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空楼”中有“天问”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有一次，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生，专程去拜访舒芜，我也随同前往，有幸结识了他。我并不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又没有组稿的任务，跟着去，纯粹是出于好奇，只是想见见这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曾一度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舒芜1979年秋离开人文社，调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他住的是皂君庙社科院宿舍的一套单元房，客厅的家具很简单，而且很旧，但西墙上悬挂着的书斋名“碧空楼”，却很显眼，是程千帆先生所书，东墙上的一个条幅，则是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的墨宝，1948年书写的陈子龙诗寄赠舒芜的。诗云：

端居日夜望风雷，郁郁长云掩不开。

青草自生扬子宅，黄金初谢郭隗台。

豹姿常隐何曾变，龙性能训正可哀。

闭户厌闻天下事，壮心犹得几徘徊。

舒芜的书房“碧空楼”（程千帆书）

舒芜请牛汉和我在沙发上落座，吩咐保姆沏上茶，自己就坐在南窗下书桌前的一把旧藤椅上。他们是老朋友，坐下来之后，就聊起来，谈笑风生。我坐在一边，只是静静地听。

牛汉说话声音大，笑声也大，舒芜要小得多。记得牛汉希望舒芜给《新文学史料》写关于他一生经历的回忆文章，似乎就是后来发表于该刊1997年第2期的长文《〈回归五四〉后序》。

1993年，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在人文社出版时，我有幸做责任编辑。在书里，他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的情感态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都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科学、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见功力，是具有独创性的。

在这本书中，舒芜充分显示出一个研究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

边审稿，边体味，感触良深，不时击案叹赏。舒芜则总是很客气，来信一再说“十分感谢您的费心审阅”，“此稿前后费您的心不少，十分感谢”。发稿后，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自己看二校样。

书出版后，他写来一信，并把发现的错误单列了一张表，附在后面，说：“真正错字只有两处，衍文一处，这是真正的错处；此外都只是字模横倒，漏了逗号，字体不正，不算大错。所以总的看来，校对质量要算好的。”又说，“也许还有未看出的，您如另有发现，请随时见告，为荷。”他还签名寄赠一册，扉页上写着“培元兄指正”，还郑重地钤上了他的印章。

后来，他又陆续送给我一些他的新著。我发现，每一次，当他拿到样书后，都要先通读一过，随手改正编校的错误。他赠我的那些书，或在书上直接把错误改过来，或寄来一份“勘误表”。

记得送《舒芜文学评论选》时，他特意告诉我，“太平天国”的“国”字，里边应该是“王”，而不是“玉”，书里全部印错了，改不胜改。一查《辞海》，果然是“王”。

舒芜1922年7月2日出生于安徽桐城县城内勺园方宅——出了“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号称“鲁洪方”的一个名门之家。父亲方孝岳是著名学者，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等专著。他的九姑方令孺是“新月派”女诗人，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后起之秀。

舒芜自幼在家塾读书，十二岁那年春天，插入桐城县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同年秋，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著名的桐城中学。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开始做中小学国文教师，直至大学国文系教授。

他小时候曾梦想像曾祖父方宗诚那样，当个有名的理学家，谈“心”，谈“性”，谈“敬”，谈“诚”，立下个宗旨，自成一家之学。刚过二十岁，他就立志对中国的整个文化问题重新清理一番，写一部《现代中国民主文化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给个性解放的要求，奠定一套历史哲学的基础”。

舒芜的祖父方守敦（后左一）与诸孙于桐城故家合影，后右一为舒芜

四十年代初，在四川江津过着流亡生活的舒芜，结识了“七月派”著名小说家路翎，并通过路翎结识了“七月派”领袖、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当时舒芜在研究墨子，已写了《墨经字义疏证》等文章。

胡风在信里告诉他，“今天的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这使他明确了当时要“做什么”。胡风认为，较之纯学术的文章，更需要的是“社会评论”，和“不用术语而能深入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解剖”。这使他明确了“怎么做”。

胡风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还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来代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使他非常感奋。

1943年冬，舒芜与住在他家里的路翎朝夕相处，常常一起谈论他们共同关心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问题。

一天，他们又凭栏纵谈。路翎忽然神情郑重地问他：

“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

舒芜答不出，就回问路翎。路翎明确而肯定地说：

“需要个性解放。”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舒芜，使他脑子里原来那些不太清楚的想法，顿时明晰起来。他想来想去，觉得的确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个性解放。特别是“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关键，都在于个性解放。

通过胡风的介绍，他还认识了在重庆的中共文化人陈家康和乔冠华。陈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恩来的秘书，对他写的墨子研究文章《释无久》颇为欣赏。乔是中共主办的《群众》杂志的主编。

舒芜的第一本书《挂剑集》，此书由编者胡风列入“七月文丛”第1辑，（上海）海燕书店1947年5月出版

不久，陈、乔二人因分别发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在党内整风中受到批评。舒芜对认同他的墨子研究的陈家康很有好感，为了声援他们，写下了长文《论主观》。在文中，他表示反对“机械教条主义”，大声疾呼“容许一切新的探索和追求”，并主张在探索和追求中“充分发扬”“主观作用”。

此文初稿完成后，给路翎看过，他提了书面意见，第二稿吸收他的意见很多。定稿后，舒芜把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寄给了胡风。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在“编后记”中指出，作者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的不满，很快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文化论战。舒芜亦由此声名鹊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到重庆，曾两次专门约他谈话，批评他的《论主观》，以及稍后发表的宣扬“强烈的”、“战斗的”、“彻底的个性解放”的《论中庸》，是“唯心论”。舒芜不服，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无果而终。

1945年，舒芜与台静农（前左一）、罗志甫（前右一）、柴德赓（后右一）合影于四川江津白沙

1953年4月，正在广西南宁中学担任校长职务的舒芜，经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介绍，被冯雪峰调入人文社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尽管广西方面不愿意放他走，自治区委宣传部部长还找他谈话，挽留他，许之以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委秘书长、自治区出版社社长和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但都被他谢绝了，他一心想到首都北京去工作。

当时人文社的二编室，人才济济，常常是“文酒之会，以谈为乐”，大家轮流做东。除了下馆子，就是以打油诗互赠。

舒芜首唱赠张友鸾诗云：“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查。”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也参加唱和，并用此韵嘲张，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张笑纳，不以为忤，而对末联“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则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之后问：“这行了吧？”

诗酒酬唱，文采风流，那时二编室的风气，于此可见一斑。

舒芜堪称人文社学者型编辑的一个代表。既能编，又能写，编书的过程，往往也是研究的过程。他编的一些书前，都有他自己撰写的学术水平很高的前言。如《李白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康有为诗文选》等。陈迩冬编的《韩愈诗选》，也是请他做的序。

1955年4、5月间，《人民日报》记者叶遥从舒芜手里拿走了胡风历年来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书信。之后，舒芜又奉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之命，写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过后，认为这些信很重要，即于5月9日呈送给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于是，这些私人通信，加上了经毛泽东改写的一言九鼎的“编者按语”，被当作确凿无疑的“胡风反党集团”的“罪证”，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公诸天下。由此，酿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共和国第一冤案”的举世震惊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新中国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就这样发生了。

在“肃反”运动中，舒芜虽未被当做“胡风分子”追究，但却被判定为“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他被视为二编室这个“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为二编室小说戏曲组组长张友鸾）。

尽管从1956年起，他担任了二编室副主任，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他却又成了“舒（舒芜）、张（张友鸾）、顾（顾学颉）、李（李易）右派小集团”的头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撤销编审职称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由编辑五级降为编辑八级。

1946年4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师生合影，前排左二台静农、左三舒芜

一天，舒芜上班，在楼梯上与张友鸾相遇，两个人一起默默地往上走，旁边没有别人，张友鸾向舒芜微微一笑，随口吟道：

“无言独上西楼。”

166号楼两家出版社各一半，人文社在西，人民社在东。此时此刻，张友鸾还是这样妙语如珠，舒芜不禁感慨系之。

1960年，他调入社内新成立的编译所，总算是过了几年安生日子。1964年冬，他和出版社的另外五个人，被下放到山东沂蒙山区的沂源县劳动，第二年6月返回北京。但是很快，“文革”的疾风骤雨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早晚向毛主席“请罪”，无事找事地干体力劳动，定期写思想汇报，不断地写外调材料……

他的妻子陈沅芷，在北京市第25中学当教师，被“红卫兵小将”当做“反革命”揪斗后，又关进学校教室里，捆起来毒打。还让她站到摞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进行批斗，然后把桌推翻，把她从高处摔下来。等舒芜和儿子方朋赶到那里，见妻子已尸横在地，嘴角带着一片血迹。送到火葬场，收费火葬后，却说是“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骨灰不许领”。

1953年，舒芜全家合影，前排左起舒芜、长女方非、母亲马君宛、长子方朋，后排左起妻子陈沅芷、次女方林、小保姆

一个深夜，老家安徽来的“红卫兵”，加上街道上的一些人，一起抄了他的家，大衣柜、留声机、收音机等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均被洗劫一空。大人孩子连一件过冬的衣服也没有了，只好向亲友东要一件西讨一件，才熬过了那个凄冷的冬天。

妻子的骨灰下落不明。后来在“干校”，他写了悼念亡妻的诗，其中有句云：“永夜有人闻独鹤，十年无地筑孤坟。”

196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舒芜离开北京，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初才回京，先是在校对科干了两年，1977年才重返古编室。度过了十年风雨沧桑，他已经五十五岁，两鬓斑白了。

前几年，在撰写关于鲁迅与周作人文化人格比较的文章时，我发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鲁迅对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痛切的批判，于是对此产生了兴趣，便继续检寻、研读有关文献资料。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及其关于古典文学的有些论述，使我获益匪浅。

他1948年写的《王维散论》，简直就是打开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之谜的一把钥匙。文中说，王维的《酬张少府》中的两句诗“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道出了他的“全部秘密”，“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的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我从中深受启发，于是致函舒芜求教，还谈到了对杜甫诗和忠君思想的一点感受和理解，谈到了对士大夫在“道”与“君”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其精神限度的看法。

舒芜回信说：“古代士大夫，大概都有‘忠君’思想，没有例外。当时，事实上君、民、国三者不可分，观念上也就难以截然分开。区别只能看发展，看成分，看比重。庸俗士大夫，年轻时‘致君泽民’，后来越来越抛掉民，只记得君，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杜甫那样的‘穷年忧黎元’，就算难得的。但是，这也是用‘同情之理解’的观点来看而已，并不是放弃我们的批评。”

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我觉得您研究士大夫，是很不容易的事业。难就难在，陈寅恪那样的末代旧式士大夫之后，从胡适开始，士大夫以新的形式出现，现在大家狂捧的许多名人，都是这个新式士大夫系列。只有研究这些现实的士大夫，才有现实意义，而这是要挨大骂的。”

看了舒芜的信，放弃了拟议中的研究计划，集中一段时间，翻阅了一些古代作家的诗文，以及鲁迅提倡读的野史笔记。那结果，是写了一篇开罪了“大文人”的文章《也谈鲁迅的“骂人”及“施鲁之争”》，以及《深冬杂识》、《大人物的“艳福”》、《甲申感旧》、《在“静穆”与“热烈”之间》等几个近乎杂感的短文。

1982年，舒芜（右）到劲松小区看望聂绀弩（左）时两人合影

也就在那个时候，又看到了舒芜1982年出版的谈《红楼梦》的《说梦录》，一下子就被吸引住，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完了。与一般崇议宏论、高头讲章式的“红学”著作不同，《说梦录》是一种“谈话风”，文字亲切、平易，举重若轻。题目的择取，也颇费了一番斟酌和思量，由一般人往往易于忽略处入手，显示了作者的独到匠心。

全书贯穿了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文字背后闪耀着五四新文化的光辉。而“哀妇人而代为之言”的现代观念，更是这本专著的一个格外突出的精神亮点。开篇即鲜明提出，《红楼梦》“写的是以宝黛钗这个悲剧为线索而贯串起来的整个青年女性的悲剧”，并加以深入阐发，真可谓提纲挈领、笼盖全书。

1974年，舒芜写作《说梦录》时期摄于崇文门外豆谷胡同“天问楼”外

难怪聂绀弩激赏地称为“说极精，实为独特之见”，“是红学的最大空前突破”。还以诗相赠曰：“红学几家红，楼天一问中。颦晴追妙可，猿鹤悯沙虫。肉眼无情眼，舒公即宝公。女清男子浊，此意谁更通。”

这么好的读《红楼梦》的启蒙书、入门书，为什么不能尽快重新出版呢？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最伟大的经典小说，在中国其读者群恐怕是最庞大的，无书能比。然而，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妙处、好处、幽微处、高明处和深刻处。这就需要好的启蒙书、入门书，引领读者更准确、深入、细腻、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鉴赏、品咂、理解、分析，从而真正进入绚丽、神奇、迷人的“红楼”艺术世界。《说梦录》当之无愧地属于这样的书。

舒芜说他谈的，就是“《红楼梦》的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中最基本的东西，是鲁迅所肯定的真理，也是平平常常的常识”。而这，恰恰是普通读者所最需要的。这既是一部精神层次很高和学术含量深厚的研究专著，又是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导读书。通过它，读者读《红楼梦》，可以读得更明白、有趣和有益，进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灵魂、升华精神。

当即给舒芜打电话。他说这本书1982年后没再印，并表示愿意授权人文社重出此书。我向他建议，新版一定要配图。为什么呢？因为忽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旧事。

在那个所有的图书几乎都被作为“封、资、修”的垃圾和毒草批判、查抄和封存的时代，在那个无书可读而又正值读书欲望最强烈的岁月，在那个有书就读、不管是《形形色色的案件》、《红色保险箱》，还是《烈火金刚》、《战火中的青春》、《铁道游击队》，只要是书翻开来就读的年龄段，无意之中，我居然幸运地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与所有看过的小说皆迥然不同的、伟大的《红楼梦》！

纸是灰黑色的。书前有一些图。那种人物绣像的图，不是严格写实的，似真似幻，别有韵味，非常适合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关于《红楼梦》人物的一种想象。书中的那些词语，什么“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什么“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那些人事，什么警幻仙子、跛足道人呀，什么风月鉴、馒头庵呀，什么“还泪”、“须眉浊物”、“金陵十二钗”呀……真是又新异、又奇妙、又神秘、又有趣、又深奥、又迷人。

林妹妹、宝哥哥、宝姐姐这些人，不可能是实有之人，而是生活在“大观园”里的人物，是“太虚幻境”里的人物，是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虚构力的产物。他们的一颦一笑、忧乐悲欢，连同书前的人物绣像所发散出的那种特有的神情、风致、格调，一起深深地镌刻在脑子里，构成了我首次阅读《红楼梦》的懵懵懂懂、蒙蒙胧胧、斑驳迷离的印象，至今不忘。

1946年，舒芜（左）与表兄马茂元合影于合肥

舒芜很赞成配图，说《红楼梦》的插图很多，以清人改琦的为最好。我有点将信将疑，“难道我看的那种，是改琦的吗？”一边想着，一边漫应之曰：“找找看吧。”接着，开始寻索少年时读过的那个版本的《红楼梦》，捡拾自己童蒙时代幼稚、纷杂、缥缈、美好的文学梦。

终于，在古代文学编辑室的图书资料中发现了，是五十年代人文社出的一种版本。何等惊喜而又亲切、温馨啊！沉睡了几十个春秋的少年记忆，霎时间，全都闪电般地复活了。捧着书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

又立即借到了改琦的《红楼梦图咏》，马上与舒芜商定，五十幅图全部采用。最后，《说梦录》改名为《红楼说梦》，于2004年5月出版。首印八千册，很快售罄，又加印了八千册，不久又印了一万册。

1992年，社里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卢奇安对话集》，舒芜曾托我代购。2004年初，社里出版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他又嘱我帮他买一本。

他喜读书，写作亦勤，晚年尤其如此。他乐于接受新事物，2000年七十八岁时“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迄今为止，他的近二十种著作（不包括八卷本《舒芜集》），绝大多数是六十岁以后写的。

1973年冬，舒芜（中）为处理父亲后事到广州，与刘峻（左）、李少荪合影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与那种埋头牖下、皓首穷经的纯粹的学问家不同，舒芜深受以“新文学的最高峰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他是一位具有理论家气质、有思想追求、有理想抱负的学者，始终热心于政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着民生国计、世道人心”（舒芜语）。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以及编辑工作，形成了与此密切相关、融合着自己的人生血肉和鲜活社会感受的个性特征。

他说，自己投入精力最大的，是《红楼梦》研究和周作人研究。朱正认为，舒芜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对妇女的命运、苦难、地位和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

我觉得，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学的杂感、漫谈和随笔，闪现着“五四”文化精神的批判锋芒，也极有价值。

早在抗战之前，他就确立了鲜明的“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思想立场。他晚年的文字，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一思想支点。这是舒芜著述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晚年，舒芜在长文《〈回归五四〉后序》中，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坎坷和沉浮，清理与反思了自己一生反复曲折的思想迁变。

1949年10月1日，在满目疮痍、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的废墟上，红色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征服了、赢得了一直追求进步、向往民主自由的舒芜的心，使他心悦诚服地在各个方面服膺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工作中，舒芜感到，“毛泽东思想真已浸透了整个革命的队伍，随时随处看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化身”。他还觉得，“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比什么都重要”；《论主观》这一大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最好是自己早点提出来，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

他开始对自己原来宣扬的“个性解放”发生了怀疑，并意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用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在对文艺界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他和胡风、路翎等师友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1951年10月20日，他写下了《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公开向自己写《论主观》有所本的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告别。实际上，批判罗曼•罗兰，也就意味着自我批判。他把此文寄给了在武汉《长江日报》文艺组做副组长的“七月派”诗人绿原。绿原看出了他的改过自新之意，两个人见面时，就此争论了一番。

11月9日，舒芜写了一首诗，赠给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

1983年5月3日，舒芜（左）参加《羊城晚报》举行的笔会时，与黄裳合影于广州兰圃

经过思虑和考量，他决定公开表态，在思想上彻底与胡风、路翎他们分道扬镳。

终于，1952年5月中旬，他写出了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承认《论主观》所宣扬的个性解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此文5月25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很快于6月8日进行了转载，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编者按语，称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

尽管舒芜对这一提法感到吃惊，但是，事情仍然继续沿着谁也无法逆料的轨迹发展。《人民日报》来信约稿，要他接着写一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1952年6月22日，他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文中接受了《人民日报》按语中“小集团”的提法，说：“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从1952年9月6日到1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东总布胡同，先后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对胡风进行批判和“帮助”。舒芜亦应邀出席。会后，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把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1至2月公开发表。

1954年7月，胡风写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上书中共中央。这一年10月，即发生了所谓《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红楼梦》研究的事件。12月8日，周扬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胡风再次成为重点批判对象。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建议将“三十万言书”在《文艺报》上刊发，进行公开讨论。看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胡风“不能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日，他写了《我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长期拒绝思想改造的“严重错误”。

14日，他找到周扬，当面承认错误，要求收回“三十万言书”，或修改后再发表。周扬不同意。胡风又要求发表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第二天，周扬致函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呈毛泽东，建议不发表胡风的声明，说那样会“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于我们不利”。

毛泽东当天即在此信上做出批示，说“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为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批示，21日，中宣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一场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展开了。

这一年3、4月间，《人民日报》文艺组记者叶遥，带着领导交办的找人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的任务，先拜访了已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绿原。绿原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她又找路翎，未果，转而找到舒芜。舒芜答应了，似乎还说曾有写这个题目的考虑。因而，也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拿信”事件。

舒芜在“碧空楼”，摄于1997年10月27日

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沉痛地表示，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正如林贤治先生所言，舒芜晚年的那些与“五四”文化精神相契合的文字著述，具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性质。

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他见到了受尽磨难之后总算是活了下来的路翎。他握着这个曾是他年轻时候最要好的朋友的手，激动地说：

舒芜的另一个室名“天问楼”，程千帆壬戌夏所书

“路翎，我是舒芜，我是方管！”

“哦、哦——”路翎只是含糊不清地应答着，两眼发直、发呆、发愣，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而这双大眼睛，二十多年前，曾经是多么炯炯有神啊！

看着眼前满头白发的老友，看着眼睛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的路翎，舒芜感慨不已，唏嘘不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听说恢复写作的路翎，只能写一点谈自己如何在街道扫地之类的文字，已经不复是当年和他一起住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职员宿舍时，写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的那个才华横溢的路翎了。舒芜愈加伤感和悲凉。

在二十世纪中国，舒芜是一位饱经沧桑、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完全赞成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对自己后半生所走的道路，做了这样的概括：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

如今，与他有关的那些噩梦般的往事，那些恩怨情仇，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正如烟尘一般，渐渐地消散了，并终将湮没于历史的深渊。几次和他见面，都觉得他是一个谦和的、蔼然可亲的老人。但是，在外表的平和、平淡和平静中，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波澜并没有完全止息。

走过了悲剧性的人生之后，在回首惨痛的前尘往事的时候，他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在痛定之后，他怎么可能没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

他的室名，先叫“天问楼”，后称“碧空楼”。他的一本1999年出版的文集，书名是《我思，谁在？》。书前题记有云：“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人？”

在这当中，我以为，可以看到一点舒芜的心灵的消息。

2005年11月16日于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