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之捷是唐宪宗朝削平藩乱的一个重要战役。史学界的南霸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制造者罗思鼎，在他们的帮刊《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淮西之捷——读〈旧唐书·李愬传〉》的文章。之后又出版单行本。单行本注释附载《旧唐书·李愬传》和刘禹锡、柳宗元有关淮西之捷的诗文。这已经不同寻常。罗思鼎还向“四人帮”报功，说是文章“可以看一看”。以搞影射史学而臭名四溢的罗思鼎，自然不是忽发思古之幽情，论证史事；而其所以向主子报功，当然认为这一着棋对“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用。我们就来看看，“四人帮”及罗思鼎在这里搞的什么鬼。
从表面看，《评淮西之捷》和罗思鼎日常的嘴脸颇不相同。那种杀气腾腾的样儿有所收敛，教师爷的招式有所约束。他一反故技，不批宰相。甚至刚好相反，挑出一个宰相裴度，对他高唱赞美诗；同时，对将军李愬也加以称颂，又是什么“优待俘虏”、“安定军心”啊，又是什么“不纠缠于历史的旧帐”啊，显出一副温顺平和的样儿来。原因何在？先把他们的底牌揭开来看。
根据罗思鼎二头目的交代，文章中的裴度比拟张春桥。批宰相，批大儒，喊破了喉咙，划破了纸张的摇唇弄笔之徒，突然对宰相缄口而不批，改嘴而称颂，其故在此。他们已经把张春桥当作要上台的总理了，露出一副急猴儿相。
《评淮西之捷》有一段点睛的文字：“无论从门阀、资历和官衔来看，李愬都比裴度要高得多。但李愬处处顾全大局，对裴度十分尊重。他在攻下蔡州后，并没有因此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而是背着箭袋，恭恭敬敬地站在路旁迎接裴度的到临。”这段文字，用心明显而险恶，示意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放弃斗争，对“四人帮”要恭恭敬敬。全国人民早已对“四人帮”恨之入骨，部队对“四人帮”更是作了抵制和斗争。所谓“大家看了都开心，军队也高兴”，就是力图取消这种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斗争。
“四人帮”和罗思鼎，善于搞实用主义，长于搞影射史学，伪造历史，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搬弄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史实，来“证明”“无论从门阀、资历和官衔来看，李愬都比裴度要高得多”的立论。以为这样一来，显得李愬对于裴度之“恭恭敬敬”，更有动人之处，为张春桥当总理大造舆论。文章说：“裴度的本官不过是四品门下侍郎，由于极力主战，才被提拔成宰相兼淮西诸军的最高统帅。李愬出身于将门世家，其父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官至太尉、中书令，李愬本人是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曾在东宫任职，与唐皇室的关系很深。”先说李愬的门阀。不错，李晟是代宗、德宗两朝名将，军功显著，声名赫赫，特别是在德宗朝，破田悦，朱滔、王武俊，都有大功。还曾多次败吐蕃。而其最大的功绩，是平朱泚之乱，收复长安，保住了李唐的天下。所以德宗说：“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1)可是，李晟的父亲和祖父，都不过“代居陇右为裨将”，而李晟本人只是行伍出身，曾经“引弓一发而毙”吐蕃骁将，因此出了名。以后，才补上了列将。李晟父、祖，以至高、曾的官诰，都是德宗时追赠的。“愬以父荫起家”，《旧唐书》是实事求是的，只是上推一代，并不侈谈李家的门阀。李愬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邓州刺史，充唐、随、邓节度使，参与讨淮西战役，在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年）十二月，此前不过是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所以他军临淮西前线之时，“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愬名位素微，素不为备”(2)。《旧唐书·李愬传》用语是“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惮者”。“名位素微”说得多么清楚，罗思鼎看见没有？
如果上面所说，是罗思鼎大耍牵强附会的把戏，而罗思鼎之降低裴度的官阶，则完全是有意作伪。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年）七月，拜裴度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即宰相兼讨淮西诸军统帅兼彰义军节度使。但是，远在裴度统帅讨淮西战役前两年，即元和十年（八一五年）六月，李师道为缓蔡兵，遣盗杀宰相武元衡，并伤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的裴度之后，宪宗即毅然拜裴度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此时已是宰相了。罗思鼎歪曲事实，对元和十年裴度拜相之事绝口不提，为李愬优礼裴度张大其辞。而且，裴度在元和十年拜相时和拜相以前，声望就已很高。“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宪宗遣度宣谕，弘正知度为帝高选，故郊迎趋跽受命，且请遍至属州，布扬天子德泽，魏人由是欢服。”(3)这自然是因为裴度是代表皇帝去宣谕，田弘正才如此隆重接待。“弘正知度为帝高选”，说明裴度在大臣中是有声望的。裴度被刺之后，声望更高，兵部侍郎许孟容“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4)以上随手举来，和淮西以李愬“名位素微”相对照，罗思鼎颠倒历史事实为其政治阴谋服务之心立见。罗思鼎既荒唐地以裴度比附有人，又吹嘘李愬对之“恭恭敬敬”，则其弦外之音，自为都该接受张春桥的领导，篡党夺权，野心昭然，那就不只是什么所谓“将相和”了。
尽管罗思鼎把文章做得隐晦曲折，杀机还是暴露出来。文章说：“同时，李愬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并从河中、鄜坊地区招募了骑兵二千人。”这又是罗思鼎在玩弄真真假假的手法，编造历史。李愬准备讨伐蔡州时，《旧唐书·李愬传》说的是“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鄜坊骑兵二千人益之”。《新唐书·李愬传》的用语为：“乃请济师；诏益河中、鄜坊二千骑。”《资治通鉴》说：“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二千给之。”三书说法一样，略有差别的，只是《资治通鉴》的记载多了一个昭义地方和还有步兵而已，罗思鼎说是招募，已经不对了，实是调遣而来。引人注目的是，罗思鼎所谓“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还胡加吹嘘说：“这支新军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在淮西前线诸军中起着骨干作用。”此事史书不见记载，不知从什么夹缝里觅来？想是“四人帮”鼓吹“第二武装”，罗思鼎灵机忽来，移之于一千一百五十七年之前。这么一来，起到了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爪牙们打气鼓劲的作用，而张春桥要杀人的喊声，也隐约先闻。用心虽巧，底细毕竟露了出来。
旧调不厌重弹，老戏无妨新唱。“四人帮”所制造的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年说，在《评淮西之捷》中，又吹奏起来：“淮西之捷，这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的胜利。”拿根据来！罗思鼎回答说，有的：“革新派坚持法家路线，维护国家统一，保守派坚持儒家路线，鼓吹割据分裂。”接着，便举了顺宗朝要不要平淮西之事。似乎有根有据，其实一驳便倒。罗思鼎举了李逢吉和王涯，说他们“站在儒家路线的保守立场上”，反对讨淮西，而其主要靶子则对准被他称为对淮西之捷“恨之入骨”的“儒家之徒”韩愈。关于李逢吉和王涯，留待下面说。这里先谈韩愈。
韩愈对王伾、王叔文确有贬词。但是，韩愈对于罗思鼎所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谓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内抑宦官，外制方镇”，反对过吗？韩愈除了佐汴州时奉他的上司董晋命，写过一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对俱文珍作了令人肉麻的吹捧之外，不但与宦官了无勾结，而且是有所反对的。韩愈撰《顺宗实录》，《旧唐书·韩愈传》说是“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谜底到文宗朝揭穿了，因为是“书禁中事为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5)。可见韩愈的《顺宗实录》是触痛了宦官的。韩愈为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时，还和宦官作过斗争：“分司郎官职事，惟祠部为烦且重，愈独判二年。日与宦者为政，相伺候罪过，恶言詈辞，狼藉公牒。不敢为耻，实虑陷祸。”(6)《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言外之意很丰富，认为包括了对宦官的斗争，是顺理成章的。
说到韩愈的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是赫赫有名的。以讨淮西事作例，韩愈和裴度相呼应，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河北兵未进，蔡州帅新薨。曷不请扫除，活彼黎与蒸。”(7)既主张讨淮西，又对宦官吐突承璀讨王承宗留兵不进深致不满。远在元和十年五月，韩愈就上《论淮西事宜状》，力言淮西可平。道理讲得非常透彻，所举平贼事宜七条，也都很有见地。此状一上，得罪了执政，找了个理由，改韩愈为太子右庶子。韩愈不但竭诚拥护讨淮，力主讨淮，而且参加了这场战役，为行军司马。淮蔡平定，论功迁韩愈刑部侍郎。韩诗中颂淮西之捷颂裴度者颇有，如：“西来骑火照山红，夜宿桃林腊月中。手把命珪皀兼相印，一时重叠赏元功。”(8)“南北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9)如此等等，罗思鼎颠倒历史，竟说韩愈对淮西之捷“恨之入骨”，太惊人了。以后，韩愈为兵部侍郎时，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韩愈奉命往说王廷凑，同僚担心他的安全。“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可是，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了，面对王廷凑的“严兵迓之，甲士陈廷”而毫无惧色，(10)义正辞严斥责王廷凑，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使命。这就是苏东坡所指的“勇夺三军之帅”(11)。试看韩愈在去镇州路上写的一首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12)期望安定乱师避免分裂之心何等急切。韩诗韩文中反对割据、主张统一之作很多。斥汴州之乱，谓“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13)公然讥刺德宗的姑息政策，真如《新唐书》本传所说“鲠言无所忌”了。
问题转到罗思鼎所谓的“宰相李逢吉和王涯站在儒家路线的保守立场上，竭力‘不欲讨蔡’，多次‘请罢诸道兵’”。王涯与讨蔡与否，实际并无什么干系。至于李逢吉，情况复杂一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说，六镇讨王承宗，“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则此时（元和十二年五月）李逢吉是赞成讨蔡的。两月之后，裴度担任了讨蔡统帅，李逢吉改变了主张。为什么？据《新唐书·李逢吉传》说：“逢吉性忌前，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裴度讨淮西，逢吉虑成功，密图沮止，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新唐书·李德裕传》讲得更明白：“（李）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则李逢吉早在李吉甫主张讨淮西时就反对，李吉甫死了，他又表示过赞成的意见（“宜并力先取濮西”）；裴度作了讨淮西统帅，他又表示反对讨淮西。翻来覆去，原因在于妒嫉裴度成功。而这个根子，是从李吉甫生前就种下的。这都说明，李逢吉之反对讨蔡，根本扯不上什么儒家保守路线与法家进步路线之争。罗思鼎在文章做不下去的时候，总是用什么儒法斗争的帽子一套。倒是干脆省事，可惜全是自壮声势的卖狗皮膏药本色。旧戏写作中，有一句套话，叫做“戏不够，神来凑”。罗思鼎写文章，则是：“理没有，儒法斗争凑。”全是骗人的。
罗思鼎胡扯了一通关于韩愈《平淮西碑》的争论，大言不惭地把韩弘拉扯上去，以为儒法斗争说张目，使得这桩千余年来已经被歪曲了的公案，蒙受更大的歪曲。此事不能不辨。
韩愈奉宪宗命，写了《平淮西碑》，《旧唐书·韩愈传》说：“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罗思鼎所说的李愬部将石孝忠推倒韩碑，亦即所谓石烈士者上诉其事，有说推碑者为一老卒，不著姓名。据李商隐《读韩碑诗》：“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不言石孝忠或老卒推碑，而谓宪宗听了谗言，使人曳倒韩碑。所谓谗言，当指愬妻诉碑辞不实事。李愬之妻为唐安公主，出入禁中，才能有这样大的权势。即使石孝忠或老卒推碑可信，必然有了唐安公主和李愬的指使或奥援，才敢如此大胆。
后人只是根据《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载，便以为韩碑归美裴度，有所偏袒。其实只要看看《平淮西碑》原文，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平淮西碑》从序到文，写了各路兵马，李光颜、乌重胤、韩弘及其子公武、李文通、李道古、李愬，都写到了，叙了他们的功劳。对裴度即使多写了两句，但并未专美，亦未溢美，纵然裴度的功劳是很大的。讨蔡四年不克，其故安在？裴度对宪宗说：“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14)裴度统军后不过三月，淮西就平了，说明统帅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裴度废除了宦官监诸道军。“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罢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15)自然，李愬在最前线，功劳是很大的，事实上，韩愈所着重歌颂的，不是别人，而是宪宗。从《平淮西碑》全文看是如此，特别是文末歌颂宪宗讨蔡的决心说：“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唯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新唐书·裴度传》欧阳修赞曰：“非破贼之难，任度之为难也。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其知言哉！”韩愈歌颂宪宗之“断”，指的是宪宗主张打到底，倒不是欧阳修所理解的用裴度。
事情很清楚。韩愈如实地记述了淮西之战，而李愬恃功骄傲，其妻唐安公主告了御状，夫妻相倚，内外结合，便演出了闹碑之事。说李愬恃功骄傲，不是没有根据。平蔡之后，“李愬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愬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愬、浑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16)这是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年）正月的事。由此看，以后闹碑的事，出于有因。李愬恐亦借此发泄对荐官不遂的不满，并以之要挟宪宗。
其实，韩愈写《平淮西碑》，不但小心谨慎，简直是到了战战兢兢的程度。读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对于他受命撰碑竟是那样的紧张、恐慌，简直不可理解。先说“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文末说是勉强写成进奉，“罪当诛死”。如果解释为文人的习惯，不过自谦之辞，则韩愈从来不是那么谦虚的。后来进《潮州刺史谢上表》以封禅谀宪宗，自大到说是作封禅文只有他行，“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自然，贬潮州后处境不同，因为要求宪宗哀怜赦免，便大吹其牛。但是，撰《平淮西碑》，也不至于自谦如此！更何况此时刚升了官，正是他得意之时。怎么会“经涉旬月”，还不敢动手写？此中必有隐情。说穿了，就是讨淮各路兵马很多，又互相牵制不服（从裴度说“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可以概见），他唯恐叙功摆不平而引起乱子，说不定还会妨碍前程。把重点放在歌颂宪宗，“上赞圣功，臣子之职。下沾群帅，文字所宜”(17)。正是韩愈的有心之处。一篇《平淮西碑》，从元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奉敕写，到三月二十五日进表，竟然花了七十天时间才完成。这对文章能手韩愈来说，是多么反常的事。个中奥妙，就在于他接受了一件棘手的差事。
这桩公案，情况大致如此。罗思鼎竟然专横地说是韩愈却把功劳归之于分裂主义者韩弘，把这个败将美化成淮西战场上的“英雄”，以为韩弘赠韩愈五百匹绢的事设辞，为儒法斗争说立案（韩弘既是分裂主义者，自然是儒家了！），真是荒唐之至。考韩愈与韩弘，并无特殊关系，韩集中只有《次潼关上都统相公》诗一首：“暂辞堂印执兵权，尽管诸军破贼年。冠盖相望催入相，等将功德格皇天。”对韩弘有谀，用意也在鼓励他讨蔡。韩愈为讨蔡行军司马，出发时，自己请求而“先入汴，说韩弘叶力”(18)。这都说明，韩愈是力劝韩弘对淮西努力作战的。韩弘对讨蔡采取过观望态度，后来见了碑文，赠绢韩愈，可能是他心中有鬼。韩愈上表奏闻其事，正说明自己胸内无愧。归根到底，韩碑并未归功韩弘，却是事实俱在。
罗思鼎把《平淮西碑》的争论胡说成是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的儒法斗争时，又露了马脚。李贽称李愬“大见识力量”，与《平淮西碑》本身毫无干连。罗思鼎引了他们所谓的儒家之徒苏轼赞扬韩碑的诗，姑无论这首诗是否苏轼写的，赵德麟《侯鲭录》载：“绍圣中，有人过临江军驿，题二诗，不署姓名。时方贬东坡，毁上清宫碑，诏蔡京别撰。”接着，《侯鲭录》引了这两首诗，其中一首即罗思鼎所引。从这段记载，可证此诗非苏轼所写。硬拉上一个朱熹，说是他的《韩文考异》“对这首诗十分推崇”，真是胡缠。《韩文考异》何曾推崇此诗！罗思鼎急于组织一串为韩碑辩的“儒家之徒”，因而信口开河。苏轼是“儒家之徒”，罗思鼎牵强附会引而骂之；李商隐是被“四人帮”目为法家之人，他的读韩碑长诗，把《平淮西碑》赞扬得无以复加，超过所谓苏轼诗不知若干倍，罗思鼎只好视而不见。儒法斗争之说，到底是什么货色，从这件事亦可看清。
罗思鼎歪曲伪造历史，搞政治阴谋，在史实上加以揭穿，他的政治阴谋昭然若揭。《评淮西之捷》文不长，却是蓄意歪曲和伪造历史的“精心”之作，阴谋很深，是以剥而论之如上。
（原载《群众论丛》一九七九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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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李晟传》。
(2)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3) 《新唐书·裴度传》。
(4)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
(5) 《新唐书·路隋传》。
(6) 韩愈《上郑尚书相公启》。
(7) 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8) 韩愈《桃林夜宿贺晋公》。
(9) 韩愈《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
(10) 《新唐书·韩愈传》。
(11) 苏轼《潮州韩公庙碑》。
(12) 韩愈《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重见寄》。
(13) 韩愈《汴州乱》二首。
(14)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15)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16)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
(17) 韩愈《谢许受韩弘物状》。
(18) 《新唐书·韩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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