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拟重版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经由寅恪先生长女公子流求来信，命为一文，以作是书导读。闻悉之下，既感且愧。老师之书，何敢为导。老师之学，何能为导。迟疑而不敢应命者多日，终于执笔写下这篇粗疏的文字，盖深感先生辞世二十有七年，先生博大精深之学弥久而愈彰，先生独立苍茫之人格精神更见其辉煌，足证人间终有正道，学术尊严不泯。弟子不敏，虽不得略窥先生之学于万一，如能稍作疏解，藉供初学者知先生是书之精要，而能发愤于学，立志以继先生之事业，则抑或可稍解五十二年前受教而怠学之憾于万一了。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先生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杰作，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最精辟的论述，博大处浩浩乎无涯际，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而此浩无涯际的宏观之学，全从先生精深独到的研究得来，正所谓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也。钱穆先生论朱熹“以一大儒通考据，事固无难”。移之于先生，亦然。于是，此书之行文也，虽分为上、中、下三篇，实同一贯，由头至尾，一气呵成，一脉相连，层层相因，一环套一环，读至终卷，便能憬然有悟，知先生之精义所在。读是书者，先应熟读唐史一过，取得基本了解，更应与先生早于是书而作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并读（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成于一九四〇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写于一九四二年，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于一九四一年作，误），同时读先生有关唐史的单篇论文，方能互相发明。

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各有一题，而篇之下不另立目，全书行文是一以贯之，每篇行文亦一以贯之，这是先生为文的一向风格，是先生治史而通的表现。实则，细读之，每篇之内皆各有小题寓于文中，与现在通行的篇之下，复有章、节、目者无异。西方章节式写史之体，是稍早于先生之前一代人引入，引起了中国写史之体的变化。先生留学西方多年，于西方史体自极熟悉，而先生熟积于胸中未曾全然抛弃者为中国传统的写史之体，于是，先生博采两方之长而自创独特的写史之法，既有整然之序，主题鲜明，一以贯之，复互相照应，各章有其侧重，而又不失之零碎，乃能大小兼备，全局豁然。今之治史者，未必能得先生写史之法，然必应了解先生创是法之意。但是，初读先生书者，或读书不专心者，于此不免感觉难读。今写此文，要旨乃在迻译并简化先生之文，并按文意加写标题，以使读之者能觉醒目。间以私意加写按语，略作阐释。因而，实际上只是一篇原作提要，可以视之为课堂笔记。于先生之学，采述而不作之道，正是我前面说的何敢为导和何能为导之意。文末，附述我的几点想法，只是白头学生呈给老师的课外读书报告而已。

按：以下文内所标页码，系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蓬莱阁丛书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一页至第四八页）

开宗明义，指出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是种族和文化两个问题。振常按：这是先生治唐史的卓越之见，是全书纲要，全书即环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论述，层层深入，尽揭底蕴。学者于此必须注意领会。

甲、唐室氏族世系考证（第一页至第一三页）

李唐皇室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如高祖、太宗、高宗之母皆胡姓而非汉人，不待阐述，此节专论男系父统之氏族。唐室自称为西凉武昭王李暠正支后裔。博采诸书，详加考订，证明非是，得结论曰：“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振常按：此节文字，着眼者大，着手者小，为极精辟的考据之作。书中第一一页至一二页引《隋书·经籍志》言宇文泰订立政策，改易氏族，引起谱序郡望变化，先生独具法眼，认为这段文字，实是分别适用于胡人与汉人，文中自“后魏适洛”至“并为河南洛阳人”止一节，志指胡人而言；自“其中国士人”至“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止一节，实专指汉人而言。于此，乃可明白，“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按：先生前文已指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名家，又何必假称出于陇西耶’？），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千古未发之覆，得先生一语而决，读史者应细审之。先生早年写有《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三文，历经多年，最后形成关于李唐氏族的系统见解。

乙、世系改易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第一三页至第四八页）

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既明，进而发现，此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莫不如是。于是先生进而论述此中国中古史上这一大问题。

（一）关中本位政策由来（第一三页至第一七页）

此节从拓跋魏实行汉化政策发端，历述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达于高峰，而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为一善战之民族，后南向迁徙，入高欢统治之下，高欢遂无敌于中原，成其霸业。其他小部分，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西徙，割据关陇，抗衡高氏，分得西北部之地，成北朝东西并峙之局。然宇文泰以少数之六镇民族，局促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且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实由所采取的新途径正确所致，先生对此新途径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关中本位政策开创于宇文泰，隋及初唐因之。唐至武后以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上的变化，与初唐判若两端，都由于关中本位政策至武后而废。先生以大手笔为读者作了深刻入微的描绘。其详应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出发点，在于融合其所割据的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使之在物质上处同一利害之环境，精神上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方能御敌制胜。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因而以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之为汉化发源之地，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的中心。凡属于兵制的府兵制，属于官制的周官，皆是其事（府兵制尤为关中本位政策主要的内容）。而前举《隋书·经籍志》改易氏族之举，自是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的例证。接着，先生以宇文泰改易氏族的前后两阶段例证李唐氏族称谓之变易，并举证北朝、隋唐史料记载诸多李姓的籍贯往往纷歧，即由改易氏族之前后两阶段未曾判明。而隋唐皇室之所以始终分明自称为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乃由于隋唐皆沿袭关中本位政策，歧视山东人的观念不变。溯源探微，先生之史学，总使人明白底蕴。

（二）汉胡之别，在北朝时代文化重于血统（第一七页至第一八页）

此处只是举两例以说明在北朝时代，汉人与胡人的分别是文化重于血统，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生认为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如不明白，“必致无谓之纠纷”。先生在这里稍涉此点，为以后讨论种族与文化关系问题先得一概念。

（三）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第一八页至第二五页）

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至武后主政，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武后大崇文章，破格用人，于是士子竞趋进士词科。山东、江左之人，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致遭摒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逐为此新兴阶级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及武后统治告终，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至玄宗朝，关中本位政策逐破坏无遗。安史乱后，中央政府与一部分地方藩镇，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干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安史乱平，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在奉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的集团中，其统治阶级，乃此集团所占地域内的两种人，一是受高深文化教养的汉人，多为武则天专政后提拔的新兴阶级，大抵从文词科举出身为外廷士大夫；一是受汉化不深的蛮族，或蛮夷化的汉人，多来自边荒区域，自玄宗朝至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大权，而所谓阉寺之特殊阶级。故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时代之符合，绝非偶然也。

振常按：以上是本节大要，所含内容极丰富，论证极为精辟。本节最后，略为考订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时为蛮夷区域，而宦官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疑阉寺中多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至于阉寺之权日大，以致政柄及君权皆入其手，皇位继承之权归其决定，内朝之禁军及外廷之宰相，俱由其指挥进退，详于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此处只言宦官之氏族。又，此节论及武则天崇重进士词科对于唐代政治变迁及社会革命的巨大影响，先生在他书中对此多有论述，如取先生之《元白诗笺证稿》对《长恨歌》的笺证、单篇论文《论韩愈》等并加阅读，当可明白先生治学功力之深，目光之炬，先生对各种零碎史料如串置散钱、治棼理丝，把唐代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联系起来，一以贯之，论证了大问题。于此，我写有《谈陈寅恪先生治史》一文略作阐述，此处不赘。

（四）种族与文化（第二五页至第四七页）

振常按：上节既揭载安史乱后中央政府与一部分地方（河北）藩镇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本节即紧接前题，进而论述河北藩镇实为一独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不以长安、洛阳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之归宿。于此提出了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须注意民族及文化二端方能得其真相之卓然论点，发千古之覆。以下所述，以大量例证层层深入证其说之不能易，应深读之。

例证之一，秀才卢霈年二十不知周公、孔子，只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例证之二，其地暴刑暴赋，唯恤军戎，对衣冠士人遇如奴隶。例证之三，从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得知，类似董召南这样有野心而在长安文化区域内不能得意的人，只有北走河朔之一途。例证之四，李益虽登进士而不得意，北走范阳。凡此，足以证明，唐朝后半期含有两个独立敌视的团体，此二团体统治阶级之种族文化宜有不同之点。进而据《新唐书·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相参考，发现两点：一为其人之民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无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但是，河北之地，在东汉、曹魏、西晋时乃文化甚高区域，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成了胡化地域？先生设一假说，以为关键在于，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而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后来安史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以至于唐亡。以下，乃以大量史料考证安禄山之为九姓胡（《旧唐书》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明之为突厥杂种胡人，及善战事；更以大量材料历叙与安、史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他藩镇胡化事迹，因而作结论云：“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先生于此谦虚地说：“此点，自昔史家鲜有解释，兹试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后之史家，其能继先生之意以为证否？私心望之。以下，更举一说，以为河朔之地胡化若斯，则其地必有胡族之徙入无疑，凡居东北与河朔有关之胡族迁居河朔自有可能，而何以此时河朔竟有多数之中亚胡人来居，书中便又展开了新的考证，举出中亚胡人的迁来出于三种背景，逐一为之阐明。论史至此，可谓至矣尽矣。

丙、本篇结语（第四七页至第四八页）

唐代三百年间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的兴衰及其分化。李唐初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乎全出于同一系统及阶级，李氏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为相，出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不容别一阶级存在。武则天氏族不在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势力，逐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此关陇集团遂致分崩堕落（亦有集团本身逐渐衰腐的因素在），至玄宗世全部告成。此时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而阉寺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壅蔽皇室，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此皆成于玄宗之世，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

振常按：先生在此段末句后有语云：“其事（按：指以玄宗朝为分界线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用意极深，且指明了治学之途。先生所谓古者，指宇文泰以来关中本位政策之沿革变化；先生所谓今者，指玄宗朝之状况。以古视今，以今证古，方能得其本源，纳全局于胸中，方明白事物之所以然了。先生治史，一向注意变化之迹，此又一证。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四九页至第一二四页）

本篇论述唐代政治革命有中央政治革命及地方政治革命两类，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且无大影响，何故？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有失败，何故？唐代皇位的继承常不固定，新旧君主接续之交何以往往有宫廷革命？外廷士大夫党派若牛李等党如何发生，分野界线何在？等等一系列问题，条分缕析，因缘乃明。

甲、宫城北门（玄武门）系成败之机（第四九页至第五八页）

关中本位政策未破坏之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国，故政治革命，中央可以成功，地方必失败。盖太宗“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陆宣公奏议·论关中事宜状》）。内外轻重之形势，与政治革命之关系如是其然。迨玄宗之世，关中本位政策完全改变，地方政治革命始能成功。然在关中本位政策未变易以前，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故又安在？应之曰：“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振常按：先生于此事详记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参。）唐代都城的建置，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故北门（玄武门）最重要，“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以下，书中乃详述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四次，其成败均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关键。

乙、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第五八页至第六九页）

安史乱后，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处，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而表现为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的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

以下，即从太宗立嗣之犹豫不决起述，历记高宗、武后数废皇储，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以降，以至德、顺，诸朝莫不皆然，皇位继承皆不能固定，且往往为此而酿成政变。其尤突出堪异者，如玄宗既以大功立为皇太子，其皇位继承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其皇位仍不安定，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玄宗之皇位始能安定。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其继承皇位，必待宦者李辅国、程元振合谋诛越王系并其党羽方能拥立，自此之后，唐室皇位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阉寺中又分为党派，互为争斗，皇室子孙无论得继皇位与否，都不过只是阉寺手中的傀儡工具而已。

振常按：先生此节论述，至于德宗、顺宗之交而止，其下顺宗、宪宗间著名之永贞内禅事，则以其斗争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最显著的事例，且外廷士大夫最突出的牛李党争亦在宪宗元和之世发生，是以留待其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

丙、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第六九页至第九二页）

（一）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第六九页至第七八页）

唐代统治阶级在关中本位政策未破坏前，除了关陇集团，还有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山东士族。这是北朝以来的传统统治阶级，外廷士大夫多出于此类。所谓士族，其最初概念并不专以先代的高官厚禄为唯一标准，而实由家学和礼法等高出于他姓，如山东士族第一等门第的范阳卢氏，据《魏书·卢玄传论》，称为“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此不只限于范阳卢氏，凡两晋、南北朝的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小族男子以才器著称，也可以称为名士，他的政治、社会地位便和巨族子弟没有区别；小族女子如果以遵守礼法受到社会尊重，也就可以和高门通婚，并不像后来士族在婚宦二事上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作标准。再举南朝江左一例，据《旧唐书·袁朗传》，袁氏是江左冠族，品论人物门户，专注“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和张沛所谓的“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的概念不同，袁朗持其概念，评论“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是代表六朝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张沛之说则代表六朝后期及隋唐时代门第演化通义。所以有“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沿贵戚”之说。

振常按：观念之形成因时而异，执其一端，不但不能得通解，且反将误导。先生以时间变化区别其不同，明乎此方能观古今世变。

士族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于凡庶，优美的门风则基于学业的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的学业，便与当时政治社会有极重要影响。东汉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关锁为经学，士族之家皆以通经义、励名行，入仕宦之途径致身通显，唐初亦复如此，而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更为显著。这和高宗、武则天及其以后的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大不相同。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假说：唐代士大夫中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的一派，大抵都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旧家；由进士出身以浮华放浪著称的一派，多是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的新兴统治阶级。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放浪才华的人也或有公卿高门子弟，原因则是旧日士族既已沦替，便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具有山东旧族的礼法门风，其子弟摆脱不了逞才放浪的习气。易言之，两种新旧不同的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薰习之事，但两者分野的界划，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去探讨，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才可以豁然通解。以下，引征史实，及于李党首领李德裕及其同类郑覃父子之重门第，鄙薄进士，再及于山东旧族虽衰，社会潜在影响仍然巨大，以至于皇室亦难望与山东旧门通婚之例，以证上述两集团分野的界划之说。

振常按：上面以较多文字引述了先生的论述，因为一则由于内容的重要，为治唐史者所绝不能忽略；二则从本节论述，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先生治史之神髓：立论从大量事实得来，既悬为概括性的原则，用之以解题，乃通。先生悬为通则时，真是各方各面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博大精深之中具见缜密。

（二）牛李党派分野界划（第七八页至第九二页）

振常按：牛（僧孺）李（德裕）党争为中唐外廷士大夫最大最有影响为时最久的党派斗争，两党各自结党营私，互相攻击，左右朝政，排斥异己，扰攘不休，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亦毫无办法去解决，以致文宗对侍臣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先生论述牛李党争，不在讲明史实经过，学史者在学习先生之论述牛李党争前，自应先对党争经过了然于胸，然后方能领会先生的论述。先生此讲，乃在从两党所以结党、所以互讦的本源，即出身、行事、社会条件、政治背景等去作探索，得出本质的了解。昔年从先生学，先生两年间所授四门课均是按此法讲解，如讲《元白诗》、《元白刘诗》，其听讲之先决条件，即为学生对元、白、刘三家之诗皆已熟读能诵，先生所讲者非是诗句之解，而表现为对历史、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或创作理论上的探讨，即是先生最重义理，而义理得之于考据。即使偶作诗句讲解，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以诗证史，非一般的解句；一是遇上学生很难理解的引喻，不讲解难以明白。记忆中先生一次讲元稹《悼亡诗》至“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忽问学生：“为什么说‘终夜长开眼’？”问了数人，均不能答。先生乃讲出“鳏鱼眼长开，微之以此喻将永作鳏夫终生不再娶”之意。我当时坐第一排正中，正对先生，被第一个问到，嗫嚅无词以答之状，五十余年之后犹在眼前。至于以诗证史，在先生的著作中更比比皆是，取《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细读便明。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可举一例。论证“用兵”与“销兵”为宪宗朝和穆宗朝不同的政策，李党赞成用兵，牛党赞成销兵，先生提到元稹《连昌宫词》结句“努力庙谟休用兵”（并参先生文《连昌宫词质疑》），以为“关涉当时政局国策”，而元微之亦实为牛党也，即是一例。先生治学讲书，皆类此，所以郑天挺先生深有领会地说“先生是教授的教授”，这倒不是只从形式上指坐听先生讲课者确多各校教授而已。

两党分野界划，约略言之，归为以下诸条：

1．举李党陈夷行、郑覃与牛党李珏、杨嗣复荐人之异同，指李党主张以经术进，牛党主张以词采先。而此时主经术者已成孤立，主词采者乃为地胄，实因进士词科出身者已成新兴阶级，政治社会地位日上，而山东旧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李珏、杨嗣复之流虽号称士族，即使并非出自依托，但旧习门风亦沦替殆尽，与以进士词科进身之新兴阶级无异。迨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关系，致身通显，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而拔引孤寒之美名反让与山东旧族的李德裕了。这是数百年间的一大世变。于是，李德裕大恶新兴进士出身之人，指为以科举进身互相勾结。接着，举证多条以证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同年或同门关系极为密切之事例。

2．唐代贡举，大要可分为明经、进士两科，进士科主文词，明经科专经术，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自高宗、武后以后，朝野皆重进士而轻明经。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元稹以少年明经及第，往访以歌诗著名、重于缙绅的李贺，仆人不予延见，讽刺地说：“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稹惭恨而退，后以制策登科，为礼部郎中，乃加报复，议李贺父名晋肃，贺不应举进士。韩愈《讳辩》为反驳元稹而作。其他所引资料甚多，不具。《唐摭言》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句，表明二科社会价值之高下。

3．牛李两党在数朝互有进退，对于进士科之好恶崇抑，即因主政者为何种出身而互异。沈曾植说“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大致如此，但亦非绝对，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地域又相错杂，互受影响自不能免。所可注意的有三端：一是在山东士族与进士词科新兴阶级之斗争中，李唐皇室氏族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其远支宗室之政治社会地位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处于中立，既可自牛，亦可自李。二是凡山东旧族挺身与新兴阶级相斗者，必此人之家族尚能保有旧时门风家学之特长，而凡门风废替、家学衰落之破落户，则与新兴阶级不只没有分别而且与之同化了。三是凡牛党或新兴阶级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如杜牧、白居易、令狐楚之述家世。

振常按：以上的分析极为精深，史事尽入于胸，论证无遗。

4．进士词科出身之人，多以放浪著称，如杜牧。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应为牛党，而婚于李党，以图仕进，致为两党不取。

丁、永贞内禅——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第九三页至第一〇九页）

振常按：前述皇位继承之不能固定及甚至酿成政变，至德宗、顺宗之交而止，此节补述顺宗、宪宗间有关此事内容，即史称永贞内禅者。于永贞内禅事件之本身，文中不作叙列，而在探求此政治事件之本源，即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勾结，永贞内禅即为此种勾结所酿成。学习此节，应先读先生之专题论文《〈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这篇论文取韩愈《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续玄怪录》对照研究，揭出永贞内禅的隐秘。《顺宗实录》为官撰之国史，《续玄怪录》则是江湖举子投献的行卷，是一篇传奇小说，两者在表面上绝无关连，而先生取之并读，注意到小说的影射，以探真相。于此，更应注意先生在论文中的一段话：“通化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于官私史书之失作了确论，“详辨慎取”之教，治史者宜深受之。

所谓永贞内禅，简言之，即顺宗有痼疾不能朝，朝政为宦官把持，宦官中又分党派，俱文珍与李忠言各为其首，互作斗争，而各与外廷士大夫勾结，王伾、王叔文以至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与李忠言勾结，韩愈则与俱文珍有连。俱文珍胁迫顺宗，拥立宪宗，俱党大盛。内禅之后，延伸到后来，宪宗朝，宦者各派斗争更烈，终至宪宗为宦者陈弘志所弑，拥立穆宗，后又牵涉到参与弑宪密谋的郭太后，致郭太后一夕暴崩，史称为穆宗指使。一时之间，内廷阉寺各自勾结外廷士大夫，刀光剑影，争斗不休。永贞内禅是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内廷阉寺党派影响于外朝士大夫的显著事例。阉寺为主，外朝反射之。

更有一层，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之世。党争所涉，反映在政治社会的多方面，前节谈了两党人物出身的不同，而在为政宗旨上，对藩镇用兵还是销兵是一个主要方面。宪宗主张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威望，李党大多赞成，牛党大多反对；在内廷，宦者也同样分为赞成与反对两派。及穆宗立，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牛李党之进退，随用兵与销兵而不同，此派进，彼派退；彼派进，此派退。所谓朝局大变，即销兵（裁军）引起了河朔大乱，奠唐亡之局。虽然销兵每年限额只有百分之八，为时又短，由于胡兵善战，销（遣散）后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政府无能与敌。这当是内廷外朝这些热衷于互为党派以作斗争的人所想不到的。

戊、文宗以后士大夫阶级与阉寺阶级政治上之盛衰分合（第一〇九页至第一二四页）

先引原书述此节概要：“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争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斗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然试一求问此两党竞争之历程何以呈如是之情状者，则自来史家鲜有解答。鄙意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以下稍举一些事例。

文宗朝李训、郑注诛杀宦官，先杖杀陈弘庆（按：《新唐书》作陈弘志），再鸩杀王守澄，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关键在于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而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勾结之宦官，李、郑得以进用本由阉寺，故能洞患隐秘，便欲尽除阉寺。当时阉寺党派既同时并进，互相争斗，极为剧烈，士大夫之党派便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训、注谋尽扫阉寺，其计不成，终致发生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等劫持文宗，杀诸司使六七百人，捕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流血成渠。甘露之变后，如《通鉴》所云，“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皇位继承更完全决于阉寺之手，外朝宰相只有服从，事例屡屡，文宗、武宗两朝史料皆足说明。宫掖阉寺既操胜券，皇室子孙作其傀儡，只供牺牲，而士大夫党派更是阉寺党派的附属品，随其胜败以为进退而已。所以如此，皆因北司掌兵，且专宫禁之权也。

文宗大和之世，李训、郑注谋尽扫阉寺虽不成，毕竟收效一时，原因在于其时阉寺分为党派，至宣宗朝，韦澳欲效李训、郑注故技，利用阉人以治阉人，而阉人已“合为一片”，团结一致，以抗外敌，致宣宗亦以为韦澳离间阉人之计必无效而不采用。阉寺既已一致对外，在内廷没有了派别，在外朝也反映出没有了党争，至宣宗末年懿宗初年，外廷士大夫亦仿阉寺“合为一片”，相与对抗，这才造成了后来的解决阉寺问题，只能是崔胤借助外来藩镇兵力去加以歼灭这一个途径。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一二五页至第一五五页）

甲、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第一二五页至第一四八页）

解题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崛起或强大，可能导致某甲外族灭亡或衰弱，唐室中国必然受到它的兴亡强弱的影响，或是利用这种机缘，或是受到它的祸害。所以，观察唐代中国和某甲外族的关系，不可限于此某甲民族，而必须通览诸外族相互交错的关系，然后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对于唐室的对外措施也才可以略知其意。换一句话说：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单独性。

振常按：先生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只看单独相互的关系，还着眼于全局相互的关系，然后可以明局部，亦可以明全局，可以明特殊，也可以明一般。这和我们所常说的辩证地判断问题之法，若合符节。无知者往往目先生为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而不知先生治史方法之先进。何其陋也！更想到一件事，先生任教成都燕京大学之时，风传郭沫若要从重庆专程来成都听课，更有人说，郭沫若以为先生有唯物史观。此说确否难辨，然一九四九年之前，郭沫若来听先生课，是符合历史的。一九四九年之后，此种可能自然没有了，而先生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权威，郭沫若则为新史学权威矣！甚者郭以“壬水庚金龙虎斗”喻两人关系。其实先生何曾与郭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表示为学之异趣则然（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九五八年“厚今薄古”之说兴，先生谓“厚今薄古”何以教古代史？乃废书不教。郭沫若则高举唱和之旗，为文曰：“我们在史料占有上，应该超过陈寅恪，当仁不让师嘛！”异趣显然，毕竟还承认了陈先生是师，即使是无意之间的吐露。

振常按：宋祁作《新唐书·四夷传》，叙述次第根据盛衰先后、用兵轻重、唐所由亡，先生即依其意，序列唐室与突厥、吐蕃、回纥、高丽、南诏之关系于首节。又在文首特意标明：唐代武功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致胜，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的精神和物力，也由于某甲外族本身腐朽衰弱有以致之。国人治史者往往忽略此点，先生认为，这种做法“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戒之意”，所以下面论述中遇到某外族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的情况，必特为标出，“以期近真实而供鉴戒”。先生这种做法，既忠实于历史与学术，又可见先生常从史事感受到的“盛衰之感，兴亡之叹”之真切入里。

（一）突厥（第一二五页至第一二八页）

隋末唐初，亚洲大部民族的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隋末乱离，中国人归突厥者众，更成强盛；时僭号称王者，对突厥皆北面称臣，李渊也称臣于突厥。《通典》形容突厥“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唐太宗十年之后竟能一举而覆灭突厥，固然由于唐室奋发自强，主因则是突厥境内天灾和本身的腐败，加以邻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

（二）回纥（第一二八页至第一二九页）

回纥自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最大。至文宗时，其境内天灾党乱困扰，境外黠戛斯崛起侵之，乃崩溃不振。时中国亦非强盛，回纥之衰，非由唐强。

（三）吐蕃（第一二九页至第一三六页）

吐蕃于唐代中国为患最大。一是时间长，自贞观时开始强盛，至大中时瓦解衰弱，为患唐代约二百年。二是祸害剧烈，史载甚详。按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唐代极盛之时，不能不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集团之安全为国策，乃对东北边境不得已而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策。高宗朝资两代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克之而不能守，虽为东北天时地势使然，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这就是吐蕃与高丽连环关系的表现。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唐代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迨吐蕃衰败，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兴起，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

振常按：以上是先生论述吐蕃与唐关系开始两段文字的综合要义，目光如炬，论史横通纵贯，西北与东北之对外措施紧紧相关，外患由当代之唐而纵及于五代与北宋，以体例所限，于唐后之事，自不能详言，但于此则见先生眼光之深远，为后之治史者，提出了思考之题；而于其时西北与东北之对外关系，先生则于本节及后面论与高丽关系时均详征史实作了论述。治史有整体观，先生于此作了典范，后之学者，可作深思。

（四）高丽（第一三六页至第一四七页）

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倾全国力量进攻高丽，以失败告终。高宗则得之而复失，除了为外族盛衰连环性关系所系，还有一个天时、地理、人事的因素。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寒冻时期在八九月至翌年二三月，要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非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的短时间内取得全胜不可。若由海道进攻，则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不善海战之华夏民族，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胜。

振常按：先生考太宗征高丽之失败，极为精细，认为此役关于时日先后的记载极为重要，乃详引《资治通鉴》之文，而于文中的干支记日都注明现行数字及月建大小尽，便于读者对时间的长短获得明确印象。考证所得，弄清了日期，经过研究，因而能得出对高丽出师有天时、地理的重要。进而研究高宗东征的成功，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乃能形成。学习先生治史，要学大处，同时要学小处，还得非常细心，这又是一个例证。

（五）南诏（第一四七页至第一四八页）

前引吐蕃诸条，已可见南诏与其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大要，此节只约略谈之。中国联络南诏，是为了对付吐蕃，太宗时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吐蕃渐弱，中国并未增强，而南诏坐大，以致文宗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隽三州，入掠成都，西川大困。至宣宗末世南诏大为中国之边患。

乙、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一四八页至第一五五页）

振常按：（1）先生在此节中，只是举出唐代内部政治的一两件大事去论证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外患引起内政变化），自是言犹未尽。但是，先生开宗讲明，李唐一代和外族的接触，无论其为和平抑或战争，其频繁都甚于前朝，其影响于宗教文化者，以不在讨论的范围而未论及，但宗教文化的影响则关系极为重要，先生在其他论著中多有精辟的见解，应加领会，以期接续先生的研究。（2）此节关于府兵制的变迁，甚为重要，先生在此所言虽简，已发精义，更应认真阅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中先生论府兵制前期问题，方能领会本节的论证。在该稿中，先生完整精辟地论证了府兵制在西魏、北周的初期和唐代时期的不同，宇文泰的府兵制是兵农分离的，唐代的府兵制则是兵农合一的。以此，先生一举而揭出了宋代诸大家对此事的错误说法。那就是，李繁《邺侯家传》据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而认为前代亦如此，司马光沿用李繁之说，欧阳修概括府兵制二百年之全部，均为唐之兵农合一，叶适以为府兵制二百年无变化均为兵农分离。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此事毕，慨然叹曰：“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这是对于前贤厚道的说法（要知先生对于天水一朝文化一向评价极高）。先生论此，揭明府兵制有前后期的不同，也并没有根据什么新史料，何以就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呢？

（一）府兵制的废止（第一四八页至第一四九页）

唐代府兵制之异于西魏、北周，即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唐代诸外族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边境，故不能不长期久戍以对付之，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府兵制乃一变而为长期兵役制。

（二）关于和平时期财政经济（第一五〇页至第一五二页）

《新唐书·食货志》云：“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马价成为当时财政一大问题。

（三）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第一五二页至第一五三页）

《新唐书·回纥传》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族类，所谓西域贾胡是也，其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赀殖产，殆如某些犹太商人曾假借欧美列强势力来华通商致富之比耶？而是时多有中国人向回纥人借钱者，大和年间，龙武大将军李惎之子某竟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致文宗下诏戒饬，中有句云：“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合及时。”可见其事之普遍和影响之大。

（四）唐之亡（第一五三页至第一五五页）

南诏侵边，影响唐代财政，庞勋且由此而作乱，可见外患与内乱之关系。唐室战胜庞勋以及黄巢，皆借沙陀兵，盖府兵制破坏已久，舍胡兵不能战。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祁）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复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如五十二年前课堂受教，虽马齿日增，已入耄耋之龄，所得所感，能稍多于懵然无知之昔日，毕竟难窥先生浩瀚无际之学于万一。忆当年一次《元白诗》课考试，偶得高分，先生召往谈话，嘱转历史系学习（我只是副修历史）。时醉心于革命斗争，乃以“学生不是做学问的人”谢。及后涉世多年，转入史学一途，每念此事，悔恨无及。今日写此作业，愧悔之情更增。以下仅就读先生此作所体会，提出三个方面，期望后继有作，其在本文第一部分已写为按语以表示者不赘。

先生此作，写的是唐代政治史，即具体表现为政治，而蕴然于胸中，并凭藉以发论者，为种族与文化，以为此是唐史关键问题。汉唐文化，人所习言。汉唐盛世，并非只是凭藉武功，汉唐之武事并不如后来之清，赫然为中华子孙所钦慕者，自应首是汉唐文化。然即以唐代而言，其文化何以有如是之盛，何以气度如是恢宏，何以能包容万端，皆史所未能详言其故。先生发其端，标举种族与文化之关系，证唐时非以血统论胡人汉人，而应以文化论胡化汉化，一语破的，观察唐代文化，应省视胡、汉文化之融合。则唐代文化之盛，当能有以窥其所以然之故。继先生之学，后之治史者，应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努力。

抑又有进者，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先生研究唐代政治萌发于种族与文化，更着手于唐代典章制度渊源变迁之考察，于是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为示范。今之治文化思想史者日众，其能从先生之教著为专书，不是抽象空谈思想学说，想必是有意义的。

再有，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中外民族接触之关系，以宗教文化非其范围而未论，然其重要性曾在多篇论著中言及，佛教在唐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先生更是所论甚多。仅举《论韩愈》文为例，先生既指出新禅宗“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也”。复明证韩愈受新禅宗的影响，取《小戴记·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治思想史、宗教史者习知韩愈之学对于宋代理学的影响，而于儒佛关系如果再作深入研究而有渊源变化的通识之作，人所期待。近来，关于宗教史的论著渐多，人们也期待更上一层楼。

先生是一代大师，永为世法。我们要努力学先生之学，尽管能得先生之学于万一，已经很难。先生之学与先生之人不可分，尤应学先生之人，即先生一生所坚持以治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就更难。然而，“道高犹许后生闻”，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此立志，也就可贵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于沪滨半拙斋

（原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