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沈体兰先生

从一九四四年始识沈体兰先生，到先生逝世，共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往。尽管先生在学校未曾开课，毕竟是我的师长。而在校的两年时间，一些学生包括我在内，和先生的接触，往往比和有些授课的老师次数为多，亲切亦或过之。自一九四六年夏离开学校，中间除了居港八月、居津四月余，我和先生皆同在上海；其间又复有大约三年的时间和先生住在一起——他所领导的麦伦中学。由此种种，和先生的关系，不能不说是较深的。然而，先生之丧事，我竟因不知而未能参加，遗憾之感，今犹不忘。后我妻去看沈师母，方知其时师母悲痛逾恒，董理丧事皆他人所办，致我们在沪同学少年皆未得讣告而不知此大事。同学中有人对我建议，应该为先生写点什么。我然其说，终未动笔。这些年来，始终有一种负债之感。近年市政协所出《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及《上海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对先生多有记载和纪念文字，所记多先生领导麦伦中学及在上海从事民主运动之事，可称详尽，而于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两年间事，皆缺而不述。因作是文，以了心债。文章以此两年间事为主，间亦稍及于其他时期，皆所亲历，记其实也。

一九四四年九月，学校秋季始业，忽然听说来了一位秘书长沈体兰先生。校中从无是职，大家也不明白设此职何为。一个大学，校长自然应有名望，有办校之才，但最重要的，还在为各门学科请得好教授。至于校长以下，如教务长、总务长之类，学生们都不甚在意，当然也应得人，和校长能善于配合。当时学校的教务长，本人就是著名教授，能尽其责。总务长则因掌握财权，向为美国人，其权虽大，而与学生无太大关系。还有一位训导主任（有的学校称训导长），当时在各校，谁都明白他是干什么的，当然最不得人心，但实操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我们学校，则有所不同，国民党党团势力的活动颇受限制，甚至于招牌也不敢亮出来，这位训导主任，似无所“作为”，连名称好像也改称为生活指导主任。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之设，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了。或以为大约不外教会派来，无非总揽行政事务；或以为意在“管理”学生。总之是猜测百出，而莫衷一是。

因此，这位秘书长的政治态度，就为大家所最关心。先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转学来此的李肇基言：沈先生在上海为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长期主持著名的麦伦中学，这个学校向以教学质量高和政治倾向进步负盛名。继之，在成都《华西晚报》工作的唐海对我说，他与沈先生在桂林相识，是一位在政治上信得过的民主斗士。两说相证，大家不只心为之一宽，且立呈欢迎与期待的态度了。再后，又得知先生在上海曾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救国会，群情更加振奋。

我不知道沈先生于他两年任期的秘书长职务对校务有何建树，起了多大作用。办理燕京大学的教会属于美国，教授多为美国留学归来者，先生则长期与英国的伦敦会有关系，留学生活是在英国牛津度过的，去英之前，毕业于东吴大学，与燕京素少瓜葛。先生在国内国外所习专业为化学，回国之后，除了曾任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学生部干事，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春，均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早年所习化学专业，自未再理，此时在燕京是专职的秘书长，未曾开课。我不知道他是因何种关系而到燕京来的，或许是与校长梅贻宝先生有旧，或并无关系而是有人荐之于梅先生，总之，体兰先生和燕京没有历史因缘。到了燕京以后，我们学生从表面上看去，他似乎是位高而权少，并没有多少事可做；偶在言谈之间，他也流露出此意。可是，于校内外的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而言，有了这位秘书长，则如机张其翼，车滚其轮，乘势而大动焉。

我第一次去拜访沈先生，是请他签名于成都文化界的一份要求民主的宣言上。找他之前，我已经持此宣言在校内我所尊敬的两位教授面前碰了壁。去找沈先生签名，我是充满了信心的。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室内尚有他人。果然，先生大致看了一遍宣言和已签的名字，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签了名。我正要退出，他止住了我，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有一个意见，签名应该用真名，不要化名，这才有力量。”简单一语，精当至极，我连忙称是。这份宣言排印而成多份，大家分头找人签名。在我拿去的这一份上，有人用的是常用的笔名，先生不知其人，以为是化名；确也有几个名字是化名。先生此言，说明他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我既佩服，又感高兴。

在成都的两年之中，体兰先生和民主运动、学生运动同呼吸，共进退，战斗不息。在校内，学生大小集会，凡请他，他都积极参加，并加鼓励。有时一些小型集会，且借他家举行。校外，民主人士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当运动爆发为全市性学生示威大游行之际，先生总是身在游行行列中，无畏而前。当时，各大学教授参加民主运动与学生运动者，人数不能算少。但与学生同上街游行的，就我所忆，唯沈体兰先生，夏仁德先生（Dr．Radolph Sailor，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文幼章先生（Dr．James Endicott，华西大学教授）、后来还有蒋荫恩先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等数人而已。特别是在一次规模盛大的民主壮举中，体兰先生的表现，极受尊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枪杀学生流血惨案，成都各大学学生于十二月九日举行追悼昆明殉难烈士大会于华西坝草场，会后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在这次大会上，体兰先生为大会主讲人之一，他发表了悲愤沉痛、慷慨激昂的演说，其情其景，今不能忘。

有一件当时震动成都，今已鲜为人知的事。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军接收东北原日军工厂，发生了张莘夫事件。此事经过与苏联措置之失当，今天可以探讨议论，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利用此事而发动反苏大游行，意在反共，则为形势所不许。燕京学生经过全校民主辩论，一致决议，不参加此项活动。反苏大游行举行之时，队伍特意绕道燕京所在的陕西街，砸校门，打学生自治会，学生群情愤慨，连日开会声讨。某夜，在礼堂举行全校学生大会，时值黄昏，停电，会议已在进行之中，我见大楼外草地上有两个行迹可疑的人，逡巡于墙报牌边，遂上前看住一人，示意在侧之同学沈君看住另一人。我问此人是哪里来的？他径称是警察分局人员。其时年少气壮，颇有些无所谓畏惧的气概，也没有想到他是否带有武器和后果如何之类，而把他拉进了会场。我对会议主席说了经过，主席当即向大家宣布，并请“审讯”。原以为另一个人也会带进来的，却在沈君不注意间，被他溜掉了。

此特殊人物之出现，对于当晚举行的大会，真是帮了大忙，会议气氛大盛，行动更坚。我以为此事应向社会宣布，其时我兼在《华西晚报》工作，各报多有熟人，立即打电话给几家报馆，请他们来采访。于是，在礼堂对面的一间教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请沈先生主持记者招待会，先生慨然答应。先生主持记者招待会，痛斥这个特殊人物。各报记者纷纷询问，嘲弄责骂，搞得这个特殊人物狼狈不堪。翌日各报，对此事都作了报道，有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沈体兰抓特务》，其余各报措辞或有轻重，都写了沈先生在招待会上的讲话。沈先生当然知道这件事的分量，但丝毫无所畏惧。当时请先生主持记者招待会，意在借重他的声望，事后觉得公之于报，于先生处境未免不当，心为之不安。

燕京教授中，同情、支持和参加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不在少数，求其与运动相始终，与学生亲密无间无不可与言者，则不能不首推沈先生。

一九四六年夏，我从学校毕业，学校其时亦将复员迁回北平。体兰先生忽以他自己和吴耀宗、文幼章两先生名义邀几个应届毕业学生吃饭。文幼章先生，加拿大人，生长四川，说得一口道地的成都话，为传教士，兼在华西大学教书。以两代传教士，深入各地，他在四川，可以说是无人不知。他痛恨国民党特务统治，积极参加和支持民主运动与学生运动，受到学生热爱。成都各大学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晚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于华西坝大草场，草场四周特务密布，意将有所行动，形势极为严峻。叶圣陶先生和文幼章先生应邀参加会议，发表演讲，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他们的讲话，至今思之，犹觉神往。叶圣老朗诵了他作的一首新诗（那些年，圣老多作旧体诗），以苏州蓝青官话高声朗诵出：“现在，没有什么皇帝不皇帝，……”激昂呼出：谁要做皇帝，就把他赶下台。文幼章先生继圣老而步入广场中央，高头大马，身着衬衫，揎袖掳拳，声如洪钟而呼曰：“特务，你们敢站出来吗？我同你们打！”真是威震广场，气吞河山。吴耀宗先生为著名的基督教民主人士，主持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兼课华西大学。时吴先生与文幼章先生同寓于华西坝一小院，在一个月黑之夜，我们曾在这个小院的草地上听从延安来的一位女士介绍情况，地下党对吴、文二先生的信托可知。

那天，三先生邀饭就在吴、文同寓的楼下客厅举行。人数不多，为燕京及华西两校应届毕业生，加上三位主人共成一桌。谈话内容，大抵不外各人今后打算和行止，并望保持联系。恰巧同席者都是要到上海工作，三位先生也是准备到上海的。文幼章先生时已因参加民主运动而被教会解职，他准备到上海再作打算。吴耀宗先生将返上海主持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体兰先生则回上海继续主持麦伦中学。

到上海以后，和体兰先生时有接触。在上海的部分燕京毕业同学，有一个称为“燕社”的组织，不定期聚会，谈时事，通消息，也谈读书心得，不时请一些原燕京教授和社会人士来参加，体兰先生参加的次数最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麦伦中学举行的。那时，虹口兆丰路（现名高阳路）麦伦中学原址为犹太难民占用，学校暂借武定路某校地址上课，我们就是在那里开会的。

我妻陶慧华为我大学同学，和体兰先生亦相熟。她和我同到上海，原在劳动协会工作，甫三月，列名黑名单，被遣散而失业。我求助于体兰先生，先生慨然请她到麦伦中学教书，从此奠定差不多是终身为教员的基础。我结婚后初住一位朋友因去解放区而空下的房间，后于一九四七年八月间随妻迁住麦伦中学，断断续续，一直到一九五八年迁出，沈先生一家在这里大约住到一九五一年迁出。沈先生住处为校中独立假三层小洋楼一幢，有房约五、六间，全家三人（先生夫妇及养子小毛），住得相当宽敞。以先生为骨干的大教联，常在先生家开会，住房宽敞也是一个条件。全校教职员都住校内，亦各得其所，当时这所学校的物质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麦伦中学原名麦伦书院（Medherst College），由英国伦敦会为纪念早期来上海的著名传教士麦都思于一八九八年创办。中文“麦”即指麦都思，“伦”指伦敦会，一九二八年改名麦伦中学。体兰先生于一九三一年接任校长，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两年期间，仍挂校长之名，而由他人代理，至一九五一年，先生出任华东教育部副部长离校，在麦伦长校共二十年。至一九五三年，学校改名继光中学。体兰先生主持的麦伦中学，素以教学质量高及师生多富民主进步思想负盛名，赵朴初、楼适夷、林淡秋、冯宾符等均曾任教于校，魏金枝是麦伦的老教师，刘晓、唐守愚等亦曾化名到校任教，几十年来，麦伦作育英才无数。这些，已有文章述及。我住在麦伦中学期间，时国民党政府常以所谓政治问题解聘大学教授多人，体兰先生对于被解聘的教授，总优为之容，请来任教。如原大夏大学的邱汉生教授，同济大学的吴逸民教授，都被邀到校，与我比邻而居，成为稔友。我还曾衔先生之命，于《文汇报》被封禁之后，往代请陈虞孙到校任教务主任。先生此意除了以虞老富教学经验，自亦有请虞老来校暂避的用心。时在我迁住麦伦之前，与虞老同住一处，虞老已一人离家隐蔽，我未能完全所命。上海解放，共产党组织公开，麦伦中学教师中党员之多，恐在全市中学居前列。不久，这些党员教师陆续奉命他调，一时缺人，曾给学校带来困难。

先生出任华东教育部副部长后，搬出了麦伦中学，见面的机会少了。只听说他踌躇满志，以多年办教育的经验，意以为将大有所作为。此后，华东大区撤销，先生忽改任上海市体委主任。我听了大异，先生平生与体育无缘，怎么能去当这个官？果然，听人说，先生对此是有看法的，一段时期情绪颇为低沉。一次，我为了写一个反映体育题材的电影剧本，去他办公室拜访。先生大悦，立刻要秘书为我安排。我继之往访一位党员副主任，这位副主任则另作一套安排，且带权威性，先生所作安排徒成空言。于此，我稍有所悟于先生的处境。后来，他又摔了一跤，腿骨折断，敲进钉子，长期住院后，稍愈而脚微跛了，须扶杖而行。以后只专任市政协副主席了。听说，他神智有时不那么清楚，说的话，人不能全明白。

“文革”期间，先生是受保护的，只在市政协参加学习，倒没有吃大苦头。“文革”后期，我偕妻去看他。他高兴极了，精神亢奋有过头处。他先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这是鬼门关，到我这里就得先留下姓名来。边说边写，写完又念了一遍。我们有些惶惑，看着沈师母，不知说什么好。沈师母仍如昔日的温柔贤淑，但笑而不言。后来，背过沈先生，沈师母说：“你们听他说就是了。”沈先生一时说了许多话，也谈昔日事，但条理甚乱。

这就是和体兰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我还能在这里再说什么呢？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八日

（原载《上海滩》一九九〇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