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崇高的生命主题

第九章　死亡，崇高的生命主题

由父亲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三十七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起的延绵不断的愈来愈强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我在文章中透露了我所知道的老舍悲剧的始末根由，有意避开了“自杀”两字而用了“舍我”的字样。

▲老舍先生像。

道理很简单：“自杀”这个词在一个相当不短的历史时期内，已经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被清除，成了一个忌讳的词儿。有一个时期，这个词是用一句完整而恶狠的话来代替的，叫做“自绝于人民”。以后，到了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词组，也是五个字，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在正规的悼词中则往往称之为“含冤去世”。总之，碰见这几句话，不用问，准是自杀的意思。

究其来由，可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应是准备为正义进步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如果自杀，便是放弃战斗，等于背叛了那事业。那么，接下来的逻辑，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要被视为是可耻的。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假定，一来二去，竟成了中国人个个都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了。

然而，这个假定，和由此导出的清规戒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看看中国的历史，看看国外的情况，用不着费多大的劲，就可以找出一大堆和这个清规戒律大相径庭的人和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起自杀是人人皆知的最高尚的行为：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的自杀。多少年来，这两起自杀一直在亿万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当成教育子孙后代的绝好教材，被当成诗歌、绘画、雕塑的永恒题材。

在国外，在受到亿万群众一致敬仰的伟大人物之中，自杀而亡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他们的名字一向都是和人类进步事业紧密相连的。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和他们人品的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自杀而轻蔑他们。他们的名字是：保尔·拉法格、劳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明威……

由此看来，进步的、可爱的、值得尊敬的人也可能自杀，而且自杀之后，仍不失为进步的人、可爱的人和值得尊敬的人。

由此看来，我们自己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分类法倒是值得重新审视了。这种好人、坏人分类法容纳不下变化万千的真实世界。用具体分析取代简单分类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个取代本身又会带来概念的更新，导致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评价的产生。

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须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这个分馆的名字，直截了当，就是“‘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为的是专门纪念他们和表彰他们！可以断言，这个“‘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一旦揭幕，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特色、最感人的纪念馆之一，像保留下来的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无数善良的人们将在这个分馆里川流不息，凭吊默哀，献上鲜花，洒下热泪，因为这里陈列着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文革”中自杀者的勇气，首先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全然不顾那世俗的清规戒律，成为一批倔强的叛逆者、抗议者。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会越来越珍惜这些伟大的勇敢者用自己的生命向世间敲响的声声警钟！

在现代思想家中，鲁迅先生是第一个出来批驳凡是自杀都要受到呵斥这种观点的。他写过一篇叫《论“人言可畏”》的长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好一句鲁迅式的讽刺——“你倒试试看！”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被看做是对将自杀只做坏的归类的正面批判。

和鲁迅先生的心相通的是巴金先生。黄裳和巴金谈天，又谈到父亲的死。黄裳说：“换了我就出不了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喝道：“你吹牛！”黄裳在记述这件事时写道：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鲁迅式的讽刺：“你倒试试看！”巴金式的愤怒：“你吹牛！”加上人民对屈原之死的推崇和纪念，也许完全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对世俗偏见的批驳。

合理的结论应当是：对自杀要进行具体分析。对“挫折型”、“厌世型”的轻生应当持反对态度；对“忧郁型”、“疾病型”的绝望应当持同情态度；对“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硬骨头则应该肯定。否则，往前推，无法评价屈原；往后说，则无法评价老舍和老舍们。

父亲自己恰好是写“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自杀的能手。譬如：《猫城记》中的小蝎属于“哲理型”，他的哲学是“良心大于生命”；话剧《张自忠》中的王得胜排长属于“杀身成仁型”，他负了重伤，还要去杀敌，可是已经寸步难行，爬了两步，汗如雨下，痛不可忍，自知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举枪自杀；《四世同堂》中的钱仲石和《火葬》中的石队长属于和敌人“同归于尽型”，仲石把一队日本兵翻到沟里，自己也牺牲了，石队长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围在屋外的四五个日本兵，用火柴点着了屋内的麦秸，为自己举行了火葬，绝不让屋外活着的日本兵将他俘虏去；《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属于“抗议型”，她的丈夫被捕，两个儿子一起死了，她是个老式的贤妻良母，她的泪已倾尽，她不再哭，也不再说话，只把眼中一点奇特的光放出来，她用一个普通老太太所能表达的方式做出了她对暴敌的抗议——一头碰死在大儿子的棺材上；《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属于“不可辱型”，他被日本人穿上白布红字的坎肩游街，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去，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他没有回家，一直走进了护城河，漂，漂，漂向大海，而且洗净了坎肩上的红字；小说《猫城记》中的大鹰属于“警世型”，他杀了自己，让人把头割下来悬在街上，以期唤醒群众，给敌人对人民的轻视一些惩戒。解放后，老舍在著名的话剧《茶馆》中设计了三个老头撒纸钱祭奠自己的一场戏，并以王老掌柜的自杀结束整个故事。王掌柜临死前说了一段可以称得上是总结的话：“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皇上，娘娘，小刘麻子，沈处长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这实际上是一篇老百姓的檄文，一篇人民的抗议书。王掌柜的自杀由于有了这篇抗议词，已经有别于“绝望型”的和“活不下去型”的小福子式的自杀，进入高层次的有骨气的强烈抗议和控诉。

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构成了父亲的一贯思想。1966年8月发生的事正是他这一贯思想的合理的和必然的结局。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是最好不过的观察父亲自己的归宿的窥视镜。

孔庙毒打之后，同期的难友们发现父亲的眼中闪着一点奇特的光。面对这点光，他们的头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父亲要走了！他们“熟悉”这眼光，因为小说《四世同堂》中钱太太自杀前眼中那点奇特的光，就和它一模一样！这眼光是象征，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父亲自己的人格和信念。

于是，真的发生了如同父亲追求了一辈子的，歌颂了一辈子的，有骨气的行为。叶圣陶先生称它作“屈原同例”，这无疑是考察了父亲一生的为人和思想之后，得出的郑重的结论。

从大的分类上看，父亲作品中没有轻生类的自杀者；绝望类的自杀者也仅有一名，绝大部分是各种层次的有骨气类型。这个由统计数字得出的结果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是一脉相通的。父亲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无疑是扎根于肥沃的、深厚的、独特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说我有罪吗？“不，我没罪！我最爱我的祖国！我最爱新社会！我无罪！”要我举牌子吗？“不，我绝不接受这种屈辱！”要我接受这鞭打奴隶式的批判吗？“不，我宁肯去死！凭什么不让我说！凭什么？”他由颈上取下那牌子，使出了全身残剩下来的力气，向着天空，向着大地，向着那最血腥、最狂热、最虔诚的舞鞭者掷了出去……

这也许是那最混乱、最恐怖、最疯狂的一天里最理智、最尊严、最勇敢的一举了，像划破乌云的第一道雪亮的闪电，它揪心，它晃眼，它照见了万物的原形，历史将永远记下这光明磊落的大无畏的震撼和悲壮。

这就是那点骨气！一个最热爱生活的人，一个生活情趣最丰富多彩的人，一夜之间，突然舍弃了一切。全凭了这股孕育了几十年的宁折不弯的正气。因为硬，折得快，迅雷不及掩耳，以至任何的防范和保护都为时过晚。

有人为他的倔强、暴烈、不够“灵活”而善意地惋惜；可是，父亲有一句名言：“世上最美最善的事往往是最愚傻的人干的啊！”再说，如果世上大部分人都犯这种“傻”，也许，那场内乱根本就搞不下去……

二十年过去了，人们想起这段往事，心里总是很难过，若有所失，引起很多思绪。思绪的波澜，默默地在起伏、在扩展、在加剧。突然，在那波澜的中心，我看见了两行大字，很大很大：

人啊，让我们学会更加尊重人吧！

去掉阿Q式的遗风，别再唯唯诺诺和说假话，让硬骨头精神大放光芒！

爱更深了。我望着那波澜，这么想。

因为发现了更多的美！

后来，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到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父亲之死的谜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父亲这个人更有意义。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我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身傲骨的老舍先生。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26岁，它的女主人公叫李静，是一位文静、可爱的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当年的悲剧论不幸一语成谶。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仅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她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父亲。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画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维的产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系。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父亲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它们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1941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父亲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5月31日的《新蜀报》上。那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对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8月24，活不过9月24，活过了9月24，活不过第二年的9月24！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父亲：“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

“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父亲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父亲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拼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1938年3月15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父亲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做《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事往往是最愚傻的人干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父亲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父亲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领袖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地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父亲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这很奇特。但，这是事实。

1966年8月21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8月23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8月24日只相隔三天。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31岁，大妹29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说起的。“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小玩意儿者，摆在客厅多宝阁里的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儿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扎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24日早上在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齐整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

他喜欢这个新政权，认为它是替老百姓谋利益的，觉得它比旧政权强得多。他尊敬毛泽东，他和周恩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自己当成这个新政权的主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写了二十四部戏剧、一部中篇、半部长篇和几百篇散文、诗歌，成为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民艺术家”，而且是惟一有正式奖状的。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老舍、梅兰芳、田汉。

但是，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这和他先后十年生活在国外不无关系，他见识比较广，读的、见的都多，站得比较高。

记得苏联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打成“反党集团”的时候，中共中央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要求文化名人也就此表态，问到父亲，他居然来了这么一句：

“哼，慢慢瞧吧，历史会下结论的。”

直到不久以前，我才知道：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北京市确定了两面大“白旗”，一面是焦菊隐先生，另一面便是父亲。报纸上的一整版针对父亲的批判稿都排好了版，有人都亲眼见到了。后来不知道是谁发了话，临时变了卦，把父亲压了下来，只“拔”了焦先生。闹了半天，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是非判断标准早已把他自己划入了敌人的一方。

这么看来，太平湖中的一幕，只能是必然的了。

1987年2月18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父亲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父亲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做“我们的张瑞芳”。

马松亭老人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情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8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

父亲一开口，就让马老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父亲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父亲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父亲是专门来的。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马老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把父亲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地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1920年至1922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20世纪30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做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父亲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全城。继父亲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圣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潸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慢慢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