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湘绮楼日记》，发现了唐帽顶材料，解决了我幼年久悬的一个问题，因写《读〈湘绮楼日记〉一得》。文刊后，友人朱寄尧教授远道来信，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再就《湘绮楼日记》所述，为此补记。
王闿运说唐帽顶是照通山盗，投诚，亦嫌笼统。唐帽顶本义军蓝大顺部一员战将，号顺天王，降清后隶川督骆秉璋部。我在《读〈湘绮楼日记〉一得》中，据《清史稿·唐友耕传》，谓石达开之被俘，唐帽顶是“间接有功”。这是小看了唐帽顶。同治二年二月，石部渡金沙江，夜抵大渡河畔紫打地（按，光绪二十八年秋大水淹没紫打地，后于其地建新场，即今石棉县安顺场），时大雨如注，清军买通彝族土司，石达开为唐帽顶部俘获。同年五月，唐帽顶押解石等五人至成都，旋就义。此所以唐帽顶在四川不可一世，由记名总兵而实授总兵而提督也。
朱寄尧先生年长于我，熟谙川中佚事掌故，博闻强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此人（按指唐帽顶）多姬妾，而生性残酷，稍不如意者辄杀之，竟有被活埋者。”如果把他看作四川军阀的老祖宗，尚无不当。而以王闿运这样的大儒，客居四川，竟和这样的人物往还周密，情爱至深，临死深悼，亦夫时乎势也。我家故居，本由先祖直夫公购自唐氏后人，宅来自军阀，历若干年，又复为民国时代的新军阀购去，亦夫时也势乎，非人力所得而强易。
考王闿运初识唐帽顶在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至光绪八年六月初一日，时王返长沙，停留甚久，是日《日记》载：“得和合书，报帽顶之丧。帽顶自罢提督后，志气益衰，去年已讶之，今乃知其禄尽也。”光绪五年五月，湘绮再返成都尊经书院任，六月初六日，“未初出吊唐提督子”。补行了这迟到的吊丧。紧接此句，下记：“便去南门，至惠陵。”日记此前记湘绮于唐生前数至唐家，均未载明地址。此次讲“便出南门”，则可了解唐宅在南门内。按文庙后街在南门，右转即南门大街，可径出南门。出南门不远即惠陵，所谓汉昭烈庙，俗称诸葛武侯祠也。至光绪十年正月十一日，“张中丞送燕席一桌，不知何人所送，而以诒我，不可辞谢，勉强受之。”他决定：“此席拟以奠唐泽坡，盖去岁欲祭未果者。家眷既不至，故宜了此一段。”按湘绮欲接家眷不至，他便做了顺水人情，以此席送吊唐帽顶。第二天，正月十二日，果然送了酒席，“辰起至唐家上香”。这段情缘真的了了。
留下一段余话，足证湘绮笔下唐帽顶之凶残。光绪九年六月十一日有记：“夜热，坐月泛读，无佳语。唐泽坡死时，言有鬼从窗外射之，矢声铿然。顷复言有武弁入冥，云女鬼讼之。次民因言其手杀继妻状甚悉。余云讼者言奉檄杀，非其妻也。”杀人太多，疑心生暗鬼，唐帽顶其然乎。
今日写此旧事，忆余家故居能见唐帽顶遗迹者，无非是入大门天井墙壁之拴马环和其左侧的马房马槽而已。我祖我父皆不习武，此徒以显唐帽顶之武事而已。唐帽顶必敛财，我家前花园有四个大花坛，久废。相传唐帽顶在花坛下埋有金银，至我家售出此宅时，继大伯母犹深以未能发掘金银为憾焉。这自然是无根之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七日
（原载《万象》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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