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翻译家汝龙

杰出的翻译家汝龙

四十年前，在小兴安岭林区腹地上山下乡做“知青”的时候，结识了郑毅先生。他是从省城哈尔滨发配到当地的一个“右派分子”。渐渐地，和他成了忘年之交。记得在其劫后幸存的有限的藏书之中，就有曹禺的四幕悲剧《雷雨》，还有几本契诃夫的小说集，似乎是《苦恼集》、《打赌集》、《嫁妆集》、《醋栗集》和《农民集》。

每每闲聊起来，郑毅先生都格外激赏契诃夫的作品，说：“契诃夫的每一篇小说，可以说都是一部特别好的独幕剧。”他原来是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的剧作家，独幕剧正是他所擅长的文学样式。但那时我并未注意，郑毅先生借给我看的那些契诃夫的小说集，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汝龙先生。说起来实在有点惭愧，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直到前年，才由一幅珍贵的老照片上，得知汝龙先生曾经是人文社编译室编外人员。

不知是否与那时便接触了契诃夫的小说有关，后来对契诃夫的作品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不但购藏了人文社版《契诃夫小说选》（上下册）、上海译文社版《契诃夫戏剧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版《契诃夫传》（〔法〕亨利•特罗亚著）、人文社版《契诃夫传》（〔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还借阅过上海译文社的《契诃夫文集》、人文社的《契诃夫论文学》，以及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撰写的《契诃夫传》和《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慷慨馈赠一套2008年版十卷本《《契诃夫小说全集》，我更是视若至宝，尤为珍爱。

汝龙和夫人文颖在达智营胡同寓所

对我而言，在所有外国作家中，契诃夫是最优雅、最迷人的。那些散发着他独有的浓郁个性气息的小说《哀伤》、《苦恼》、《万卡》、《草原》、《跳来跳去的女人》、《第六病室》、《没意思的故事》、《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醋栗》、《新娘》等等，对我总是具有一种无法抵拒的魅惑力，令人着迷。就像把鲁迅著作单行本和《红楼梦》放在床头柜上，以便随时披览一样，契诃夫的作品，每隔一段时间，也一定会拿出来欣赏品读。

阅读契诃夫，在我是一种难以抑制的迷恋和渴望，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与陶醉。

而把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全面、完整地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正是大半生钟情于契诃夫的杰出翻译家汝龙先生。

英国作家伍尔芙曾经质疑其同胞是否能够理解俄罗斯文学，她以为二者之间的障碍，除了社会环境、文化特性及价值观念的差异之外，还有语言的区别。由于能够用俄文直接阅读俄罗斯作家作品的人很少，绝大多数读者要依赖翻译。而在翻译过程中，句子中每个词一旦译成英文，原意就被做了某些变动，每个单词相互联系中的声调、力度和节律重音被改得面目全非，于是，除了对意思所做的赤裸裸而又粗鄙的变通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别的东西了。不仅如此，俄罗斯作家更精微、更本质的东西——习惯的行为方式、个性中独具的特征，也失掉了。俄罗斯文学中浸透着的朴实无华的品格和人道精神，也就很难传达出来。（《俄国观点》）

《契诃夫小说选》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仅此一点，即可看出把契诃夫作品到中国来的汝龙先生的伟大贡献了。在中国的文学翻译界，汝龙所译的契诃夫，是最有力充分地传达了原著的魅力、神韵和精髓的。就像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一样，汝龙的名字已经和契诃夫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汝龙这位大翻译家，并非科班出身，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他执著一生的文学翻译事业，是在动荡、流离、战乱、播迁中艰辛起步的。

1916年他生于苏州，名元达，号及人。后来取“汝龙”做笔名，大约和他属相为龙有关吧。在北京上小学时，他就喜欢看《封神榜》等中国古代小说。上中学后接触到了新文学杂志，又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新文学作家作品来。他还爱看电影，听京戏。有一段时间，听戏竟听得着了迷，富连成戏班每天下午都在广和楼演出，哪怕旷课他也要去听，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为此他感到对不起父母，精神压力极大，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幸亏阅读的新文学作品拯救了他，鲁迅、巴金等作家作品更使他领悟到了生活的意义，人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为人类献身”。

他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离开学校待在家里的苦恼，想离家专门从事文学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巴金回信说，专靠写作是没法维持生计的，建议他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从此，巴金成了他一生的挚友和文学导师。

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他们全家迁往大同，汝龙进了当地一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教会学校，用英语教学，这打下了他最初的英语基础。读到高二时，汝龙不愿意再让家里负担自己的生活学习费用，想早一点自立，就决定辍学，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平绥铁路货运班见习生，赴平地泉参加了工作。到了1936年，汝龙青梅竹马的女友文颖已经读大学三年级，她的父母也希望汝龙入大学读书。他就辞去工作，回到北京，进华北中学读高中三年级。一年后毕业，正要报考大学继续读书，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逃离北京，汝龙也装扮成商人，偕文颖于8月10日乘火车出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八年流亡岁月。

他们由北京出发，一路走天津、到青岛，再往南京、赴上海。在上海他们拜访了巴金，于兵荒马乱中匆匆一见便分手告别。汝龙和文颖历尽艰辛，最后辗转抵达西安落下脚来。文颖就读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在西安与其他几所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合大学。天气已经冷了，他们卖掉一个结婚戒指，做了棉衣，租了民房住下来。他们计划：汝龙在家写作，文颖继续上学，把四年级读完，毕业也好找工作。但不久日军就步步逼近，西北联大决定迁到城固，动员学生步行前往，而文颖已经怀孕，无法走远路，无奈中断了学业。

汝龙与老友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等合影

不久，他们又离开西安东下，抵达武汉时，战局已经恶化，他们不得不乘轮船，沿长江前往重庆。到宜昌时，因冬季江水水位低，船不能继续前行了，他们便在宜昌耽搁下来。因生活没有着落，汝龙便与新结识的朋友合开了一个小饭铺，租了房子，买来桌凳，并开始试做包子。结果，日军飞机连续对宜昌狂轰滥炸，他们只好又匆匆逃离宜昌，乘小轮船先往万县，再去重庆。在重庆，他们做过小学教师；文颖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为了贴补家用，汝龙还另在一个家馆教英语。他们先后又在重庆江北中学、复兴中学、西充巴蜀中学、合川国立二中、东温泉复旦中学、涪陵省中学等多所学校教书，汝龙主要做英语教师，文颖则教数理化。

在此期间，汝龙根据他在宜昌开饭馆的经历，创作过一个中篇小说《一日》，第一次署名“汝龙”，寄给《抗战文艺》。由于发生了重庆大轰炸，作品延至第二年，才于第5卷第4、5期合刊上，以首篇位置刊出，并在“编后记”里特别推荐。著名剧作家宋之的读后，想把这篇小说改编为话剧，在《新华日报》上刊出启事联系作者，以协商改编事宜，可惜汝龙一直未看到报纸和杂志，对此事毫不知晓。他迟迟未见处女作发表，“由期待而惆怅而绝望”，最后打消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转而一心一意进行文学翻译工作了。

八年流亡，汝龙教了八年英语，加上他始终坚持业余自修，英语水准有了长足进步。无论时局如何艰难，在漂泊不定的岁月中，汝龙都从未中断过文学翻译的尝试和实践。有一个时期，他白天上课，晚上搞翻译，怕实在困倦睡着了，就站着译，终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只能靠文颖一个人上课来养家　口。那些年，他翻译的书稿竟达一两百万字之多，几乎都给巴金看过，但巴金对他要求十分严格，从未提及出版事宜。

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因为一时买不到长江轮船船票，他们一家只好滞留在四川，夫妇俩都在重庆一家书店工作。1947年他们到达南京，经朋友介绍，又一起前往常州柏桢中学教书。汝龙此时一门心思想专门搞翻译，于是就辞去教职，回到阔别了十年的北京。为了找原版图书来翻译，汝龙就托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友人从学校图书馆帮他借书，译完一本再译下一本。后来，他又每天到协和医院图书馆去借书，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进行翻译。这一年，汝龙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阿托莫诺夫一家》（现译为《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终于通过巴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而他这第一本译著的稿酬仅够买几个烧饼，那时国统区已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了。

经过八年的播迁流徙，汝龙的英语造诣和文学修养已有了很大提高。1949至1952年，他这个从未读过大学的人，先后受聘担任江苏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教书之余，汝龙总是夜以继日地搞翻译，常常干到午夜才就寝。那时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开始，学校经常组织开会、学习，常常熬夜的汝龙很不适应，便干脆辞去了教职。

《契诃夫论文学》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接着，巴金介绍他到在上海的平明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他白天在出版社里看稿，晚上回到家里译书，往往一干就到深夜。1953年初，他由英文转译的苏联作家特里佛诺夫的长篇小说《大学生》，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当时汝龙尚不大为人所知，此书上市后却很畅销，他也由此成了知名翻译家。而巴金却认为，这类书最好让其他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翻译较难译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并劝汝龙：既然打算专门干翻译，不妨有系统地完整地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比较容易把握作家的思想和风格。

接下去汝龙本打算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全集，也买好了英文版，已读完马上要动手译了。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巴金。巴金则郑重建议他翻译契诃夫的作品，说还是“译契诃夫好”。他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借来契诃夫的作品仔细阅读，觉得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契诃夫都比莫泊桑要高，于是决意翻译契诃夫。

《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卷书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英国作家伍尔芙曾比较过俄英作家，指出：在契诃夫和亨利•詹姆斯之间，契诃夫和肖伯纳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俄国观点》）这巨大差异究竟是什么呢？是否也包括鲁迅说过的法国作家作品中常有“享乐的气息”（《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还曾评述过英、法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区别，说与其看薄伽丘、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伍尔芙高度赞赏了契诃夫作品的意义，说他“对意识有深切的兴趣，他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最精到而又最细心的研究家”。他最关心的是“心灵与健康问题，心灵与善的问题”。“心灵受伤；心灵愈合；心灵没有愈合”是契诃夫小说的实质。“心灵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俄国观点》）

巴金建议汝龙翻译契诃夫，汝龙接受了建议，并执著地把译介契诃夫当做自己大半生的志业，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之幸。当我们阅读、品味、赏鉴、思考契诃夫的时候，怎能忘记巴金这一极有眼光的建议和汝龙做出的决定性选择呢？怎能不对他们怀抱着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呢？

结果，只在短短几年之内，汝龙翻译的《巫婆集》、《出诊集》、《三年集》、《嫁妆集》、《食客集》等二十七册契诃夫小说选集，就由平明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

翻译出版了契诃夫的这些作品后，他更加深了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感受，也深深地喜欢上了契诃夫。戈宝权得知了汝龙对契诃夫的浓厚兴趣之后，非常慷慨地把他刚从苏联购回的新版十二卷《契诃夫集》送给汝龙，并鼓励他把契诃夫全集都翻译出来。汝龙心中这个愿望也愈加强烈了，为此他辞掉了平明出版社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心致志地翻译起契诃夫来。

1961年，他作为一名编外人员，进入了专家萃集的人文社编译所，与所内翻译家刘辽逸、蒋路成为好朋友，也参加过人文社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成了继巴金之后，少数几个不拿国家工资，靠自己稿费生活的文化人。

为了更准确、更忠实、更原汁原味地翻译契诃夫，他在原来学过的一点俄文的基础上，继续自修俄文，刻苦攻读，深入钻研，立志从俄文直接翻译契诃夫。每周他还到一个俄国侨民家里，请教一些疑难问题。这样，他孜孜矻矻，边学俄文边翻译。翻译契诃夫，成了他“一个人的事业”。

钻研了俄文之后，汝龙把《阿托莫诺夫一家的事业》和《复活》，又从俄文原版重译了一遍；有的译稿重译竟达两三次，光废稿就有近百万字之多。

翻译生涯是寂寞的。汝龙耐得住孤寂，而且还有一种非常执著的韧性。他深居简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有时一干起来，常常忘记了休息，甚至通宵达旦。没有娱乐，没有周末，生活单调，几乎与世隔绝。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几十年如一日”。翻译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

他不沾酒，但烟不离手，往往一天要抽三盒。夜阑人静，灯下译书，在烟雾缭绕中，伏案工作，乐在其中。为了文学翻译事业，为了翻译契诃夫，汝龙献出了自己的大半生，乃至健康。

由于年深月久地熬夜，拼命工作，不得休息，他累坏了身体，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和神经衰弱。还得了痔疮，犯病时裤子都染红了，痛苦不堪。但他仍不舍得放下笔来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个垫子，继续坚持工作。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只能坚持干一两个钟头了。

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到1973年为止，汝龙完成了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的翻译。1980年，在巴金的热心相助下，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一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终于付梓，到1995年十六卷《契诃夫文集》全部出齐。

汝龙和巴金既是志同道合的文学同行，又是相知甚深、患难与共的至交挚友。巴金进京开会，总要安排时间看望汝龙一家人。老友会面，谈笑风生，格外快意。“文革”初期，巴金在上海落难，汝龙得知，不避风险，立即从北京寄上数百元。对这一“雪中送炭”的深厚情谊，巴金感念不已。他非常欣赏自己这位“很用功，能苦干，有成绩，又能坚持”的翻译家朋友，对汝龙“文革”期间坚持不辍翻译契诃夫十分敬佩。他也深知汝龙的“拼命三郎”的脾气，1978年在得知汝龙身体已经不大好的情况下，曾于8月21日专门致信劝道：“要争取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命。”

汝龙译契诃夫著《艺术集》书影

五十年代汝龙回京后，他岳父给他们一家在西单达智营胡同购买了一座四合院。汝龙最喜欢书，买来十个书柜，在两间北房靠墙摆着，书放得满满登登。每周他们夫妇都要结伴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去淘书。一来二去，他积累下了两万多本中外文书籍，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俄文原版全集，以及这些书的全部英文译本。

他还喜爱西方古典音乐，买了一台美国产的收唱机。又以高价购得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二十余巨册，精美绝伦，在翻译感到疲倦时，有时会取出来翻阅赏鉴。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他更是如数家珍；最喜欢的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他曾对人说，每当感到脑子发木、文笔滞涩时，他都要拿起《红楼梦》来读上几页，回过头来再译，笔下就流畅得多了。

大革文化之命的十年浩劫，以“革命”的名义大肆对人进行侮辱迫害，给汝龙造成了最深重的打击和无法愈合的创伤。运动初起，大字报便贴到了他们家大门上，斥责汝龙夫妇是私有房产主，勒令他们必须把房子立刻交公。汝龙被迫把房契上交到房管局，但只收到一张小纸条作为凭据。人文社的红卫兵也给他贴出了大字报，说他一个人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每天晚上对门传来的打人声，都让人听得心惊胆战。他走在街上也不敢抬头，好像罪人一般。为躲避批斗，夫妻二人不得不把靠稿费积攒的存款十万元全部上交人文社。又把书籍、衣物、家具等交给了派出所。红卫兵在他们家每个房门上都贴了封条，竟把他们一家赶出门，迁到达智西巷两间半小房子里去住。一家三代人，每月就靠人文社发的一百元生活费（实际上也是从汝龙稿费里支出的）艰困度日。

上世纪80年代，汝龙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

汝龙之子汝企和至今还清楚记得，1966年秋季的一天，父亲闷闷地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仿佛灵魂离开了他的躯体。汝龙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大半生搞文学翻译，这究竟有什么错呢？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反被说成是宣扬“封资修”，这实在使他内心极度痛苦，不知以后该如何活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汝龙渐渐觉得这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的“革命”，是早晚有一天要收梢的。他又悄悄找出书和纸，拿起笔，继续翻译契诃夫。那两间半房子小得不能再小，他和夫人只能睡上下铺。空间十分狭小，来回走动都要格外小心，才不致碰倒了东西。汝龙就在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桌子上译书。外面“革命”搞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沉浸在契诃夫文学世界中的汝龙，坚信总有一天自己翻译的契诃夫作品会出版。

由于运动初期的沉重打击，汝龙的身体越来越糟，经常感到精力不济，只好以拼命抽烟来提神，结果哮喘病愈加厉害，犯起来脸都憋得铁青。全家人仅靠那一百元生活费，饭菜质量很差，他的病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然而，无论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翻译契诃夫。“文革”十年，他居然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自1975年开始，他着手校阅已译完的契诃夫文集，对有些译文仍不甚满意，又进行重译。后来下决心参照英文译本，把所有译文从头至尾仔细校订了一遍，工作量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接着，他又开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汝龙在达智营胡同的四合院，十间半房“文革”中全部被强占，全家被赶到达智营西巷6号的两间半小房，和汝龙父母住在一起。“文革”结束后，一直未归还。巴金见汝龙夫妇和三个孩子以及汝龙的父母，挤在两间小屋里过活，条件实在太差了，就不停地为此奔走呼吁，还找了胡乔木，终于在西便门给了他两套两居室房子作为补偿。迁进新居后，上交的稿酬也退回了，抄走的书籍也大部分归还了。汝龙专门订做了十几个大书柜，能放三排书，塞得满满当当。又买了两个写字台，一个用来加工校改契诃夫文集，另一个专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那时他虽已暮年，但雄心勃发，还打算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准备好好写一篇阐述契诃夫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文章。但健康状况一路下滑，终至重病缠身，而未能实现这一心愿。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他原来就得过气管炎，后来发展为肺气肿、肺心病，再加上神经衰弱，以至于最后手抖得连字也不能写了。

1991年7月13日，这位为文学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翻译家，带着未完成夙愿的遗憾病逝于北京。

汝龙搞翻译五十年，译契诃夫四十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具有一股“横下一条心，默默干下去”的劲头和韧性。巴金说，汝龙“让中国读者懂得了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自己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契诃夫对日常生活的独到思索，对人生意义的深邃发掘，“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呼唤，“生活要翻个个儿才行”的愿景，“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行”的诉求，他的极为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高度简洁卓越的艺术技巧，已融入中国文学艺术，融入中国几代读者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多少年来，契诃夫那含蓄蕴藉、独具韵致的抒情音调，总是激动人心地回旋在中国读者心间。就此而言，杰出的翻译家汝龙，是永生不朽的。

2012年12月20日于166号北窗下