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前后

元培回到上海后不久，开始办报生涯，利用报纸宣传爱国和革命。其时甘肃人陈競全，进士出身，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到沪，新加入中国教育会。他先开了一家镜今书局，继而又想办一张日报。元培便和王小徐、汪允宗等为之筹画。商定由王小徐任编辑，元培撰述论说，并译日文资料；办报人皆尽义务。当时俄兵侵犯中国主权，进驻奉天，且侵略行径日有扩大之势，举国愤然，报纸便定名《俄事警闻》，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刊。该报在《本社广告》中说明发刊动机：“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实际上，爱国与革命相联系，报纸假报道俄事之名，批评清政府对俄政策，且常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以间接鼓吹革命。《苏报》被封，革命宣传活动受到影响，虽有章士钊、陈独秀、张继、陈去病等于六月创刊《国民日报》，颇有继《苏报》而起之势，不四月而停办，《俄事警闻》的发刊，有以破一时的沉寂。这张报纸在编排方面亦颇有革新，文体兼用文言与白话，以干支代替清朝年号，下注西历。与办报同时，有对俄同志会之组织。报纸发刊第一天，刊登广告，说明这个组织“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为宗旨，也是借拒俄以倡导革命。发起人有蔡元培、刘光汉（师培）、陈競全、叶瀚、王季同、陈去病、林獬（白水）等。

以对俄问题为中心，报纸必然带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日俄战争的正式爆发，更显出了客观情势的变化。《俄事警闻》乃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一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名《警钟日报》出版。《俄事警闻》在最后一天（正月十日）的社说《俄事警闻之尾声》中写道：“东三省之问题，前者为俄人独据时代，今者为日俄并争时代。在独据时代，我国民宜专筹对付俄人之策，在并争时代，则我国民一面为对付俄人之策，一面又宜为对付日本之策。此本社将于明日改为《警钟》之原因也。”而报纸的内容，也扩充为：“举凡社会之情状，国家之原理，敌国外患之缘因，国计民生之要领，一一研究其指归，期于倡导吾同胞对外患之决心。”⁽⁴⁾这样，正如元培在口述《传略》中所说：“不免直接谈革命”了。⁽⁵⁾元培接受《警钟日报》编务，其确切日期不可考；对俄同志会亦因形势变化，于正月二十七日改名争存会，并在翌日出版之《警钟日报》发布广告，宣明该会“以养成国民资格、抵制外界压力为宗旨”，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以后，争存会并入了中国教育会。

沈瓞民有回忆文章说，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初，鲁迅在日本与他和陈师曾交谈，反对部分留日学生在日俄战争中偏袒日本，鲁迅说：“蔡鹤庼（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受殃更毒。”鲁迅对报纸提了三点意见。托沈瓞民回上海时带话给蔡元培，大略是：（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时事认真研究。“后来《俄事警闻》采纳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⁶⁾这当是鲁迅和元培间接发生接触的第一次。但元培后来回忆和鲁迅的交往，没有忆及此事，而说是后此三、四年在德国留学时，他的从弟国亲从日本写信给他，说是周豫才、岂明兄弟谈及，学外语“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⁷⁾。

据后任燕京大学、香港大学教授，当时在《警钟日报》与元培共事月余的马鑑（季明）回忆，元培在《警钟日报》的这段经历，极为辛勤艰苦。报社工作人员不多，多数是南洋公学同学自动来尽义务，在报社内几乎是元培一个人唱独脚戏。那时元培常穿着中山装，当时叫“德国装”，外套蓝色棉大衣。在一间大而空的编辑室里，他每晚要用文言和白话分别写两篇论文。天冷无火，他的双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左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取暖，右手戴着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坚持写稿。编辑工作已经繁重不堪，报社杂务也得他管，经费困难，他不得不忙于筹措伙食、印刷、编辑费用。一次有人借了一串密腊朝珠给他，他叫马鑑拿去当押。当铺伙计说是假的，只当给一元钱。马鑑报告元培，元培微微地笑说：“朝奉说是假的，也没有办法。”报纸销路不大，元培最为焦急。他的同乡何阆仙提了一条建议，叫一个绍兴工人背着一面旗，上面写着劝人注意日俄战争的标语和画图，手敲小锣，到南市一带叫卖报纸。这样做，居然一天可以卖出一二百份。元培用绍兴话高兴地说：“××（工人名）真弗错气。”⁽⁸⁾

是年六月，元培辞去《警钟日报》职务。六月八日，《警钟日报》载元培启事，谓：“孑民近担任爱国女学校事务，故警钟社编辑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⁹⁾以后相继由林獬、刘光汉接编。至次年二月，《警钟日报》揭载德人经营山东密谋，驻上海德领事致函申辩，报纸揭载反驳，德领勾结清政府与工部局，由租界会审公堂封禁，并拘捕记者。⁽¹⁰⁾

元培在《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期间，写的文章不少，但多不可考，确知为他所作，并值得注意的，当推《新年梦》。此文载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闻》第六十五至七十三号，是一篇近于小说形式的作品，反映了元培当时的思想。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号“中国一民”，是个最爱平等自由的人，游历世界各国，观感所得，认为世界分为各国，而各国之中又分为各家，糜费人力，因此不能战胜自然，无从实现世界主义。中国人有家无国，应该造一个新中国。后来新中国逐步建造起来，列强侵略中国都被打败，订立和约，各国竟无战争，而中国又经改造，文明达到极顶，各国竞相仿效，世界趋于大同。主人公业已九十多岁，为钟声惊醒，原是一梦。文章宣传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外侮既除，内政革新。革新的内容包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至于家庭、婚姻、姓氏问题，文章描绘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没有姓名，没有君臣，没有夫妇，语言统一，文字更新，拼音会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多属空想，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所谓理想之路。元培后来在口述《传略》中回忆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引者按：应为《俄事警闻》）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己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¹¹⁾他把写《新年梦》的用意阐述得很清楚。口述《传略》写至一九一九年止，初载于新潮社一九二〇年十月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则元培回述写此文之本旨，当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此后，思想发展，《新年梦》中所表现的某些想法已大有改变了，但对废姓氏、婚姻、家庭之说，截至一九三〇年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仍表示笃信如初。⁽¹²⁾

这段时期，元培还译了长篇著作《妖怪学讲义》。此书为日人井上圆了著作，作者原序称他致力于革新，“而革新之道，舍教育宗教将何求”？是以他“禀生于宗教界，投身于教育海”，“向设哲学馆，以养成教育家宗教家”⁽¹³⁾。名为圆了，可能是一个和尚。这是一部宣传破除迷信的科学著作。全书共八大卷，数年之间，元培译了六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五月交亚泉学馆付印。仅印出《总论》一册，其余五册原稿，因亚泉学馆失火遭焚。按亚泉学馆为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任职时的友人杜亚泉所办，创于光绪二十六年秋（一九〇〇年），刊行的《亚泉杂志》，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书中有以亚泉学馆名义所写《总论序》一篇，作者当即杜亚泉，序称他亦曾译此书。⁽¹⁴⁾又据蒋维乔说：章太炎在爱国学社时亦曾为人译《妖怪学讲义》，⁽¹⁵⁾可见此书曾如何受到知识界的注意。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在蔡元培的政治活动史中，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这一年春，他的长女威廉出生于上海。在革命事业方面，元培在辞去《警钟日报》职务前，曾任青年学社总教习。青年学社原名丽泽书院，乃秦毓鎏、刘季平等于光绪三十年三月间创办，用意在培养革命人才，四月初易名，元培任教至秋间青年学社因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案受累解散为止。

在任青年学社总教习的同时，元培还担任了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女校经理。原来，自苏报案之后，爱国学社无形解散，中国教育会虽继续存在，会员却大都散去，会务无形停顿。至光绪三十年三月，开第三次大会，复推选元培为会长，会务始有所开展。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四月，中国教育会开办补习学校性质的通学所，学生早晚上课，学科有拉丁文、德文、英文、法文、理化、博物、代数、几何、名学等，学生多达百余人。陈其美（英士）、柳亚子都是通学所学生。据柳亚子回忆，元培也去通学所听讲。至于爱国女学校，虽然长期经费支绌，仍继续举办，惨淡经营。光绪三十年三月，广东女医生张竹君自南洋来上海，提倡女子应学习女工，自爱自立，不依赖男子。爱国女学校经理钟宪鬯大为赞成，因停止学校功课，设女工传习所，请张竹君来授手工。张来校未及一月，暗中运动职员和多数学生突然离校，另行组织育贤女学校。爱国女学校遭此打击，几于破坏。钟宪鬯向中国教育会辞职，教育会便推元培续任女学校经理。这便是前面所讲的元培辞《警钟日报》编务的背景。

元培重长爱国女学校校政，其办学思想更与革命工作紧密相结合，并且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这时他受俄国虚无党的思想影响，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过去在爱国学社从事军事训练，是下暴动的种子。而此番再办爱国女学校，便是预备下暗杀的种子。因为他认为，暗杀于女子最相宜。于是，办学方针“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教课内容，则对低年级授普通知识，对高年级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宪鬯和科学仪器馆同人讲授理化，为炼制炸弹作准备。同时，爱国女学校也成了元培和各地来沪革命人士接洽的机关，他自己回忆说：“余长爱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君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薇生等，恒以本校为招待接洽之机关。”⁽¹⁶⁾

这个时候，革命团体渐多，革命活动也多以暗杀和暴动为主。元培和这些团体及其领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本有暗杀团之组织，其会员黄兴（克强）归国，初创华兴会，后创同仇会专与会党联络，光绪三十年与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共谋于是年十月初十日慈禧生日在长沙等地起义。黄兴告元培，元培告陶成章，谋在浙江接应。长沙起义以计划泄露而止。章士钊回忆说，沪上志士曾立爱国协会以谋响应长沙起义，计划以暴动为主，也讨论了暗杀。元培和陈独秀、杨笃生等都参加了。⁽¹⁷⁾陈独秀回忆其事，谓：“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¹⁸⁾

元培回忆他学习试制炸药并热心为之奔走经营的经过，叙述甚详，但说这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当系误记。他说：何海樵从东京来上海，和他密谈数次，先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再介绍他加入暗杀团。以后苏凤初亦从东京来，教大家制炸药。元培租了一处房屋，并介绍钟宪鬯加入。钟宪鬯精通化学，还有从科学仪器馆购买仪器药品的方便，苏凤初教授了几天制炸药方法，制造的时候苦于没有弹壳。后来黄克强等先后从东京带了十几个弹壳来。试制之后，由人带到南京去试用，并不灵验。再后杨笃生来沪，又由元培别租地方作为试制机关，研究改良。杨笃生后北上，在保定结识了吴樾，并写信告元培：吴樾将送其妹来上海入爱国女学校。吴樾后写信告元培，有事不能来上海。不久，乃有吴樾投掷炸弹谋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事发生。

正当蔡元培在沪上鼓吹暗杀主义、秘密制造炸药之时，东京留日学生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龚宝铨，由东京潜回上海，谋在沪组织暗杀团。龚与在上海逗留的陶成章商量扩大人选，时章太炎尚在狱中，而蔡元培素为浙江人望，便邀约蔡元培入会，拟议提蔡为首领。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秋，这个新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定名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十六字为宗旨。蔡元培为会长。为有利于革命进行，由元培介绍陶成章入会。由于元培声望，入会者渐多。是年冬，浙东志士徐锡麟以事过上海，至爱国女学校访元培。元培知锡麟有大志，遂介绍锡麟入会。光复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联络会党，元培还曾为邀浙江温台处会党首领敖嘉熊入会，而亲去嘉兴相请。但是，元培毕竟是书生气味较浓的人，对这类事情，缺少应付的能力，而徐锡麟和陶成章则都富有从事实际活动的能力，他们分别发动了浙江几处的会党，卓有成绩，光复会的领导工作逐渐由徐、陶担负起来，元培很少过问了。后来连光复会总机关也移往绍兴，由徐锡麟、秋瑾主持会务。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九日邹容病死狱中，由中外日报馆备棺殡殓。中国教育会在三月初一日开追悼大会，元培发表了演说。第二天，复集会讨论善后，准备择地安葬。后由刘三（季平）安葬于华泾，元培亦为之经营，并筹建墓塔。是年暑假，元培辞去爱国女学校校务。当时学校的确难以支持，而他正专心致力于革命工作，恐怕也无暇及此。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国性组织——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在东京设有总部，由孙中山任总理；总部之下，各省设有分会，由分会长负责其事。同盟会成立后，安徽分会长吴春旸提议：江苏分会之外应另设上海分会，以利革命进行，并推蔡元培为上海分会长。总部表示同意。是年九月二十九日，曾任爱国学社军事教员的何海樵奉总部命令由日返沪，秘密介绍元培加入同盟会。后黄兴持孙中山手书来上海，任命元培为上海分会长。⁽¹⁹⁾

之后，元培曾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春天回到绍兴，就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为什么丢开上海的革命工作再去绍兴从事教育？他本人有一句话：“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²⁰⁾有一篇传记出以四字：“事阻意倦。”⁽²¹⁾都语焉不详，不能得知其原委，但从中透露了他的革命工作并不顺利的消息。绍兴学务公所系秋瑾等所建议设立。秋瑾于上年由日本回国，在上海时曾由陶成章介绍，到爱国女校和元培晤谈，回绍兴后即加入光复会。学务公所之设，意在推动绍兴所属诸县的教育事业。元培应邀返乡任职。受任不久，元培自己说因为所延干事为人反对，筹款设师范班又为人反对，即辞职回上海。⁽²²⁾周作人其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元培曾通过旁人邀他去学务公所工作，周未就。据周作人的说法，学务公所总理月薪三十元，是个肥缺，元培是被人挤走的。⁽²³⁾还有一说，是元培在绍兴从事革命活动，清政府要逮捕他，便由人护送离开了。⁽²⁴⁾

章太炎于是年五月初八日刑满出狱。这天早晨，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叶瀚等十多人，在河南路工部局门前迎候，太炎当晚由东京同盟会本部所派人员陪同去日本。是时邹容墓落成，距太炎出狱后四日，五月十二日，在墓地举行纪念会，元培偕蒋维乔、黄炎培等三十余人参加。元培在纪念会上的演说，被称为“特别警策”，陈英士听了深受感动，从此决心从事革命工作，回湖州家乡变卖了产业。⁽²⁵⁾

元培早有留学德国的打算，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迟未成行。“所图皆不成，意颇倦”，因此，留学的念头复炽。本年秋天，听说清政府打算派遣翰林院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于是元培只身赴京向翰林院销假，申请去欧洲留学。他把家眷安置在绍兴。他的三子柏龄于是年十月十六日在绍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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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三页。

(2) 《致吴稚晖函》，《蔡全集》第一〇三二页。

(3) 《纪念蔡孑民先生》，浙江研究社出版《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第四六页。

(4) 《俄事警闻》第七十三号。

(5)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四页。

(6) 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艺出版社《鲁迅回忆录》第二二二～二二三页。

(7)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一九三七年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

(8) 马鑑《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全集》第一五三三～一五三四页。“真弗错气”意即“真不错”。

(9) 《蔡孑民敬白》，光绪三十年六月八日《警钟日报》广告栏。

(10)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第一四页。

(11)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四～一五页。

(12) 一九三〇年四月，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设宴招待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提出三个问题请大家议论。一是姓氏问题，要姓不要姓？如要姓，用父姓还是用母姓？二是婚姻问题，要否结婚？如要结婚，早婚或迟婚有无限制？三是家庭问题，要否家庭？如要家庭，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好？元培对三个问题，均持否定答复。对姓氏，他认为：“不要的好。用父姓不公道，用母姓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所以设法用别的符号代替。”对婚姻问题，他答说：“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在这新村里，有很好的组织，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也有两人同睡的房间。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很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对家庭问题，他说：“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这次宴会所谈，自非正式讨论。会上立法院长胡汉民致词说：“诸君吃了些不好的东西，恐怕不能消化下去。现在立法院的某同志，站在立法的立场上，提出了三个问题，请诸位教育家赐教，或许可以助诸位的消化。”据此，这个会议并不见得很郑重其事。而席间诸人所论，多有近乎玩笑，尤其是吴稚晖插科打诨，胡说乱道，更不严肃，但胡汉民最后总结会上议论说：“吴先生谈事实，蔡先生谈理论，李先生（石曾）谈科学，蒋先生（梦麟）谈时间，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有很好的解答，足供立法院的参考。”（见陇西约翰编，广益书局一九三二年出版《蔡元培言行录》“言行杂记”第一二页）则这个无事可做的立法院，还是有意讨论这个不切实际的事以为立法参考的。元培答语郑重其事，表明他一贯主张废婚姻家庭的看法。

(13) 《妖怪学讲义·原序一》，《蔡全集》第三〇二页。

(14) 《妖怪学讲义·总论序》，《蔡全集》第三〇〇页。

(15)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第九页。

(16)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第三三〇～三三一页；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七页。

(17)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商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一四〇页。

(18)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全集》第一四三八页。

(19)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一六五页；萧瑜《蔡孑民先生自传一章》，《蔡全集》第一三六一页。

(20)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八页。

(21) 夏敬观《蔡元培传》，《蔡全集》第一三四三页。

(22)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八页。

(23)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古今》月刊第六期第六页；《望越篇》，《知堂回想录》第二六四页。

(24) 陶英惠《关于蔡元培先生的二件事》引曹建文，《蔡元培传记资料》第四卷第八七页。

(25)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第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