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上海光复再认识

辛亥上海光复之役有两股力量参与其间，一为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系统党派分子，另一是李平书（钟珏）代表的上海绅商。前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后者被通称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多年以来，对革命派尤其同盟会光复上海的功勋论著累累，视之为建功甚伟的英雄，而于立宪派的功绩述而不彰，甚焉者，或竟以不过裹胁入伙而已目之。

辛亥革命是一个时有争议的课题，但在以上这个判断上，海峡两岸的学者却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台湾史家在抬高陈其美，大陆学者也颇以为孙中山一脉的同盟会是上海的光复元勋。固然，无论是上海绅商还是江浙光复会，都不可能在当时汹涌全国的反清革命中像同盟会那样走在全局的前沿并发挥其主导作用，⁽¹⁾但就此背景来推断同盟会在上海光复中的实际作用，并贬损其他力量的具体贡献，则未免有背历史事实，进而误认历史变化的动因只在几个或一群激进人物。

至少从表面上，上海巨绅李平书在光复前后的谋划与作为中，起了比陈其美更重要的实际作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成都路贞吉里寓所约见陈其美，“告以保民宗旨”，商定“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避免侵犯”，⁽²⁾这标志着原只掌握少数帮会、同乡和学生激进分子，在地下活动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终于获得上海商人、金融家、职员和所有商团、警察署、消防队、体育会等等社会众多力量的支持。李平书在辛亥年正好权重一时，这多少有些偶然。他几十年中像个游戏上海官、商、学各界的绅士，却在不经意间掌握了大量威权，而此正好为起义力量所急需。多年来，清政府给他的官衔是江南制造局提调，掌握着清政府少数几个军火厂中经营得最好，能自制新式枪枝（当时“计有新式枪枝二万”⁽³⁾）和驻有重兵的工厂。此前几年，他已是上海地方绅商的领袖，任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和城自治公所总董，是半官方的民政首长，他兼长的上海商团（武装力量）“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⁴⁾。当革命党人在各地组织武装暴动时，地方绅士也在克服自身的区域局限性，摆脱清朝官方指导，自行建立全国协调系统。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二日，李平书被举为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倘若往下发展，这个职权应相当于全国民兵总指挥。此外，长期宦游生活中积累的门生故旧关系，使之得以轻易出入上海军政各界。他曾为张之洞掌管湖北武备学堂，门生遍布南方新军。主吴淞炮台之“姜君（国梁），主巡防（五）营之梁君（敬焯），皆湖北武备学生，与余（李）有雅”⁽⁵⁾。商团教练李英石为李平书一手栽培。警务长穆湘瑶是李的同僚部属。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弢楼与李关系融洽。武昌起义后，新到库银二十万两订制军火，正交李掌握。李平书还能打通苏州、南京两级官路，并因受李鸿章、张之洞等前辈大员的赏识，他在官场内外最后一批稳健改革派群体中也享有威望。

其实，李平书只是一种松散力量的代表，他的背后是一场运动。循着他的活动线索，可以看到经常在他周围的是南市、租界、闸北（稍弱）的绅商，其主要人物有曾铸、王一亭、虞洽卿、伍廷芳、叶惠钧、沈缦云、朱志尧、陆伯鸿、朱葆三、沈恩孚、吴馨、姚文枬、莫锡伦、黄炎培、雷奋、孟森、史量才、狄楚青、陈冷、袁希涛、李厚祐、周晋镳等。作为上海市民领袖，他与张謇、马相伯、汤寿潜、郑孝胥、程德全、汤化龙等全国立宪首领也有往来。但李平书这一群人多半在从事地方制度的改革和商务事业的拓展，当时尚不存问鼎中央权力之心。他们也曾竭力赞成立宪，但这只是他们目标的一部分，无非借此来维护自身利益与地方改革。相对地说，他们更要求地方实际权力，“沪人治沪”，更能获得商务利益。“名士忧国，豪商忧市”⁽⁶⁾，“忧国”抑或“忧市”，把上海政治力量划成了“党人”和“市民”。与其把绅商归于单纯的政治党派，不如说他们是一种反映了上海市民倾向和利益的综合性社会力量，按照后来流行的概念，这是所谓“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这一派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为全国先，功效亦最著。原因之一是北市有两个租界，租界带来了与中国传统绝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租界的市政管理与设施，明显优越于华界。因而刺激了华界，促使华界急起直追。无论是租界与华界，市民意识先于全国产生与发达，市民力量因而不可忽视。地方自治运动之功效，即为市民力量之表现。地方自治运动的转向，标志着上海市民阶层加盟革命。⁽⁷⁾西方学者每有认为辛亥革命非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此中经纬，非数言可明，然可肯定者，辛亥上海光复，与其时全国各地革命相较，实为资产阶级革命之典型。

上海市民加盟革命运动的轨迹，可以从上海光复另一重要人物沈缦云的行动去探索。沈缦云是南市信成储蓄银行经理，与北市洋商相竞争，曾代表上海总商会进京，面谒奕劻，请速开国会，以制定有利华商的经济政策。遭拒绝后，才决意支持覆清事业，独资资助于右任创办《民吁》、《民呼》、《民立》三报，与宋教仁、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叶楚伧诸人游，并最终在辛亥前夕加入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之初，除了李平书的二十万银两之外，沈以信成银行全部资金作为革命的投资。⁽⁸⁾在清政府临近土崩瓦解之际，上海许多有正当职业的人从事革命，动机当然各式各样，有激于大义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于右任等；有对清政府终于绝望的老成持重之士，如张謇、马相伯；当然也有害怕落伍、以求日后分肥的投机分子。这时，剪辫子，练体操，听演讲，立学会，渐渐地时髦起来。但也只限于此。他们虽然形成了一种激进反清的共同倾向，但多数人的本职仍然是官绅、商人、金融家、记者、学生、职员、技工、店员，这一群人是上海社会的中坚，构成了反清力量的主导。当时任江苏教育会常务干事，在张謇和李平书的江苏咨议局、工巡捐局任事的黄炎培后来回忆说：“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⁹⁾这批中坚力量的加盟反清，使运动起了质的变化，由团体反清变为全民反清，秘密“叛乱”易为公开革命。

据黄炎培回忆，辛亥前一年，上海地方人士就在议论覆清。一些原来议论地方自治和宪政运动的场所转化为反清“据点”。其中有赵凤昌家的惜阴堂，狄楚青《时报》内的息楼，李平书的城自治公所，黄炎培的江苏教育总会，马相伯在土山湾的居处，李平书还在小花园边都益处饭馆经常邀晤各界人士。这些都是上海绅商公开出入的地方，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据黄自称是他。这群人中，最后才决计反清的，大约是末代状元张謇了。在年轻一辈劝说下，他于辛亥年五月北上与旧僚属袁世凯初步讨论清廷善后问题。⁽¹²⁾十月二十五日，张謇、沈恩孚、杨廷栋、雷奋、黄炎培专程去苏州，在阊门外惟盈饭店说服苏抚程德全，拟就《劝清帝后退位奏章》，同时，李平书在上海安排起义。如此，从江苏到上海，从官场首领到市民领袖、商界巨头，乃至军事头目，反清力量已经协调完毕。这一派力量有一个清晰的酝酿、聚合、统一举事的过程，从思想、纲领到组织，都有合理的基础，绝非因缘时会或攫取他人成果。

再就上海社会组织结构看，当时最具号召力和权威性的机构都掌握在以上这批绅商手中，多年凝聚起来的市民反清情绪又都受他们操纵。当时有据马路组织的商会，有按行业区分的同业协会，还有以本乡成功商人统领的同乡组织。由这批寡头控制的行会组织，实际操纵着整个市民社会。像一八九八年叶澄衷等领导四明公所抗议事件，一九〇五年曾铸领导抵制美货运动，他如华人参政、兴学劝商、请愿立宪、抵制租界扩张、华商自办路矿，乃至增薪水、反克扣等等活动，都是这批寡头领导的。相形之下，陈其美抵沪后通过秘密结党形成的势力圈便薄弱得多。⁽¹³⁾他通过同乡关系进行活动。如他和杨谱笙办的湖州公学，在辛亥前一年刚建立，借帮会之助，雇来一批敢死队。这种弱点，在光复之役中便暴露出来。独闯制造局，勇则勇矣，其实是借孤胆英雄的冒险来炫耀，其事被人看破，戏赠以“一榜（绑）都督”的称号。同盟会一系的薄弱力量在光复以后继续暴露。如果说光复之日，李燮和与李平书的军事力量有依次的重要性之外，光复后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则全靠绅商和市民在维持。

为维持政府，“每日军需支用，须用洋三万元”⁽¹⁴⁾，同盟会一直在传言，孙中山将携巨款和大批军火来沪，事实并非如此。其时同盟会不但在南洋的财源濒于枯竭，即使同盟会中部总会也缺乏与长江流域富庶地区的财政联系，因此，上海绅商和市民承担了维持财政的重担。李平书、沈缦云、朱葆三、虞洽卿、王一亭等都直接参与军政府财政工作。他们的办法确实很多，概以商场技巧兼政治热情从事。实业家李平书、银行家沈缦云首倡：“一、兴办中华银行，二、发行军用票，三、募捐。”⁽¹⁵⁾此外，由朱葆三等资财信誉良好者出面，用军政府名义担保向银行借款，由李平书、张謇、马相伯等运动向江苏都督程德全申请拨款。助饷运动，全沪响应。大商人郁葆青一人捐出老公茂纱厂股份五十股，合银三千两。太太小姐捐金银首饰，屠夫赶来牛羊。⁽¹⁶⁾按照传统，助饷捐款由商会和同乡会出面组织。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时期，上海“大资产阶级不肯出资支援革命战争”⁽¹⁷⁾。这并非事实。李平书等人的资产多少，出资几何，现已无从考核，反清和其他革命一样，不只是一种义举，更近似一场利益投资，辛亥年的上海商人阶层，无论其资大小，全都下注于革命，他们从口号、纲领以及历史、现实中看到自己的利益与清王朝已完全决裂。就革命所获得支持的广泛程度来说，辛亥革命在上海可说是各阶层一致的联合战线，是比较典型的市民革命运动。大商人在利益上也确实能代表中下层市民愿望，这是清末政治的特殊现象。其间原因，有他们常常是同业、同乡领袖的关系，更有共同面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和洋商竞争激烈的关系。

反观党人，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之反清足以激励人心，在其他社会主张上，拿不出什么使上海市民激动的东西来。特别是他们以一种严密组织的会党方式活动，使他们和市民更加脱节。光复会的活动地方在上海人视为神秘之所的哈同花园，陈其美、宋教仁、戴季陶、叶楚伧则活动于大陆报馆楼上虚拟的铁笔报馆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光复战役中的小团体形式。为了小团体利益，他们很快在辛亥以后的权力分配中大打出手，又因为他们并无实力，便更加不择手段，而以陈其美表现最著。

说陈其美力谋小团体利益，有战略与策略两层意义。他在策略上依靠湖州同乡，为同盟会争取地位。他指使湖州同乡大闹海防厅，用手枪挟持李平书等人，取得沪军都督地位。⁽¹⁸⁾随后便借用上海绅商人物财政支持，排挤其他军事力量，使钮永建出走松江，李燮和分掌吴淞。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虽然钮李都顾全大局，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战役中服从指挥，但嫌隙猜忌毕竟增生，以致钮永建对陈其美派兵松江的决定，发誓以兵戎相见。⁽¹⁹⁾李燮和更是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新建党团的名义下，恢复光复会系统，在建都、立党、政体等问题上，全面与同盟会对立。陈其美为翦除异党，竟至任性妄为，为解决江苏“一省三都督”的问题，竟借口镇军参谋陶骏保擅行军事，在沪军都督府当庭枪毙，首开民军相杀先例。⁽²⁰⁾后来暗杀陶成章大案，更是轰动全国。

上海绅商及一般市民对陈其美的反感，与实力人物有所差别。他们主要对陈任人唯亲、专横跋扈的人品、习气，以及结党营私作风不满。陈把实权都委于湖州同乡，沪军都督府被人目为湖州同乡会，因而市间有“湖州人管上海人”⁽²¹⁾之责难。陈以请客为名，绑架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勒索巨款，更引起绅商市民公愤。助饷捐赠帐目混乱，一大批同党以谍报人员名义从中支取费用，两把藤椅进价竟达三十六元。据说陈以都督身份，仍然出入四马路长三堂子，事情闹到不得不登报声明的地步。革命期间施之于清朝官员的暗杀手段，几乎转化为民党内部的暗杀方式。为小团体利益而不顾公义及政治原则的做法，在陈其美这样的“党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陈其美对他党他派下毒手，但对整个市民社会的强大制约则不能不有所顾忌。他的做法是将李平书等绅商推在前列，充当舆论指责的挡箭牌。此种情况连外国人也已洞悉。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致函外务大臣内田谓：“纯粹的革命党人，因考虑未来而坚欲将权要位置于本党的控制之下，以为将来巩固势力打下基础。但要实现此种理想，既有可能招致旧官吏及缙绅等之不满，又可能难于收服民心。因此，彼等似已觉悟到在表面上不得不推出有资望的旧官吏及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居于要津。”⁽²²⁾在十一月十九日发布的沪军都督府人员名单上，伍廷芳长外交，李平书长民政，沈缦云长财政，王一亭长交通，毛仲芳长海军，这种做法，是由绅商人物充当马前，陈本人则坐拥兵城。

陈其美后来变本加厉的擅权行为，使上海绅商失去了对自己政权的热情。应该说，上海的人力、财力及其居国内外要冲和主导的地位，有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府，但李平书、伍廷芳等人在半年后的苏沪都督府之争中，不动声色地撤销了对陈其美的支持。李平书自称“始终不赞成立党，十余年来未曾与政客往来”⁽²³⁾。商务总长王一亭，财政总长朱葆三上任后不久，即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份提出辞职。他们的消极，并袒向张謇、程德全的江苏都督府，抽去了陈其美的权欲之火的底薪。江苏省议会便借旅京江苏公会之名电称：“陈其美拥兵沪上，军政府应撤不撤，梗国家之统一，增苏民之重累。”⁽²⁴⁾失去了省、地两级的支持，便只有来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越级扶助了。应该说，事已至此的陈其美是真心地要辞去这个沪军都督的差事了。他的几番表白确实流溢着他的个性和苦衷：“其美以冒险为天职，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管见所及，无过于实边之谋。”⁽²⁵⁾他一赌气要去满蒙回藏戍边卫疆。他还抱怨：“饷糈告匮则问沪军，军械不敷则问沪军，……邮电舟车之繁琐，几如职掌交通；华洋交涉之艰难，无异职司外部；查办案件之丛脞，又如职操司法；……以一无所能之其美，几兼交通、外务、司法、军政、财政而独为，……盖上海地处交通，人人得而求备，而地居下邑，事事为人阻挠。”⁽²⁶⁾这都指明了上海地位的重要，应设重镇，而他无力支撑的实事，实际暗含着求援之意。但已无济于事了，自己也被架空的孙中山，只有一纸空电加以挽留。

重提这样一段历史，不只是评价一群人物一股力量的功过是非。重建真实，使历史不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剪裁，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辛亥上海光复过程，很典型地说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现象。一场谁也不能独自操纵的巨大运动，暴露了中国社会中许多平时隐藏着的特征。

“党人”是辛亥前几年爆发的政治现象，他们以推翻清朝创建民国为目的，与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不同的是，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整套的社会主张。尽管这些主张没有得到同盟会的普遍认同，章太炎、朱执信、宋教仁等人的言论被认为是未来政治的大致模型。孙中山还与第二国际建立了联系。但是，因为“党人”出身于留学生、华侨、军人、会党等，与国内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蓬勃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缺乏有机的联系，因而，后来作为革命纲领提出的“民权”、“民生”和“民族”都难以深入细致地贯彻到上海社会具体的生活中去。例如，上海社会需要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覆灭清朝，还需要具体进行“华人参政”、“收回利权”；他们所需要的“民权”还应具体到“市民自治”；而“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在上海社会甚至没有多大意义，上海产业工人还不够多，又都是上海工商业高速发展的得益者，而且被同乡、同族、同业的社会关系所分割。在这些具体情况面前，立宪运动、市民自治运动较之“党人”政纲，相对来说是内在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意识到这一弱点，但也未能打入市民社会。这使同盟会成了脱离政治主流以推翻满清为唯一目的的“党人”组织，以致日后面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亦无可奈何。

同盟会晚期的行动主义也使自己的形象遭到损坏。本来同盟会是仿照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建立起来的，理应为革命后的参政作必要的理论和组织准备，但对于政党建设这方面的问题，所思甚少。革命之前，只有宋教仁、章太炎等少数几个人在考虑，孙黄时倾全力于各地起义，致使大批下层人物进入同盟会，带进了帮会习气。现代政党和帮会传统相结合，成了同盟会风格，山头主义，小团体至上，无原则纠纷，争权夺利，便不可避免。陈其美就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他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有成熟思考的人，与其说是凭信念不如说是凭热情从事。从广州起义，到武汉、南京、杭州的奔波，冒险成了他的职业。政治上的幼稚，个性上的专断，在辛亥后的行为失措，以致在据有实权的立宪派和主持公议的市民绅商面前败下阵来，丢了上海，实在是很自然的事。

从辛亥上海光复看，地方绅商人物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李平书等人一直从事地方事业建设，他们理解的政治比较全面和实际，每一次都把激进的政治运动转化为商务建设，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民办沪宁铁路事件中都是如此。辛亥光复后，李平书等人首先的政举是拆城墙。这一举动因有振兴华商事业、改造中国封闭传统、突破清朝体制而具有解放意义，最足以代表辛亥光复中一般上海市民用地方自治运动来理解革命的观点。李平书一贯以为：“地方自治者，专制政治革命之先导也。”⁽²⁷⁾这种观点，为上海绅商所共识。对于这批商业巨子来说，反清及其以后的民权建设，如果不是以振兴商务为目的，他们便不感兴趣。后来，李平书、朱葆三、王一亭等人相继离陈其美而去，根本原因在于此。他们看到南北双方、民党内部、大大小小山头、形形色色人物展开了更激烈的竞争，便掉头回到了商界，关门做起生意来了。

从政治格局上看，张謇、马相伯、程德全等人的立宪活动，比同盟会更接近市民自治运动。他们常常能把上海地方人士的要求传递到中央政治中去。所以在辛亥后起来的政党社团中，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共和建设会等组织权威较高，张謇、马相伯、程德全、章太炎、伍廷芳、李平书常常被许多小社团组织拉去作发起人、赞成人。从经济力量、社会名望、参政经验和理论准备上，原只以倾全力于覆清的同盟会都不能和他们相比。眼见同盟会日趋分化，许多决心在南北抗衡中争取民主政治的人如黄兴、章太炎、黎元洪、蔡元培、李燮和等往往站在原立宪派人物一方，“融合意见”成一体。确实，当年的竞争已无意义，建立一套共和民主制度的使命比保护同盟会小团体的利益更重要。

从今天看历史进程，共和党一系的实践是失败了，他们后来联络起康梁一系力量，甚至对袁世凯参与民主建设寄予厚望，而孙中山正借着袁世凯推行专制、帝制自为的反动，重新树起当年纲领，建立了比当年同盟会更为严密的组织。可悲的是，早期同盟会中已经存在的那种忽视理想与理论，只顾小团体利益的行动主义倾向，在后来的广东与黄埔都未绝灭，反而在蒋介石这个陈其美的学徒那里发扬光大起来，成为一九二七年后祸害全国的疽疮。孙中山诚然对此有所警觉，早在一九一七年写作《民权初步》，以教导国人如何开会为行使民权之第一步，一九一八年倡“知难行易”之说，写作《建国方略之一　心理建设》，提出他著名的“革命程序论”，而在其训政时期所倡行地方自治的一套原理、方针和办法，与当年维新派及立宪派所倡行者多有相似之处，孙中山正是借此以避免会党习气军阀作风来断送党人的革命终极目的。可是，已无补于事，新旧党人的矛盾后来在广州政府时期还是无可收拾，孙中山自己也在这种忧虑中死去。当然，蒋介石在驱赶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中成功了，但成功并非就是合理，这一点在四·一二中很清楚地表明。“党人”专制与老军阀专制并无不同。

从根本上说，上海绅商所期望的平和渐进，有利于社会实业发展的政治形式，在辛亥中、辛亥后都失败了，立宪派旧人最终没有完全代表他们，何况他们自身也失败了。这以后，各种人士仍在寻找方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有时是赞成蒋介石（如一九二七年后一度扶蒋），有时是同情共产党（如旧政协时期），但更多的是企图重建自己的政治团体。四十年代中期及后期，民主党派骤兴，有的以“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相标榜，可见其力量储蓄，良非一日。然而，形势比人还强，此后之发展，非如他们所始料，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写

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改订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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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实，一九一一年的同盟会并不那么统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往往各行其是。

(2)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一二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3)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一三三页。

(4) 《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宣统）三年辛亥”条。

(5) 《且顽老人七十自叙》“（宣统）三年辛亥”条。括号内文字系引者所加。

(6)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日《民立报》载：骚心《上海之面面观（五）》。转见《于右任辛亥文集》第九九页，复旦大学出版社版。

(7) 宣统年间，倾向改良的《时报》和鼓吹革命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逐渐接近起来。两派之异诚然，但不能因此忽略两派之同。尤其在上海，因为有市民社会作共同基础，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界线并不像在东京一样泾渭分明。如于右任对马相伯始终执弟子礼，也同意许多具体的改良事业。个人之间如此，两派之间亦可推见。

(8) 信成储蓄银行，一九〇六年由无锡人周廷弼在沪创设，仿日本民营银行建制，是上海首家民间商业银行。上海军政府初期尽用该行钞票，滥发无数，后因票面印有满人头像，军政府取消担保，致挤兑提存而停业清理。

(9) 黄炎培《我亲自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载《回忆辛亥革命》第六一页，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10) 据贾粟香回忆：“当时没有人说起陈其美参加，陈其美忽然站出来，……这时，李平书才晓得陈其美也在场。陈其美对张楚宝的军队作了一番演说，军队方面认为他既不是沈恩孚，又不是李平书，不理会他，并出其不意，把他拖了出去。”载《回忆辛亥革命·辛亥上海光复前后》第三二二页。

(11) 《沈缦云先生年谱》，转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九八三页。孙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唁电》中，通过对陶成章吊唁，承认“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算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来对光复会辛亥之功作了追认，但唁电发给了陶的对头和凶手陈其美都督，又成讽刺。孙中山又曾说：上海光复，陈其美功居第一。光复会与同盟会关于辛亥的争论，可参《章太炎先生致临时大总统书》，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共和日报》。

(12) 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一八〇页。

(13) 光复会的陶成章、李燮和专门运动和策反上海驻军，与市民社会较少接触，亦能别树一帜。

(14) 《维持财政之大会》，《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五页，转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六一四页。

(15) 《财政大会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五日《民立报》，转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六一六页。

(16) 据查《沪军都督府收入总表》，助饷列收入之第一项，共五十八万两。募捐运动流于滥，次年二月便行停止，但这项收入加上更多的实物捐，可见维持军政府的早期开支概赖于此。

(17)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六一三页《编者按》。

(18) 李平书等人主张成立以民政首长为首的文职政府，陈其美主张与武昌协调，立军政府都督。上海绅商提议钮永建任都督。钮是上海人，早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学习，与李平书有旧，又长期在日本、德国学军事，与旧官场有往来，且是同盟会会员，因而众认合适。另从贡献与实力看，李燮和也颇能一争都督之位。因刘福彪等大闹，对别的人选一概回答“我们不认识他”，李平书依从沈缦云，对此无可无不可，陈其美乃当选。事见《辛亥上海光复前后》，载《回忆辛亥革命》第八二一页。

(19) 《时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四版，钮永建通电。

(20) 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时报》。

(21) 会议无轻重，陈其美均以湖州首领出席。见一九一二年五月四日《时报》，陈主持湖州蚕事会议。

(22)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第一九一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23) 《且顽老人七十自叙》“民国三年壬子”条。

(24) 转自戴季陶《论革命》，载何仲萧编《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文海出版社版。

(25) 陈其美《为辞职事与共和建设会二十余团体书》，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载《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

(26) 陈其美《为请取消沪军都督呈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报》。

(27) 《且顽老人七十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