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陈白尘同志被迫沉默多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奋其如椽之笔，一花开二果，先后写出七幕历史剧《大风歌》和同一题材的电影剧本，为文坛放一异彩。黄钟大吕之声，此乐不闻久矣。
我曾经是这两个本子前后数稿的读者。每读一稿，辄有所感。现在话剧本和电影剧本已分别在《剧本》和《收获》上发表，写这一篇评论文章，最好是话剧本与电影剧本两者同论，俾有比较。然而，这是非我力所能逮之事，藏拙为佳。是以只就话剧本所见，略加论列。
《大风歌》剧本之末，作者写了一句附记，称：“本剧根据汉代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并参考班固所著《汉书》有关篇章编撰。”同题名《大风歌》之下特意标明“七幕历史剧”是同样苦心，一个意思：这是历史剧，事实皆有所本，不要误以为影射“四人帮”之流。
历史原是一门科学，戏剧原是一项艺术，凡读书看戏者都知道的。历史剧，则是科学和艺术的统一；写历史剧，当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些，也是人们所习知的。可是，就是这个人们习知的事，许多年来，却被“四人帮”及其“顾问”搞得混乱不堪。你研究历史吗？他们说你是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你写艺术作品吗？“顾问”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真理”。你写历史剧吗？他们说你指桑骂槐，影射现实。恶棍满天飞，作家齐搁笔。事实正好倒过来，十年来的历史正好嘲弄了“四人帮”自己。他们造反革命舆论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搞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
拨乱反正，也应该还历史科学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以本来意义。研究历史科学与写作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有同一目的，即对读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抛掉历史唯物主义，就无历史研究之可言，亦无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写作之可言。自然，文艺要靠形象思维，通过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四人帮”搞的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随心所欲，歪曲以至伪造历史，把历史科学糟践得不成样子，把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糟践得不成样子。“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恩格斯这句话，今天对我们很有启示。我们反对任何影射史学，反对历史的比附。尽管历史往往有其惊人相似之处，究竟各种条件不同，任何影射比附，都是对历史研究工作的蹂躏，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歪曲。如果说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之类，那也只能就广义而言，不过引发一些思想或某种感染而已，而不能以古套今的。
然而，影射史学流毒太深，不难想象，人们免不了会从《大风歌》里寻找影射，以为《大风歌》是反“四人帮”之作；特别是江青吹捧过吕后，似乎寻找影射更不为无因了。《大风歌》作者写上那么一句附记，是正常而又不正常的事。可贵者，《大风歌》确是历史剧。剧中人物，有名姓的，皆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剧中大端事件，在历史上亦实有其事。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即所谓事所必有。而研究出发生这些事情之所以然，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出固然之理。用三句话概括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事所必有，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大端要事应必有，但作者还必须创造，必须写出戏来。一个戏之所以成立，就得按照历史主义办事，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和可以发生。也用三句话概括，就是事所未必，势所可至，理有固然。我们倾服《大风歌》，其中一点，是作者既未按图索骥，照搬历史；亦未强古人所难，硬加今人穿戴。大端要事，有迹可寻，而又灵活运用，绝不拘泥，使人信服。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历史剧，是历史剧的本来面目。那么，是不是所有读者与观众都会按照正常意义下的历史剧看待《大风歌》呢？应该这样要求。这也许就是作者附记本意之所在。
处理以吕雉为中心的这个历史题材，首先遇到一个出发点问题，即如何对待这场斗争，是把它看作是一场政治斗争呢，还是其他？搞得不好，可以流入庸俗化的见解，只看到吕雉的妒嫉残忍，而把一场政治斗争降为争宠吃醋的大小老婆之争。如果这样来写戏，就毫无价值。清人赵翼为吕雉大抱不平，他把吕雉与武则天作了比较之后，认为吕比武强，“吕武不当并称”。他把吕雉的问题归结为“私心短见”和嫉妒，说是：“盖嫉妒者，妇人之常情也。”接着又为吕雉的嫉妒作解：“然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3)
这样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吕雉确有由争宠而起的嫉妒成分，甚至很浓，也绝非赵翼所说只及于戚姬母子，而是范围相当广泛；幸免于难的，又都各有缘故。这在《史记》上都有明确的记载。吕雉之杀如意，显然是皇权之争，而非嫉妒所致。赵翼把吕雉王诸吕，说成是“私心短见”。这种说法，本诸于司马迁。但是，司马迁还说：“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4)可见，司马迁还提到了“欲连固根本牢甚”，赵翼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心理分析，没有从其时历史的发展看问题，没有见及吕、刘政治斗争已经非常尖锐。吕雉要固权、篡权，必灭刘氏，而这又只能逐步进行，不能一蹴即就。以吕氏女配刘氏，只是一种取而代之的过渡手段，绝非如赵翼所解释的“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5)
陈白尘同志透过了嫉妒、私心短见的表面现象，深入到斗争的里层，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以政治斗争贯穿全戏，不写什么宫闱秘史，因而立意深，境界高，而又合乎情理，令人信服。这正是《大风歌》的成功处。某剧团的京剧改编本《大风歌》，恰恰是在这一点和人物、人物关系的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歪曲了原作，因而令人失望。
曾经听见一种论调，就是说这样的剧本有何意义？刘、吕两家之争，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兴刘也好，灭吕也好，与老百姓何干？这样的剧本，归根结蒂，不过教人以陈平、周勃为榜样，去保卫封建王朝。由此而演绎出了一种路线斗争论，声称刘氏和拥刘者代表什么路线，吕氏和拥吕者代表什么路线，剧本没有写出来，因而要提到路线高度去改写，而不要强调白马之盟，那只是陈平、周勃为刘家皇帝卖命而已。如此云云，未敢苟同。其实，作者既已明白揭示刘、吕之争是一场政治斗争，其意义何在，就已经清楚了。我们总得有一点历史主义观点吧，陈平、周勃一班老臣，保卫的只能是刘氏封建王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能把我们的脑袋搬到陈平、周勃等人身上去。要他们不保卫刘氏封建王朝，真是强古人之所难了。作者恰恰是历史主义地处理了这场斗争，把它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研究，站在历史的高度，得出正确的看法。简言之，即：兴刘则治，兴刘则安；兴吕必乱，兴吕必灭。这是历史潮流之所向。所谓人心思汉，也正是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的意思。这怎么能说与老百姓无干呢？刘氏为帝，与吕氏为帝，对当时的形势而言，因此，也对人民而言，是有所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刘、吕两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和其时人民的利害是相连的。剧本写出了兴刘灭吕关乎人民之所在，复在剧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加以点染，第一幕第四场陆贾说：“高皇帝统一四海，平定天下，黎民百姓，仰望太平，国家也正应休养生息。而吕氏阴谋篡权，你我老臣，岂能坐视不理？”第五幕第十七场陆贾说周勃道：“太尉平定卢绾之乱，完成高祖皇帝一统之局，黎民百姓，人人仰望太平。朝廷正应减轻赋税，免除徭役，奖励耕作，休养生息，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吕氏称帝灭刘，天下必乱，哪里来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剧中陈平所说的：“吕氏如果篡权，势必天下大乱，春秋战国之祸，岂不将重见于今日？”在这个意义上说，写维护刘氏封建王朝的白马之盟，也就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剧中陈平所称：“高皇帝设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封王。其意在于巩固一统江山，免于分裂之祸。”所以，剧中陈、陆举觞为誓之辞曰：“匡扶汉室，同心协力！除吕安刘，永固统一！”这“永固统一”四字，是很要紧的。这，还用得着去从封建社会之世寻找什么路线斗争吗？定要侈谈路线，则除吕安刘即治，扶吕灭刘即乱，就算是路线吧。
人或有词：惠帝刘盈垂拱七年，吕后业已大权在握，惠帝死，吕后临朝称制，又是八年，这十五年中，不还是天下大治之时吗？也没有乱嘛！不错，承高帝十二年天下大定、国家进入治境之绪余，从惠帝到吕后的十五年，确是局势平定之时，并没有乱。但是，要看到，吕雉尽管篡权野心日露，究竟由于时机未到，不敢废刘氏，用了那么两个少帝为傀儡，所以是祸虽在眉睫而未发，其斗争则只表现在刘、吕两党及其拥护者之间，诸侯王虽已不安而亦未动，特别是高帝时定下的政令未改，这就使得有可能承袭一个安定的局面。萧规曹随，当不止于曹参为相之时。曹参死后，继之者王陵、陈平亦然。如果吕雉破釜沉舟，放手干去，天下之乱必然。剧本写出了这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附带言之：作者命题曰《大风歌》，与剧本构思相一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虽然有和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同样的农民意识，而其末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则气势磅礴，壮志凌云，表现了求得国家安定统一的雄心，是向上的。剧本以此歌笼贯全剧，非只表现刘邦的壮志，主要当为突出刘兴与吕盛之不同，可谓以黄钟大吕之作而颂黄钟大吕之声了。
《大风歌》人物众多，有名姓者共达二十余人。要驾御这样众多的人物，无论主要与次要，使之各有性格，合乎逻辑地发展（不是跟着作者的指挥棒转），是极不容易的。剧本在这方面，也是成功的。主要人物都站得起来，有性格，有发展，有些次要人物也很生动；而在人物关系上，安排处理恰当，合乎分寸。
这样众多的人物，大别之，可分为刘、吕两方。最主要的人物，则是吕雉、陈平与周勃三人。刘、吕之争，集中表现为这三个人之间的斗争。而周勃与陈平，则又将相不和，严重影响了反吕斗争的开展。吕、陈、周人物关系，处理得极不一般，而是曲折起伏，丝丝入扣。这就使得全剧峰峦重叠，迂回反复，引人入胜，余音无穷。
吕雉其人，极不简单。司马迁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6)《大风歌》塑造吕雉，汲取了“刚毅”二字，加以阴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最可贵者，这个人物没有简单化、脸谱化，不是那么张牙舞爪，杀气腾腾，而又不堪一击，而是城府极深，深思熟虑，狡诈多端，高人一筹。时机不到，她能隐忍等待（毅）；形势转变，她便先发制人（刚）。她早年嫁刘邦，连年战乱，自然经受了锻炼。以后，刘邦陆续又讨了几个老婆，特别喜爱定陶戚姬，吕雉色衰希见，这自然使她产生了嫉妒之心。可是，以后谋害戚姬，主要还是由于戚姬之子如意差点夺嫡。归根结蒂是权力之争。一般史家研究吕雉和她亲生儿子刘盈的矛盾，总只从性格方面考虑，以为吕雉狠残，而刘盈仁慈，以致水火。剧本能够深一层看，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逐步发展，层层深化，揭示出母子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发生与激化，合情合理，使人信服。剧中写了母子三次尖锐的矛盾，一是第二幕第六场刘盈把如意接回宫中同住，引起了吕雉的愤怒；二是第三幕第十场如意被杀，刘盈悲愤；三是第四幕第十三场匈奴使臣辱吕之后。第一次冲突是虚写，审食其报告如意被刘盈接回宫中去了，未及下手杀害，吕雉此时“猛然踢翻几案”，说：“他（按指刘盈——引者），不是我儿子！”一句话，用得极好。说明了与儿子决裂之心，并预示暴风雨的将临。吕雉也正是在此时才下决心杀害戚夫人，这就示意读者对吕、戚之争不应从争宠去理解。第二次冲突是正面写的。史籍记载，吕雉将戚夫人伤残成“人彘”后，命令刘盈去看“人彘”。剧本作了一个小小改动，改成刘盈自己主动求见戚夫人，吕雉不允，刘盈坚请，吕雉经过“思考之后，切齿”，然后同意。这个改动合乎情理。对刘盈而言，此时求见戚夫人，是代如意行孝。对吕雉而言，则不像史籍记载的那样无头无绪，而且也多少给吕后留了一点“人情”。经过这场冲突，吕雉决意册立皇后，把希望寄托于抱孙子。第三次冲突浓笔重写。朝堂之上，吕雉受了匈奴使臣凌辱，刘盈愤而请求带兵讨伐匈奴。吕雉这个对内作威作福的人，对外却是个软骨头。匈奴使臣的凌辱，她可以甘受。儿子的不一条心，激怒了她，被看作是“儿子也敢欺负我”。刘盈盛怒之下，抓了吕雉幸臣审食其。吕雉暴怒，大叫：“盈儿！他想死？”从“不是我儿子”到“他想死”，步步发展，层层深入，母子——亦即吕、刘冲突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她和刘盈的三场斗争，就阐明了她夺权野心的发生和发展。
剧本在写吕雉与刘盈一线的同时，着重写的是吕雉与陈平、周勃一线。这后一线，实际上是一条主线。而对陈平、周勃这样的强手，加以陈平、周勃背后，朝内还有许多拥刘人物，朝外有诸侯王拥有重兵作后盾，吕雉是步步为营，小心对付。反之，陈、周一方对吕雉一方，也以强敌相待，不敢轻率从事。所以，这场斗争，相持达十五年之久，直至吕雉死后，陈、周方敢发难，歼灭诸吕。剧本包容的时间共十五年。要集中概括这样长时间内的主要事件，而不使之支离，并非容易。怎样选材，怎样提炼，是很难的。作者抡巨斧，在第四幕与第五幕之间砍去了五年；而到第六幕，则一下跳过了七年。这样写法，必须上下衔接，不生跳跃之感，才能一气贯穿。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读剧本，十五年间事，如一日之间所产生，所发展，所解决，不枝不蔓，不跳不跃。第十七场，将相和好，歃血灭吕，就预示着大局有望。第十八场，陈、周祭陵，准备发难，描写了暴风雨的前奏。第十九场，朝堂大宴，刀光剑影，是全戏高潮，也是有声有色的重场，复奏大风之歌，吕氏大事去矣。第二十场，吕雉病危，安排后事，垂死之挣扎耳。于是，顺流而下，密锣紧鼓，三场戏集中在一天之内，写来得心应手，读之酣畅淋漓，而殿以诸吕聚歼，大风同唱，刘氏安，天下定，人民得免于一场浩劫。我们看了一场好戏。我原曾担心，时间拖得如此长，又不能不按历史事实，在吕雉死后方歼诸吕，是否会产生正面人物一方被动之感。看来，这是杞忧。作者给自己找了一个难题，自己把它解决了。
其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和作者选材提炼有关，也和刻划人物分不开，写出了人物的内在性格，纳入特定的形势之中，读来是可信的。吕雉其人，已如上述。再看陈、周。陈平、周勃，一个机智、一个忠直，写来各有性格。作者用了充分的笔墨，写陈平的机智。不去荥阳而返长安，是为了保卫朝廷，有违诏之罪。但是，老臣奔丧，其情可谅，吕雉治不了这个罪。另一面，不去荥阳和拥有重兵的灌婴相合，实际上是让吕雉宽心。陈平料定此点，便大摇大摆地回朝了。不斩樊哙，又有违旨之罪。陈平却以不敢妄斩开国功臣、朝廷贵戚之名，使吕雉治不了他的罪，又纵吕雉一次。吕雉试问周勃封官之事，陈平一番言语，既安吕雉之心，又为周勃解祸（吕雉用了陈平之言，并不相信陈平其人，作者未将吕雉简单化）。正因为这两场戏陈平已智慧四溢，给人以深刻印象，以后灞上迎周，忽闻吕雉与刘盈同到，便觉其中有故，得知如意此时还在宫中酣睡，便能洞及“赵王危矣”，作者在这里只是轻轻一点，读者即信。如此等等，机锋逼人，所在皆有，不烦多举。而且，陈平的性格是丰富的，在戏中也是在发展的。特别是审食其被释、刘盈被美女所惑之后，陈平感于“鲁莽从事，鲜克有终”，更感曹参教导“只有等待水滴石穿”之正确，他的性格更有发展，斗争也更激烈了。
史称周勃“木强敦厚”(7)或“重厚少文”。(8)《大风歌》着重塑造了他的忠直与憨厚，英雄本色，随处可见。一出场，作者没有给他很多笔墨，只以简单的言语写他周旋于诸老将之间，神态立现；问刘泽：“哦！你掌管南军？”一下子引起读者对军权的注意；对陈平敷衍而又挖苦；对吕后给他当面的奉承，简直不知所对。所有这些，都在第九场这似乎接近于过场戏中极简短的一瞬中表现出来，使周勃其人已经有了色彩。以后，作者所着重描绘的，是陈、周关系。周勃讨厌陈平，历史的因素是陈平当年投奔刘邦之时，周勃和灌婴等就以之为“盗嫂受金”的人而不相信；思想基础，则是他的“重厚少文”，不喜欢书生；而最重要的，则是现实原因：周勃误以为陈平投靠吕雉。有此几条，陈平、陆贾多次求见，都被周勃拒绝。正因为这现实原因是最主要的，等到周勃一旦懂得了陈平用心，两人矛盾便迎刃而解。周勃虽然直而憨，但并非傻瓜，并非如王陵之憨而近于愚，在兴刘灭吕的策略上，他和陈平是不谋而合的。第十二场就写了他说“一要看，二要等”，第十六场在追封吕氏父兄为王之事上，他和陈平一唱一和，论调相同。尽管其时周勃对陈平还是敌对的，但思想却在公开场合上表示了一致。所以，下一场，陆贾轻轻一点，周勃就豁然开朗，而向陈平谢罪了。周、陈矛盾的发生、发展到解决，写得好，写得可信。
这里，有必要提到历史上陈平、周勃在两件事上的功罪，由此来看剧本的处理。第一件，则将南北军军权交与吕台、吕产事（《史记》误加吕禄。吕禄掌北军，是后来的事）。惠帝死，吕后哭而无泪，陈平听了张辟疆之计，献媚吕后，请封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此事关系甚大，《史记》、《汉书》都用了“吕氏权由此起”的春秋笔法，批评了陈平。后人评论中，又加进了周勃。第二件，是吕后欲王诸吕，问王陵，王陵以白马之盟为盾，坚决反对。问陈平、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9)王陵责备平、勃，“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10)
从来史家议论此两事甚多，有的责怪张辟疆是张良不肖之子，有的批评陈平、周勃“阿意之罪大”。王鸣盛的意见最尖锐，他说陈平、周勃虽然有诛诸吕之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时高后奸谋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见不可扑灭者？乃听张辟疆狂竖之言，请拜产、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守白马之约，而平、勃以为无所不可。然则，成吕氏之乱者，平、勃也”。(11)陈平其人，的确较为复杂。他佐刘邦定天下，六出奇计，有的计秘不得传，后人多作猜想。陈平自己也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12)意即损了阴德。陈平是个非常灵活机智的人，处吕雉专权之世，为求避祸，为除诸吕，其斗争定然是极其复杂而曲折的。荐二吕为将，掌南北军事，未可尽信。王诸吕事，《汉书》中明记“平伪听之”，(13)也不能说全出班固臆想。因此，不管怎样，灭吕安刘，首功是平、勃，因而加以肯定，是应该的。王鸣盛责备他们没有在吕雉“奸谋甫兆”时加以扑灭，毫无道理。阴谋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什么理由去扑灭她？
陈白尘同志对以上所述两事，经过分析研究，有自己的看法，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态度，写出了剧中陈平这个人物的一贯性。他在给友人信中认为：“以吕后之尊，为吕产、吕禄求一将军之职，是唾手可得者，何用不泣终日？而吕氏兄弟当时即掌南北军之说，不见于《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可见不确。”陈氏舍此不取，是对的。对于王诸吕事，陈氏按“伪听之”处理，并进一层，挖掘到陈平、周勃思想深处及其态度，陈平对之是“水滴石穿”，让她暴露；周勃对之也大体相同，并提出了韩信、彭越封王砍头之事，因而周勃同意封王也就更可信。作者并未违背历史真实，而是写出了人物（陈、周）之所以然，因而是可信的。
总结言之，吕雉、陈平、周勃，这三个人物都写得很成功，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矛盾尖锐，极不平凡。史籍所载，多把罪恶归于诸吕，剧本却抓住了总根子，暴露了首恶吕雉的历史本来面目。
环绕吕、陈、周，剧中一些次要人物，也写得很生动，尤以陆贾、曹参、刘章写得最好。陆贾是活龙活现的人物，真正体现了舌辩二字。他在戏中，穿针引线，里外奔走，起了重要作用，也使戏生动和丰富了。第四场陆贾访陈，似乎显得陈平情急了一些，有些不合作者创造的陈平。这恐怕主要还是由于陆贾写得太生动了所致。曹参只出场二次，在第十三场中只有几句话；第十一场写得很充分，我称之为：“水滴石穿”，陈平承教。这场戏，可说是流向滔滔大江的一湾清澈小溪，闲淡有致。全场尽是曹参之戏。不谈政治而谈政治，不言女人而实言女人（吕雉），最后发表了“水滴石穿”之喻，教陈平如何去做周勃的工作，妙甚。刘章之勇，表现得淋漓尽致，监酒令一场，为全剧生色不少。次要人物中，所感不足者，是相形之下，诸吕较一般。诛诸吕，审食其未被杀，《汉书·朱建传》说是出于陆贾与朱建之力，而无具体内容。剧本假设了一个审食其出来证明吕须焚烧立如意遗诏的情节，不但巧妙，而且使读者更深一层看待审食其这个人。审食其叛吕来奔之时，剧本交代为周勃要他和陆贾商量，这又和历史上陆贾救审食其的记载衔接了。这种细小处，作者也是不苟的。
临末，提出两点，供研究《大风歌》者参考。一，作者很注意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语言见性格，用词状情景，往往几个字就性格显然，情景突出。戏中周勃，从无长篇大论，这和他的“重厚少文”相符合。第十二场射雁时，在武将一说“是只孤雁！可怜！”一句话之后，周勃接着一句：“免得她守寡！”真是神来之笔！只有周勃说得出，一下子就表现了周勃灭吕之心。第四场写到陈平未见高皇帝立如意遗诏时，陈平连叫两声“陆大夫”，情急之状立现。第十六场吕后称制，上场，剧本写着：“（俟朝乐止，傲然自得地说出第一个字）朕，（稍停）……”就把吕后小人得志的情景表露出来了。二，向戏曲传统学习。作者很注意汲取传统戏曲写人写戏的手法，如第八场吕雉初试陈平，陈平一段对答，就大有戏曲表现人物之风；如第十三场，吕雉以周勃二十万大军都已解甲归田之事挑拨陈、周关系，周勃是：“嗬嗬！”陈平是：“（一笑）嘿嘿！”也是戏曲故有手法。看到《大风歌》剧本中这些融化戏曲表现手法的场面，总使人想到周信芳、马连良这些表演艺术家的某些演出。麒派表现某些人物的机智，马派表现某些人物的潇洒，在《大风歌》有的场次中，兼而有之。
意有未尽，文章不能不结束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剧本》月刊一九七九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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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 恩格斯《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3)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条。
(4)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
(5)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条。
(6) 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7) 班固《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8)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9) 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10) 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1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灌婴于平诸吕为有功》条。
(12)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
(13) 班固《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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