省传统剧目工作室，并组成安康和关中两个传统戏曲挖掘组，全省组织了百余人，全面展开了地方戏曲艺术的挖掘、抢救和整理收藏工作。从1956年到1964年，以传统剧目工作室为龙头，在挖掘工作中，恩师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地方文化部门的支持，他亲自出面疏通渠道，解决挖掘整理工作人员的一切困难，使陕西地方戏曲传统艺术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调查摸清了陕西流行戏曲大剧种四十余个，整理抄存传统剧目八千七百多部，戏曲音乐、戏曲班社、艺人和舞台等艺术资料一百余万字，并拨专款将优秀的传统剧目编成《陕西传统剧目汇编》七十一集，正式出版。其中秦腔（包括同州梆子、西府秦腔、汉调桄桄）剧目汇编三十八集，共收四百二十九个剧目。通过发掘整理基本上弄清了陕西地方戏曲艺术的家底。它不仅为陕西戏曲艺术的继承和借鉴、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丰富经验，而且为戏曲史、戏曲艺术理论等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靠详尽的资料。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业。更为可贵的是，恩师和陕西戏曲界的同人们，没有停止在发掘继承传统艺术这一点上，而是把继承与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大胆创造，推陈出新，使传统艺术为现代服务，在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改编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如《三滴血》《火焰驹》《游西湖》《金琬钗》《破宁国》《王魁负义》等。他还同黄俊耀一块儿亲自改编了《女巡按》，将其搬上舞台，取得了成功，受到了戏曲界专家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58年和1960年，秦腔优秀传统改编剧目《火焰驹》和《三滴血》，分别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为戏曲艺术片向全国发行，这是秦腔史上的第一回。而由恩师主笔改编的话剧《保卫延安》，其影响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三

正当陕西戏曲界为发掘整理传统艺术取得辉煌成果而庆幸，恩师也为他十年辛劳获取的这份丰富财产而高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灾难降临到恩师的头上。1964年8月，恩师带领省京剧院《延安军民》剧组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突然接到陕西省委思想战线指挥部的电话，命令他即日返回陕西，停职审查。他回陕以后，才知省委派来的“社教”工作团已进驻文化局开展“社教”，让他对照毛主席《关于两个文艺工作的指示》，检查“古人和死人占领舞台”搞“封资修”的错误。一时间，批判会、斗争会、检查交代的恶风恶浪铺天盖地，恩师处于想不通弄不明的痛苦境地。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社教”运动，恩师没有交代一件违心的问题，铁骨铮铮，有理气长。

“社教”结束前，省委思想战线指挥部的领导找他谈话，指出他搞封资修文艺，让古人和死人占领了社会主义舞台。恩师理直气壮地说：“这都是中央文化主管部门、省委主管领导和宣传部指导我干的，要停职检查，他们应该首先检查。话又说回来，我弄不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是就不要民族的传统艺术了？割断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说不过恩师，就派“社教”团的领导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那里汇报情况。周扬听了汇报说：“他是我们任命的干部（恩师是1955年经国务院周总理签发任命状的），你们无权停职审查，有问题我们会管。”

一场疾风骤雨的“社教”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恩师还当他的局长。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恩师因为他负责改编的著名话剧《保卫延安》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戴上了“彭高习反党集团成员”“贺龙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关进了“牛棚”，备受迫害。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七十一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也被造反派拉到五四四印刷厂化为纸浆，所发掘抄存的地方戏曲资料也遭全部封存。此后恩师长时间被批斗、挨整，身心饱受摧残，但恩师铁骨铮铮，坚持实事求是，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历经“斗批改”“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恩师复出担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领导成员兼陕西省文艺创作室主任，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但是，浩劫使他身心受到的伤害却是难以磨灭的，触痛是深刻的。

四

1983年春天，按照政策恩师离休了。他为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戏剧艺术的构建和改革发展付出了四十五年的辛劳，应该休息赋闲养身安度晚年了。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和想法。但是，恩师毕竟是恩师，恩师不是一般人。恩师有一种精神，有一种高远的心境，因而他对离休后的生活有自己的思考和安排，想选择一种有意义的活法。他反复思索，觉得有两件未竟的事业还让他牵肠挂肚，心绪不安。一是他主持发掘和整理出来的丰富而宝贵的地方戏曲史料还封存在库里，没有一个好的归宿。尽管在过去的运动中它给他带来过灾难，他还是情系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觉得应该对它有一个满意的交代，让它活起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二是他风风雨雨四十五年，都干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事业，风风火火，顶涛搏浪，酸甜苦辣，经验教训，应该静下心来，有一个回顾和总结，不要说为后人留点儿什么，起码可以给自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了了却这一心愿，离休以前他就与田益荣及省委主管文化的书记陈元方多次商议，说改革开放了，“盛世修志”，能不能给陕西戏剧也修个志，采取这样的形式，把陕西古老悠久、璀璨夺目、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遗产有效地保存下来，为现今服务并流传后世。商定以后，他们借用《陕西通志》的牌子，成立了《陕西通志·戏剧志》编辑组，恩师亲任组长。无独有偶，正当他们在省委支持下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紧张工作时，文化部、中央民委、中国剧协《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戏曲志的通知》下达了。恩师他们一批老同志与省文化厅、省剧协、省民委商议，通过给省委宣传部报批，成立了《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委会和编辑部，恩师任主编，并兼编写《陕西省戏剧志》，一套人马，两项任务。恩师的第一个心愿能得以实现，他心里十分高兴。

恩师在领导编纂《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和《陕西省戏剧志》两套书中，上靠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怀，下靠几十年结交的戏剧界同行和朋友的支持，提出了“三级编志、县为基础”的编志思想，调动了省、地、县千余专家学者和戏剧工作者参加编纂工作，花费了长达十六年的漫长时间，终于编纂出版了两部陕西戏剧方面的专业志书，填补了陕西戏剧有史以来没有史志的空白。《中国戏曲志·陕西卷》《陕西省戏剧志》两部志书，共十二卷，近千万字，包括陕西全部戏剧品种，全面记述了陕西戏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生存状态，是陕西戏剧的总汇和文库。它的编纂出版功在当今，利在后世，它对当今和未来陕西戏剧的改革和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每当恩师在书房独处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抚摸着这两套志书说：“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恩师是一个精神非凡、有惊人毅力、特别有战斗力的人。在完成浩大繁重的两部志书的同时，撰写了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风雨春秋》。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对当今和后世有益的自传体纪实文学，出版后受到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五

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艺术家，恩师为官而清，为政而廉，为业而精，不仅是一个政治上成熟、业务上精通，忠于党、忠于人民，在文化艺术事业上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内行领导，而且也是一个一生善良纯真，对同志、战友、学生、亲人充满关爱与真情的人。

恩师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以人为本、广结文缘、扶危济困、先人后己的崇高品质。受惠于恩师的人，实可谓难计其数，我只是千百人当中的一员。比如，以颇具史诗特征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轰动文坛的陈忠实，早期恩师就曾经帮他修改过小说《希望》，该作品不但获了奖，他还明确指示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放映。当年也是经恩师多次建议，西安市灞桥区委将陈忠实调入区文化局工作，并被提升为文化局局长。如今陈忠实不仅已是著名作家，还身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要职，应该说今日的辉煌，与当年恩师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文革”过后，恩师为文化工作做的贡献。恩师是西北五省文化界第一个平反恢复工作的人。当时，黄镇平反恢复工作后任文化部部长，鉴于恩师对西北五省的文物古迹及文化事业的杰出贡献，黄镇要求调他到文化部去当副部长。恩师说自己年事已高，陕西文化界有好多事情还没有完成，极力让贤，推荐英若诚当了文化部副部长。而他在重新上任半个月后，就冲破重重阻力，首先为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黄悌、玉杲、任哲中、苏一萍、黄俊耀、方济众、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刘文西等大艺术家平反，并立即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和职务。同时，为了尽快给宁夏、青海、新疆、甘肃四省（自治区）的原文化厅厅长平反，他亲自到北京与黄镇面谈，并通过周扬给中央主管文化的政治局领导习仲勋写信，使四省（自治区）的原文化厅厅长终于在半年内得到了平反，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有河南的崔兰田、常香玉，也都是恩师二上北京，多方努力，终于促使这些国宝级的艺术家在“文革”结束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得到彻底平反，重新工作了。这一切，当事人不会忘记，历史也不应忘记。

其次，是恩师对待学习的态度。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我从西安解放路一家书店出来，正由北向南走着，忽听得身后有汽车鸣号。不管我怎么躲，这汽车还是不停地鸣号。回头一看，恩师从车窗内伸出手来，向我示意。他从车上下来，见我的怀里抱着一套《鲁迅全集》，非常高兴，让司机师傅帮我把书装在汽车后备厢内，然后帮我送到我的住处。恩师拍拍我的肩膀说：“爱鲁迅，读他的书，好哇！”他说，鲁迅是一种现象，是一种历史的、思想的和文化的现象。他说，我们是在文化史上产生过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的伟大民族。鲁迅精神，是五千年来中国先进文化的浓缩，鲁迅式的学习精神、工作精神和奋斗精神——这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榜样。

恩师不仅善于教诲别人学习，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刻苦，即使在做了高级领导以后，他还坚持着早年养成的背诵的习惯。晚上躺在床上，入睡之前，闭着眼睛背诵唐诗、宋词、元曲，还背一些好的散文、杂文；毛泽东的诗词，他基本上都能背下来。有一次，他和我闲聊中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背诵是记忆的体操啊——教授是这样讲的。”我一听教授，便开他的玩笑：“你什么时候念的大学？”他说：“哪里念过大学，我是在西北艺术学院当系主任的时候，跟大学生们一块儿起床，一块儿上操，一块儿听课。”后来，我去了北京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他给我写信说：“要多读鲁迅的书。你不了解和理解鲁迅，你到哪里去找深沉和深刻？你到哪里去找出人类共同的心理状态和那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哀愁？”

正是恩师的这些鞭策和鼓励，促使我发奋读书、刻苦写作，以与恩师一样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家底，一路走来，成为国内外数十家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荣誉教授。

恩师走了，带着他的光荣与梦想走了，但他慈爱的笑容，豁达乐观的胸襟，奋斗不息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遥亭点评

文化名人鱼讯先生是我们白水县的骄傲。鹏鸣兄笔下的鱼讯先生不仅是陕西省文化艺术界的重要领导，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家。用他的话说：“恩师不是一般人。恩师有一种精神，有一种高远的心境。恩师是一个精神非凡、有惊人毅力、有特别战斗力的人。”鱼讯先生不仅是鹏鸣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一位贵人，更是陕西文化界的一位杰出志士，是造福三秦大地文化事业的拓荒者与操盘手。这样的文章具有一定的史志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