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人民艺术家”

时间：2023-08-1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父亲预言战后的中国文学将出现空前大量的作品，“它们将是严肃的，将要反映人民重建家园时面临的斗争、冲突和深刻变化”。是的，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出版后再一次成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继《骆驼祥子》之后，《四世同堂》也被选评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而且受到文学评论界高度的重视。

第六章　归国，“人民艺术家”

抗战胜利之后，人们忙着复员。父亲一不经商，二不求官，他并不着急到长江下游去。他想北平，可是那儿并没有他的事可做。他有时间从长计议。他仍住在北碚写小说。正当父亲准备接受山东大学的聘书的时候，美国向他发出了访问邀请。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中国作家老舍和曹禺于1946年3月到达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

这次正式访问的背景相当复杂。从美国政府方面来说，有苏联邀请郭沫若在先，它已被动，想摆平天平，争取均势，借着《骆驼祥子》在美国畅销的机会，谋求中国进步知识界的好感，如果可能的话，换得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宣传。当时的世界民主舆论，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呼声很高，美国政府顾及于此，不得不做出一些表面公允的姿态，企图掩盖它支蒋内战的真实面目。邀请中国进步作家访美便是姿态之一。

中国的进步文人们对父亲、曹禺访美态度积极，一致的意见是应该借此机会走向世界，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争取世界舆论对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同情和支援。在重庆和上海都开了盛大的欢送会，周恩来同志参加了重庆的告别宴会。去吧，去为中国人争口气吧，去把中国文艺，特别是抗战文艺的成就，展示给全世界。

《骆驼祥子》英译本的封面上画着的中国人，居然还拖着一根大辫子。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竟是如此贫乏和荒谬。冲这个，也得去！

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和曹禺，由西雅图开始，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再由西向东，转了大半个美国。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好莱坞，还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魁北克，最后在纽约定居。

这是一种特殊的斗争，特殊的任务，也是特殊的考验！他们一路走，一路讲演。

▲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于1946年2月途经上海，18日上海市“文协”分会开欢送会为他们送行，会后合影。

在华盛顿大学，在丹佛大学的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和人道会议，在西雅图西北部作家协会，在费城国际学生总会，在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州雅斗文艺创作中心，在其他著名的高等院校，父亲作了多次公开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抗战文学》。当蒋介石向中原解放军大举围攻，开始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候，父亲在美国大讲鲁迅、茅盾和郭沫若。他说：“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类似高尔基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茅盾的长、短篇小说都很著名，意在使人民注意那些燃眉之急的社会问题”，“鲁迅之后，郭沫若就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巨匠了。他是当今有名的诗人兼作家，以写剧本著名，也是世界闻名的考古家”。父亲在讲演中还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他以抗战文艺的经历为例，揭露政府刁难作家下乡入伍上前线，他说中国作家“创造出了新型的歌曲、戏剧和其他各种形式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用以鼓舞人民的斗志，但后来由于政府不鼓励这一类活动，他们的活动大大地受到了限制”。父亲预言战后的中国文学将出现空前大量的作品，“它们将是严肃的，将要反映人民重建家园时面临的斗争、冲突和深刻变化”。

▲应邀在华盛顿大学、丹佛大学、西雅图西北部作家协会、费城国际学生总会、哥伦比亚大学等处作公开演讲，题目是《中国现代小说》与《中国抗战文学》。图为1946年6月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与友人合影。左起：牛满江、陈士襄与夫人、汉斯、曹禺、老舍。

是的，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祖国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父亲滞留在大洋彼岸，而且一下子三年半，再一次成为流亡者，这是出乎他自己的意料的。

当美国记者当众问父亲“你认为美国应该为中国做些什么”时，父亲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美国赶快由中国退出去！”无疑这话是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当头一棒。招待会欢乐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冰凉了。

作为一个文学家，父亲在另一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加紧工作，他要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偿自己的孤独和思乡，给自己国内的同伴一些实际的支援。

他在纽约租了两间小房，把自己锁了起来，谢绝了正式的社交，按自己的安排，开始了新的战斗的生活。

他抓紧时间，念美国的文学作品，研究美国文学的不同流派。他大量地念福克纳。在西方大多数作家追求意识流技巧和超现实描写手法的时候，父亲接受的是西方大师们的光荣的传统——现实主义。

他抓紧时间，看美国话剧、歌舞、电影，研究美国艺术的动向，并把它们拿来作比较。对好莱坞电影，父亲评价不高，条件好而拍不出深刻的作品，他说：“我都替他们着急。”对歌舞，他讨厌，觉得嘈杂、恶劣、刺耳灼目。对话剧，评价最好。父亲写信给吴祖光先生：“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这句话告诉戏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他抓紧时间，结交美国的和旅美的进步作家、艺术家，他和史沫特莱、斯诺、布莱希特相识，并且成为好朋友。他请美国作家为中国贫困作家募捐。

▲1947年于美国的写作照。

但是，他不写旅美观感。对一个擅写散文和游记的作家来说，这种一反常态是意味深长的。他不愿意为美国做宣传。他死死地守着这条不放。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

他抓紧时间，一边写作，一边翻译。他说，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在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多介绍些现代的文化，如抗战的话剧，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在小屋子里，父亲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成话剧，而且都是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父亲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

此外，父亲还组织了《离婚》的再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这样，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翻译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重点地介绍给美欧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

▲1948年3月起老舍和艾达·浦爱德（Ida·Pruitt）合译《四世同堂》英文节译本，英文名为“The YellowStorm”（中文译为《黄色风暴》）。1951年在纽约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出版后再一次成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美《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这部书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继《骆驼祥子》之后，《四世同堂》也被选评为“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而且受到文学评论界高度的重视。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父亲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出国之前，在和朋友道别时，父亲开玩笑，说他此次赴美是去“放青儿”，自喻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去换毛，然后马上就回来，作更长的跋涉和更沉的负重。

▼40年代的艾达·浦爱德。

在“口外”，人们意外地发现：真的来了一匹东方的大骆驼，它漂亮，它硕大，它实在，它非凡，它出类拔萃。

然而，不幸的是，它回不了家，它焦急地悲惨地仰天长啸，在茫茫的草原上来回地狂奔……

他想孩子，想家，想“文协”，想“最干净的、最珍贵的、最使人时刻不忘的‘文协’”！一日三餐比吃药还难咽；住在大杂院里，不，是大杂“楼”里；肚子和头晕还是时时地捣乱，懒得去诊治，因为见个医生要花很多钱；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酒不喝了，头晕，一喝便醉。

“这是地道的受洋罪！”“我连一天也呆不下去了！”父亲写信给冰心，说自己“好像是丧家之犬”。

他仿佛听见祖国在呼唤远方的孤儿。他加紧了工作节奏，连晚上都不放过。和他一起翻译《四世同堂》的浦爱德说：“老舍着急回家，他是个忙人。”他每天干到深夜。

在纽约，父亲平常和几位中国商人来往最密，他只是觉着纳闷：这几位并不像商人，有文化，对时局特别敏感。他说：“我早晚要拿你们几位写一篇小说，叫《不是商人的商人》。”后来，大家都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才知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的一位，乘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给父亲送了一封信，塞在他的纽约公寓的门缝下面，然后，闪在一旁，看着父亲开门进去。

是一封来自解放了的北平的信！信末有联合签名，是三十多位知己好友，为首的是郭沫若、茅盾、周扬、阳翰笙、曹禺、洪深、郑振铎……信是1949年6月底写的，信上说：“第一次文代会即将在北平举行，老朋友们已经全都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来吧，老朋友！祖国的文艺繁荣等着我们的笔，包括你的笔……”

▲1947年秋，在纽约朋友聚会。老舍（前排右）与朱启平（前排左）在划拳。2排左1赵蕴如，右1朱启平夫人；3排中郭镜秋。

7月，父亲入了医院，他的腿抬不起来了，需要对坐骨神经动一次大手术。出院后，父亲跌跌撞撞地上了路。到香港，他被抬着下了船。在侯宝璋教授家静养了二十四天之后，终于跨上了北上的海轮。

▲回国途中在香港与侯宝璋一家的合影。

回家啦！

1949年12月9日父亲抵达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他立即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在1950年、1953年先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里。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举行元旦联欢会欢迎父亲归来，茅盾主持会议，父亲报告了三年多的旅美生活及美国文艺动态，表示自己一定要为新中国做一点事。周扬、田汉、冯乃超讲话之后，父亲高兴地清唱了刚刚写好的太平歌词《过新年》，兴致未尽，又加唱了一段京戏《审李七》。

2月16日，旧历除夕，父亲在日记里小结了一下两个月来的写作成绩：

到京两月共写：

太平歌词　　　　　80行　　　各报

别迷信（京韵大鼓）　　　130行　　　　《人民日报》

劝北京人（作废）　　　　140行

生产就业（鼓词）　　　　230行　　　　《说说唱唱》

逛隆福寺（相声）　　　　　　　　　　　《新戏曲》

菜单子（相声）　　　　　　　　　　　　《说说唱唱》

文章会（相声）

小文：

美国人的苦闷　　　　《文艺报》

从三藩市到天津　　　《人民文学》

写鼓词的经验　　　　《人民日报》

评《三打祝家庄》　　《戏剧月刊》

谈相声的改造　　　　《新建设》

和1937年父亲到武汉投身到抗战洪流中一样，这次，他也是首先用民间文艺的写作形式迎接了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他帮助艺人们用传统的曲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

艺人本身也是父亲喜欢描写的对象。

1937年的《兔》是开始。

1944年的《四世同堂》里有一对小文夫妇，他们是“戏子”，篇幅不多，可是很特别，一出场就叫人注目。

1949年的《鼓书艺人》，全部的主人公都是艺人，一本艺人传。

1950年的《方珍珠》，是艺人后传。

1950年的《龙须沟》里有个著名的程疯子，以前是位艺人。

如果画上坐标，再画一根曲线，按时间顺序，把父亲笔下这些艺人的命运穿在一起，那才是一个有趣的事儿。

“兔”的命最惨，他让社会吞没，他连挣蹦一下都没有。“兔”只能放在图的最下角。

到了抗战时期，小文夫妇就比“兔”强，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沉醉在艺术之中，待人和气礼貌，又很清高；可是到了敌人污辱他们的时候，他们以死相拼，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位置比“兔”高。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庆祝新年并欢迎老舍归国。

到了《鼓书艺人》，艺人方宝庆、方秀莲和作家孟良的地位就更高，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摸到时代的脉搏，已经愿意把自己放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他们为抗战写鼓词和唱大鼓，不管收入上吃亏不吃亏。他们已经感到：“新社会就会来到，不过，在新时代来到之前，很多人会牺牲。”他们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唱赞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他们欢欣鼓舞地迎着人民的解放走去，迎着新社会走去。他们的位置当然在小文夫妇之上。

《方珍珠》和《龙须沟》到了顶峰。新制度诞生了，人民翻了身，恶霸头朝下，艺人们狂喜。连已经变成了废物的程疯子都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得到了一份小工作——看管自来水，他很自豪，他的艺术也焕发了青春，随时随地唱着自编的数来宝，成了美滋滋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方珍珠就更高了，她成了受人尊敬的人民的艺术工作者！她的位置在图的最上角。

这条特殊的曲线，艺人的曲线，反映了中国的艺人们几十年内走过的道路，它是一部历史！

这条曲线，同样地也反映了父亲本人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它简直是父亲的曲线。

父亲的脚印清晰可见：旧社会的批判者——坚定的爱国者、党的好朋友——革命的文学家、人民大众的歌手。

回到北京之后，父亲创作的闸门一下子冲开了，真像高坝下开了闸的江水，奔腾而来，一泻万里。

他的又一个创作黄金时代开始了。

他所器重的、疼爱的、亲如手足的、走入绝境的受苦人，如今全都翻了身，一个个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人，这使父亲乐得并不上嘴，打心眼里感到舒畅和兴奋。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亲身上产生了一种天生的直观的感受，而且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以至于用不着一般知识分子对原出身的背叛，就一下子全都体验得明了透彻。

▲《龙须沟》彩排后，老舍（2排右4）与焦菊隐（2排右5）、李伯钊（2排右3）及全体演员、工作人员合影。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曾是穷人，他写了一辈子穷人。

父亲“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周扬：《纪念老舍先生》）

他还是写他的穷人，写他们的绝境逢生，写穷人的翻身解放。

而且，一上手，他选择了一个最能表现这个主题的对象——艺人。艺人，在旧社会，是有才华而得不着好运的人，是贱人中最卑贱的。现在连他们都扬眉吐气了，瞧瞧这世道的变化吧！

抗战期间在武汉，父亲认识了富少舫（艺名山药蛋），一位北方逃来的大鼓名演员，还有他的义女富贵花，一位唱大鼓的少女。为了写鼓词，父亲曾跟他们学过鼓书唱腔。到重庆，父亲和富家一家人之间的友谊已经到了进门坐下能吃饭，衣服破了能管补的地步。富的妻子和女儿吵架拌嘴，父亲是拉架的，当然总是不露声色地想法帮忙女孩子躲过那顿毒打。父亲除了写抗战新词给女孩子演唱外，还教给她好些做人的道理，使这位年轻的女艺人受益匪浅，感恩不尽。

▼1950年4月老舍购置了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一所普通的四合院。从此老舍夫妇与四个子女在此定居。在这个“丹柿小院”中生活了十六年，他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部作品。

一边是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艺人，一边是最有名望的作家，他们结成了顶顶要好的朋友。这成了重庆的奇闻。可是，父亲做得极自然，他对刚到重庆的夫人说：“富老板和我是知己，有事只管找他！”

后来，这段友谊结出了硕果，有了用场。山药蛋和富贵花终于成了父亲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在《鼓书艺人》和《方珍珠》里都有他们的影子。

《鼓书艺人》没有中文本，只有美国按照手稿翻译出版的英文本。父亲不想再发表中文本，因为回国后，他对富贵花和山药蛋这两个人物原型另有任用——写《方珍珠》。于是，这个题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他写了两次，一次是小说，另一次是话剧。由形式到内容，两次还很不相同。

它们成了文学作品中一对特殊的有趣的孪生姐妹。

这么一来，无意之中，父亲给人们留下了观察他的创作思想发展的绝好资料，而且，白纸黑字，绝对公正、绝对清晰、绝对客观。

《鼓书艺人》是他的一次飞跃，《方珍珠》是他的另一次更高的飞跃。两次飞跃当中，隔着一个1949年10月1日，一边是怀孕，一边是分娩；一边是东方欲晓，一边是换了人间。

北京的观众，热情地对《方珍珠》报以掌声。台下的妇女，每天都有人哭出声来，哇哇地，震惊四邻。艺人们的惨境就是他们昨天的痛苦，艺人们的翻身就是他们今天的狂喜。台上台下痛快地哭，痛快地鼓掌。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郭沫若当选为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一时找不到会址，开会时父亲说：“我刚买了一所小房子，我家人口不多，先上我那儿去吧！”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老舍的热情和真挚使大家很感动。

1950年4月，父亲和刚由四川返回北京的母亲及舒济、舒雨、舒立和我一起，搬进了那所刚买来的小四合院。它位于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在这里，父亲生活了十六年，直到他离开人世。198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把这所小院确定为“老舍故居”，加以重点保护。

父亲在这所小房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草，栽了两棵柿子树。腿病使他行走不便，也不能久坐。他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花，搬搬那盆苗，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于他的工作的生活方式。

赶上狂风暴雨，就得全家总动员。几百盆花草，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它们运出来，非常劳累，十分紧张。

夏天，是昙花放蕊的时候；秋天，是菊花争艳和柿树结果的时候。父亲常约朋友们来赏花。朋友们走的时候，又一定要他们带上一些刚摘下来的柿子，或者分去一些花芽子。看见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父亲心里特别高兴。

▲1950年夏于院中荷花旁。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下了一场大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父亲一连几天都心里难过。

所以，父亲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在父亲的客厅里，既可以遇见国家领导人、著名作家、画家、演员，甚至外国的大主教，也可以遇见送煤的工人、送牛奶的青年、街道上的大嫂、警察、瓦匠、花匠、少先队员、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卖画的、护士、拳师、战士……当这些普通朋友来访的时候，父亲给他们泡香片，请他们看花、看猫、看画、看他收藏的扇子，有时朗诵一段刚写的作品请他们提意见，欢乐的笑声常常充满了整个小院子。这是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家。

相声演员们是比较早地经常出入这个小院子的，他们是来请求帮助的。解放初，相声遇到了危机。一味地说老段子，和当时的时代气氛相距太远，没有什么听众；说新段子，又没有现成的本子。当时的相声演员绝大多数文化水平都不高，自己动笔很困难。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他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加入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听说父亲回到了北京，他们马上派了代表——侯宝林、侯一尘、刘德智和孙玉奎，请父亲帮助写新段子。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请他们回去选几个老段子，把本子送给他看。不出一个月，父亲交出了三篇新段子：《维生素》（改编《菜单子》）、《假博士》（改编《文章会》）和《逛隆福寺》。他把新本子交给相声演员，说：“请先试着说说，听众要是喜欢，咱们接着往下搞；要是不成，咱们再改辙。上演的时候，一定先告诉我一声，我也去听听。”第一次在曲艺场上演的时候，父亲如约赴会，坐在观众席里观察反应。当观众席中响起一阵阵笑声和鼓掌声的时候，台上的相声演员和台下的父亲都慢慢地放下心来；相声也获得了新生。后来，父亲又陆续改编了《绕口令》、《铃铛谱》、《对对子》等段子。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改进了》、《向相声小组道喜》、《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等文章，热情地鼓励相声演员推陈出新。相声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艺形式，开始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父亲和相声演员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自从父亲从1937年底开始致力于通俗文艺改革以来，苦苦挣扎了许多年，但夹缝中的生存终究难受得很，创新的喜悦往往被痛苦的折磨所淹没，剩下的是辛酸的回忆和欲罢不能的凄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他的改革欲望重新唤起，也为他的改革创造了大有作为的条件，他兴奋、感激和乐观，决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自己的专长，向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951年2月，父亲出版了他的曲艺文集《过新年》，里面集中了他回国后第一年创作的曲艺作品和曲艺论文。这是继《三四一》之后的第二个曲艺作品集。这两个曲艺文集的出版，揭示了父亲创作生涯中一个有趣的特点：每当历史处在一个重要的变化时刻，譬如抗日战争的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父亲总是首先使用民间通俗文艺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直接面对观众，以期收到立竿见影的鼓动宣传效果。它成为父亲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特征，也成为父亲把自己的命运越来越紧地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佐证。他力争使自己的创作和时代的脉搏同步。

▲周恩来总理讲话。

父亲把曲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当做文艺普及的大事来抓，他不光自己创作，还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教授、学者都投身到这个工作中去，他期望曲艺的繁荣能受到全文艺界的重视。在父亲看来，没有文艺的普及根本就谈不到文艺的提高。回国后，父亲的第一个公开演讲题目便是：《大众文艺怎样写》（1950年3月）。以后，他又多次通过文章和讲演，谈论这个题目。1950年北京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晚会，父亲在会上说，要“把写曲艺当做一个运动来推行”。

1950年4月，父亲被补选为全国文联理事。1953年9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分别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父亲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0年5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父亲当选为主席，梅兰芳、赵树理、李伯钊为副主席。这次市文代会的主题就是文艺的普及工作。市文联创作部部长由赵树理兼任，研究部正副部长由北大教授杨振声和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担任，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父亲还和赵树理一起主编全国性的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父亲想，民族新文艺应对人民、对社会有深切的认识，应对社会作有益的指导与关切，解放后，有党和政府的提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这种梦寐以求的健美文艺一定会应运而生。担任市文联主席之后，父亲决心用辛勤的劳动，用有组织的集体力量让它结出硕美的果实来。在这个岗位上，父亲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许多感人的生动事迹。这些事迹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父亲的为人和品德。

父亲常到天桥去，为的是了解那里的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上都有什么问题。旧艺人自身有个受教育的过程，内部也有团结问题。但是，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在社会上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由受人歧视的下等人成为受全社会尊重的文艺工作者；其次，便是要对旧剧目进行改造，使它们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天桥是父亲过去很熟悉的地方，不过，他有十四五年没有去过了。旧地重游，换了人间，父亲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他快活得像个孩子，几乎看见任何一个小吃摊，都要停下来瞧瞧，还要亲口尝尝。看见乡下人卖土产的地摊，也得过去打听打听：“老乡，跑一趟能挣多少钱啊？”老乡诚实地说：“倒腾点土产，来城里看回戏，挣不了钱。”父亲总要买他们一点东西，像干辣椒之类的，顺手都送给了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新凤霞在天桥万胜轩小戏园子唱戏，还很年轻。父亲发现她唱戏很有功底，便经常跑来听，还找她谈话，鼓励她学习文化，告诉她许多做人的道理。新凤霞唱戏的戏园子斜对面有个兴盛旅店，是大通铺，这儿一排能躺下十几个人，乡下人来城里看戏，晚了回不去可以住在这儿。父亲看戏之前，也来到兴盛旅店，说他要住店。住店要登记，问是哪儿来的，父亲答是“三河县人”，问来干什么，父亲答是“卖野药的”。他们信以为真，收了他的钱。父亲还真的在大通铺上躺了一会儿，连说：“真开了眼，到了晚上，一定很热闹！”父亲走到戏园子后台，看见演员们正在凑份子，有交两元的，有写四角的，便问：“这是干什么？”回答说唱彩旦的大姐丈夫得了病住了院，家里有困难，大家帮着凑点钱。父亲说：“我也凑一份行吗？”由皮夹子里掏出二十元递过去。收钱的管事先生问：“写上您的名字吧？”父亲连忙摆手：“不，不，别写了！”管事的先生说：“得写，这是规矩。”父亲说：“那就写‘一龙套’吧。”账本上果然写上了：“一龙套——二十元。”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位“一龙套”就是北京著名的作家和文联主席，他们把他当做自己人。

是的，父亲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跑龙套”。如果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对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和不平；那么现在，解放后，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就更加充满了自觉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

父亲为文艺界的朋友们做的许多事里面，有的开始并不属于文联的工作范围，经过父亲的倡议和推动，后来居然发展成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事业。

在父亲新居的对面，有一座破庙，里面住了许多盲人。有一回，父亲在马路上看见几位拿着简单乐器的盲人互相搀扶着赶路。父亲便走上前去搭话：“生活怎么样啊？还过得去吧？”这几位盲人回答说：“解放了，翻身了，没有人敢再欺负我们了，心里很痛快；可是，可是……没有人再需要我们这一行了。”原来他们都是以算命为生的。

过了几天，父亲带了一位干部来到盲人居住的破庙。盲人们立刻听出这是前几天在街上问过他们话的那位同志。他们还听出他的腿脚大概不好，走路离不开手杖。陪同的干部向他们做了介绍，说这是老舍先生。父亲赶忙截住，说：“我和大伙儿是街坊，我就住在对过的小胡同里，我常常听见你们弹拉吹唱。我今天来，想和大家商量一个办法。一边学政治、学文化，一边学新词、唱新词，学着给新社会服务，给自己挣出嚼谷来。你们琢磨琢磨，好不好？”

在父亲的倡议下，成立了盲艺人讲习班。父亲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带头讲课。经过学习和训练，两年之后，有专业水平的盲艺人加入了各种文工团，剩下的一百多人，经过和民政局协商，办起了盲人橡胶厂，也都走上了自力更生的路。后来这个工厂发展成有一千多名职工的香山橡胶制品厂，许多盲人都成了生产骨干。厂长叫刚振华，就是当初讲习班里的一位班长。这位盲人班长在学习过程中和派去管理讲习班的一位明眼姑娘渐渐产生了爱情，结为夫妻。父亲和市文联的干部为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一个简朴而热闹的结婚典礼。父亲为他们证婚。他说：“我呀，一辈子，当过好多回主婚人，可是，给一位盲人和一位明眼人当主婚人，还是生平第一回！”这一天，全城的盲艺人差不多都来了，大家鼓掌啊，唱啊，弹啊。听了父亲的讲话，许多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窝里淌出了兴奋的泪水，一股强烈的翻身感在他们心中激荡。

父亲在国画家中有许多老朋友，他回到北京之后，经过介绍，又认识了不少位新朋友。他们都常常来父亲家。父亲看出来：绝大部分国画家生活相当窘困，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也就没有固定收入。父亲身为市文联主席，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一开始，他采取了救济的办法，逢年过节，派夫人登门拜访，给他们一一送去一点钱，用红纸包着，或者，把他们的画作为私人藏画买下来。后来，父亲建议他们组织起来，承接作画任务，开办国画展销门市部。为了提高国画的地位，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的中国画传统，父亲向政府提议成立北京中国画院，由政府出资办理，使优秀的国画艺术家们能专心一意地从事绘画创作。父亲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同，如愿以偿。在国画院里，著名的北京国画家们，果然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大型美术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受到了热烈欢迎。父亲是这些画展的忠实观众，他多次写文章热情地评介它们，他为中国画的新生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位姓刘的裱画工人经过画家徐悲鸿介绍，认识了父亲。父亲常约他裱画，亲切地称他为“伙计”。每次刘师傅来取活，父亲总要和他聊上一会儿，碰上吃饭，一定要留他共餐。如果有重要的画随身带着，一定要雇车送他回去，亲自送他出门，替他预付车钱，还给他加倍的工钱，小声地嘱咐道：“直接回家吧，哪儿也别去！”父亲替他分析，裱画可是一门技巧性很高的手工业，绝对不可轻忽，要多带点徒弟，把它发扬光大。父亲鼓励刘师傅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互磋技艺，绝不能让这门有优秀民族传统的手艺绝了种。他说：“你等着瞧，你们这门手艺将来会很吃香，因为功夫全在你们的手上！”后来，刘师傅成立了裱画合作社，父亲约上国画大师齐白石到合作社参加成立典礼，兴致勃勃地当场题字，表示祝贺，使小店名气大震。有一回，新凤霞拜齐白石为师学画，在森隆饭庄宴请齐老人，到了两桌著名的画家和作家，刘师傅也被约请，是惟一的工人。席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向齐老人和他的新弟子祝酒。刘师傅跻身于这群久享盛名的文人之中，感到非常荣幸，他默默地看着大家，跟着大家一块儿喝酒、一块儿笑。没想到，父亲突然点了他的名。父亲站了起来，端着酒杯，说：“我有一个建议，大家敬工人同志刘金涛师傅一杯！”大家鼓掌赞成，都站了起来。刘师傅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碰杯，一饮而尽，眼圈儿红了，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慨。

父亲觉得，在新的社会制度里，每一个人的价值都会得到发现，得到重视，每一个人的优点和长处，哪怕是一点点，都会得到发挥，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探索了一辈子人的价值的文学家，他觉得在自己周围，创作素材比比皆是，随手可得，他按捺不住，要把人的变化赶快地写出来。

▲北京龙须沟旧貌。

1950年父亲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这个职务，比起父亲担任的其他职务，并不显要，但是它给了父亲极为深刻的感受，给了他丰富的资料和灵感。他非常珍惜这个职务。当时，市政府的工作会议开得相当频繁，父亲都去参加。在工作会议上，父亲提过各种各样的建议，对如何解决居民住房，如何救济贫民，他都有发言和提案。这些发言被认真地倾听了，详细地记录了，热烈地讨论了，最后做出了合理的集体决定。经历过五十年的颠沛流离，死活无人过问，随时有被特务跟踪的危险的黑暗生活之后，父亲能够亲自参加为他的老乡亲们，为活过来的祥子们和小福子们安排生活，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戏剧性的变化呀！父亲爱这些会议，这些会议使他明白：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它为人民大众办事，不管多平凡，多繁琐，只要人民需要，就要讨论，就要作出决定，就要办！出席这些会议，对父亲，是莫大的愉快和享受，是一种彻底翻身的愉快和享受！

“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父亲把他的感受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我热爱新北京！”

1950年春，市政府决定治理城南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龙须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官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可是捐税不少收，收上来的“卫生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税款都被贪官们吞吃了。1950年春天，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一件值得特别称颂的事。李伯钊等友人建议父亲把修沟的经过写成剧本，并且给他借来了参考文件。父亲拖着病腿去闻臭沟，去和沟边上的居民以及修沟的工人聊天。在市文代会大会期间，他对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

父亲写了两个月，完成了三幕话剧《龙须沟》。这部戏的写作过程本身也使父亲兴奋不已。他要参考材料，政府机关便很快地送了来；他要看龙须沟，派出所所长亲自领着他转，并向他说明一切；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也热情地接待了他；市文联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派来了专人照顾他，他的腿不行，他们就代替他跑路，搞调查、采访。所有这些都使父亲特别高兴，他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里，大家重视文艺，尊重文艺工作者。在这种同志式的体谅和支持面前，父亲的自尊心也随着增长，他说：“我决不偷懒，这是一；大家肯帮忙，作品就会由于多加修改而像样子了，这是二。”

《龙须沟》果然不负众望，它很像样子。此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导演，他带领于是之、郑榕、英若诚等三十几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把它排得有声有色，于1951年2月2日北京解放两周年纪念日演出后，获得巨大成功，一直演到年底，盛况不衰。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父亲“人民艺术家”奖状。在发奖仪式上，北京市市长彭真对父亲表示感谢。著名文学评论家周扬发表了题为《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专论，高度赞扬《龙须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周扬说：“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老舍先生从革命中吸取了新的创作精力，学习了许多新的东西，他还在继续不断地学习着。那么，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改造后的龙须沟。

在《龙须沟》里，父亲写了一个紧挨着臭沟的小杂院。父亲对北京劳动人民居住的小杂院非常熟悉，写它们是他的拿手。由小杂院他想到几个住在里面的人物：一个瓦匠，一个蹬三轮车的工人、他的孩子和妻子，一个被逼疯了的艺人和他的以卖香烟为生的妻子，还有一位做手工活的老大妈，她思想相当保守，她的女儿正好和她相反，生活在臭沟边上，却一心一意要躲开这条臭沟，非常愿意接受新思想。父亲把这些人物和沟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小院就是臭沟上的一块碑，说明臭沟的一切。父亲这样处理《龙须沟》，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中冒的最大的一次风险。它有沟，有人，而没有故事。弄不好，它便一嘟噜一块的，什么也不是。实际上，父亲把注意力放在刻画人物上，这是很有胆识的一着棋。由于人物刻画得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受到了感动。《龙须沟》的创作思想为父亲的话剧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龙须沟》的成功增强了父亲的信心，使他在这条新路上能勇气十足地走下去，终于结出了像《茶馆》那样的果实。

▲周恩来总理观看《龙须沟》后与作者、导演、演员合影。2排坐者左3起为曹禺、李伯钊、周总理、老舍、焦菊隐、邓颖超。

《龙须沟》的第一幕是写解放前，后两幕是写解放后，它表现的主题是时代的变化，具有强烈的鲜明的时代精神。《龙须沟》刚一发表，就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注意，一组工人投书《人民日报》，说这是一出好戏，因为它“写出了新旧社会的不同”。《龙须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龙须沟》还由日本演员用日语在日本各地上演过。外国读者和观众喜欢这个话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使外国人了解了新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新中国为什么一成立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的拥护和爱戴。

《龙须沟》对父亲的创作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大转折点。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大转折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是完全吻合的。这说明：父亲，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脚步是紧紧跟随整个民族的脚步的，他的声音是和整个时代的声音共鸣的。时代的进步激发了父亲的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激情；反过来，父亲的新作品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他们发奋图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献身。

▲1951年2月，《龙须沟》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获得成功。导演焦菊隐，主要演员有于是之、叶子、郑榕、黎频等。

《龙须沟》的难能可贵之处还有两点：一是在描写阶级斗争的同时，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建设新生活的愿望。二是强调了人的改造。在第二幕中，当恶霸黑旋风被捕之后，曾打过程疯子的狗腿子冯狗子来向程疯子表示道歉，以示改邪归正，程疯子的邻居丁四嫂要程疯子也给冯狗子“一顿嘴巴”，表示报仇，程疯子却说：“我不会打人！”他只要冯狗子把手伸给他瞧瞧，端详了一会儿，轻轻地说：“啊！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去吧！”这是何等的胸怀！父亲还在剧里描写了一个旧巡警在解放后变成了一位为人民服务的新警察。革命并不是要把敌人和做过错事、有过罪行的人统统从地球上消灭掉，革命的力量在于它能改造人。斗争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把旧人变成新人，把旧世界变成新世界。父亲坚信革命的巨大威力，所以，《龙须沟》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由《方珍珠》和《龙须沟》出发，父亲写了一连串的新戏剧，足有三十多部，其中发表的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京剧三部，此外，还有一部翻译的话剧。

父亲写剧本时，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请到家中，听自己朗诵。写一幕，朗诵一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他家稍远，他便自己去剧场朗诵，免得大家跑路。这个办法慢慢地也成了习惯和传统。给“人艺”写一部戏，再给“青艺”写一部，如此循环下去，家庭朗诵会或者剧场朗诵会，每隔六七天便举行一次。父亲的电话铃成了朗诵会的预备铃：“凑几个人哪，听听下一幕！”

朗诵完了，父亲照例是这么几句：“聊聊吧，看哪儿不成，我好再改。”

创作，非有七遍八遍的修改不可，父亲早就这么盼望过。他很高兴，这种创作方式终于能够实现。

父亲有几句常说的话：

“我不怕失败！”

“我不信，发表了必是杰作；也不认为，写了就必定发表。”

“心向好处想，可是第二篇并不一定比第一篇准好！”

“我只是个写了些艺术性思想性都不甚高的故事的人，我并未得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成绩，我写得并不十分好。”

“狂傲的自信原是自欺！”

“作品一经发表，即似‘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我不再注意它们。”

“我给你们写新的。”

这七句话，能大致地勾画出父亲的创作态度。它们合在一起，也就是父亲的品德。他是一个非常自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永远不知满足、一直往前奔的人。

解放后，被父亲自动扔进废纸篓的完整的剧作，就有《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赌》，还有一堆未出笼的半成品，像《绿鸽》、《延年益寿》等等。

失败，对父亲来说，不要紧，稿子随手扔进废纸篓，再重来！

作废的稿子进了废纸篓，可是，父亲的严肃、严格和豁达却受到了称赞。去掉沙子，金子的成色会更高。他的那些被搬上舞台的剧作大多获得了成功，有的成了举世闻名的瑰宝。

父亲生平的一大志向是不断探索新的路。他力争每一部新创作总要有点新玩意儿。

1951年夏天，父亲创作完话剧《一家代表》之后，开始写《柳树井》。它，就是一种创新。有了它，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叫“曲剧”。

父亲创作《柳树井》是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提倡男女平等，建立和睦的家庭生活。这个题材，在当时，不论是对城市，还是对农村，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曲剧有点像歌剧，只是所唱的曲子几乎全都用现成的民间曲艺的曲牌。父亲按照这些曲牌的格调填写新词，编成有头有尾的戏。曲艺演员按剧情要求化装，表演整出的大戏。在《柳树井》之前，曲艺演员们就有演戏的要求和尝试，但是没有作家为他们专门创作适合曲剧要求的本子。曲剧剧本《柳树井》的出现使曲艺演员们欢喜若狂，魏喜奎等许多北京著名的曲艺演员都立即投入了《柳树井》的演出。几乎是同时，《柳树井》被广泛移植到多种地方戏中，因为它的词都押着韵，句子的安排也很适合戏剧唱腔的要求，只要作少量的改动就能被容纳到不同的民间说唱形式中去。一时间，出现了评剧《柳树井》、梆子《柳树井》等等。父亲说：“这使我满意，满意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满意我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

曲剧的诞生导致曲剧院的诞生，于是，在北京的艺术舞台上，除了京剧、话剧、歌剧、舞剧、评剧之外，又有了专业的曲剧表演队伍。这支曲剧表演队伍先后演出过《啼笑因缘》、《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著名剧目，很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他们继《柳树井》之后，先后还改编了五六出父亲的作品，如《方珍珠》、《骆驼祥子》等，为首都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由于有这种密切联系，父亲被推举为北京市曲剧编导会顾问。

1952年，父亲创作了独幕话剧《生日》、歌舞剧《消灭病菌》、歌剧《大家评理》。

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开始创作话剧《春华秋实》。

在《春华秋实》的创作中，父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费了很大的劲儿，而且，又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春华秋实》是描写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的，而且创作过程和运动过程基本上同步进行。这意味着：一、戏要有很强的政策性，但又必须有艺术性，不能演成大型活报剧或者一般的宣传品；二、随着运动走，不大容易高屋建瓴，纵观全局，于是，不得不边走边看，边看边写，边写边改，一直到运动基本结束。

《春华秋实》费了父亲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前前后后大删大改，由头到尾重写了十次。

▲1952年2月，全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北京的“五反”运动逐渐进入紧张阶段，老舍动笔写《春华秋实》这个不易写的剧本。图为《春华秋实》写作十遍的手稿。

在父亲的遗稿中，人们找到了十部不同的《春华秋实》原稿。总字数达到五十多万字，相当于十部话剧的量。修改量之大，修改次数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这半米高的十部《春华秋实》手稿中，不仅凝聚着父亲的高度政治热情和旺盛的创作欲望，而且，如果好好总结的话，也能找出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提炼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诸如怎样描写重大的当代政治题材，怎样解决文学作品和描写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问题等等。

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给了父亲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周总理看了“青艺”的彩排之后，约见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问她：“演戏时觉得舒服吗？”得到的回答是“别扭”，这才委婉地告诉父亲，这一场戏可能还有点毛病。他给父亲详细地讲解党对“三反”、“五反运动的政策和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他的交底给了父亲极大的支援。在小的地方，乃至一句一字之差，周总理也都无保留地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还注意到服装、布景、灯光、造型上的种种问题。他勉励父亲放开胆子，不要委屈艺术，也别忘了幽默，要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

▼老舍（左3）、郭沫若（左1）、宋庆龄（左2）在大会上。

《春华秋实》的创作，在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中，称得上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它完成于1952—1953年，那时大家对如何描写当代的重大政治题材都还没有经验，父亲的探索，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整个文艺界，都有很大的开创价值和借鉴作用。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张光年所说：“《春华秋实》的作用在戏剧中负起了这样重要的任务，既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界限，把反抗国家领导，拒绝工人监督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粉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不法行为的诡辩，唤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警觉和义愤，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企业家在我国的正当出路。在这个目的上，这个作品还是今天我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从主要方面说来，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光未然：《评老舍作话剧〈春华秋实〉》）

1952年10月，父亲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4日，北京各界人民五万人在太庙举行大会，庆祝和平会议胜利闭幕，父亲代表北京市各界人民在大会上讲了话。

▲老舍（右4）等人参观朝鲜万景山烈士子弟学校。

1953年4月，父亲作为以李富春同志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和作家骆文一起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职业剧团会演的观摩活动。

1953年10月4日，以贺龙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由北京出发，父亲作为总团副团长参加了这次慰问活动。父亲到了朝鲜战争前线。所到之处，不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还是朝鲜人民军官兵和朝鲜老百姓，都强烈要求文艺工作者为他们多创作一些战争题材的作品，父亲也深深被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所感动。父亲决定留下来，就地取材，写小说。他的请求得到了贺龙总团长的支持，于是，父亲便在著名的老秃山战役阵地旁住了下来。

父亲在朝鲜住了半年，1954年5月初回到北京，随身带了一部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

如果说1943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火葬》是父亲的第一部军事题材作品，那么《无名高地有了名》便是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无名高地有了名》不论是从再现战争的逼真度上，还是从英雄人物塑造的成功率上，都大大高于《火葬》。因为这一次，父亲看到了被战火燃烧过的土地，和经过血与火洗礼的战士们在坑道里一起吃过饭、睡过觉。父亲坚持要到每一平方米土地上落过几千发炮弹的老秃山顶去看看，战士们考虑到他的腿疾，决定抬他上山，父亲无论如何不肯，硬是拄着手杖，拖着病腿，“爬”上了山。他和坚守在这里的指战员们，成了好朋友，同他们作过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套”他们的话，因为一说到自己，他们往往都不张嘴。父亲爱上了他们。他决定再冒一次险——去写兵。

老秃山是个无名的高地，是美军盘踞的重要前沿阵地，被称作“汉城的大门”。1953年3月23日，志愿军向老秃山发起攻势，两个半小时结束战斗，一举攻克了这个敌人吹嘘的“最坚固的阵地”。这一胜利震动了全世界。四个月之后，美方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便是无名高地有了名的来历。

父亲由20年代起便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求一种挺着腰板过日子，谁也不敢欺侮中国的理想，追求一种气壮山河、所向披靡、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但是，他从未塑造过这样真正的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以最后胜利者的面貌出现的英雄豪杰。《无名高地有了名》对父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突破。父亲在《无名高地有了名》里塑造了一批最可爱的、最勇敢的、最文明的新时代的英雄。这一点，使这部长篇小说在父亲的创作中占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突出位置。由父亲在这部小说中所用的近似诗的语言，由其中的排比句式，由人物的大义凛然的气概，由整个作品的格调和节奏，读者随时可以感到作者写作时的冲动、骄傲、自豪和快乐。父亲多年的梦想、追求、信念终于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他描写了真正的英雄。

令人惊讶的是，父亲在《无名高地有了名》中正确地强调了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他是分两个方面下手的：一个，是强调学习和掌握现代化战争规律的重要性；另一个，是突出知识分子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两点和当时其他的军事题材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往往侧重于强调勇敢，不怕死，发扬我军优良光荣传统，或者侧重于强调学文化，扫盲，学政治，搞政治宣传，而忽视现代战争中现代化指挥体系的作用。《无名高地有了名》中出现的高级指挥员多半是“颇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兼而有之的人”。他们认为“咱们有许多好的传统，应当保持下去。咱们可也有许多不尽乎现代化的地方，应当急起直追！”“不要以为老的经验都是好的，一成不变的！那是保守，保守必然落后！”“我们要以最小的牺牲，杀伤最多的敌人！我们是要敌死我活，不是一死两拉倒！”这些思想，是很有远见的，是深刻的、敏锐的和中肯的，使《无名高地有了名》不仅在父亲的作品中，就是在中国军事题材的作品中，也占有独特的地位。

▼1954年6月21日，老舍作为崇文区代表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21日在北京市一届一次人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老舍在彭真后去投票。

1954年5月底，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正式成立，父亲被选为常务理事。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中印友协的理事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主席。

1954年下半年，父亲的社会活动特别多。8月，他出席了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发了言。9月，他作为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并就宪法草案和报告发了言。10月，北京市文艺工作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工作报告。10月底，全国文联和对外文协联合举行英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父亲致开幕词。12月11日，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由周扬担任团长，有丁玲、父亲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有人问父亲：“你是一个作家，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多社会活动和文艺团体的工作？”父亲回答说：“我心里有数儿，知道自己是新社会的作家。我不能专顾个人的名利，去埋头写作，我必须到社会需要我的地方去。”这是第一。“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用不着别人说服我，我没法不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除非我承认自己没有眼，没有心，我就不能不说新社会好，真好，比旧社会强胜十倍百倍。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那么，就写吧，谁能把好事关在心里，不说出来呢？”这是第二。“勤于学习，勇于接受批评是光荣，而不是丢脸，是勇敢，而不是自卑！在一个新社会里，有什么比急起直追，争取吸收新知识新经验更可贵的呢？”这是第三。所以父亲很忙，但是他很愉快。他为有这种忙碌的新生活而自豪。

这个时期，正是三年经济恢复刚刚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顺利执行，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涌现出一批新的模范人物和劳动英雄。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以青年工人张百发为队长的青年突击队，便是千百万新时代的先进建设者的代表人物。父亲到工地上访问了这支英雄队伍，他决定把他们的事迹写成剧本。

1955年上半年，父亲完成了这部话剧，是四幕八场七景的，名字就叫《青年突击队》，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北京市文联编辑的文学期刊《北京文艺》于同年5月创刊，父亲任主编，《青年突击队》作为对这个刊物的献礼，连续刊登在7月号至9月号上。

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报告中提到李万铭诈骗案，他说希望能有一位中国的果戈理把这个骗案写成一部讽刺剧，对全国的干部和群众都会有教育意义的。父亲响应了这个号召，他立即投入了对这个案件的了解和研究。他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来到西安，这是李万铭被捉拿归案的地方。父亲化装成公安人员亲自参加了对李万铭的提审。经过一段紧张的调查，父亲开始写五幕六场话剧《西望长安》。1956年1月，《西望长安》同时在《陕西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3月，话剧《西望长安》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此荣获了演出一等奖。

《西望长安》的创作和演出打破了一个禁区，那就是在新社会，文艺除了歌颂光明之外，同样也有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的作用。

栗晚成（剧中的李万铭式的骗子）是解放后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政治骗子，虽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这个反面人物塑造成功，不仅为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表现讽刺题材开辟了一条新路，而且对依靠人民的智慧，依靠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识别形形色色的骗子，也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由于有这双重的意义，《西望长安》一直是国内外戏剧评论家们的研究对象，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不断地有不同的新译本在世界上印刷出版。

栗晚成是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志愿军英雄的骗子，他利用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到处钻空子，越骗越大，最后竟钻进中央部门当了处长。

通过写《西望长安》，父亲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社会能不能有讽刺剧，新老讽刺剧有什么区别，等等。而《西望长安》的写作经验对讽刺作品的创作，包括对相声的创作，无疑都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文艺工作者们后来常常提起《西望长安》的原因。

继《西望长安》之后，1956年夏，父亲同时干了两件事，一个将昆曲《十五贯》改编成京戏，另一个是将肖伯纳的话剧《苹果车（政治幻想曲）》翻译成中文。

▲1955年8月，老舍去西安亲自提审了在押的李万铭，为创作剧本搜集素材。11月完成了《西望长安》剧本的写作。《北京文艺》11月号刊载，1956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昆曲《十五贯》在浙江演出后，深获好评，1956年4月来到北京，由于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立即轰动全国。《十五贯》的思想性也很强，它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鉴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每一个有条件的剧团都应当上演《十五贯》。父亲将昆曲《十五贯》改编为京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作者描写了英国政治舞台上当权各派统治者怎样狡猾地相互勾结和妥协，怎样心照不宣地欺压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所得。父亲翻译《苹果车》，一则是为了配合纪念伟大的爱尔兰作家肖伯纳诞生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中国读者和观众介绍欧洲伟大思想家肖伯纳对旧世界的尖刻的俏皮讽刺和致命的抨击。不论是《十五贯》，还是《苹果车》，在父亲看来，对发展中国当代的讽刺剧都是有巨大的借鉴作用的。《苹果车》的第一幕曾于肖伯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的纪念仪式上演出过。全剧译本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在《肖伯纳戏剧集》中出版，由郑振铎作序。

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由于父亲在作协主席团中分管少数民族文学，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下设立书记处，父亲任书记处书记。

1957年5月，父亲代表中国作协书记处出席新疆作家代表会议，并在新疆参观访问了半个月。他在作家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的讲话。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稍后，党中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文艺和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出现，是非常必要的。

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和对新时代的强烈的爱，父亲对文学艺术事业中出现的失误和缺点也从未放过。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主张。他于1957年初，在《人民中国》上发表了题为《自由和作家》的文章，指出：

“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如果作家在作品中片面地强调政治，看不到从实际生活体验出发来进行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自然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老一套。”“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假如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说教，情节纯属虚构臆造，立意陈腐，那路子就错了。”“大胆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创新，就只能因循守旧，这在文学上简直是堕落。”

“行政干预，不论动机如何善良，总会妨碍作家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乱打一通，不能鼓舞人们进行好的创作，反而毁了它。”

“每个作家都应当写他所喜欢的并且能够掌握的事物——人物、生活和主题。作家应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他所愿写的东西。除了毒化人民思想的东西之外，都值得一写，也应当予以发表。允许创作并出版这些东西，就是允许百花齐放。”“我们还应当鼓励每个作家发扬自己的风格，而不是阻碍他们——我们文学作品的风格应当是千变万化，而不是千篇一律如出一辙。对文学创作上的不同流派，我们应当鼓励，而不是消极反对。”“不要干涉自由。”

“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当掩饰我们在某些方面文化落后的事实。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虚心地向别国学习。”

父亲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特别是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绝大部分已经成为被大家公认的思想。可是，它们发表于二十八年前，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父亲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的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观点是鲜明的。历史，经过了极其坎坷的历程，已经证明，父亲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说明，父亲始终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