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翅的歌唱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刚进人文社那会儿，还有食堂，吃午饭时，能看见社长韦君宜，手里拿着餐具，也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从没听有人称她“韦社长”，而是都叫“韦老太”。

1986年3月，我参加了冯雪峰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和秘书工作。开幕式和闭幕式等一些重要活动，韦老太都出席了，还讲了话。她戴着白边眼镜，个子不高，稍有些胖，简直就像个能干的老外婆；话虽不多，但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透着那么一份精爽干练。

那时对她并不了解，不知道当年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得到过冯友兰先生的赏识；不知道她曾经满腔热血投身“一二•九”运动，十九岁就入了党，之后又去了延安；也不知道她是五十年代首都文化界的“四才女”之一……

不久，韦君宜就离休了。后来，听说她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导致右侧身体瘫痪，从此长期缠绵于病榻。再后来，便陆续读到了她的《露沙的路》、《我对年轻人说》和《思痛录》，《思痛录》尤使我对她这个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刮目相看。又找到她以前的《老干部别传》和《海上繁华梦》等小说、散文集来看，才较多地了解了她的不寻常的人生，也理解了她青春时代的信念、理想和追求，更理解了她的爱、恨与痛，她的血泪、伤心与悔疚。

1982年，韦君宜（右）陪同丁玲参观人文社书籍封面插图展览

在韦君宜献身革命的履历中，有一点很突出：她出生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富贵之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和铁路局局长。她从小聪慧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34年秋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父亲对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

然而，“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那场发生在1935年冬天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一切。她由于参加救亡运动而常常缺课，冯友兰先生教授的“中国哲学史”考试，她不及格，需要补考。考前，她仔细读了冯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史》，结果考得很好，冯先生给她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

但是，年仅十八岁的她，终于还是没有能够继续好好读书，而是“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由爱国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从清华园走到了延安。

1936年初，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回校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36年暑假，她曾前往山西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中，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作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回到天津家中，不久即离家南下，同时赋七律诗一首以明志，题为《别天津》：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到武汉后，她暂在武汉大学借读。这一年底，她和大妹莲一跑到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从此，她把自己原来的姓名“魏蓁一”改为“韦君宜”，“君宜”二字，出自《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的诗句：“左之右之，君子宜之”。

训练班结束后，她先后被派往襄阳和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关系的，是中共宜昌地区工委书记孙世实。孙是清华大学十一级中文系学生，曾任“北平学联”常委。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个人相爱了。

1938年夏秋之交，他们俩被调回武汉。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经香港到武汉来看她。父亲在信里恳切地希望她先回家，然后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韦君宜没有回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她把个人的学业、前程抛在身后，选择了留在国内投身抗战。

10月，武汉大撤退开始了。她和孙世实决定撤退到宜昌后结婚。但是，孙世实为了照顾一个生病的同志，没能和她同船撤离。直到武汉陷落后，孙世实才乘船撤退。路上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他为了救护战友，不幸遇难。

幼年韦君宜（右一）与弟弟妹妹合影

得知噩耗的韦君宜，心痛欲裂。她哭了一场又一场，恨不能立即哭死。她无法想象“失去他而活着”，她不止一次地想自杀，计划自杀，甚至买了毒药。过了几个星期，她才从“哀痛至极”中，逐渐解脱出来，长歌当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牺牲者的自白》一文：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1935年的韦君宜，时已考入清华大学

她后来说：“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

1980年，她为这篇文章做“补白”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了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

韦君宜也没有想到。1949年她作为“新社会的代表者”重返北京以后，她曾经舍弃一切、奋不顾身投奔的“革命”，仍在无休止地继续。

尽管在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她和丈夫杨述都受到过深深的伤害，毁家纾难的杨述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不幸夭亡，她也落下一身病，但是，毛泽东1945年在中央党校举手道了个歉之后，他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记了”。

五六十年代，韦君宜又经历了一场接着一场、更加漫长的严酷无情的精神磨难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由于“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的态度，“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使她也一度成了“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整人者”。甚至对在“镇反”、“肃反”中受到冤屈的自己的舅父和丈夫的堂兄，她或者吓得“连忙划清界限”，或者“相信不疑”，而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后来她自责地称之为“打击迫害的态度”。

北平解放以后，她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又从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的职位上，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她说，那时候开起会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党报上忽然宣布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她也“写了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

这是韦君宜在延安穿过的上衣和裤子，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又郑重地留给了女儿杨团保存

后来越搞越大，发展到整丁玲、陈企霞，他们都成了反党的“右派”；再后来，冯雪峰也成了“右派”；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都一概网罗在内；然后丁玲的秘书也算进去；再以后是和丁、陈、冯毫无关系，和她一样真正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还有年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陈企霞教过的学生徐光耀……

韦君宜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也困惑不已。

她做了《文艺学习》这个对广大青年读者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知识的刊物的主编后，一开始是很强调文艺的政治教育意义和社会效果的，但后来受到了非主流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变得有点‘非正统’起来”。

1956年4月下旬，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传达，当天晚上，她流着泪，问她的助手、《文艺学习》的编委黄秋耘：“你认为今天听到的，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

1957年第5期《文艺学习》，此期发表了萧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以及杜黎均的《谈“一个人的遭遇”的创作特色》一文

此事对她的震动极大。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共产党内部会出这种事情。

黄秋耘向她建议，在刊物上转载萧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开始她不同意，说“这个东西是反苏反共的”。主张文学家、艺术家“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黄秋耘努力说服她：“苏联人民难道都是欢乐的吗？没有痛苦？有痛苦，作为作家，写一写人民的痛苦，是应该的。”

从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韦君宜，终于决定转载这篇小说，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肯定这篇作品的评论文章。

她还接受黄的建议，连续三期在《文艺学习》上组织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第5期，又刊发了刘绍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在1957年4月和6月的两次作协党组会议上，她对秦兆阳由于修改王蒙的小说挨批表示同情，还指出1956年对丁玲、陈企霞的处理是错误的。《文艺报》的社论批评了黄秋耘谴责教条主义的措词尖锐的《刺在哪里？》（刊发于1957年第6期《文艺学习》）后，她6月29日找到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哭了一场。在7月2日的作协党组会上，她发言认为，《文艺报》社论对黄秋耘和刘绍棠的批评是过火的。她还为《文艺学习》编辑部的一个干部李兴华被划成“右派”一事，和作协机关领导反右派运动的核心小组组长刘白羽，大吵了好几次。

1956年第12期《文艺学习》。自此期始，《文艺学习》连续四期开辟“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专栏，共刊发了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秦兆阳、刘宾雁、康濯、艾芜等人的二十五篇观点不同的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当时的文艺刊物中，怕是只此一家吧。

然而，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起来的作协的反右派运动，很快也把矛头对准了韦君宜。她由原来的“紧跟派”，一下子跌到了“右派的边缘”。

8月17日，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会议上，她被迫做了被认为是“很不深刻”的检讨。她写的“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也被认为是“坏文章”。

从10月17日到11月23日，作协党组连续开了七八次会，对她进行批判，后两次把她和黄秋耘一起批。10月24日上午的韦君宜思想批判会，郭小川最后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谈得比较尖锐。他在日记里写道：“对于韦君宜那种自以为是，不这样批评一下也不行。”

随后，作协书记处决定停办《文艺学习》这份受到青年读者欢迎，印数从1954年4月创刊时的十二万份，一直增加到近四十万份的杂志，其主要“罪状”是组织讨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发表黄秋耘和刘绍棠的文章等“严重右倾错误”。

从1958年1月起，正式宣布《文艺学习》与《人民文学》合并的决定，《文艺学习》宣告停刊。韦君宜的名字进入了《人民文学》编委会，名为副主编，列于陈白尘之后、葛洛之前，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参与《人民文学》的编委会的工作。

由于在延安工作时的老领导胡乔木出面干预，韦君宜虽然逃脱了被划为“右派”的厄运，但是，她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悲剧、惨剧在自己身边的发生和上演。

《北京日报》的青年记者戚学毅，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好友刘宾雁被打成了“右派”，他不愿意违心地批判、揭发他，就在批判会正进行之时，从五楼上纵身跳了下去，当即身亡。他死前的几天，还对韦君宜说过：“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13期——引者注），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

戚学毅的死，使韦君宜痛苦不堪、痛心不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迫上死路不可哪？我看这样搞运动不怎么对吧？”

她写了一首七律《一九五七年有感》，真实地记录了内心的惶惑和痛苦，诗云：“抱影清宵辗转时，秋寒猎猎已难支。朱颜绿鬓缘谁尽，卧雪含冰不可思。宁惜一身甘粉碎，每怀天下欲成痴。人生所苦心难死，碎向君前知未知。”

此为人文社的美术编辑王荣宪为韦君宜所绘的画像，她很喜欢，装在镜框里，挂在卧室床头墙上

作协的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侥幸没划为“右派”的韦君宜，由于“没有站稳立场，犯了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撤消了作协党组成员职务，取消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身份，然后，已被宣布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她，并未上任，即奉命去河北怀来农村劳动锻炼。

1959年初她回到北京，又以《人民文学》副主编的身份，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厂史的编写。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年底作家社并入人文社，1961年4月，她被任命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经过了“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的反反复复的折腾，“经历了无数的酸辛和惨苦”，她已成了在政治风暴中一只心灵上伤痕累累的“惊弓之鸟”，变得寡言少语，胆小怕事，遇事不敢决断。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桥隆飚》，在人文社出版，第一版五万册都印好了，但随韦君宜从作协系统到人文社来做编辑的某人，却以此书主人公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作品有损于党的形象为由，主张必须销毁。他找到韦君宜面陈利害。此人虽文化水平不算高，但在部队待过，政治嗅觉极敏锐，颇有些能量，近乎一个“隐性领导”。据说，韦君宜有点怕他。

无奈之下，韦君宜只好找来主抓生产经营的副社长许觉民商量。许觉民看完小说后，认为并无大碍，书里所写民间抗日武装被收编，正表明其首领桥隆飚接受了党的领导，至于其后部队时有越轨行为发生，倒是反映了民间武装要成为真正的八路军，尚须经过教育和引导，这恰恰是小说的真实性之所在。

不料，那个“隐性领导”仍然固执己见，声嘶力竭地声称此书非销毁不可。韦君宜思量再三，做出决定，将五万册书销毁了事。人文社出版《桥隆飚》，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了。

其实，此类事以前已发生过一次。作家杨朔的散文集《非洲游记》印好后，“隐性领导”非说封面上画的飞禽走兽，是对非洲人民的侮辱，必须撕去，重新设计。许觉民不同意他的危言耸听，认为不必返工，为此，两个人争论起来。握有决定权的韦君宜，最终向那个“隐性领导”让了步。

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早春，觉得“她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著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

1969年韦君宜去“干校”前，与丈夫杨述，儿子杨都（左一）、杨飞（右一）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王蒙在回忆里谈到，“文革”中韦君宜去过新疆，他到旅馆拜访她，“她是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我。她吓坏了，她其实是不敢与我交谈”。到了1976年，王蒙的妻子到北京探亲，受丈夫之托去看望韦君宜，“君宜也是一句话也没有”。

王蒙说，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确实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

然而，这一切，韦君宜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没有毁灭她感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的伤痛的心性，没有彻底摧毁她深入地探根究源的反思能力。“文革”恰似炼狱一样，把她的这种能力和本性唤醒了。

她说过，“‘文革’救了我”，我从中“死里逃生”。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她的灵魂清洗干净了”。这场民族大劫难，使她的灵魂得到了救赎，精神发生了蜕变。

由“死”而“生”，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1966年8月，正在河南安阳农村担任“四清”工作团团长的韦君宜，被召回北京。走进人文社楼道里，满墙皆是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紧接着，“造反派”把她弄进了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批斗。“造反派”逼迫她自己记录对她的“揭发批判”，她拿起笔，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党啊，你难道不要你的女儿了吗？”

不久，“造反派”又把她揪回社里批斗、游楼。她一下车就两腿发软，几乎瘫倒在地上，两个空军女战士从两旁架着她，连拉带拽地游完了楼。此后，便神志不清。

别人问她话，她答不上来，只是直愣愣地瞪着对方；抄起一个铝锅扣在头上，说要去游街；又将厕所里用过的卫生纸捡起叠好，说是交代材料；而且语无伦次，不会说话了，成天对着伟大领袖像傻笑；既不认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拿着一幅领袖坐像边哭边说：“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文革”结束前的1975年，韦君宜夫妇摄于陶然亭，杨述眉头紧锁，韦君宜心事重重

女儿的同学，率先冲到她家里来抄家。接着，机关干部、本院居民、街道闲杂人员，谁都可以到家里来乱抄一通。一切能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粮食里被掺进了玻璃碴……从她家抄走的油画等艺术品，被送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驻地。

她的丈夫杨述，当年在清华曾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多才的少年”，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与蒋南翔并称的核心人物。他对党忠贞不贰，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怎么做。但是，他这个北京市委主管高等院校工作的副书记，却一夜之间，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被抓走，囚禁起来，剃了阴阳头，还被“造反派”用一寸粗的铁棍子，打折了肋骨，在地上到处爬。

他们的一个儿子也成了“狗崽子”，被侮辱，被追打，在外边流浪了一夜，之后，精神完全失常了。

《露莎的路》手稿

韦君宜小说《露莎的路》，封面设计王荣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作者在写于1993年7月的《后记》中说：“这本书是早就想写，也早就可以写的。……写的时候，已经是脑溢血发作过，半身不遂……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但是我得写。一天写一点点……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写了这十来万字。”

同样也已精神失常的韦君宜，一病三年，在老保姆赵婆婆的细心看护和照料下，逐渐恢复，直至1969年去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前，仍未彻底痊愈。

她去干校之前，全家曾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政治疯狂时代她的真实影像。照片上，矮小的韦君宜，短袖衫皱皱巴巴，右侧衣襟下垂，领口朝一边裂歪着，嘴角紧抿，“瘦得像人架子”，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那个清华才女。

韦老太终于熬过了十年“文革”。1973年，她和严文井回到社里主持工作。

“新时期”开始后，她虽心有余悸，但依然宵衣旰食，忘我地工作。1979年，她和严文井一起，决定以人文社的名义，在北京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为了开好这个对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会议，她“奔走最勤、操心最多”。还分头去请胡耀邦、茅盾和周扬，到会讲话，与作家们进行交流。

为了解决“文革”十年造成的“书荒”，她又和严文井拍板决策，集中重印了中外文学名著近五十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复业”的先声。她大力支持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创刊，《新文学史料》季刊也在她的主持下面世；作家王蒙、张洁、莫应丰、冯骥才、谌容、竹林、张曼菱等人，都得到过她的热情关怀和切实帮助，在人文社出版了他们的重要作品。

韦君宜担任总编辑的人文社，成了众所瞩目的思想解放澎湃激流中的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

她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作编辑时，杂志社的社长是胡乔木。1953年，中央组织部门打算把她调到新创建的工科大学去做领导干部。她觉得自己胜任不了，于是去找胡乔木，胡让她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她的编辑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肯定了在她主持下，人文社编辑出版的正面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莫应丰著），又支持这部有争议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可是后来，却听说胡乔木对于描写“文革”的悲惨场面的作品，又并不赞成了，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

韦君宜内心里并不同意老上级的这种看法。在后来思想界、文艺界发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胡乔木发表的某些观点和文章，她也无法认同。对这位老领导，她越来越疏远了，很少再去找他。

她病倒之后，胡乔木几次到家里看望她，韦君宜从没和他谈及有关争论。“我怀念着当年的胡乔木”，胡去世后，她在《胡乔木零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韦君宜1938年日记

与她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提起她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说，在路上或公共汽车上，碰到了韦老太，上前主动打招呼，她却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仿佛故意不理人似的。就那么自己一个人，目中无人地自说自话，只见嘴唇在动，并不出声。说着，说着，忽然无言地笑了，可是倏忽之间，笑容就又立即消失了，只有上下唇兀自在翕动不止……

她似乎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隐秘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而且完全生活于、沉溺于其中，别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的堂奥。

有一次，中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国女贵宾，指定几位女代表前去陪客，韦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开箱子，抓了一件针织白底蓝花绸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软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达指定的接待厅后，妇联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摇着头说：“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来会客人？”

韦君宜低头一看，糟了，外衣左边底下口袋，撕了一个口子。她连忙将外衣脱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说道：“旗袍也是破的。”

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针织花纹，有一处开线了，该缝补却没缝补。韦君宜窘得满脸通红。几位妇联干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网线外衣，给她套上，才算是救了驾。

韦君宜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沏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里谈稿子，谈晚了她也会留下吃饭，但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走路不抬头，上身前倾，走得大步流星，她永远是匆匆忙忙、风风火火。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特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在社里，她还主持了“编辑月会”。亲自请专家来讲，也请老编辑讲，请业务骨干讲。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上台主讲。主要讲如何组稿，如何加工修改书稿，如何提高业务水平。这种每月一次的“编辑月会”，受到了编辑部门，尤其是年轻编辑们的欢迎。

在倾心投入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同时，韦君宜自己也开始了执著、坚韧、深刻的精神涅槃。

在与她有类似经历的人都纷纷抚摸伤痕、倾诉冤屈、表白心迹之时，她写下的，却是记忆苦难、清洁灵魂、叩问人性、呼唤良知、重塑人格的作品，如中短篇小说《清醒》、《洗礼》、《招魂》、《旧梦难温》，散文《当代人的悲剧》、《负疚》、《抹不去的记忆》，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异之色。

韦君宜著《思痛录》，封面设计王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在有人主张“向前看”的时候，韦君宜偏偏忘不了“五七”干校的岁月，忘不了“我们在这里被驱赶、被改造，使我们悲痛，又使我们深深铭刻在心的向阳湖”，忘不了十个完全无罪而又葬身于此的人。她写下《抹不去的记忆》一文，追忆并祭奠了这十个死于干校的冤魂。她还写了《编辑的忏悔》，记下了“文革”后期她回到社里，做编辑，组稿，审稿，出书，如何按照军宣队的政治要求，动尽脑筋，帮助、引导作者写阶级斗争，写“走资派”，把知识分子写成坏蛋。提起这些她称之为“可痛可恨的捏造”和“无耻的罗织诬陷”的做法，她写道：“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到了《露沙的路》和《思痛录》，更是字字血泪，篇篇歌哭，堪称泣血椎心之文、灵魂再生之作。

她的很多文字，都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愧疚，沉痛，觉醒，追问，反思，于其中一以贯之，真实感人地记录了她的极为可贵的精神复活之旅。她过去的困惑、迷惘与痛苦，源于一个文化官员的党性与其心灵深处知识分子的良知的矛盾和冲突。上述作品表明，在巨大的思想冲突和剧烈的内心痛苦中，她开始了由文化官员向知识分子的艰难复归历程。

这是1986年韦君宜脑溢血后，在病床上写下的字，从中可以看出她最怀念的是在清华园的岁月

与鲁迅说的那种无信仰、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迥然不同，韦君宜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罕见的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勇毅的女性知识者。由于认真、执著、纯粹、坚贞和勇毅，遂坚定地献身理想，热烈地拥抱信仰，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一朝幻灭，也便格外痛楚；醒觉之后，又分外决绝。

无论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韦君宜常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晚年尤甚。亲历了那么多磨难，受到了那么多难以忍受的伤害，她心中不知淤积了多少疑问和痛苦。所有往事，她都无法忘却，难以释怀。日久天长，就这样不停地咀嚼，不息地思考，反复地追索，痛定思痛，“疾痛则呼天”。

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议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

“……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过166号人文社的大门。

她伤心，她痛心，所有的苦楚伤痛，都沉淀为清醒而明晰的理性，推动她进行追踪溯源的冷峻思考。

实际上，韦君宜的“思痛”，早已开始。在延安，丈夫杨述和她被“抢救”之后，她就写过一首未完成的新诗《家》，倾诉“在家里” / “我们却成了外人”的委屈和哀伤，以及“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 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的愤懑不平。她那时痛苦地感到，“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1943年审干结束后，韦君宜还写过一首旧体诗《在绥德》：“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1973年，他们全家离散七年后终于团聚。从此至1976年，只要一有时间，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拉上窗帘，关掉明亮的电灯，一家人围坐在光线微弱的台灯前，各自都把长期淤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郁闷、苦痛和困惑，说出来一起讨论。这种被韦君宜称为“家庭政治小组会”的探讨，每每要持续到10点钟才结束。家庭成员内部这种形式的诘问、怀疑与论辩，犹如地下涌动的一股潜流，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文革”这场伟大领袖以神圣名义发动的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的反思。韦君宜写《思痛录》的念头，也许就萌发于此时吧。

1980年，她为杨述写了一篇悼文《当代人的悲剧》。“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她这样写道，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是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这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了疑问。这疑问，是“付出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换来的。

《思痛录》手稿

从那时起，韦君宜就在无休止地思索、不断地叩问：“我们这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间悲剧”，而且发生得这么多？

到了写《思痛录》，她的反思比以前更加深化、更加深刻，也更加悲怆了。在一个广阔的大时代背景上，她不但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反思了自己的革命生涯，而且也反思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

在“缘起”中，她说：“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她还写道，“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1991年，韦君宜在病床上接受《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采访

读了这些话，谁能不被强烈地震撼，不为之动容，而做深长的省思呢？在变了味、发了霉的“革命”与人性和良知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韦君宜自1986年4月因脑溢血偏瘫后，1987年又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

就在这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病痛打击和折磨下，在右手的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她以超常的意志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依然坚韧地练习写字，依然坚持下地走路，依然坚持继续写作。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就在病床上，用左手，她写完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露沙的路》和《思痛录》。

一个身体疾患如此严重的女性，并没有被病魔击垮，反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赢得了具有胆识、良知和智慧的健全人格。不能不说，这是生命的奇迹，更是精神生命的神迹。

1997年12月，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韦君宜过了八十岁生日。她已在医院度过了三个年头。身体不能动，嘴不能说，只靠鼻饲摄取食物，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

诗人邵燕祥写了《贺韦君宜八秩大寿病中》诗送给她：“洗过征尘洗脑筋，焚坑岁月劫余人。已是痛定犹思痛，曾是身危不顾身。大梦方醒缠重病，苍天若醉厄斯文。居然一事堪欣慰，赢得衰年史笔真。”

韦君宜的《思痛录》，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块具有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代替的文化标本。多少人为之震撼，亦为之沉痛。作家宗璞认为，《思痛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韦君宜“说过假话，但她愧悔，她挣扎着要说真话”。

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参加韦君宜追悼会时，在签名簿上写下了一句话：“《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

在“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刚毅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里挤出去，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理性深度，进而获得了一个纯洁而高贵的魂灵。

2002年1月，韦老太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20日上午，10点，杨团赶到医院，打开录音机，给母亲播放刚刚录好的抗日歌曲。当《毕业歌》、《五月的鲜花》响起来时，韦老太睁大了眼睛，激动得一个劲儿地看着女儿，竟然忘了嘴里还插着管子，似乎下巴动了起来，像要和女儿说话。

《松花江上》、《长城谣》、《渔光曲》等歌曲的旋律，回荡在病房里，韦老太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放《到敌人的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时，她的精神显得异常振奋；《二月里来》的第一个乐段刚刚响起，她几乎是要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露出卧床多年几乎从未有过的欣喜；在《延安颂》的悠扬的歌声中，她先是脸部动了一下，眼皮眨了一下，接着，仿佛陷入了沉思。

26日，中午，12点33分钟，韦老太心脏的跳动，终于停止了。

杨团含着热泪，继续播放母亲爱听的那些歌曲，送她走向地母的怀抱，走向那个去了就再也无法回来的世界……

在这一年将尽的深夜里，独坐在灯下，翻阅韦君宜蘸着血泪、用生命写就的书，感受着她的爱与痛、诚与愤、思与忧，一个意象，忽然闪电般地掠过脑际：

——一只折断翅膀的鸟！

一只在折断翅膀之后，仍坚忍地平复创伤，不屈地挣扎挺起，终于冲天而飞、振翮翱翔，以喑哑的喉咙，发出高亢、嘹亮、激越的歌唱的鸟！

这不是张爱玲写的绣在紫缎屏风上，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叫虫子蛀了，死在上边的鸟；也不是鲁迅说的长期关在笼子里，麻痹了翅膀，即使打开笼子，也飞不起来了的鸟；而是艾青《我爱这土地》诗中的那只鸟——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这土地里面。

朦胧中，好像看见我们的韦老太，眼里噙着泪花，在向人们诉说：

“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

“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从高远深邃的夜空，又仿佛传来了一个自由、美丽、高贵的精灵的歌声，高亢，嘹亮，而激越……

2005年12月18日于北窗下

2010年3月1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